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与隋朝时期的佛教雕塑:中国早期艺术史

6世纪中期，宗教雕塑的风格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以此为节点，划分雕塑艺术史的新阶段。这一阶段是雕塑从早期风格向唐朝（公元618年建立）时期的成熟风格转变的时期，仅持续了不到30年的时间。此时雕塑风格的转变与政治动荡紧密相关。北魏的覆灭削弱了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交流，北方分裂成北周和北齐，高氏家族废东魏皇帝建立了北齐，宇文氏则定都长安，建立北周，推崇儒家思想。尽管北齐统管河北、山东、河南和山西东部，但文宣帝高洋是虔诚的佛教信徒，非常希望能和印度保持直接往来。这也表现在许多雕塑中：这一时期的雕塑与印度雕塑的相似之处更甚于北魏时期。然而文宣帝耽于佛教，荒废政务，致使北齐于公元577年被好战的宿敌北周吞并。北周从根本上打压佛教的发展，不过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很长时间。隋文帝杨坚结束了中国260多年的分裂和内战状态，于公元581年建立隋朝，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隋文帝对佛教有浓厚的兴趣，是最虔诚、最活跃的佛教徒之一，在位期间为促进佛教发展，实施了很多推动佛教发展的政策，给予佛教徒特权。他统治下的隋朝（公元581—604年）有“中央王国”^[1]之称，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黄金时代。据中国史书记载，这个时期共建成佛教庙宇3792座，重建佛像1508940座、新建106580座，它们大小不一，材质有金、青铜、石、紫檀、漆和象牙等。尽管这些数字有些夸张，但它们仍可以得到证实：在中国佛像铭文中，隋文帝的年号“开皇”出现的频率最高。隋文帝时期雕塑的艺术价值总体来说相对较低，但隋朝最杰出的雕塑却达到了中国宗教雕塑艺术的巅峰。隋文帝还对偷盗、破坏寺庙造像等行为施以严厉的惩罚，如果是僧侣则为死罪。那时破坏宗教雕塑的行为日益猖獗，实施这种严厉的惩罚很有必要。但遗憾的是，这种严惩政策未能长期施行。

隋朝时期，雕塑艺术的地方流派开始发展起来，逐渐改变了早期佛教雕塑的单一风格。这时雕塑艺术已经发展成熟，大部分雕像突破了早期雕塑风格的桎梏，造型与线性韵律相互融合，非常和谐。大体上来说，早期佛教雕塑侧重人形轮廓和衣袍褶皱的韵律感以及佛像面部的微笑，而隋朝雕像的雕刻线条则逐渐趋于柔和，更注重人物雕刻的完整性及其身体表现。

北齐时期最重要的石窟——或者说，在被破坏前曾是最重要的石窟——是山西天龙山最早期的石窟。天龙山石窟始建于公元560年，在隋唐时期中断过很多次。与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相比，天龙山石窟的规模确实很小，但几年前，它的保存状态优于龙门石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天龙山石窟2、3号窟开凿的时间最早，都有三组大型佛教雕塑。雕塑在大佛龛内，包括中央的坐佛和两侧的两尊胁侍菩萨，佛龛顶部是平拱。佛龛石柱外还有一些浅浮雕的虔诚僧侣，着印度服饰，线条明显，极其逼真，令人兴趣盎然（图61A）。窟内佛陀的姿势不同：一尊盘腿坐在长椅上，衣袍上有很多衣褶，另一尊双脚触地，坐姿同交脚弥勒佛，服饰明显更重、更厚，衣袍垂下的曲线弧度很大（图60B）。第二组雕像看起来像是独立的雕像，脚下有基座，没有支撑。虽然前一组雕像边缘的装饰很流畅，人形也表现得丰满圆润，但衣饰侧边的线条仍能体现出雕刻成尖翼的特征。在第二组雕像中，雕塑的衣袍造型表现出新的特征，衣饰不再是装饰性遮盖物，而是真正的衣袍，材质柔软有质感。尽管这只是一种新的尝试，但它为雕塑中衣饰的表现技艺带来了新思路。

