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建国，虽然标榜制度上要向汉唐学习，实际上却多取材于元朝的制度。军户制、匠籍制、行省三司制、宗室分功制，都能见到元制的影子。明初最核心的政治制度中书省制度也是继承元代而来的。中书省权力集中在左、右丞相之手。1367年，朱元璋称吴王，李善长、徐达任左、右相国。洪武元年，李善长、徐达改称左、右丞相，左丞相地位高于右丞相。李善长和徐达都是朱元璋建国过程中功勋卓绝的人物。徐达领兵四出征战，是朱元璋攻城略地的大将军，其功勋自不待言。吏员出身的李善长，在朱元璋尚未南渡时已经归顺，为朱元璋掌管文书，在此后数十年间的文牍往来和政权建设中功勋卓著，资历深厚，且能“调和诸将”。因此，两人是文武众臣中的核心人物，出任丞相毫无异议。然而，由于经常在北部防边，徐达在朝时间不多，因此洪武初年丞相之权基本上由李善长掌控，之后由继任的汪广洋、胡惟庸等人掌控。
明初的皇权与相权，也是有矛盾的。尽管人们认为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废丞相之举是基于其人苛刻之本性，但明初相权事实上也挑战了皇权，是一种体制性的矛盾。相权对皇权的挑战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相权的存在培植了一个皇权之下别人无可超越和挑战的实权人物；其二，相权的存在过滤了皇帝所应该知道和了解的信息。我们先来看李善长执政时期。《明史·李善长传》载：“李善长，字百室，定远人。……善长外宽和，内多忮刻。参议李饮冰、杨希圣稍侵善长权，即按其罪奏黜之。与中丞刘基争法而诟。基不自安，请告归。……贵富极，意稍骄，帝始微厌之。”可见，不仅是作为部属的李饮冰、杨希圣不能挑战李善长的权力，即便是作为中书省的并行机构御史台的官员刘基，也不能对丞相李善长起到任何监督作用。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中，李善长的权力仅次于皇帝，不免贵极而骄。只是这时候的皇权与相权冲突尚不明显，李善长虽然引起了朱元璋的不快，但也只是让他在洪武四年（1371）以疾致仕，取而代之以汪广洋、胡惟庸一帮相对卑微的文臣。以文臣代勋臣，表明朱元璋担心勋臣借体制性的权力进一步膨胀。但是，事实证明，即便是改用一些相对更容易控制的文官，相权对皇权的挑战依然存在，胡惟庸便是例证。
胡惟庸在擅权和蒙蔽皇帝方面较李善长有过之而无不及。《明史·胡惟庸传》载：“胡惟庸，定远人。……自杨宪诛，帝以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十二年九月，占城来贡，惟庸等不以闻。中官出见之，入奏，帝怒，敕责省臣。惟庸及广洋顿首谢罪，而微委其咎于礼部，部臣又委之中书（省）。帝益怒。”从这段记载可见，胡惟庸不但有生杀黜陟之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皇帝对政事的知情权。作为中书省的下属，分理庶事的六部要听命于中书省丞相，造成各种政事的处理与皇帝之间隔着中书省这一机构及中书省丞相这一掌权大臣。中书省一方面代表皇帝处理政务，另一方面却也可以蒙蔽皇帝，这是朱元璋不可忍受的。朱元璋始终认为元朝灭亡的责任主要在官吏，而如果没有一套很好的制度让皇帝及时体察民情，就很容易受到官吏蒙蔽。为此，废丞相之前，朱元璋已是动作频频。洪武九年（1376）各省废行中书省，改设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分掌行政、刑狱和军事，各自直属中央。洪武十年，“喉舌之司”通政司设立，专司章奏。可见，洪武十三年杀胡惟庸虽然只是偶然，但废丞相的谋划却在朱元璋的头脑里大概已经酝酿了很久。杀胡惟庸，只是让朱元璋找到一个废丞相制度的借口。(www.xing528.com)
