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之后的雕塑：唐末雕塑衰落，北方省份复兴

8世纪中期左右，传统雕塑概念因为新理念的出现发生了改变。工匠不再满足于创作单纯的站姿或坐姿雕像，而是努力突出某些内在或外在的动作。在这个方面，值得一提的是约翰·洛克菲勒夫人收藏的一尊气势宏伟的汉白玉雕像（无头），展现出高大的菩萨正在前行的动作（图101A），来自河北保定附近的一座寺庙。的确，中国雕塑家一直都努力通过刻画身体曲线来表现更优雅婀娜的仪态，但这尊雕像身体纤细，动作也有些僵硬，使人不由自主地想起文艺复兴时期施洗者约翰在沙漠中行走的那尊雕像。

河北还有一些小型汉白玉雕塑，用高浮雕手法刻画出一系列菩萨、守门天和比丘（几乎是单身雕塑）。这些雕塑不仅显示出工匠在展示雕像外在动作上的努力，也表现出他们对雕像的情感表现力甚至戏剧表现力的关注。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光头比丘，他侧身站立，合掌于胸前，头部后仰，几乎直视天空（图102A）。这更像是进行宗教礼拜，而不是常见的传统克制的动作，且更加生动，通过大块的光影表现出明显的印象派特征。中国宗教雕塑中出现这样的作品，的确令人惊讶。它让我们的思绪从东方转向西方高度感性的创作时期，如哥特式晚期，尤其是巴洛克时期。其柔和丰富的衣袍线条令人印象深刻，使得二者有了相似之处。这样的雕塑有可能在唐朝灭亡后才出现，却未出现在建造于公元9—10世纪的雕塑中，因此很难确定这些雕塑中有哪些属于这个时期。

根据仅剩的数座雕像进行判断可知，唐末的雕塑活动逐渐衰落。这与唐朝末期政治混乱、社会动荡有很大的关系。那时中国再次分裂成数个小国，但是这种分裂局面持续的时间没有超过一百年（公元907—960年）。后来，宋朝建立，皇权再次集中，统治了整个中国。所以，雕塑衰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人们将对雕塑的兴趣和创造力更多地转向了绘画艺术。后来在中国艺术史中，绘画艺术居于主导地位。另外，不同艺术类型的地位变化也有一些原因：一是出现了源自绘画艺术的印象派风格倾向和艺术创作新题材；二是人们开始使用岩石和青铜之外的材料，尤其是木材、漆、铁和压制的泥土等，这些材料相对容易达到“绘画性”效果，也更利于表面着色。

目前可考的中国最早的木雕是伯希和从敦煌带来的两座护法像，现藏于巴黎吉美博物馆。因其特点表现更像是公元9世纪的风格，加之一些历史原因，所以我们认为它们制作于10世纪末期之前。其中一座较大的雕像是传统的守门天题材，造型算不上夸张，但非常具有戏剧性。（图103）强壮的守门天握拳而立，怒目圆睁，手臂肌肉健壮，气势汹汹地跺脚，表现出超人的神力和狂野。它们像是根据真实的士兵仿制而成，穿着盔甲，长袍向后翘起，长袍外穿着皮质短上衣，腿上有绑腿，护肩上还雕刻着狮形装饰。雕像的每件衣服都刻画得清清楚楚，皮质短上衣上还能看到保留下来的大部分精巧花形装饰。这类雕塑表现出的巴洛克风格在唐末逐渐占据优势，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中，巴洛克风格都为达到更生动的绘画效果而牺牲了立体造型表现。

