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0年东汉灭亡后，雕塑艺术持续发展，小型陶塑、大型动物雕塑和佛教雕塑陆续出现。公元5世纪中期之后，佛教雕塑的发展处于主流，此后的佛教雕塑作品为雕塑艺术的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材料。关于佛教雕塑，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单独进行讨论。在讨论佛教雕塑前，我们应该关注三国和六朝时期的雕塑。这一时期的雕塑与汉朝时期的雕塑有直接的联系。它们大部分都是随葬陶器，与大型石雕相比，数目很少，但艺术性却非常高。墓穴中的小型陶器通常是为墓主人“守灵”的。如果将这些雕塑恢复如初，我们就会发现，除了马、犬、猪等常见的动物形象之外，还出现了许多新的动物，如各种动物不同部分组合而成的怪物、犀牛和骆驼等。这些常见的动物雕塑一部分呈卧姿、一部分站立，头部抬起，可能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不过它们很可能只是用于看守陵墓，而不以其他方式服务于墓主人。由于动物雕塑背后经常有开口，人们便猜测它们是灯具或是灯座。不过，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猜想。从之前引用的秦始皇陵铭文可以看出，当时的蜡烛是用动物油脂做成的，应该能持续燃烧很长时间。有些原始灯具或许也像蜡烛一样，可以长时间燃烧，起到照明的作用。
图31B这尊动物雕像为虎躯龙首、头上生角，肩上还有一对小翼，与后文将要讲到的梁墓中的护墓兽属同一种类。它们都是想象中的动物，立体造型结合动物的骇人[1]形象和不同特征，令人着迷。
因年代久远，较大的马形陶俑一般都只剩下身躯和头部，木质的腿部已经腐朽（图31A）。在整体造型中，其头部立体而富有活力。这一点与卧姿的混合动物相同，印证了雕塑上高度集中的线条的表现力。这种表现风格的基本元素与汉朝相同，不过，拼接部位的整体性和特殊性在公元4世纪可能有所发展。
马和骆驼形陶塑以完整的形态出现肯定是在稍晚时。它们与汉朝时差异很大，造型也更写实。这也是我们将其归于北魏时期（公元5—6世纪早期）的原因。马形陶俑很矮，前腿长，颈部较高，头部细长，或有经身体两侧垂至地面的长鞍褥，或有覆盖颈部和身体的华丽马衣。这种造型使我们想起了中世纪骑士在马上比武（图33B）。这匹马的品种明显不是中国本土的，很可能是由北魏拓跋氏引入的。北魏拓跋氏是马背上的民族，凭借骏马和骑兵建立了北魏政权。马形陶俑通常很优雅，骆驼形陶俑则粗壮敦实（图32、33B）。其腿部弯曲岔开，颈部粗壮，鬃毛很长，像是单薄的身体前挂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布袋子。在沙漠中长时间行走，骆驼是非常可靠的选择，背上还经常驮着装有给养的大行囊或篮子。这说明随葬骆驼形陶俑不仅作为家畜出现，同时也是为了保证墓主人的灵魂之旅能够顺畅。尽管这些陶塑没有唐三彩骆驼那么具有装饰性，却更能表现骆驼的真实样貌。
在这一时期，一尊行走的牛形雕塑（图34A）引起了我们的兴趣，现藏于柏林一家博物馆。与这一时期的其他雕塑不同，其组织结构以及腿部和臀胯部的动作都不同寻常，称得上一尊杰出的雕像艺术品。虽然它身上的陶土比汉朝相似的动物雕塑更厚，但其卓越的造型表现力却分毫未减。而且，它形象逼真，比唐朝时期的雕塑更富表现力，因此被认为是北魏时期的作品。这尊雕像之所以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是因为它与万聂科收藏的那尊青铜卧牛非常相似。据说，万聂科收藏的那尊雕像是从李峪村得来的。为了便于读者观察，我们将这两尊雕像的图片放在了一起（图34B），从中明显可以看出两者的相似之处。这尊青铜卧牛堪称杰作，与藏于柏林的那尊立牛陶塑在各个方面都非常相似，所以我们认为它们几乎处于相同的时代（三国至隋朝）。