关于胡惟庸，人们熟悉刘基、徐达在胡惟庸任相前的种种评价。刘基是朱元璋的帷幄谋臣，曾评价胡惟庸说：“小犊耳，将偾辕而破犁。”意思是说胡惟庸不过是一只小牛犊而已，如果让其任事迟早会把辕掀翻，把犁打破。忠诚豁达的徐达对胡惟庸的态度则是“薄其人”，他不大瞧得起胡惟庸，而且经常说胡惟庸不能胜任丞相之职。然而，从洪武六年（1373）至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负责中书省事务长达八年之久，成为明初除徐达之外任职时间最长的丞相。在清修《明史》中，胡惟庸也与严嵩等人并肩于“奸臣”之列！其实，奸臣的擅权，何尝不是帝王纵容的结果！朱元璋对胡惟庸最初极为信任，理由是胡惟庸能力强。当然，胡惟庸能得到重用，还有几个原因。首先，胡惟庸是李善长的同乡，同属安徽定远人，两人关系很好，胡惟庸的侄女还嫁给了李善长的侄子。因此，虽然是从很小的地方官起步，但是到大明开国之时，胡惟庸已经升任太常寺卿，然后又因为李善长的推荐升任中书省参知政事，逐步进入中枢机构。其次，胡惟庸确实有才能。在李善长变相被逐之后，朱元璋先后试用汪广洋、杨宪等人，但这些人缺乏掌控中书省的能力。《明史》记载，朱元璋“以惟庸为才”。洪武六年六月，胡惟庸成为中书省右丞相，不久升为左丞相。朱元璋在其升胡惟庸为左丞相的诏书中还夸赞胡惟庸“举直错枉，精勤不怠”。不过，能臣胡惟庸的最终下场却是因擅权而被诛，且在多年后还被加以“通倭”“谋逆”的罪名。人臣无外交，染上“通倭”的罪名，即使不“谋逆”，也难免死罪，所以“通倭”便成为有明一代除去政敌的最好借口。吴晗先生《胡惟庸党案考》说：“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枭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以明太祖这样一个十足地自私惨刻的怪杰，自然是不能相处在一起。”在长久掌握中书省权力之后，胡惟庸也堕入富贵而骄的循环中，“生杀黜陟，不奏径行”。内外各衙门奏疏经中书省，胡惟庸一旦发现不利于己便私自扣押，不给朱元璋上报。刘基那样开罪胡惟庸的高级官员，也遭到了胡惟庸的毒手。阿谀奉承的人开始纷纷奔走于胡惟庸门下，向他贡献名马和珍好。一些无耻官员甚至向胡惟庸献祥瑞，说胡家祖宅中长出了石笋，祖坟上火光烛天。胡惟庸则也刻意结纳一些有罪而遭惩罚的勋臣，密相往来，供自己驱使。这些事情后来都成了胡惟庸被诛的罪状。相权真的威胁到了皇权。从李善长到胡惟庸，朱元璋逐渐认识到，中书省代表的丞相制度其实是君主高度专权的障碍。开国之初仿元制而设中书省，对朱元璋来说更像是一种权宜之策，而一旦政权稳定，自己于治国理政深有心得，丞相制度的废除也就是时间上的问题。专制发展到极致，丞相制度便到了终点。
废除中书省和丞相之后，原来中书省的权力分划到了六部。自此以后，皇帝之下不再设置一个统揽全局的行政层级，而是由六部分管行政权，都察院管监察，五军都督府分掌全国各地的军事卫所，彼此不相统属，共同对皇帝负责。后来，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强调废丞相的目的说：“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所谓“事皆朝廷总之”，就是一切政务都由皇帝总揽，一切权力集中于皇帝之手。不过，废丞相满足了朱元璋的支配欲，却也给他带来巨大压力。没了丞相，皇帝的决策压力大大增加。洪武十七年（1384），一位名叫张文辅的官员向皇帝报告说：“自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间，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事。”如果平均计算，八天之中，朱元璋每天要阅读的奏章达到207份，处理政事423桩。对此，朱元璋只能自己宽慰自己说：“我是在代替上天管理万物，日理万机，不辞辛劳。”没有丞相，皇帝要自己一个人管理庞大的国家，可以说皇帝成了自己的宰相。相权对皇权的威胁尽管不复存在了，但相权的缺失对于皇权的压力在后来却一直持续着。他的那些精力、支配欲望稍逊的子孙们，果真有能力并且有兴趣事事躬亲，像一个丞相一样操劳？所以，终明之世，丞相的制度或官职虽然不复存在，但是，为了弥补相权的缺失，内阁大学士的地位开始提高，太监的作用也重新活跃。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在一个懦弱的君主的治下，没有丞相不但使政治运作效率大大降低，而一个奸佞的大学士或专擅的宦官，其危害似乎也不亚于一位权相的危害。朱元璋处心积虑、几近偏激的废相，不过是按下葫芦起了瓢。从此，子孙们成日里为蜂拥而至的奏疏无限烦恼。这大概便是朱元璋废丞相制度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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