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艺术史：陶器与青铜器对比

如前所述，周朝留存至今的艺术品大都是从陵墓中发掘出的文物。但是，周朝陵墓的发掘没有遵照考古学流程，未对文物的位置、意义和用途进行系统观测。因此，我们只能猜测它们的用途和相对年代。对我们来说，依据传统分类法对它们进行分类比依据年代分类更为可靠。因为我们可以从文献中了解不同种类的器皿的用途，但只能依据其装饰风格来推测其存在的年代，而且严格来讲，周朝青铜器上的铭文都没有相关年代的可靠记载。

介绍青铜器之前，我们先简要介绍一下周朝的陶器。整体来看，周朝陶器所展现的艺术文化比青铜器更为原始。因陶器受制于原材料，无论形制还是装饰都没有受到青铜器的影响，所以其主流形制是圆润的罐、碗和鬲。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是在金属艺术的影响下产生的，如有足的碗、鼎和其他特殊造型的器皿；但与常见的罐、碗和瓶的造型相比，它们只是个别现象（图23）。

周朝的陶器没有上釉，彩绘也不多。这些陶器一般是用略经烧制的陶土制造的，多呈灰色。但根据上文毕士博的记载，这一时期应该还有一些更好的略带红色的陶器。从这个角度来讲，周朝陶器与新石器时代和汉代的陶器都大不相同。周朝早期陶罐表面最常见的装饰是席纹，即用草席或类似的粗糙织物包裹或按压湿陶土而产生的纹路。其中一些陶器可能完全没有被草席按压过，其纹路是划出的线条。仰韶时期没有彩绘的陶器上就有这种装饰。随着技艺的发展，这种纹路只出现于手工（不使用陶轮或类似工具）制成的陶器上。架于火上使用的陶鬲上基本都有这种装饰。安特生教授认为，这种条纹或不规则的凹槽之所以得以保留，是因为它比光滑的表面受热更快、更全面，这一假设很可能是正确的。后来的青铜鬲上也有这种纹路的变体，可能人们觉得它比较美观。

但是，年代较晚、更加成熟的周朝陶器大都使用陶轮制成，表面平坦光滑，有的用利器或指甲刻出了一些几何形细条纹。很多陶器上还有以木模印在湿陶土上烧制而成的篆文（图23C）。粗颈环、弧形侈口也是明显的装饰特征，少数陶器的底足轮廓也很特别。大部分陶器都是日常用具，既可为生者所用，又能为死者存放饮食。

与后代的造型相比，周朝的陶器有些笨重，但它们也有优点——没有使用金属模具是真正意义上的陶器。有些陶器还影响了青铜器的形状，典型的例子便是中空尖足鬲。

除了普通的陶器之外，周朝末期还出现了兽形、鸟形甚至人形陶像，如原始陶鸮和陶熊。目前无从知晓周朝末期之前的陵墓中是否已有陶俑（明器），但汉初时陵墓中的陶俑已然很完备，因此它们很可能早就存在了。

周朝的青铜器大都是礼器，其用途取决于传统和礼仪。中国的著作中列举了2多种在西方已广为人知的周朝青铜器。^[8]

依据用途，礼器可以分为三类：一、碗碟，用于盛放以肉为主的固体食物；二、用于盛放水果、谷物类祭品的器皿；三、杯罐，用于盛放祭祀用的液体，如水、酒等。礼器的数量和重要性取决于主祭人的社会地位和财力。随着时代的发展，礼器的样式和装饰逐渐发生变化，有些甚至连名称都改变了。如汉朝常见的细颈大瓶和水罐，此前从未出现过。严格来说，礼器上的装饰与其样式并无关联，同一装饰纹样可稍作调整出现在多种礼器上。前文我们已经简单介绍过，它们有些可能源自木器和骨器上的雕刻图案，此处不再详述。

鬲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器皿，其汉字象其形。有些青铜鬲和陶鬲没有任何装饰（图24B）。但一般而言，青铜鬲在隆起的器身和锥形足处有细细的纵向条纹或凹槽，上部侈口处有锯齿状的梳纹和高高的凸起，使器身的曲线更加明显（图24A）。后期的鬲上还有横向条纹，而陶鬲的尖足在青铜鬲中变成了更粗的蹄状足。