这一时期陶俑的种类也非常丰富，现在已经出土了许多件。最常见的是骑手，有男有女。他们一般坐在马鞍上，身着胡服：下身穿半长的防护裤（或许是皮质的），在膝盖下束紧；上身穿一种无袖上衣，在腰部扎紧；有地位的人戴着奇怪的帽子，仆人戴着兽皮软帽或风帽。陵墓中的守卫俑还配有武器，有的呈攻击姿态，有的靠在剑或盾牌边，就像多纳泰罗（Donatello）[2]的《圣乔治像》。女俑的服饰是紧身宽袖，有的衣袖过长，挂在手臂上；有的手臂在腰前交叉，外面穿着大衣。这些人物非常瘦，让我们想起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束高腰、身材修长的女性。不同之处也有很多，如这些女俑的头发扎得很高，戴着铲状的大帽子，遮住了耳朵和后脑的一部分。她们或许不像汉朝的上流贵妇那样精致优雅，动作也有些僵硬，但却活泼机灵，一颦一笑都有独特的魅力，尽显青春活力。最早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女俑非常小，仅有15—20厘米高，后来发现的身形逐渐增大，有些接近70—80厘米高。她们的服饰非常统一，发髻形如双翼，身披边缘饰有纹样的长披肩，脚上穿着大尖头鞋，这在英国和美国的许多收藏中都能看到（图35、36B）。这些陶俑所处的时代可能是公元6世纪中期之后，也就是北魏灭亡后。
与这些小型雕塑的艺术造型关系最为紧密的是大量佛教雕塑，包括石窟和四处散落的石碑。在讨论它们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佛教传入初期的雕塑艺术，包括大量石刻浮雕。这一时期的雕塑主要是在光滑的石板平面上雕刻出深色的人形，是汉朝雕塑的进一步发展。一位日本收藏家收藏了一件典型的浮雕碎片（《5—14世纪中国雕塑》图2），刻画了一位在老虎面前自卫的男人，这一传统的主题让我们想起大英博物馆收藏的顾恺之名画中的一个画面。其他浮雕非常粗糙，只是草草雕刻出人形，体现不出雕塑的艺术价值。它们很可能创作于汉朝灭亡后，此处不再过多介绍。
立于河南和南京附近的皇室、贵族陵墓神道的大型雕塑引起了我们的浓厚兴趣。南朝宋、梁、陈几朝的皇帝都居住在南京附近，所以南京附近有很多南朝帝王和贵族的墓地。尽管这些陵墓雕塑几乎不为人知，却是中国石刻雕塑中最为杰出的雕塑群之一。这些雕塑主要为狮形雕塑和类狮似虎的混合动物雕塑。在王室和贵族陵墓原址，学者发现了大量雕塑，他们通过发掘陵墓，推测出陵墓所处的时代和墓主人的身份。其中，一些体积较小的雕塑被人从底座分离，运往西方，受到了很好的保护，人们正对其进行更为仔细地观察研究。为确定这些较小的石雕所处的时代，我们会单独介绍与它们的雕塑风格有关的一项研究。张璜[3]在一本专著中介绍了南京附近的12座南朝萧氏陵墓，其中最早的一座是齐武帝萧赜（逝于公元493年）景安陵，最晚的一座是梁新渝宽侯萧暎墓。[4]另外，谢阁兰在一些著作中也曾提及许多雕塑，并配有图片，他是首位著书研究宋文帝（逝于公元453年）陵墓中部分受损的混合动物雕塑的人。但那些运往欧洲和美国的混合动物雕塑所在的陵墓，却尚未有学者涉及。这些陵墓不在南京附近，而是在河南北部。
这些雕塑都有翅膀，成对地立于陵墓神道入口处。神道侧面有两座石碑，底部有龟形动物支撑，边上的一对石柱还立在原地。动物雕塑主要分两种：一种是集各种动物特点于一体的混合动物雕塑，这种混合动物是传说中的神兽，后来的中国文人称之为麒麟，而张璜则称之为“生有双翼的马”；另一种是真正的狮形雕塑，但它大腿处生有双翼，身上没有羽毛、鳞片，也没有装饰性的鬃毛，人们称之为辟邪。麒麟具有很高的地位，置于帝王陵墓前，辟邪则伫立在王公贵族的陵墓前。
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言，宋文帝陵墓前的麒麟石雕（图39A）年代最早。这尊石雕体积庞大，但已被损坏，头部上半部分已经残缺。拍照时灰色石灰岩表面损毁严重，很多部分已被铲掉，但其身体和腿部覆盖着的装饰性鳞片或羽毛还可以分辨，大腿和耳朵上的羽翼也可以窥得一二。与之相对的另一尊麒麟石雕已经不见了，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齐武帝萧赜景安陵前仍有一尊护墓石兽留在原地（图39B），在此我们做简要介绍。这尊石雕较小，但是保存得较为完整。其腿部相对较短，尾巴表现较成熟，巨大的头部、张开的嘴、长舌头以及从下颌处垂下的装饰性鬃毛令人印象最为深刻。值得注意的是，这尊石雕上有三对翅膀，全身都覆盖着装饰性羽毛。
梁武帝萧衍（逝于公元549年）修陵前的麒麟石雕的仪态更为果敢骄傲（图37）。其颈部向后弯曲成很大的角度，修长的身体将柔韧性表现得更好，状似前进，将敏捷和力量体现得淋漓尽致。翅膀和几簇羽毛则以浅浮雕或寥寥几笔雕刻的方式展现。
