封建诸子：明朝的探明之旅

朱元璋《祖训录》的编纂始于洪武二年（1369），最终核定和颁行则到了朱元璋统治的晚年，即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近七旬的朱元璋对身后世界做了细密的安排。在这些安排中，朝廷出现“奸臣”的时候朱姓诸王可以奉密诏“靖难”，成了他反复训诫的话题。清人在编撰《四库全书》的时候也说，朱元璋的《祖训录》念念不忘其“亲藩体制”。诸子分封，是朱元璋治国的一项重要政策。

帝王优待自己的子孙符合人的本性，也符合儒家学说“亲亲”的原理。当然，帝王优待自己的后裔的方式多样：或将皇室诸子优养于京城，或分封于外地为王。分封之制，也即人们常说的“封建”之制，与秦汉以来的郡县制是背道而驰的，而且也被汉代的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证明是不利于中央集权的。朱元璋要加强皇权，却又对封建之制感兴趣，这是为什么呢？推本朱元璋实施封建的原因，大概有两方面：一是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本身就有很强的家天下思想；二是受到了元朝宗王出镇制度的影响。然而，朱元璋难道就想不到有时候“祸起萧墙”可能比来自外部的攻击更具有毁灭性？汉景帝时期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公开反叛朝廷的“七国之乱”，朱元璋是怎么理解的？洪武元年十一月，朱元璋刚做皇帝不久，来到文楼，问侍立身边的太子朱标说：“最近跟儒臣们学习经书、史书，讲了些什么？”十三岁的朱标回答：“昨天讲的是《汉书》里‘七国之乱’的事情。”朱元璋问：“这件事上谁对谁错呀？”太子说：“七国做得不对。”朱元璋说：“这是老师的偏见。应该说，汉景帝误听了晁错的建议，轻易削夺各国土地，从而激起七国之变；但是，讲官如果跟你的弟弟们讲呢，就要说藩王们应该上尊天子，替国家分忧，做好国家的藩辅才对。”晁错建议削藩固然是引发叛变的导火索，但汉朝的人们也知道，地方政权尾大不掉，则“削亦叛，不削亦叛”。藩国与中央朝廷之间的矛盾，是体制的矛盾，而不是某些大臣的削藩建议引起的，也不取决于藩国诸王与皇帝的亲疏关系。这种矛盾在汉朝初年能爆发，在明朝初期同样也可能爆发，而且会引发更为惨烈的后果。但是，十三岁的太子带着弟弟们一起上学，一起在马皇后的悉心照料下成长，让朱元璋产生了错觉，以为自己的家庭将永远血浓于水，亲情无限。

诸子分封制度确立于洪武三年。这一年，朱元璋将年龄较大的几个儿子分别分封到北方的西安、大同、北平、开封等地。秦王朱樉、晋王朱棡、燕王朱棣非但承担着驻守北部边境重点城市的任务，还经常要领兵出征，成了所谓的“塞王”。此后，从边疆到内地重要的城市如青州府、开封府、成都府、长沙府，均封子为王。有意思的是，福建、两广等沿海省份均没有分封亲王。分封表现为一种极狭隘的家天下模式。亲王在受封之地基本上不受法律的约束，并且享受极优厚的俸禄，拥有高出任何一位官民的崇高地位。《皇明祖训》规定：“凡朝臣奉使至王府，或因使经过见王，并行四拜礼，虽三公、大将军亦必四拜，王坐受之。若使臣道路本经王国，故意迂回躲避，不行朝王者，斩。”更严重的是，分封各地的亲王拥有自己的军队——王府护卫军。这些军队的数量，从三千至一万九千人不等。这其实也构成了后来朱棣篡夺皇位的基础。不仅如此，北部诸王如秦、晋、燕王因为经常带兵与蒙古各部进行战争，从而使边疆的卫所部队虽然名义上不由亲王支配，但实际上像燕王朱棣就在北平附近的卫所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王崇武先生指出，朱棣反叛朝廷时北平附近各卫所的守军纷纷投降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多半已习惯于在燕王的指挥下作战，视燕王为他们当然的领袖。这对于中央集权而言，是致命的威胁。明人郑晓在其《吾学编》则谈到秦王朱樉在西北边境久享威名：“（朱樉）严毅英武，上委以关西兵事，得专赏罚，岁秋巡边，大将皆听节制。”本来，朱元璋为王府设“护卫”，为国家设“都司卫所”，用意在“彼此防范”。然而，亲王的崇高地位，以及他们在某些时候“合法”的军事领导权，使得国家的军事体系对他们的约束变得极其微弱。可以想象，这么一种“宗藩”体制，会对中央集权造成多大的威胁。