这类雕像中也有铁质雕像，尽管其确切的建造时间无法确定。在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铁质雕塑中，山西太原晋祠中的两座雕像（还有一座最重要的铁雕是现代作品）占有一席之地，其中一座雕像胸口处的铭文记载着年份：公元1097年（图104）^[1]。这座雕像的动作具有戏剧化效果，好像立刻就会用手里的武器展开攻击。其面部表情流露出非常强烈的真实情感，数件厚衣袍和皮质外套的刻画也非常准确。虽然写实的表现有些过度，但它们还是具有一些纪念碑形象的姿态，站立的双脚为造型的表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这一时期的石雕普遍不如木雕、陶塑和铁质雕塑，它们的雕刻技艺与雕刻风格的发展没有保持相同的步调。但是，我们也曾见过一些非常独特的雕塑，如在石窟中或悬崖上依照绘画背景雕刻出的人像。罗浮宫收藏的一尊大型观音像就属于这种类型，人们一般认为它是唐朝或更早时期的作品（图105A）。这尊雕像的背光中有起伏的群山，山上有小动物和人。菩萨的坐姿很亲切，却有些僵硬笨拙。雕刻造型极为明显，像戴了面具一样僵硬，这一时期的大部分石雕都采用这种手法。这些雕塑没有任何宗教雕塑的痕迹，表现出的特点完全来自绘画性的装饰作品。

同一时期或稍晚一些的雕塑中也有同类作品，其中现收藏于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的一尊观音像值得一提。观音呈坐姿靠在岩石上（图105B），据推断制造于公元1032年。它的质量不如藏于罗浮宫的那座雕像，但它们具有同样的艺术构思，所处时期也相差无几。

公元11世纪的其他雕塑更加僵硬刻板，艺术价值也较低，似乎佛教雕塑在南宋时期并未得到发展。这种现象与南宋时道教思想的普遍流行有关。道教思想使人们产生了浪漫主义的概念，促进了绘画艺术的流行，未对雕塑创作起到启发作用。

尽管当时宗教雕塑在封建王朝统治下的部分地区逐渐衰落，但北魏、辽和金统治过的几个北方省份出现了雕塑艺术复兴的征兆。众所周知，金军于公元1126年攻破北宋首都汴梁（今开封），在中国北部和中部建立了政权。后来，南宋迁都杭州，直到蒙古铁骑于13世纪南下入侵，随之灭亡。根据现存的雕塑来判断，山西和河北等北方省份保留的许多佛教雕塑就属于这个时期，由此可以推测当时为佛教寺庙制作雕塑的工匠极多。虽然也发现了刻有金朝年号的石雕，不过大部分雕塑都是木雕。在雕刻工艺和装饰风格上，这些雕塑显然不能与艺术发展水平最高的木雕相提并论。

造于公元1158年的这尊汉白玉雕塑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雕塑，现由私人收藏于美国，刻画了一个坐在洞穴中一块突出岩石上的罗汉与幼虎玩乐的场景（图106B）。洞穴顶部也有装饰性雕塑。罗汉头顶的岩石上还刻着一人一虎，人用扁担挑着两个筐。罗汉的头部几乎是肖像雕塑，服饰也雕刻得非常仔细，还有内凹的线条，但雕刻风格有些枯燥，没有任何镶边和鲜活的韵律。

与它成对的是一尊菩萨像，由一块打磨光滑的汉白玉雕刻而成（图106A）。菩萨坐在较高的莲座上，身体丰腴，头部较大，双腿盘起，线条刻画得非常流畅，表现出菩萨的动作；衣袍贴身，较大的底座周围缠绕着卷曲的藤蔓和枝叶，表现出丰富饱满的装饰美，衣袍的线条和缠绕的藤蔓展现出旋转的动感。这尊雕塑的题材与巴洛克时期的许多意大利雕塑大体相同，但意大利雕塑是否表现出了这样优雅的仪态和专注力呢？

这一时期的许多坐姿菩萨木雕也尝试通过复杂的姿态和动作表达强烈的立体效果。其中通运公司收藏于纽约的一尊观音像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尊雕像体积较大，坐在突出的岩石上。天真稚嫩的圆脸上有一宝冠，上有阿弥陀佛作为装饰，一脚踏在岩石上，膝盖弯曲，支撑着伸出的手臂，另一只脚下的岩石较低。菩萨呈轮王坐，不过动作呆板，腿部僵硬，姿态并不像坐姿的名称（轮王坐也称自在坐）一样舒适放松。这种风格在之后许多相似的菩萨像中经常出现。