鬲

第二种三足器皿是鼎。和鬲一样用来盛放固体食物，并置于火上。但这种烹饪方式不完全等同于煮，因为其足部不是中空，也并非由腹部直接延伸出来，而是实心的，用来支撑锅状的腹部。早期鼎的腹足连接处有大面积的饕餮纹，下颌与足相接。住友先生在大阪的藏品中就有三件这样的鼎，其中年代最早的那件鼎上的饕餮纹造型古拙，制造时间显然早于周朝初期（图25A）。后期很多青铜鼎上也有饕餮纹装饰，其造型与鼎大致协调。在中国的著作中（参见上页脚注），不同种类的鼎以夔纹、蛟螭纹、盘龙纹、蝉纹、雷纹等装饰相区分。鼎是使用范围最广、造型最为多样的礼器（图26、27）。乾隆皇帝的图录中至少收录了233件鼎。

鼎

鬲上置有锅的器皿称为甗。虽然甗在史前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但它应该是文明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后期有很多陶甗和青铜甗，其上的饕餮纹更加华丽、立体。甗是准备祭祀时专门用于蒸煮的大型器皿之一（图25B）。

甗

以上器皿都可以置于火上蒸煮。用来盛放谷物、蔬菜等的器皿与之不同，一般为碗形，足较为成熟。

其中最常见的器皿是簋，深腹，双耳，圆形或方形足，也称为彝（多种礼器的总称）。有些青铜簋造于周朝初期，甚至更早。陶簋比青铜簋出现得更早。住友先生收藏了一件精美的簋，至少在1500年前它就已经出现在了日本（图29）。这件簋以双耳分成前后两面，双耳与腹部的饕餮纹相连，两面中间以垂直的棱纹或梳纹相隔，形成饕餮高耸的鼻子。饕餮纹左右对称，眼睛和鼻孔又圆又大。饕餮纹上似乎有两个对称的夔纹，中央有扉棱。簋口和足上也有这种纹样组合。这种两条腿的神兽，眼睛很大，举步向前，底部有扉棱，上部为兽首，眼睛的显著特征是又大又圆又鼓，中央下陷，其他部位则处理得非常自由。纳色恩认为，眼睛象征祖先出现在祭典上。这种观点可能有些道理。因为在古典和基督教艺术中，眼睛有时象征不可见的灵的存在。^[9]

簋

英国伦敦的尤摩弗帕勒斯（Eumorfopoulos）先生收藏了一件精美别致的簋（图28）。簋身由四耳平均分为四个部分，上面饰有传统兽纹，兽纹末端为吻或象鼻。簋身的兽纹与足部、耳部的几何形兽纹都是极细的浮雕线条，令我们想起商朝的青铜器。簋腹内有铭文，金璋（L. C. Hopkins）^[10]先生据此认为它造于公元前1105年—前1078年^[11]。这一推测虽不一定准确，但与这种古拙的细纹并不矛盾。

罍（周朝）

另一种圆形、矮足、用于盛放谷物祭品的器皿称为罍。与簋相比罍的形状更像瓮，它更高，口部更窄，而且有盖。前文提到的中国著作中收录了许多罍，大都较大。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收藏的这件罍（图33）很重要，不仅饰有传统的夔纹和饕餮纹，肩部还有立体的羊首造型。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和卢芹斋^[12]先生也收藏了许多类似的罍。

方形、有四个矮足的碗状器皿称为簠。簠形如水槽，大耳，一般有盖，秦汉时期很常见，但无疑周朝时也有。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中收藏了一件较好的簠，饰有几何状交错的夔纹雕刻，还有立体的兽首。从其装饰判断，它应该造于秦朝（图103B）。

簠（秦朝）

类似的扁圆形有盖器皿称为盨。

豆与上述器皿不同，它是圆形，足似高烛台，用于盛放水果。陶豆应早于青铜豆，其高足原本可能是竹质的，其上放置木盘。这种原始的豆与（有盖或无盖的）半圆形青铜豆差别很大，有的青铜豆像个杯子，造型优雅，让人很难相信它们造于周朝。豆上一般没有浮雕装饰，只有雕刻的花纹。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收藏了一件品质上乘的豆，上面有四只立体的形状似虎的动物向上攀爬。兽形装饰和器身上部的装饰表明它可能造于秦朝或周朝末期（图104）。