问题很早就开始出现。朱元璋还没死，次子秦王朱樉已露出桀骜不驯的态度，以致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不得不将他召回南京，并派太子朱标前往西安，名为北巡，实际上是检查朱樉在西安的不法之事。朱标生性仁慈，回京后主动为朱樉辩解，此事方了。三子朱棡在大同也是胡作非为，甚至有人举报说朱棡“有异谋”。后来，太子朱标北巡，息事宁人，将朱棡带回南京，训饬了一番。桀骜不驯的藩王不止秦、晋二王，周王、齐王、潭王、鲁王等人据说也是常“将所封军民一概凌辱”。为此，在洪武二十年，朱元璋亲自编纂《纪非录》一书，备载诸王种种过失，同时列举汉唐藩王失德而受罚的事例，以警示诸王。在这些记录下来的明代藩王罪行中，有“嫌本处女子脚大，又差人于苏杭收买女子的”，有“于军民家抬取寡妇入宫”的，有擅将省级及府州县官员听候发放而妨碍地方官员办事的，有“皮鞭一千下打死典簿”的，有令人杀害自己父亲的，有令宫中老妇自吞粪便的，有强夺僧寺财物的。分封在南阳的唐王朱桱，在南阳城中修建王府山，自山上俯瞰城中，凡城中有嫁娶，则掠夺民女，享受“初夜权”，久之遂形成南阳“夜娶”之婚俗。靖江王朱守谦，初封广西靖江，“阴贼险狠，狎比小人”，后来改封云南，“复奢纵淫佚，掠杀不辜”。种种丑态，备见诸王之淫纵。这说明，朱元璋一手策划的分封制度，其实在他统治时期就已经受到了挑战。但是，朱元璋只将这类事情当“家事”处理。任何朝臣要对此类事情做出评论，则会有极难堪的下场。(www.xing528.com)

叶伯巨是明初批评分封制的第一个牺牲品。他本是浙江宁海人，后在国子监读书，被授予训导一职，去山西太原南面的平遥县做学官。洪武九年，星象出现异常，朱元璋认为这是上天对他的警告，装模作样地下诏求言，恳请臣民们对他进行“批评”。据说颇“通经术”的叶伯巨对于如何在专制皇帝的威权下明哲保身还缺乏准确理解，竟然上书直接批评皇帝。他在上书中说：“臣观当今之事，太过者三。”第一件，叶伯巨认为是“分封太侈”。叶伯巨指出，现在诸王封地庞大，宫室规模也就比皇帝差那么一点点儿，而且手上还有不少的护卫队，数代之后，恐怕会出事情。接下来，叶伯巨以汉景帝时“七国之乱”和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为例，说：“七国难道不是与汉景帝同一祖宗吗？八王不也都是晋武帝的子孙吗？分封造成的规制紊乱，是祸患的根源。现在，诸王都还没有到自己的封地，可以适当地削减他们的封地，减少他们的护卫军。”应该说，叶伯巨对明初分封制的理解并不准确，因为明初受封的诸王有封地而无国土，有军事权但无行政权，当然可能有部分的司法权与人事权，但与汉代之封国相比还是完全不同的。叶伯巨在奏疏最后，委婉地请求朱元璋降低分封诸王的地位及势力。饶是如此，朱元璋看了之后还是大怒，骂道：“小子间吾骨肉。速逮来，吾将手射之。”于是，叶伯巨被从北方山西的平遥县抓了过来，最后死在南京的刑部大牢中。叶伯巨的死，在于他触及了他不该触及的帝王“家事”。