这尊雕像的艺术价值不是很高，但上面的铭文很有价值。这尊雕像上刻有金代铭文（图107），可以确定它雕刻于公元1168年。因此，这尊雕塑对推定这一时期雕塑的年代很有价值。根据已经确定的这一时期的雕塑风格元素判断，有些雕塑的雕刻时间可能稍早一些，但大部分晚于公元1168年。而且，这一时期的雕塑比这尊雕像的制作材料更加多样，造型也更为多变，但题材和动作大都相同。观音呈轮王坐（坐姿较为随意休闲），坐在海边的悬崖上，倾听水手的祷告（悬崖上、菩萨脚下有时也有小型雕塑，参见图111），但不再是抽象的神的符号，已经成为一个纯粹女性化、优雅美丽的人。同菩萨一样，观音原本是男性化的神，后来转变成女性角色。观音性别转变的原因不是我们的关注点，在此不进行详细说明。值得注意的是，观音后来以慈悲的女性形象出现，得到了人们的广泛敬仰。在宋金时期，至少有四分之三的宗教雕塑是女性化的观音菩萨像。其余四分之一的雕塑中，最常见的是十六罗汉像（罗汉六根清净，是佛陀得法弟子修证最高的果位）。

白金汉女士在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尊类似的雕像（参见《5—14世纪中国雕塑》图589）。雕像的姿态更加自由，也更自然；整个人由底座上的一只手支撑，上身的重量落在手臂上，身体线条不再生硬呆板，而是比较柔和，装饰华丽的镀金长袍自然地搭在腿上，就像真正的锦绣。这说明，这种雕像向更为优雅的方向发展。波士顿美术馆收藏的另一尊大型菩萨像更加成熟，菩萨姿态安详（图108），像是在打盹儿，头部自然垂下，手臂艰难地支撑着巨大的身体。镀金和彩绘表现出了起伏的造型和线条，整体统一，不再严肃僵硬。

巴黎吉美博物馆收藏了一尊造型更加奇特的雕像，不像是中国风格。这尊菩萨像的坐姿不是轮王坐，而是两腿盘起（图109）。菩萨上身赤裸，仅饰璎珞，肩上系一条细长的帔巾，下身穿薄衣裙。头部垂向一侧，好像承受不住大宝冠的重量。一手在胸前结优雅的手印，一手搭在腿上。中国菩萨雕塑的动作没有这么精美，匠人也没有这么注重庄重之美，很难出现这样的作品。它或许受到印度雕像的极大影响，这种影响通过雕像不常见的轻薄衣饰进一步表现出来。

公元12世纪初期的菩萨立像一般更加男性化。多伦多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收藏的许多杰出的雕像就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其中一尊雕像上嵌有小木板，上面的铭文记载时间为公元1156年（图113A）。这尊雕像的造型表现非常有力，身体姿态有些严肃，但并不刻板，雕刻线条宽大有力。雕像呈正面站姿，双脚牢牢地钉在底部，一手抬起，一手略低。身体线条整体没有太大的起伏，腰部不向内收，只有一串璎珞和细长斜系的帔巾作为装饰。腰带系在腰间的衣裙上，经常垂至脚边，衣裙垂盖在腿上。在这些壮观的雕塑中，最大的有三米多高，是用前后掏空的巨大树干雕刻而成。用来保存圣物或佛经的雕像中还嵌着许多东西，如金、银代表心脏，丝带串成的宝石代表肠子，珍珠代表智慧，五种金属代表五种元素，香代表精神生活，甚至刻有供奉人姓名的石块也嵌在雕像中。手臂可以拆卸，有时会将许多零碎的小块装饰物插入雕塑，这才构成完整造型。但人像是在一大块木料上雕刻出来的，原材料的自然造型得到一定程度的保留，雕像得以拥有稳定的结构，同时，深刻线条的明暗对比和彩绘镀金呈现出了装饰效果（图112）。