豆（汉朝）

尊

礼器中还有一系列盛放液体祭品的器皿，用于祭祀祖先、神灵和家庭守护神。这些器皿在早期统称为尊，《周礼》记载：“幂人……祭祀，以疏布巾幂八尊，以画布巾幂六彝。”但随着祭礼越来越复杂，用于祭祀的液体逐渐从水变为谷物发酵酒，于是出现了不同的器皿用于盛放和供人们品尝。

最常见的礼器是尊。尊为大型瓶状器皿，一般分为三个部分：钟形足、稍鼓的腹部、圣爵式的颈部。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中的这件尊就非常典型（图31）。与簋上相似的扉棱将其足和腹部纵分为四个部分。其腹部饰有两个大型饕餮纹，足上为传统的夔纹，颈部没有装饰，但抛光的金属表面如玉般光滑，闪着锈褐色和翠绿色的光泽，有一种独特的美。

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中收藏了一件极为华美的方尊，从其装饰技术和风格来看，称得上最完美的尊之一（图32）。它棱角分明，足、腹、颈结构鲜明突出。腹部的鸟纹和足部、颈部下方的夔纹都是浅浮雕，像雷纹背景上的剪影。颈部上方有大大的柳叶形装饰，可能是蝉纹或山纹。方尊为深色，表面十分光滑，像打磨过的石头一样，闪着深浅不一的绿光。

上文所讲出土于宝鸡县陵墓、现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青铜柉禁中，尊的造型和装饰都非常典型。这套青铜柉禁中还含六件匕、一把小长柄勺、一件用于祭祀祖先的矮青铜台座（图34）。尊上饰有细长的兽首和夔龙，与东周时期许多马车配件及其他饰物上的形态相似。从台座上的痕迹来判断，其上原本只有一尊二卣，其他器皿可能放在一旁，需要时才取用。匕可能是用来搅拌酒水的，长柄勺则用于将液体从大器皿舀至小器皿中。大型匕呈叶型，柄像茎一样，末端饰有镂空的盘龙（图35）。它们造型优雅，广受赞誉。(www.xing528.com)

这套青铜柉禁中，除了饰有饕餮纹的尊（图36）之外，还有两件有盖和提梁的卣，用于盛放、运输祭祀用的酒水（图37）。两件卣的造型基本相同，较小的一件放在方形底座上。卣身和盖上都有四个造型独特的扉棱，在鼓起的卣身上似船首一般，盖上的则像尖尖的耳朵。提梁上带有鹿角形耳朵的兽首装饰使它们更具兽形特征。装饰纹样则以鸟形特征为主——有五处大小、形态各异的夔凤纹，眼睛又大又圆，喙长如钩，翅膀似火焰，充满野性。还有一些卣的造型似鸮或其他鸟类，翅膀上有雷纹和龙纹，鸟首为可以拿下来的卣盖（参见住友和尤摩弗帕勒斯收藏的卣，图47、48）。

卣

盉的造型简单得多，用于混合、调制酒水（图39B）。盉有三足、流、鋬、盖，与茶壶很像，也有些盉没有足。腹部鼓起的三足盉造型似乎与鬲有关，足上也有饕餮纹，但都是雕刻而成的，只有凸出的眼睛是浮雕。颈部环绕着雕刻的夔纹，鋬上有兽首装饰。

盉

这种像鬲的三足造型使我们想起斝（图39A、40）。其圆口上有两个小方柱，方柱顶上有圆形凸起，像耳朵一样。斝可能是用来温酒的。如果果真如此，这两个圆形凸起的用途就很好解释了——在其下插入木棒，就能将斝从火上拿开。

觚

壶

爵上也有同样的方柱和凸起，这是一种小型酒器，造型优雅（图41、42、43）。“爵” 通“雀”，指小鸟。一些考古学家认为，爵的造型似雀鸟，流像雀的喙和尾。有些爵的盖的确像卧着的鸟。但是，爵与雀极有可能是在爵出现之后才结合起来的。早期的爵和其他壶、杯一样，无疑是用角或木头制成的。但据我所知，早期并没有陶爵，陶爵都是后世的仿品和现代人用白陶制造的赝品。爵足高而外摆，长长的流线延展了上缘线条，使整体造型非常优雅。这也使得这种造型流传下来。一般认为，口沿上的爵柱是用于以棍棒将爵从火上夹起。但在18世纪时，有中国学者提出，依据爵柱的位置和比例，爵柱碰到饮者的眉毛时，爵内液体刚好喝完，饮者便不必仰头了。严格说来，这两种解释并不互斥，但我们不知道祭祀用的酒是否真的需要加热，因此很难判定这两种解释的优劣。有鸟形盖的爵都没有爵柱（图43）。鋬和竖直的扉棱通常将爵分为四个部分，在雷纹背景上饰有眼睛和有些抽象的夔纹，爵口下通常为柳叶形的蝉纹。这些装饰在周朝的爵上非常普遍，但要说精致优雅，都不及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这件，爵上的铜绿从淡绿色到蓝色不等，色泽华美（图42）。