10号窟中的雕像损毁严重，雕塑者的技术水平也不高，但它展现出比2、3号窟稍晚时期的雕塑艺术。这些雕像的人体形态突出于背景，衣袍紧贴身体线条，衣袍褶皱雕刻的痕迹很少，整体造型更加圆润，棱角更不分明，就像圆柱或圆筒（图61B），显得有些笨拙，说明匠人的地位并不高。不过，这种柱形造型实际上是这个时期的典型特征。

16号窟中的雕像所处的时期很靠后，造型更加成熟，可能建造于北齐末年。但无论如何，这些雕像都属于佛教雕塑转型时期的作品。而且从两侧次要雕塑表现出的美感和技艺来看，这些雕塑与10号窟的雕塑有着紧密的联系。16号窟的雕塑也有三组，均位于宽大的平拱形佛龛内，雕塑立于类似平台的支撑物上，旁边是敲鼓的坐姿矮人。（图62）主尊释迦牟尼佛坐在较高的底座上，呈莲花坐，手结护法印和施愿印，衣袍材质轻薄，披在左肩上，右肩袒露。袈裟上基本没有浮雕，主要表现为双刻线。这种衣饰的造型方法非常新颖，在唐朝以前从未出现过。而两侧的胁侍菩萨雕塑呈直挺的圆柱形，明显表现出转型时期的艺术风格。与它们相比，这尊释迦牟尼佛可以算作“老古董”了。对此我们认为，外国雕塑家来到中国后带来了国外（如印度）的雕像模式，雕刻了释迦牟尼佛的雕像，两侧的胁侍菩萨雕塑后来才建造起来，所以更多地体现出中国雕塑的传统风格。总的来说，这些雕塑和印度马图拉雕塑很相似，这一事实令人震惊。两者的相似不可能是巧合，印度雕塑对天龙山和唐朝佛教雕塑的影响非常巨大。或许印度的朝觐者有时会来中国，其中有些人可能受过雕塑艺术训练。总之，他们携带的印度佛教雕塑对中国雕塑艺术的发展意义重大。

通过仔细研究一些独立雕像，我们对这一时期佛教雕塑的特殊风格有了一个清晰的概念。这尊建于公元576年的红砂岩材质的菩萨立像非常具有启示意义（图63A）。菩萨立在倒莲座上，莲叶隆起，莲座前立有一碑，碑上有铭文，碑左右两侧有守护石狮。其头部和上半身几乎与背光分离，中部的雕像背后仍旧是圆柱形。双臂折断，透过衣袍的线条，形如柱子的双腿清晰可见，双脚扁平但已经看不出形状。袈裟紧贴身体，佩戴的珠串在腰间收紧，均为非常浅的浮雕，仿佛水面上的涟漪，里衣下摆是连续不断的波浪纹。雕像造型圆润，雕刻线条成对角线，与之前相对扁平、有棱角、衣褶明显突出的雕像差别很大。

河北定州是这一时期佛教雕塑的中心区域之一。在河北和陕西体积更大的雕塑中，有一些表现出基本的艺术风格，具有明显的地方特征。

从本书的配图中可以看出各地雕塑艺术风格之间的显著差异。陕西的（灰色石灰石）佛像更宽、更重，衣袍上有较深的褶皱，在一定程度上呈下切趋势，并向两边延伸出尖形装饰，使人想起北魏时期类似双翼的造型。河北的大理石雕像更加修长，衣饰贴身，没有深衣褶雕刻装饰，身体从头至脚由宽到窄。温索浦（Grenville L.Winthrop）^[2]收藏在纽约的一尊立佛（图64B）充分体现出这种特征，它造型丰满，袈裟轻薄贴身，使人想起早期的木雕，其造型很可能源自印度传入的雕塑模型。

如果将它与同样主题（北魏时期佛教雕塑）的早期雕像放在一起比较，两者风格之间的反差令人非常震惊（图64A）。早期雕像的衣袍线条在边缘处拉长，呈尖形，轮廓用内凹的曲线表现，肩窄头小，脚踝处的衣摆很宽，整体线条呈向上的走势，从宽大的基线向上勾勒出人形轮廓线条，最终停在头部的蕾形突出处。而时代较晚的雕像中，整体线条的走势向下，节奏缓慢，传递出某种厚重感，雕刻没有加强轮廓，反而表现出五官的柔和，衣袍披在身上，线条在脚踝处变窄，节奏才加快。总之，早期雕像向上的线条走势好像让人觉得雕像马上就要跃起，但较晚的雕像却是双脚稳稳地立在底座上。