在更易雕刻的材料上，雕刻技艺显得越来越精湛。菩萨像的姿态更灵活，身体向两侧或向前倾，好像在倾听祈祷者的祷告，衣袍在微风中颤动（图114）。因此，在雕刻过程中，表达立体造型和绘画艺术中发展成熟的人物姿态，不但会对雕塑造型产生一定的影响，也会提升工匠的雕刻技艺。

山东灵岩寺千佛殿中数尊有名的罗汉像便是非常好的例子，它们分别制造于唐朝、宋朝和明朝（图116A、B）。^[2]

这些等身大小的罗汉像有四十多座，都呈坐姿，确实是同类型雕塑中最杰出的作品。但是，仔细观察这些通俗却高度写实的雕像，会发现它们具有宋朝末期或金代的服饰特点。虽然其“蜡像”效果多半是后来修复造成的，但它们最初肯定雕凿于上述时期。它们之所以杰出，不仅是因为造型塑造得非常惊人，许多雕像的头部明显根据真人雕刻，还因为其姿态、动作、表情以及运用高超技巧雕刻而成的多种衣袍样式。虽然雕像（手部等）的立体效果因粗糙的重绘和修复被破坏了，但根据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雕塑来判断，这些雕塑一定建造于明朝之前，它们的风格与前文提过的、具有极高绘画性效果的菩萨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很明显，顶尖艺术家纷纷进入绘画领域，雕塑作品便越来越多地由普通的熟练工匠制作而成。宋朝末期后，很多石雕和木雕成为纯粹的装饰品，这也与雕像姿态或衣饰显露出的自由优雅有关，但这些雕像基本上不具有任何雕塑艺术价值。这似乎说明雕塑艺术已经停滞不前，其作为独立艺术门类的发展力量已经耗尽了。尽管之后的雕塑有复古的特点，与精美的“绘画性”风格之间相差很大，但也有一部分雕塑延续了早期的传统，变得更加不苟言笑，表达风格也更加有限。雕塑艺术在中国艺术中逐渐居于次要地位。

元朝雕塑中，最有趣的当属太原南面昊天观中的道教石窟（现在几乎已经破坏殆尽），其中有修道者披云子宋德芳和其他道士的雕像。根据地方志记载，这些雕像雕凿于公元1295年之后。这些雕像或坐或立，姿态僵硬，虽然有几座雕像比较自然，人物刻画也相当写实，令人有几分兴趣，但总体而言雕刻技艺水平都不高（图117A、B）。披云子卧姿像的整体表达极具活力，雕像设在龛内，头下枕着硬枕，衣饰是当时中国北方常见的款式。龛内四周立着年轻道士，长袍及地，对龛中卧像极为尊敬，躬身相向。这样写实的造型表现在更早期的雕塑中难以出现，道士雕像的头部表现为清新的写实主义特点，与之前的宗教雕塑风格相去甚远（图118）。洞窟入口处有两座护法像，身姿矫健有力，衣袍飘动，头顶宝冠，造型异常巨大，服饰线条呈旋转样式，表现出了元朝的雕塑风格。北京昌平南口镇附近著名的居庸关云台四天王像浮雕始建于公元1345年，具有同样的巴洛克风格造型，还有旋转祥云样式的雕刻，造型夸张饱满（图119B）。这一组雕像说明，元朝时期的雕刻匠人有能力表现强烈的戏剧性效果。