细长的喇叭形器皿叫作觚，主祭人有时会在祭坛上摇晃觚，“以更好地吸引神明注意”^[13]，有些觚足中还配有铃。细长的颈部表明，早期的觚可能是竹质的。青铜觚的造型与尊遵循相同的艺术原则：钟形足，器身短，颈部为长喇叭形。觚身和足被垂直的扉棱分为四个部分，多饰有不完整的夔纹或蚕纹，颈部环绕着蟠龙和细长的蝉纹，向觚口处逐渐变尖（图44）。

后期的觚在形制和装饰上变化不大，前文提到的宝鸡县陵墓中发掘出的青铜柉禁中也有觚（图34）。其中还有一种腹部较大、圈足的酒器，称作觯。其形态饱满，稍微鼓起，隆起的装饰带有巴洛克风格（图45）。两面的饕餮纹为高浮雕，饰有弯曲的羊角角尖向外伸出。足和颈部饰有夔纹，眼睛大而凸出。这件觯的表面疙疙瘩瘩的，有些骇人，手感也不好，但极具艺术表现力。与这套柉禁中的其他器具相比，它更着眼于艺术夸张，而非精美的装饰细节。尽管周朝其他礼器中也有类似的装饰，但这件觯比当时大部分青铜器都更加绚烂夺目。这也许是宝鸡县陵墓主人为秦国王公的证据之一

除了上述礼器之外，当然还有其他大型罐、碗等，但它们自汉朝才开始广泛使用所以放在后文介绍，如用于盛放水果祭品的盘、用于盥洗的洗、用于盛放酒水的瓶和壶等。汉朝有大量陶器和青铜器，造型传统。除此之外，还有各式各样盛放小物品的案奁等。

兽形和鸟形礼器比这些造型相对简单的礼器更具艺术价值。虽然它们也是用于盛放酒水的，但其中的上乘之作栩栩如生，严格来讲，放在雕塑卷中更为合适。早期礼器中已有写实的动物造型，如羊、虎、鸟首等。兽面衔环造型出现后，这些高浮雕的兽首造型或发展成为器皿的耳，或用于连接腹部和耳。在传统装饰中，这种造型很常见有的兽形和鸟形造型则与器皿本身协调一致，动物的某一部位，如头和身体的前部，往往会略作调整，以贴合器皿的实际用途。中国人虽然对这些兽形和鸟形造型的典型特征遵循定规，但在这方面却非常自由，如这件精美的双羊尊，两只羊的身体前部连在一起支撑着器身（图46）。住友先生收藏的这件四足卣也很有趣，由两只身体前部相连的鸮构成（图47B）。

显然，鸮在中国人的宗教观念中具有特殊意义，其形象经常出现在墓穴中，这可能缘于它畏光、能夜视、警惕性高的特性。大型建筑的屋脊上经常有一种带有鱼尾的鸮（鸱吻），象征避火。鸮形酒器活灵活现，不仅极为写实，还带有一丝诙谐。其翅膀和羽毛为传统的盘龙纹、鱼鳞纹和雷纹，这些精巧的装饰纹样遵从其实际形态，不会削弱整体的表现力。艺术家对鸟形有基本把握，虽然加入了其他传统装饰，但鸟形仍然最为突出。尤摩弗帕勒斯先生和伍德·布利斯（Wood Bliss）夫妇收藏有最出色的青铜鸮（图48、49）。