这一时期还有很多佛教单身造像，一般在私人龛室内。这些石像大多为精心制作，有很多独立的细节表现，与青铜雕像类似。单身造像一般有背光，上方雕刻着缠绕的枝叶，有时作为遮挡枝叶会从造像上方伸出。枝叶上还盘旋着饰有长串珍珠、如意宝珠或小佛塔的飞天伎乐（图65B）。背光可能是透雕，光从枝叶中穿过，凸显出中心造像。从一些雕塑中（图65A）可以看出，河北的工匠追求立体效果，如枝叶从背景中伸出，飞天伎乐悬挂在上面，像是圣诞树上的天使挂饰。毋庸置疑，这体现了他们超群的技艺。

这一地区也出土过更优秀的大理石雕像，雕像表面闪烁着微光，仿佛是透明的。雕像的造型极为柔和，朦胧的光影给人不真切的感觉，但足以表现出一种风格，或是内在的和谐，这种和谐也体现在雕像面部的微笑中（图66B）。只有在风格转型时期，雕塑造型的这种风格才能用某种情绪状态表现出来。这尊菩萨像素净风格的内在美与守门天（护法）的狂躁与力量形成反差。守门天的姿势特别夸张，非常有爆发性，表现出强健的体魄。从雕塑的角度来看，它们无疑是佛教艺术中最有趣的一类雕塑（图66A）。与传统佛陀和菩萨像相比，雕塑家在守门天雕塑中有更多机会提升造像动作和身体造型的表达技艺。雕塑家在雕塑艺术风格的转型时期实践了这种表达，作品充满美感。

从隋朝初期起，佛教雕塑数量有了大幅提高，但起初风格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因此，隋初的许多菩萨造像从风格上看，仍会被当作北周时期的作品，如约翰·洛克菲勒夫人收藏的一尊大型菩萨雕塑（图67A）。这座雕像整体造型统一，人形如柱，立在方形底座上。严格说来，这尊雕像表现出更多的建筑特征。另一例是同类型的一尊雕塑，现藏于底特律艺术博物馆，铭文显示建造于公元581年（图67B）。

除了大型佛教单身石像之外，还有很多放置在私人龛室的小型青铜雕像，比如直隶总督端方收藏过的一组祭坛文物（现藏于波士顿），建成于公元593年。另外，还有许多雕塑组合和单身造像，在这里无法一一赘述（参见《5—14世纪中国雕塑》，图318—323）。虽然这些雕塑的整体风格与石雕相同，但大体上还是比石雕更为柔和雅致。然而，应当注意的是，小型青铜雕塑经常会出现叶形大背光作为背景，而菩萨石雕要么根本没有背光，要么背光非常小。前文提到的菩萨像可能出土于陕西，当时的陕西是较大的省份，艺术风格相对较为保守。

如果将目光放在山西，我们会在天龙山石窟8号窟发现许多带有隋朝特征的雕塑（图68）。我们之前提到了16号窟雕塑的时代特性，而8号窟中的雕塑没有任何印度风格，这非常出人意料。的确，这些雕像与早期佛陀的坐姿相同，但身着中国风格的服饰，衣袍覆盖双肩，姿态没有之前那么神圣。头部变大，更贴近世俗人类的形象，但是肩膀不宽，腰部也没有曲线，造型基本相同。它们的立体感很弱，衣袍相对宽松，像是在肩膀上套了麻袋，导致造像有些呆板单调。这些雕塑建造的时代是否比16号窟的雕塑要早，尚不能确定。我们必须承认，无论它们的艺术价值如何，虽然匠人技艺不高，但它们表现出了地方特色风格，更贴近真正的中国风格。(www.xing528.com)