藏于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两尊大型麒麟石雕（图40、41）也表现出这样的动态和活力。这两尊大型麒麟石雕出土于河南北部的淇县，年代比梁武帝陵前的还要早。它们线条优雅，身体与有力的腿部直接融为一体，翅膀和装饰羽毛以高浮雕表现，说明它们所处的年代较早。后来的麒麟石雕姿态变得越来越僵硬、笨拙，翅膀和羽毛都以浅浮雕等雕刻手法展现。这两尊护墓兽与武氏祠（公元147年）中倒塌的石狮等汉朝狮形石雕有一定的关联。与前文提到的麒麟石雕相比，这两尊麒麟石雕将这种关联表现得更为明显。不过，这种关联在另一尊稍小些的麒麟石雕中表现得尤为清楚。它与费城那对石雕一起运往西方，收藏于卢吴公司（图43）。值得称赞的是，这尊石雕表现出了动物的动态和韧性，展现出丰富的艺术活力。麒麟的头部猛地转向后方，颈部紧绷，胸部弧度很大，腿部伸展，所有的动作都因深雕线条而显得更为突出，让人感到了它的力量和韧性，蓄势待发，像是绷紧的弹簧，非常独特。其颈部肌肉、身体和腿部可能源于习俗化的造型，但动作线条贯穿整体，将动物的力量表现到了极致，表现出极高的艺术自由和目的性。在四川省最有价值的陵墓石柱上，雕塑造型表现出的集中性和力量与传统麒麟石雕不同，若想深入了解中国石雕，就必须观察这里的石雕。通过这些石雕可以看出，在制作这些石雕时，汉朝石雕的传统还没有消失殆尽。因此，毋庸置疑，四川的麒麟石雕比齐武帝和梁武帝陵前的石雕年代更久远，而这些石雕所表现的艺术风格贯穿于整个公元6世纪。
喜仁龙收藏的麒麟石雕（图42）与这些石雕同属杰作，但是在某些方面稍有不同。这尊石雕的外观与传统的麒麟石雕一样，羽毛覆盖全身，翅膀相对较小，脖子僵硬，头部很大；只是动作的表现力没有那么强，颈部曲线也没有那么优美。但从雕塑的角度来看，它的身体更有活力，比前面提到的雕塑更为杰出。这尊麒麟戴着巨大的眼罩，鼻孔过大，鬃毛也是装饰性雕刻，看上去怪诞、古拙。如果从正面观察石雕头部，人们会想起饕餮的面部；而从侧面观察整个石雕，颈部高耸的脊状毛发有非常强的装饰效果，使之与长有双翼的飞行动物有了一定程度的关联。从整体艺术风格来看，虽然这尊麒麟雕像和齐武帝陵前神道石兽的类型不完全一样，但却应该属于同一时代。只是它们的出土地不同，这尊雕像发掘于河南而非江苏。不过，梁氏家族也有成员埋葬在河南。这一猜想也有事实依据：北京艺术商人格罗斯让数年前在河南购入了非常相似的动物雕塑，虽然其头部已经损毁，但身体造型精妙优雅，较为少见。[5]
第三尊雕塑由山中商会[6]收藏于纽约，与上述雕塑属同一种风格，只是它的头部较大，按照比例来看，身体显得有些瘦小。中国可能还有更多这样受损严重的动物雕塑尚未被发现。公元5—6世纪早期时，帝王陵前盛行放置麒麟石雕。这一时期，狮形雕塑将帝王陵前尊贵的位置让给了麒麟石雕。但狮形雕塑从未在中国雕塑史上完全消失，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如果不对这一时期整体的文化发展情况进行彻底研究，便很难解释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中国人根据自己对艺术造型的理解，将外来艺术思想运用到传统的雕塑中，从汉朝开始一直流传下去。中国人在陵墓前放置动物雕塑的想法肯定来源于西方，而且很可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从印度引入的。(www.xing528.com)
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有翼狮身怪兽雕塑也需要一提。一般认为它是公元前4世纪巴克特里亚人的作品，其造型偏向于希腊艺术风格，但主题和中国麒麟相同。[7] 可以说，这尊青铜雕像的基本特征仍属于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8]风格，不过其中的希腊元素使它显得更为高贵。前文提到，中国大型石雕上还保留着诸多伊朗艺术的特征，但并未影响其优雅的希腊艺术造型。中国杰出的雕塑家对造型进行了精准调整，赋予其更富想象力、更具朝气的生命。