在元朝其他的代表性雕塑作品中，我们还须提到始建于公元1318年的山东龙洞石窟中的大佛龛。佛龛内有一尊坐佛，两侧各有一胁侍菩萨，还有两尊僧人和两尊护法像。人物造型整体非常僵硬，但释迦牟尼佛人性化的表情与前文提到的道教雕像头部的表现方式同样风趣。许多单独的雕像也是同样的风格：释迦牟尼佛在荒野中坐禅，进一步表现出雕像的个性化特征。收藏在多伦多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一尊佛像也比较典型（图120B），释迦牟尼佛坐在地上，一腿折起，头靠在膝盖上，胡须又长又鬈。这座雕像具有印度佛教风格，造型夸张，相貌极其丑陋可怕，但感染力很强，形象极为写实。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中收藏的大型漆雕佛像的风格也与之类似，这座佛像与图120B姿势相同，但不清瘦，相貌也不丑，像是神态憔悴又严厉的年轻人，衣袍线条丰富，再次表现出前文提过的旋转线条样式的趋势（图120A）。这些雕塑高度人性化，传达出了强烈的情感和表现力，装饰线条的韵律与宗教手印都与之前的不同，展现了传统宗教题材的全新风格。(www.xing528.com)

明朝建立后，雕塑的艺术水平逐渐下降，元朝雕塑具有的强烈感情化特征很快消失不见。宗教力量不再推动佛教雕塑艺术的发展。尽管有些佛教雕塑的确展现出一定的艺术价值，但总的来说，这些雕塑外表粗糙，是现实主义作品，不具备任何戏剧性或情感表达的火花。明朝雕塑艺人与雕刻工匠具有同样的能力，有时也能雕刻出出色的纯粹装饰性的作品，但这些作品表现不出任何宗教雕塑复兴的痕迹。儒家官僚和考古学的传统学派更倾向于杰出的陶瓷和景泰蓝作品，它们所表现出的创造力比石雕或陶塑中的更受称赞。

尽管如此，明朝的宗教雕塑作品仍极为丰富，光是介绍这些石雕、木雕和金属雕塑，就能轻易写满一整卷，我们在这里只对某些年代可考的典型作品进行概述。明朝宗教雕塑中有很多铁铸罗汉雕像，通常一组至少有16座。同属一组的罗汉像都已单独或成对售卖给不同的公共收藏机构或私人藏家，分散在世界各地，如加拿大多伦多和瑞典哥德堡的博物馆。图121A、B所示的两尊雕像中，其中一尊是公元1477年的作品，罗汉都呈坐姿，身穿长袈裟，头部造型生动，表情各不相同。实际上，这些雕像很可能是真正的肖像雕塑，许多铁铸的罗汉坐像也是如此。它们逼真生动，令人印象深刻，雕像外曾覆盖了多层厚裱纸和石膏粉，着色也很写实，原本的造型肯定比现在更加惊人。不过，大部分雕像都有磨损的痕迹，呈铁褐色，表面高低不平。据我们所知，将铁、裱纸和色彩结合在一起的技艺是中国人发明的，很明显，这种技艺用简单的方法表现出了最具感染力的写实效果。这些雕像也有青铜材质的，如图121C就是一尊较小的青铜雕像，铸造于公元1482年。这座雕像的材质更贵重，但雕像外也包裹着裱纸，在纸上上色，雕像表情像是动物的表情，非常世俗化，它出现在宗教形象中，令人非常惊讶。

还有一些木质的罗汉像，一般都雕刻得雄浑有力，衣袍宽大，造型有绘画风格。图122中的一尊雕塑一手伸向侧面，明显想要抚摸老虎的头（不过老虎雕像已经遗失了），同时正张口说话；另一尊雕塑正在缝补手中的衣袍，一手抬高，手中有针。它们极为写实，浮动的衣袍褶皱富有绘画风格，好像绘画作品中的造型转化为了木雕造型。