洞窟入口外有两对护法雕像，一对在拱形入口两侧，另一对在山壁旁，旁边有石碑，铭文只有一半依稀可见，据说上面记载着建造日期：公元584年。它们肯定是天龙山石窟中最具吸引力的雕塑之一。雕塑头部大幅度转向侧面，眼睛扫向肩膀，肌体紧绷，青筋暴突，极具爆发力，手臂动作也非常剧烈（图69A）。与北齐石窟外的护法石雕相比，匠人对情绪表达的努力在这座护法雕像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但装饰性的线条节奏没那么灵动，造型也不太立体。因此，隋朝早期雕塑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壮观，头部较宽，具有立体感，这在后来的雕塑中都没有体现，不过，姿态还是比较呆板僵硬（图69B）。在晚些时候的护法雕像中，服饰成为表达动作的一种方式，衣袍也有了艺术价值，这也是早期雕像中没有的特点。

在河北的大理石雕像中，还有许多非常典型、极具美感的雕塑，表现出成熟的隋朝雕塑艺术风格。它们都有一定的结构，体态轮廓不再是柱形，而呈椭圆形，臀部和肘部较宽，线条在双脚和头部逐渐收紧（图70）。衣袍正面和背面的线条增强了这种椭圆感，头部造型也呈椭圆形，整个装饰线条的韵律使雕像表现出一种少见的平衡感和自然的和谐感。后来的许多著名雕塑家都努力想要达到这种高度，却徒劳无功。这样的线条使雕像的动作同时显出向上和向下的趋势，达成了完美的和谐。

它们的衣袍极为轻薄，呈现出明显的印度风格。但无论匠人们受到哪种外国雕塑的影响，他们都对其进行了自由、彻底的改变。这些大理石雕像姿态优美，具有一定的个性化特征。尽管这些雕像的主题不一，质量也参差不齐，但依然可以从中找出同一流派的雕像。

隋朝时期最丰富多样的雕塑群在山东地区。那里宗教氛围浓厚，人们特别积极地参与建造佛寺。根据现存的雕塑遗迹判断，山东是隋朝雕塑活动的重要中心，与其在汉朝时的地位一样。

隋朝最早的石窟位于山东青州附近的玉函山和驼山，可以追溯到开皇五至六年（即公元585—586年）。玉函山石窟群经过粗糙的修复，重新填涂石膏、上色，已经受到破坏，因此在这里略过不谈。驼山石窟群在风格上与玉函山石窟群相同，保存也较为完好，值得我们仔细研究。驼山石窟群中有很多大小不一的雕像，造型均为典型的隋朝风格。规模较大的大型雕像，一般不利于表现雕塑造型，无法最好地体现艺术风格，但它们保存得最为完好。大佛盘腿坐于低底座上，整体来看更像是一座庞大的建筑，而不是表现造型的雕塑（图72A）。尽管佛像为坐姿，但造型较为粗浅，整体呈椭圆形，雕刻出的腿部、身体、脖颈和头部仅是组合在一起，并不和谐统一。衣袍轻薄紧身，衣褶的线条具有装饰的美感，但造型缺乏足够的表现力，无法表现出韵律效果，只有从底座上垂下的衣袍边缘才具有较快的节奏感。但这尊佛像上飘举的帔带和较大的耳垂曲线，在大部分隋朝雕塑中都有表现，是隋朝雕塑风格的典型特征。主尊旁边站立的菩萨和比丘（图72B）体积较小，结构比例也更好，但衣袍的整体线条垂直向下，没有线条变化，仅双脚处的衣袍线条有起伏，造型显得有些刻板，像是柱子，造型特征较为典型。

与驼山石窟一河之隔的云门山石窟则是完全不同的雕塑艺术风格。云门山石窟雕像的现状令人愤慨，仅遗留下来几座大型雕像，但都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云门山石窟的建造时间比驼山石窟稍晚一些，前后相差不到十年。有些大佛旁的小佛龛上刻有铭文，显示建造时间为公元596—599年，大佛的建造时间则晚几年。雕像不是直接建在洞窟内，而是建在平坦的佛龛内，因此比大多数石窟内的雕像更容易观察。雕像上光影交错，加深了立体感。主尊是一尊坐佛，旁边的一尊胁侍菩萨只有部分残存。附近是一座更扁平的佛龛，龛内未设佛像，只嵌了一块碑，不过现已遗失。大佛另一侧是两尊巨大的菩萨造像，其中一尊保存完好（图73）。

