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玉器：真品稀少，赝品众多，造型保持不变，玉龙祭雨

探寻周朝的艺术风格特点，不仅要研究青铜礼器和装饰，还要研究与青铜器出土于同一墓中的大量玉器的雕刻图案。应当注意的是，这些所谓的周朝玉器绝不可能都造于周朝，其中的赝品远远多于真品。伪造的古玉器在历朝历代都有，往往采用与真品同类的材料。而且，重要的玉质礼器造型基本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很难判断一件璧或琮是造于周朝还是稍早或稍晚时。^[24]

推定玉器的年代不但要依靠触摸，还要根据其形状和风格特点来判断。对于有装饰图案的玉器，推测时主要依据其雕刻技巧，而非装饰图案。因为装饰图案可以仿造，而线条的力度、硬度和节奏最为重要，也是最难模仿的。

因此，玉器的艺术价值仅凭描述和图片无法展现，它与材质（硬玉或软玉）和技艺密切相关。只有将玉器拿在手中，手指沿切口细细触摸，才能感悟到早期玉器的特性和其朴素的美感。玉器鉴赏，是触觉和视觉的双重盛宴。

自古以来，玉在中国都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具有艺术特点的饰物，还是生者和逝者的护身符。玉可以使人的身体和心灵都得到净化和保护，其作用取决于玉的质量和技艺。古代礼仪规定，君王用白玉，公侯用青玉，卿大夫用黑玉。玉器的象征意义还体现在造型和装饰图案上，无论玉质礼器还是玉饰都是如此。实际上，玉饰大都可以视作一种艺术的象形文字，表达使用者的思想、愿望或品质。小型玉饰最能体现使用者的社会地位和个性差异，蕴含着中国人的创造性想象。东汉史学家班固（公元92年逝世）讲到早期玉饰时，提到了玉与人的关系：“佩即象其事。若农夫佩其耒耜，工匠佩其斧斤，妇人佩其针镂，何以知妇人亦佩玉？”^[25]

但是，早期玉器大都不是个人饰品，而是在祭祀时作为礼器使用。《周礼》中记载了汉朝人整理的古代礼仪，其中提到了许多玉质礼器，但我们无法将文学描述和出土的玉器一一对应起来。虽然我们对很多玉器的真正用途和意义都不了解，但依然可以将它们作为艺术品欣赏。早期的玉质礼器大都非常朴素，没有装饰，只有一些几何象征图案。

大而平的圆环称作璧，最初象征天或太阳，后来也象征君王。璧的大小和颜色各不相同，但中间圆孔的直径一定不超过外环宽度的一半。如果孔和外环为其他比例，就不是璧而是瑗、环等，其象征意义也不同（图69、70B）。这些玉器无疑在祭天时作为礼器使用，君王也会将璧赏赐给诸侯和贵族，他们便也有了在典礼上执璧的权力。以璧陪葬时，要放在逝者胸前或背后（至少在朝鲜半岛一座公元3世纪的墓穴中，璧就是这样放置的）。后来的很多玉饰都是璧形，但通常刻有浮雕或装饰图案。

另一种在祭祀时用作礼器、拥有重要象征意义的玉器是琮，它象征地，代表王后。琮是内圆外方的筒型玉器，外部的方形象征地的四极，长度和比例也各不相同（图71），有的长达0.5米，有的却不到5厘米。象征地的礼器自然是黄色的，祭地时需将黄琮放在祭坛上。除此之外，琮还有其他颜色，一般用于非正式场合。王后还会将它们赠给他人。

《周礼》有言：“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这段文字展现了周朝的礼仪，但上述玉器是否只有这些用途还不得而知。后来，这些玉器保留了部分象征意义，而更多地用于装饰。

《周礼》中记载的玉质礼器除了璧、琮之外，还有圭。圭有多种造型和用途。吴大澂和劳佛认为，最初的圭呈锤形，象征皇权。而后代的圭则为长方形的玉片，有的尾端有尖，有的尾缘是直的，有的尾缘是弯的，有点像錾子。圭有很多种，包括大圭、镇圭、桓圭、琰圭、信圭等。其中，大圭和镇圭最为重要，《周礼》记载：“王晋大圭，执镇圭，缫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在此就不一一介绍了。^[26]

君王根据诸侯的等级赏赐不同种类的圭，一些祭祀活动也会以圭形器物作为礼器。图72A这件“圭”有短柄，柄上有孔和棱角。由于圭柄太短，棱角分明，不便手握，更适合插在木杆上。所以，伯希和教授认为，这件玉器可能不是真正的圭，而是源自长柄上装有横刃的古代兵器——戈。^[27]玉质的戈刃当然不再作为武器，只用作礼器。其边缘多为下凹的弧形，有的则像直的尖刀，或像弯的镰刀（图72B），但都有短柄，柄上有孔和棱角，几乎只能用作插入木杆中的横刃。目前已知的最大的玉戈至少有95厘米长，为端方所藏。大部分玉戈都小得多，有些甚至不到4、5厘米。双刃玉戈的斜面又宽又薄，展现出高超的制作技艺，其他材质很难呈现如此锋利的触觉之美。