南京附近的大部分有翼狮形雕像还位于原地，它们的重量和体积都很大，移动时困难重重。由于长期的自然侵蚀，许多石像出现了较深的裂缝。年代更早的石刻雕塑具有最高的艺术地位，它们位于梁武帝皇室墓前，即梁安成康王萧秀（逝于公元518年）墓、梁忠武王萧憺（逝于公元522年）墓和梁武平忠侯萧景（逝于公元523年）墓。此外，附近还有两三尊大型石狮，位于南京城东尧化门，但它们的艺术水平不及上文提及的这些石雕。前文也提到过，在结构上，辟邪和麒麟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即使身体并未覆鳞片或羽毛，辟邪与麒麟也都是神话中的有翼神兽。这些狮形雕像都没有装饰性鬃毛，但嘴张开，巨大的舌头伸出口外，垂到胸前，胸膛前挺呈拱形；或器宇轩昂朝前迈步，或突然停下，前腿伸出，后腿弯曲，昂首挺胸，脖子向后弯曲，腿部比同时期的麒麟更为有力，四肢表现出强大的张力，整体造型饱满，令人印象深刻。梁武平忠侯萧景墓前的石狮大部分被水和风霜严重侵蚀，目前全部淹没在浸满水的稻田中（图45）。春天涨水时，石狮便像是高挂在维京人海盗船首上口部大张的龙头。这两者确有相似之处，也的确值得讨论，但这里不再详细介绍。
梁安成康王萧秀墓附近的两尊石雕保存得更为完好，造型也更完整。甘家巷村在石雕外建了房屋，石兽就存于此处（图38、44）。这里还有两座较高的龟趺碑座（图46）、一根墓表石柱，石柱底座上刻有盘龙纹样。这可能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陵墓神道。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皇室陵墓的规制有了极大的扩展。
通过探究狮形雕塑艺术的起源，我们知道带有翅膀的狮形雕塑是受波斯艺术影响的结果。从另一方面来说，波斯阿契美尼德和萨珊王朝[9]的石狮形象来源于亚述艺术，所以大部分亚洲以及小部分欧洲的狮形雕塑艺术应该发源于亚述艺术。中国人对这些艺术原型了解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很难确定。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从南方传入的西方艺术思想，比西北游牧民族的艺术思潮对中国雕塑艺术的影响更大。因为这些狮形雕塑并非出土于北魏境内，而是发现于更靠南的地方。外来的艺术元素从未遏制那里的汉族人民的创造力和古代中国的文明。毋庸置疑，中国人根据传统雕塑风格，以一种非常自由、近乎卓越的方式将外来的艺术风格与本土的雕塑艺术相融合，发展出一种全新的雕塑风格。这些狮形雕塑直接延续了汉朝雕塑的艺术风格，表现出了极富自由与活力的创造力，它们代表中国雕塑艺术的顶峰，是中国艺术最名副其实、最具里程碑意义、最令人信服的证明。后来，中国艺术家将这种艺术创造力逐渐根植在从国外传入的思想体系和肖像造型中，主导了宗教雕塑艺术的发展。
【注释】
[1]原文为意大利语terribilità，用于形容米开朗琪罗的艺术作品，尤其是《大卫》《摩西》等雕塑作品，意为“可怕的，令人敬畏的”。——译者注
[2]多纳泰罗（1386—1466），又译多纳太罗、唐纳太罗，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第一代美术家，也是15世纪最杰出的雕塑家。他创作了大量生机盎然、庄重从容的雕塑作品，代表作有《大卫》《圣乔治像》。——译者注
[3]张璜（1852—1929），字渔珊，江苏南汇人，1893年加入耶稣会，曾任徐家汇藏书楼主任。——译者注
[4]参见张璜，《梁代陵墓考》，上海，1912年；谢阁兰，《中国古代雕塑的近期发现》，《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1917年；谢阁兰、拉蒂格、法占，《中华考古图志》，第2册，巴黎，1924年；喜仁龙，《5—14世纪中国雕塑》，伦敦，1925年，图3—11。
[5]参见《5—14世纪中国雕塑》，图11。
[6]山中商会，创办于1910年，是20世纪初外国人开设于中国境内的最大古董商会，业务范围横跨欧美亚。其核心人物日本古玩业巨子山中定次郎将无数中国文物艺术品运到海外，充实了无数大藏家和博物馆的藏品，也奠定了山中商会在业界的龙头地位。——译者注
[7]参见道尔顿，《奥克瑟斯宝藏》，伦敦出版，1926年，图25。
[8]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年—前330年），又称波斯第一帝国。——译者注
[9]萨珊王朝（公元224—651年），也称波斯第二帝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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