两三年后，长大成人的皇子们，纷纷离开南京，奔赴各自的封地。他们的宫室，早已由当地的文臣武将督修完好。燕王朱棣的燕王府，是由淮安侯华云龙在元代皇宫的基础上修缮而成，更为逾制。各个王国的宫城外，“立宗庙、社稷等坛”，俨然是一个具体而微的小朝廷。后来的事实证明，叶伯巨是很有“卓识”的。朱元璋第四子朱棣最终篡夺了嫡长孙朱允炆的皇位，并展开一系列的屠杀，戕伤了明朝国脉。叶伯巨预测“尾大不掉”的危险可能在“数世之后”。但是，太子朱标的早逝，使政变提前到了二世、三世之间。明人论及朱标之死时，感慨地说：“如果朱标不死，那么以朱标之仁义，就不会削藩；不会削藩，就不会激变诸王，就不会有靖难之役。”以朱标早早确立的长兄和皇太子的尊崇地位，自然能消除诸王对皇位的觊觎。所以，皇太子之死，相当于在中央朝廷与分封诸王的平衡间，从朝廷的一侧突然撤走了一个重要的砝码。平衡被打破，规矩就得重定。为此，朱元璋命令修改诸王朝见东宫的礼节，因为当时储养于东宫的皇位继承人——皇太孙朱允炆，在辈分上比诸王要低一辈。为此，朱元璋定下了这么一套礼仪：在朝廷正式场合，诸王拜东宫；在后殿，诸王与东宫叙家人之礼。即便是这样一种迁就诸王的礼节，据说当时诸王多不太高兴。到这个时候，皇位继承人的尊贵相对降格，也就难保诸王对皇位不起觊觎之心了。退一万步说，封建之制下，即便朱标不死且正常即位，朱标的后人是否又能有足够的统治力？

为了让子孙世代和睦，朱元璋着实煞费苦心。诸王之子多半会到南京宫中读书，与朱允炆相处。像靖江王朱守谦之子来南京，朱元璋也会命令他去各个王国转转，拜见一下那些从祖父，以期达到“亲亲”的目的。然而，正如后来的事实证明，即便朱棣之子朱高炽自小与建文帝朱允炆一起学习，感情很好，然而靖难之役中，朱高炽该守城就守城，该表态就表态，完全站在父亲朱棣的立场上，而这也是一种“亲亲”的表现啊！朱元璋也许真没想到，亲情永远是一个相对有限的圈子，一个以核心家庭为中心向外扩散的圈子。所有的朱姓子孙，虽然会共同尊奉他这个老祖宗，但彼此之间却会越来越疏离，越来越陌生。朱元璋笃从于儒家“亲亲”之义，却未得儒家“亲亲”之精髓——由己及人。当自身根本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谁还能再顾及遥不可及的血缘亲情？朱元璋为他所设计的亲情游戏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则，并且详细地刊载于他的《祖训录》中。但是，规则也同样可以被曲解。《祖训录》说，如果朝廷有奸臣，亲王们可以在接到皇帝密诏后统兵征讨。然而，“奸臣”如何判定？密诏何人得见？正是这条规则，成为后来朱棣起兵反叛的理由。朱棣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这样做，是要清除朝廷的奸臣乱党，故名“靖难”。建文四年（1402），朱棣从金川门攻入南京，宫中大火，建文帝不知去向。亲情游戏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告终。清初有一首诗，前四句是这么写的：“靖难师来孰闭门，孝陵云树黯销魂。忠臣已尽神孙死，却建浮图说报恩。”封建诸子的制度，背离了藩屏国脉的初衷，却演变成子孙间的相残，难怪孝陵的云树要黯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