玉刀的造型简单，单刃，刀背较宽，有三个或更多的孔（图72C），有时会被当成大圭。但从形状和切口来看，它们原本是固定在柄上的，柄与刀叶方向一致，因此这可能源自另一种古代兵器。有些玉刀的刀叶和刀柄都是玉质的。

璜即半璧，大小和颜色同样各不相同，但都比璧小。据说璜一开始也用于祭典，后来衍生出其他意义。介绍汉朝玉饰时，我们还会讲到它们。还有玉虎（图73），但那些造型逼真的玉虎往往被归为汉朝而非周朝作品，如吉斯勒（Gieseler）博士收藏的那件精美的白玉虎。

祭礼中可能使用的玉器还有大型龙雕，有的较平，带有雕刻或微凸的图案；有的为圆雕，如吉斯勒博士收藏的大型玉龙（图70A）。这件玉龙应该是礼器，吉斯勒博士认为它用于祭雨。后来的玉龙大都用作装饰。龙和云、水关系密切，所以早期的玉龙很可能是礼器，用于祈雨和丰收。龙也代表吉兆，所以玉器上常有龙纹。

除了玉质礼器，近几年周朝陵墓（可能还有前文提到的河南新郑的那座墓）中还出土了许多小型浅色玉器，大都呈扁平状，雕刻成鸟、鱼等各种动物，以及饕餮、夔龙、夔凤等神兽的形象（图74）。这些玉器上大都有孔，表明它们可能是系在绳子上或缝在衣服上的饰物，但是否只用于装饰，目前暂不知晓。它们可能也有象征意义（就像青铜器上的装饰一样），但我们还没有相关证据。^[28]玉器装饰中，最吸引我们的不是神话中的怪兽或饕餮，而是更加逼真的鸟兽，如鹿、猪、兔、鸭等。虽然它们仅是在平面上简单地雕刻出线条，却大都栩栩如生（图75）。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完全立体的动物造型和小型人像，但相对罕见。这符合我们之前谈论青铜器时所说的：周朝艺术家们很了解动物的特征和活动，尽管限于风格，只能将其塑造为抽象的造型。他们比后人更倾向于写实，对他们而言，艺术是表达现实的象征手段，其抽象性是有意为之且始终如一的，因而周朝的艺术能够比后代的宗教艺术更全面地表达宇宙哲学和宗教神话理念。这一时期的艺术跟宗教一样，与特定的礼仪和传统紧密相连。礼仪的目的是达到天人合一，这一时期的艺术抓住了其精髓，力求展现自然伟大的创造力，即一切生命蕴含的永恒的动静规律。

【注释】

[1]公元前249年，吕不韦杀掉东周惠文君，标志着东周灭亡。

[2]参见马伯乐，《中国上古史》，第81页。

[3]即覆斗方上式。——译者注

[4]古代盛放酒器的长方形几案，至今仅发现西周初期的两套。——译者注

[5]指《诗经·国风·秦风·黄鸟》。《左传·文公六年》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译者注

[6]参见毕士博，《新郑县的青铜器》（The Bronzes of Hsin-cheng Hsien），《史密森尼学会年报》（Annu Report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26年，第457页。北京大学的马教授（译者注：马衡，192年9月前往新郑调查，著《新郑古物出土调查记》，时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曾到过那里，确定那里只有一间地下墓室，没有木顶和拱顶墓道的痕迹，青铜器和陶器就是在那里出土的(www.xing528.com)

[7]据司马迁记载，公元前217年，秦始皇称帝后的第29年就开始建造这座陵墓。“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驽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译者注：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