多伦多安大略皇家博物馆中有一尊关帝坐像，进一步表现出了这种极具辨识度的写实主义风格。雕像外有一层厚厚的漆，配饰有皮甲、厚衣袍和完整的鞋袜等，造型通过浮雕展现，色彩丰富华丽，还有镀金。但这些元素还不足以表现出写实风格，为了使雕像更加逼真，还使用一缕真正的马尾毛作为胡子（图123A）。由此，这位沉思的英雄便能够捻起长胡子，显得非常亲切，就像一位真实的将军，也像明朝或明朝之前身穿相同服饰、摆出相同动作的戏剧演员。

显然，纯粹仪式化的雕像不可能表现出这样惊人的现实主义风格，这类雕像在明朝变得僵硬，越来越像空洞的符号。这些雕像或许受到了印度北部和西藏地区雕像的影响。印度北部和西藏地区的雕像倾向于刻画这种千篇一律的面部表情：鼻子较长，鼻梁挺直，嘴角含笑，下颌较尖。可惜这只是一种面具化的造型，根本表现不出自然的神态，传达不出早期含笑的佛像的美感。尤摩弗帕勒斯收藏的这尊雕塑（图123B）的艺术价值实际上要高于这一时期寺庙雕塑的平均水平。它是木雕，雕像表面有漆层和彩绘，雕刻技艺非常细致，不过双手比例不太正常（双手结转法轮印）。

这一时期的宗教石雕水平一般都不高，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一尊雕刻于公元1500年的石雕就是很好的例子（图121D）。菩萨呈坐姿，双手未结手印，合于胸前，总体上是仿古风格。菩萨身后有一块高石板，既不是唐朝佛像身后的背光，也不像宋朝雕塑那样雕刻出现实的风景，只是一块背屏，上面雕刻着花形装饰和疑似印度神话中的人物。

雕像的底座更吸引人，可以称得上是明朝最具艺术价值的雕塑元素了，因为明朝的雕塑风格总体上是僵硬、枯燥乏味、拘泥刻板的。底座形同佛塔，分成三层。将它与早期双层莲座或岩石底座进行比较，我们立刻就能看出其演变轨迹：丰富性、动感和装饰美感逐渐消失，雕塑变成一种建筑工艺品。它非常适合用作明朝宫殿的栏杆和房屋建筑，却不适合作为宗教雕塑出现。

但是，通过宗教纪念碑式的雕塑来评判明朝雕塑水平是不公平的，处于巅峰时期的明朝雕刻风格也令人印象深刻，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到目前为止，明朝最杰出的雕塑作品是小型雕塑，包括木雕、青铜雕塑和陶塑，有的与宗教相关，有的与宗教无关，都不太注重细节表现。

有些小型木雕刻画的可能是僧侣或某些身穿常服的人物，其造型表达简单直接，人物姿态把握较好，相当有感染力。图124所示的身穿纱衣的年轻僧人像、哭泣的送葬者像和年轻女子肖像雕塑便是很好的例子。这些小型木雕的雕刻风格坦率诚恳，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比同时期浮夸的宗教雕塑更具观赏性。

明朝最著名的雕塑实际上是河北南口村附近明十三陵前成行排列的石雕（公元1425—1426年建造），其中包括动物和文武大臣。由于历史原因，人们一直将这些雕塑看作中国最杰出的石雕。借助于图片和雕塑复制品的广泛传播，它们声名远扬，无数游客来到明十三陵，瞻仰这些陵墓忠诚的守卫雕塑（图125）。因此，明十三陵便成为中国传统雕塑的荣耀所在。不过，明十三陵获得的荣耀可能过于夸大了。它们和当时的小型瓷器及金属雕塑造型相似，只是体积更大罢了；它们是写实主义雕塑的佳作，不过没有任何特殊的雕塑艺术价值。这些雕塑的规模较大，厚重壮观，结实雄伟，但与同样题材的小型雕塑相比，观赏性较差。

明朝前后建造了无数尊作为守卫的狮形雕塑，有些位于宫殿内和权贵人士陵墓前，极具艺术魅力。其中，最出色的是故宫太和门前的一对大型铜狮，雄狮前爪踩绣球，雌狮前爪抚幼狮（图127A）。