奇妙的是，一些尊是象形的。周朝时，中国中部的确有大象，但它与中国祭礼几乎没有直接关联。我知道的两件象形尊，一件在中国古董商手里，更大、更重要的一件在罗浮宫的卡蒙多（Camondo）室中（图50A）。象身处理得比较草率，但头部、圆眼、支起的耳朵和朝上的鼻子（现在已经断掉）的表现力很强，整体节奏缓慢而沉重，贴合主题。其表面全部为雷纹和传统兽纹，两侧为饕餮纹，象鼻上为鱼鳞纹。圆鼓的造型和表面的装饰图案让我们想起住友先生收藏的一件大鼓，鼓上有两只鸟，正面的几何形兽纹背景上有人面装饰（图50B）。这无疑是带有人形装饰的周朝青铜器珍品之一。鼓上的人面纹很有价值。编写住友收藏图录的滨田教授指出，这一人面纹与墨西哥雕塑相似。

同样令我们大吃一惊的是住友先生收藏的一件卣，其造型为人在野兽口中，对此如何解读还是个谜（图51A）。类似的造型经常出现在古墨西哥艺术中，具有宗教象征意义，所以这件卣中的人像更具墨西哥风格，而非中国风格。虽然野兽身上遍布常见的中式纹样（雷纹、夔纹等），但它们只是掩饰。这种造型在中国艺术中十分怪异、罕见。周朝艺术的主体并不导向人格化或现实主义，而是一种与宇宙哲学和传统礼节相关的抽象象征艺术，其中传统的兽形和鸟形很可能源于宗教或神话。

与青铜器相关的还有带有装饰的大钟，因其巨大的造型、纹饰和青铜材质而受到中国收藏家、鉴赏家的推崇（图52、53）。

这些钟高10厘米到1米不等，一般为椭圆形，顶部有直立的柄，以固定在木架上。钟内没有钟舌，需用木槌敲击而发声。钟两面鼓起，每面一般分成两个矩形，中间为梯形。古钟的每个矩形上都有九个尖尖的枚，排成三排。这些枚只是作为装饰还是有助于发声，现在尚无定论。或许它们最初是有助于发声的，如升高或降低音调，但后来变成了纯粹的装饰。有些钟的装饰更自由，如在椭圆形边缘处有装饰性扉棱。梯形区域和钟的下部（木槌敲击的部位）通常饰有浅浮雕的龙纹、夔纹、蟠螭纹等礼器中常见的传统纹样。周朝的钟大都是上述标准样式，但也有特殊造型，具有独特的美感，如卢芹斋先生卖给美国收藏家的一些古钟^[14]。

上文依据传统名称和造型对青铜器进行了分类，这些青铜器和青铜钟的时间跨度很长，造于周朝境内外的多个地方。可惜的是，没有一件刻有具体日期，详细的出土地点也大都是一片空白，因此很难明确其发展演变顺序。即便难成定论，本书仍尝试对装饰风格的类型和演变顺序进行探讨。

前面介绍过，原始的类型一定出现于周朝建立之前，我们还将明确秦朝（公元前3世纪）青铜器风格的具体标准。其他青铜器的年代暂不确定。宝鸡县陵墓出土的青铜柉禁的装饰风格极有可能是公元前6世纪之后周朝西北部地区的。

另一组礼器出土于河南郑州府新郑的一座墓中（现存于开封）。毕士博认为，这一组礼器极有可能造于公元前400年—前200年之间。其中部分器皿上的装饰流露出秦朝风格，说明它们是周朝末期的作品。

将这些发现结合起来，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确定大量青铜器的年代，但这两组都属于东周时期。确定更早期器皿的年代更加缺乏证据，唯一的线索就是安阳县的一些刻字兽骨和有镶嵌图案的青铜器。

目前据我们所知，有些早期青铜器上很可能有细线浮雕的传统兽纹装饰，即以圆转的线条勾勒出轮廓，其装饰效果不依赖于光影对比（如图28尤摩弗帕勒斯收藏的这件簋，与图53A藏于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钟对比）。安阳县出土的一些石雕碎片和一两件锣上也有这样的装饰，它们的插图见罗振玉的《殷墟古器物图录》。

一些早期青铜器上的兽纹浮雕与之类似，其差别在于青铜器上的浮雕轮廓不是以细线浮雕勾勒，而是凹于器皿表面，图案的主要部分为平雕。这实际上是一种复古的表现方式，卢芹斋收藏的尊（图30）和尤摩弗帕勒斯先生收藏的双羊尊都是如此。这类装饰让我们想起那些不确定是否造于商朝早期的白陶。

上文所讲的简省兽纹还见于收藏于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这件精美的尊（图31），只不过它的浮雕更宽，饕餮纹、夔龙纹等图案也比线性浮雕更加清晰。其图案一致而圆润，给人以和谐、流畅的感觉，不刻意营造对比，也不以雷纹或其他雕刻纹样为背景