这尊大佛以传统的盘腿坐姿坐在平台上，全身都笼罩在宽大的衣袍下（图74）。但相比之前佛像的庄严宝相，它的身体仪态更为自由写实。大佛好像倚靠在神龛内，伸出头，看向前方。外袍在胸前系结，从肩膀向下伸展出宽大线条，在两膝间刻出深深的曲线。衣袍的边缘还有环形和螺旋形的大波纹，从平台上垂下，处理方法更加自由。这些造型在之前的雕像中从未出现过。然而，这尊雕像之所以尤为新颖、令人惊讶，不仅因为它规模较大，形象逼真，还因为它具有杰出的立体效果，尤其是衣褶线条。衣褶线条不是传统的风格，也不完全是装饰雕刻，而是用微妙的光影层次甚至被削去的部分表现立体感，这些对完整表现佛像的立体效果非常重要。头部的光影对比强烈，使得佛像具有了立体感。大部分早期佛教雕塑的眼睛是闭着或半睁的，而这尊雕塑却睁大眼睛，削去眼睑，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嘴唇处深色的阴影使双唇像是张开的，这运用了印象派的表现手法。所以，从雕刻技术的角度来说，这尊雕像完全可以归入雕刻技艺完全成熟的时期。但是，它建造于隋文帝时期，艺术风格也与当时以及更早的雕塑风格紧密相连。旁边佛龛内的两尊菩萨造像可以更清楚地表明这一点（图75）。尽管它们的风格和姿态比大佛更加传统，但仍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衣袍平整，但看起来却像是被削去了一部分，产生了自由下垂的造型，非常生动逼真。它们的头部较大，头上的大宝冠更是增大了头部的体积，雕刻风格自由而又谨慎。菩萨身材修长，宝冠显得有些厚重；但由于光影交错，雕像显得生气十足。或许，这样的优秀作品只能出自真正的雕塑大师之手。

除了山东之外，隋朝石窟群在河北也有。河北雕塑具有同样的艺术价值，但风格略显严肃。河北南响堂山石窟群中的雕塑现已流落在世界各地，大部分完整的雕像收藏于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雕像上都没有铭文和年代，我们认为它们应建于隋朝时期，但博物馆展出时，将它们归入了唐朝雕塑作品。

河北的这些雕塑中也有前文提到过的椭圆形造型，这在拜佛的比丘像和主尊旁的胁侍雕像中表现得非常清楚（图76）。雕像整体呈椭圆形，紧身衣袍上长长的线条为对角曲线设计，强调了基本造型。另一尊比丘像也充满美感，比丘双手持一较大的莲苞，衣袍则为常见的素净风格，整体造型为椭圆形。只有隋朝时期的工匠才会采用这种不掺杂任何现实意义的设计。

菩萨雕像的装饰更为精巧（收藏于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和尤金·迈耶夫人收藏于华盛顿的藏品），风格更为成熟，但仔细观察会发现，它们与佛陀造像的风格相同（图77）。肩膀上的帔巾垂下，刻有衣褶装饰，腰带将裹裙系在腰上。衣袍底部边缘的线条节奏加快，为双螺旋曲线造型，依次缠绕在三块下摆处。造型姿态近乎傲慢，神态比隋朝大部分雕像更加成熟、更有意义。但是，根据之前提到的雕塑风格，这些雕像肯定建于隋朝。

总的来说，在转型时期，雕塑艺术逐渐从相对抽象的早期风格中解放出来，立体雕塑造型得到了发展，艺术风格具有无可比拟的吸引力。大部分雕像都严谨地从正面表现人像，柱形或椭圆形造型具有重要的地位。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新的雕塑艺术思想。

【注释】

[1]中央王国（the Middle Kingdom）又称中央帝国或中华帝国，是明清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华地区政权或者中原王朝的称呼。——译者注

[2]温索浦（1864—1943），艺术鉴赏家、古玉收藏家，出生于银行世家，毕业于哈佛大学，曾任律师，后投身于艺术品的研究和收藏。他带动了国外研究中国古玉的热潮，他收藏的中国古玉代表了中国古玉的最高水平。——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