蒙特将军收藏于北京的一对石狮子造型更加别致（图126A、B），狮子几乎躺在地上，尤其是雌狮：她躺在地上，阻止幼狮爬向她。雕塑造型鲜明饱满，雕刻技艺令许多著名的雕刻师自叹不如。同幼狮玩耍的雌狮表现出强烈的巴洛克风格，大片光影使复杂的造型成为一件真正的艺术品。

如果想要全面了解明朝的雕塑艺术，就不应该完全忽略牌楼、栏柱等纪念碑式建筑上丰富多彩的装饰性浮雕（图126C、D）。明朝的建筑活动非常丰富，再加上杰出的传统雕刻技艺，装饰性石雕的产量也极为丰富。总的来说，这些雕塑优雅精致，富有不同的韵律，突出了鲜明、饱满、丰富的造型。经常出现在这些雕塑中的造型是云龙纹、花环和传奇人物。西安清真寺内建造于公元1584年的牌楼上便能看到这些雕刻造型（该寺中曾发现“大秦景教^[3]流行中国碑”）（图128A）。这座牌楼可以说是牌楼雕刻的典范，截断的横梁上全部是高浮雕，用西方艺术中的术语来说，应该属于路易十四风格。只有将其与清朝牌楼上更贫乏僵硬的装饰雕刻进行比较，我们才能完整体会这座牌楼上装饰雕刻的艺术价值。清朝的装饰雕刻死气沉沉，呆板单调，仅仅是小工匠在石头上雕刻的玩意儿罢了。

这座清真寺中还有一个大理石缸，后来存放在西安的一座喇嘛庙中。这件石缸规模宏伟，表面是高浮雕缠枝花纹和藤蔓装饰，不过浮雕稍显平坦（图128B）。其主题鲜明突出，使我们想起唐朝雕塑。它的造型很可能源自波斯，但表现得有些生硬，石缸顶部和底部的曲折边缘雕刻具有非常鲜明的明朝雕塑特点。有些石缸没有底座，作为景教的洗礼池，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它一方面证明了明朝雕塑和唐朝雕塑之间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也表明明朝雕塑在装饰风格上没有自主的创新和发展，缺乏新的发展活力。

如果要对公元10世纪末期到15世纪末期雕塑艺术的发展做简要概括，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雕塑艺术的逐渐衰落，而不只是宋朝纪念碑式的宗教雕塑的衰落。尤其是在南宋末期，雕塑艺术因绘画艺术的发展而黯然失色；但同时我们也发现，游牧民族统治的北方地区在宗教造像方面取得了飞速发展。如前文所述，宗教雕塑中有一些非常独特的石雕，但大部分雕塑不是用石头雕刻的（如木雕、漆雕和泥塑等）。显然，雕塑造型追求动感、强烈的明暗对比、装饰性的色彩效果和情绪感染力，而雕塑风格则取决于同时期的绘画风格。

元朝时，雕塑艺术加入了新元素，我们称之为蒙古元素。它一方面表现为僵硬粗糙的写实风格；另一方面，装饰和服饰造型更趋向于浮夸。元朝的宗教雕塑别具一格，发展强劲，但很少能产生更深刻的精神鼓舞作用。明朝雕塑并未沿袭这样的风格，纪念碑式的重要宗教雕塑也无创新。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具有装饰效果的青铜像、木雕、象牙雕和瓷雕，但是，我们却从未听说明朝有真正的纪念碑式石雕或木雕。

【注释】

[1]此处为1097年，后文图104 图注的年代是1098年，遵照原文，未作修改。——译者注

[2]贝恩德·梅尔彻斯（Bernd Melchiers），《中国：寺院建筑与灵岩寺的罗汉像》（China：Der Tempelbau, die Lochan von Ling Yän Sï），1921年，第39—42页。

[3]景教，即唐代正式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里派。——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