[8]受篇幅所限，此处我们无法列出中国历代所有有关早期青铜器的著作，只简要介绍最重要的几部作品。其中还有大量木版画，因为若要深入研究青铜礼器的发展，这些插图是不能忽视的。最初，在唐朝时人们只记录了青铜礼器上的铭文；到了宋朝，人们开始致力于艺术和考古研究，画下了这些器物的图样吕大临于1092年著的《考古图》是第一部含有此类图样的著作。1107年，王黼撰文的《宣和博古图录》问世，图文并茂地展示了酷爱艺术收藏的宋徽宗藏于宣和殿中的古董。遗憾的是，金人和蒙古人入主中原火烧皇宫，书中收录的青铜器可能在战乱时全部遗失了。直到1740年才出现了一部同等重要的著作《西清古鉴》40卷，是乾隆皇帝命许多著名鉴赏家和文人根据他的藏品所著录。《西清古鉴》和之后的《西清续鉴》是了解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重要参考资料。北京故宫青铜器馆中收藏了书中记载的部分青铜器，但数量远不及乾隆时期。后来的著作中，值得一提的有1804年由阮元编录考释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收录了560件早期青铜器上的铭文；1822年出版的由冯云鹏、冯云鹓两兄弟编写的《金石索》，其中精选文物的器形图价值很高。住友春翠（Baron Sumitomo）先生藏于日本大阪的青铜器在当代中国早期青铜器收藏中首屈一指，出版了华美的图录，内附凸版相片和彩色版画，含青铜器四卷、铜镜三卷、铜钟一卷。
当代关于中国青铜器的著作有以下几部值得关注：
沃列泽兹（E. A. Voretzsch），《中国古代青铜器》（Altchinesische Bronzen），柏林，1924年。内含大量清朝皇室曾藏于沈阳、现藏于北京的青铜器图片。
科普（A. J. Koop），《早期中国青铜器》（Ancient Chinese Bronzes），伦敦，1924年。这本书很畅销有些插图不错，但文字不可靠。
颜慈，《中国青铜器》，载于《柏林顿杂志》“中国艺术”专题，伦敦，1925年。文中引用了大量中文著作，参考文献很有价值。
纳色恩，《早期中国青铜器》，载于《亚洲艺术与文化维也纳合集》（Wiener Beiträge zur Kun und Kultur Asiens），1926年。其论述基于文献学和历史学研究。
褚德彝，《卢芹斋藏中国早期青铜器》（Bronzes Antiques de la Chine Appurtenant à C. T. Loo Cie），巴黎，1924年。
颜慈，《尤摩弗帕勒斯藏中国、朝鲜青铜器及佛像》（Catalogue of the George Eumorfopoulo Collection of Chinese and Corean Bronzes, etc.）。刊印中，本书作者尚未拜读。

[9]参见纳色恩，《早期中国青铜器》，第34页。

[10]金璋（1854—1952），英国驻天津总领事，汉学家。——译者注

[11]参见颜慈，《中国青铜器》，第4页。

[12]卢芹斋（1880—1957），浙江湖州人，先后旅居法国、美国等，20世纪初国际著名的文物贩子、大古董商，将中国许多国宝级的文物贩卖至国外。——译者注

[13]参见沃列泽兹，《中国古代青铜器》，第95页。

[14]参见褚德彝，《卢芹斋藏中国早期青铜器》，巴黎，1924年。

[15]近代法国古董商，以收藏、贩卖中国古董为主。——译者注

[16]奥本海姆（1860—1946），德国业余史学家、业余考古学家、收藏家，在近东古代文明的考古学上有重要的贡献。——译者注

[17]方大维（1871—1952），法国金融家，对装饰艺术、18世纪家具、印象派画家和早期大师作品、布洛克雕像和拜占庭艺术品都有涉猎，还是中国古代艺术品收藏的先驱。二战期间，他的艺术品达2687件以上，被纳粹洗劫一空。战后，他将两千多件艺术品捐给了法国吉美博物馆、罗浮宫、纽约大学博物馆、汉堡博物馆等机构。——译者注

[19]南宋赵希鹄著，一作《洞天清录》，该书为考鉴古文物的著作。——译者注

[20]参见翟理思（Giles），《耀山笔记》（Adversaria Sinica），第9期，第291页。

[21]参见翟理思，《耀山笔记》，第9期，第293页。

[22]参见颜慈，《中国青铜器》，伦敦，1895年，第6页和第23页。

[23]参见翟理思，《耀山笔记》，第9期，第291页。

[24]研究中国玉器最好的入门之作是劳佛（B. Laufer）的《中国古代考古学和宗教中的玉器研究》（Jade: 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芝加哥，1912年），书中有一份全面研究中国古代玉器的书目。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官员吴大澂1889年出版的《古玉图考》，劳佛的很多研究都以这本书为依据。近几年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对前人的很多理论进行了修正。轩尼诗（Una Pope Hennessy）的《中国早期玉器》（Early Chinese Jades）（伦敦，1923年）一书中有大量精美的插图，尤其是尤摩弗帕勒斯的藏品，但文字部分不够可靠。伯希和（Pelliot）的《卢芹斋藏中国早期玉器》（Jades Archaïques de la Chine Appurtenant à C. T. Loo et Cie）（巴黎，1925年）一书更有价值，虽然书中只介绍了少量玉器，且大都是汉朝以前的。近日，劳佛在为巴尔（A. W. Bahr）收藏的玉器编制的图录（芝加哥，1927年）中表示，正准备全面修订自己的上述著作。

[25]参见劳佛，《中国古代考古学和宗教中的玉器研究》，第197页。

[26]参见劳佛，《中国古代考古学和宗教中的玉器研究》，第80—99页；伯希和，《卢芹斋藏中国早期玉器》，第15—23页。

[27]参见伯希和，《卢芹斋藏中国早期玉器》，第21—23页。

[28]参见伯希和，《卢芹斋藏中国早期玉器》，第23—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