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明朝真相！探寻人心和天运

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登基称帝，建立大明王朝。《登极诏》中说：“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朱元璋接着在诏书中历叙自己的起事经历，意谓元朝的天运已终，将转移到自己身上。换言之，帝王总要强调自己的成功是天命。然而，平心而论，朱元璋的成功表面上看是天运，实际上背后是人事，而最突出的是人心向背。其子朱棣谈论太祖取天下事说：“帝王之兴，虽有天命，亦须修德行仁以承之。”这虽然是谀美，但却也是大实话。

在元末乱世，攻城杀人成了常态。青军在扬州杀人为食，至城下之日，仅剩居民十八户，可见乱世平民之惨状。但是，朱元璋的军队一贯强调军纪，要求保境安民。从领军那一刻起，朱元璋就重视严肃军纪以收人心。1355年在和州，朱元璋在上马台前见到一个小孩独自一人在玩耍，会说话，还不懂得害怕。朱元璋便问他：“你父亲在哪里？”孩子说：“我父亲在为你们喂马。”朱元璋又问：“你母亲呢？”孩子说：“我母亲也在官府，跟父亲不敢相认，以兄妹相称。我不敢进去，只能在门口等。”这种夫妻母子离散之惨，唤起了朱元璋的同情心，“闻之恻然”。他立即召集部下说：“我听说诸军自滁州来，多掳人妻女，民间夫妻多离散。军无纪律，何以安众？凡军中所得妇女，当悉还之。”第二天，他命令将城中男子与军中所掳的妇女集中到州治，男子在门前等候，女子们从州治中走出，凡属夫妇均可相认回家。《明史》于此记云：“搜军中所掠妇女纵还家，民大悦。”朱元璋“军无纪律，何以安众”一语，表明他已经认识到军队的功能不仅仅是打仗，更重要的是安民。这样的做法，改变了一般乱世中起兵的盗匪形象。渡江后，朱元璋屡次强调军纪。1355年，朱元璋攻占太平。城破前夕，李善长提前拟好禁止军士抢夺的榜文，城下之时即刻张贴于通衢大道，严禁剽掠。有一个士兵违反命令，立即被斩首示众，有力地遏制了士兵抢劫平民的行为。1356年攻下集庆路，朱元璋颁布安民告示，声称：“我来为民除乱耳！其安堵如故。”一时间，南京城老百姓大喜。之后，朱元璋略定江南，“所过不杀，收召才隽，由是人心日附”。1358年，朱元璋攻下浙江婺州（今浙江金华），入城后禁军士剽掠，下令禁酒，发粮赈民。1362年，陈友谅镇守江西龙兴（今江西南昌）的将领胡廷瑞向朱元璋投降，朱元璋入城，即谕父老说：“陈氏据此，军旅百需之供，尔民甚苦之。今我悉去其弊，军需供亿，俱不以相累。”鄱阳湖大战，陈友谅败后恼羞成怒，尽杀所俘，而朱元璋则下令“但获彼军，皆勿杀”，并且主动将俘虏释放。战事结束后，朱元璋俘获了五万人，据宋濂说“不戮一人”。(www.xing528.com)

在朱元璋的影响下，其领军将领多不妄杀。他曾诫谕诸将说：“汝等行军，非必略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祸乱，以安民生。凡遇敌则战，若所经之处及城下之日，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间或有遗弃孤幼在营，父母亲戚来求者即还之。”他还对诸将说：“克城以武，安民以仁。我听到将领们攻下城池而不妄杀，便喜不自胜，为将之人能不妄杀，也是为自己的子孙积福啊！”在朱元璋早期的军事行动中，徐达与常遇春二人战功不相上下，但常遇春不听徐达劝告，在九华山一夜坑杀陈友谅降军两千余人，让朱元璋深感不快，从此以徐达节制诸将。徐达治军亦以军纪严肃闻名。《明史》称徐达严戢部伍，“所平大都二，省会三，郡邑百数，闾井宴然，民不苦兵”。1356年，徐达率领军队攻下南京东北面的镇江，“号令明肃，城中宴然”，“民不知有兵”。1366年，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等二十万大军攻打张士诚老巢平江路，临行前誓师：“城下之日，毋杀掠，毋毁庐舍，毋发丘垄。”按照这一指示，徐达在平江城破之日下令，每个士兵身上悬挂一个小木牌，牌上写着：“掠民财者死，毁民居者死，离营二十里者死。”在严肃军纪的保证下，明军进入围困近一年的平江城之时并未实施报复性杀戮，“吴人安堵如故”，以至于平江城的百姓说：“早知如此，奈何久抗王师！”1368年，徐达攻下元大都，“封府库图籍，守宫门，禁士卒侵暴”，一时间“吏民安居，市不易肆”。朱元璋的另一位将领胡大海尝自称：“我武人，不知书，惟不杀人，不掠妇女，不焚庐舍。”因此，胡大海的军队“远近争附”。另一名将领耿再成，持军甚严，“士卒出入民间，蔬果无所捐”，不敢轻摘农家一蔬一果。在元末大乱之中，朱元璋及手下将领能以安民为己任，使兵不扰民，对于渴望和平与稳定的百姓而言有极大的号召力。这样看来，朱元璋的胜利表面上看是天命，实际上是人心向背。天命只不过是旗帜，更是胜利者的布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