当龙纹、鸟纹、羊首等传统兽纹呈现为剪影，以浅浮雕的波浪纹为背景，就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装饰效果。这种装饰方式在周朝的重要器皿上很常见，在住友先生收藏的簋（图29）和弗利尔美术馆中的尊（图32）上就已发展成熟。出色的装饰效果不仅取决于两层或三层浮雕平面，还取决于几层浮雕的色彩对比。弗利尔美术馆中的这件尊是这种装饰手法的杰出代表。鸟的大眼睛、羊上翘的耳非常突出，扉棱将图案分成不同的区域，增强了浮雕的立体感。这些元素都带来了早期器皿少有的饱满的张力和结构力。

在宝鸡墓青铜柉禁的卣和觯上，这种趋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扉棱变高，带有凹陷，装饰纹样中的翅膀和角变尖，有的向外伸出（参见图37、45）。这些浮雕饱满沉重、粗糙，呈现出粗犷夸张的风格趋势，这在周朝许多器皿上都多少有所体现。这种风格趋势很可能不是在中原地区，而是在秦国发展起来的。周朝很多器皿都有饱满的立体浮雕风格，但很少能如此尖锐、有张力。从风格角度看，这两件青铜器自成一派。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的双羊首罍（图33）、尤摩弗帕勒斯收藏的双羊尊（图46）和住友先生收藏的双鸮卣（图47B）年代相近，但地域不同。其传统动物造型为高浮雕，有的有两层浮雕平面，饰有雕刻装饰，营造出更加丰富的装饰效果。尽管造型上有很多螺旋或爪状的尖角，但并不向外弯曲，也没有影响整体性。

除了这些具有立体装饰的青铜器，还有一些青铜器的装饰是雕刻而成的，阿拉伯风格的深色图案在浅色背景上非常突出，与雷纹背景和粗线条的主体部分形成鲜明对比（图40，收藏于弗利尔美术馆中的斝）。这种精微的装饰手法显然更适用于小型器皿，如卣和爵。那些上乘之作出自精细的金匠之手，尽管是用模具浇铸而成的，但铸成后可能又以锋利的工具进行了加工，有的还加以高抛光，使器物表面拥有丝绸般的光泽。这不仅需要高度熟练的技术，还要求匠人对材料等有独特的感知（图42）。

上述装饰风格在周朝早期和中期就已经出现了，当时，装饰艺术大都是简洁有力的，其中的上乘之作则有些克制内敛。周朝末期的整体趋势是将表面分成很多部分，耳和盖上有了更复杂的剪影装饰，如维涅（Charles Vignier）^[15]收藏的这件大型青铜器（图54）。它像塔一样立在坚实的足上，盖上有波浪形的雉堞，环绕着异兽。其主要的装饰纹样为五条连续的饰带，龙像蛇一样相互交错，浮雕比典型的秦朝青铜器更高、更明显，整体的立体效果让我们想起周朝青铜器。这件青铜器较大，其结构和凹凸不平的表面流露出古老文物骄傲和冷峻的一面。其创造者似乎想要造出一件举世无双的作品，其装饰令人印象深刻，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周朝艺术的巅峰。

从尤摩弗帕勒斯收藏的这件簋（图55），我们能够看到后期装饰艺术的发展趋势，虽然表现方式有所不同。其上有一系列相互交错的蛇形龙纹，构成浮雕饰带，盖上也有雉堞。主要装饰纹样与前一件大型青铜器类似，但交错的蛇形不是空心的宽条，而是凸起的花纹，遍布器身。两侧伸出的龙首上，又有两条较小的龙，像西班牙大帆船的船首一样呈S形，距器身较远，并不相连。盖上凹陷弯曲的雉堞也是如此。这件簋的装饰力度很大，很多部分都值得称赞，尤其是两耳，但整体上缺乏一致性。

河南新郑出土的大型青铜壶也运用了相似的元素，各部分之间的关联更弱（图56A）。这件壶较高，壶身同样布满相互交错的蛇形龙纹，两耳为凶猛的龙形，盖上有雉堞，器身上有猛虎，边缘盘踞着较小的龙，盖上还高立着一只鸟，可能是鹤。这些或奇异或写实的动物像是简单地粘在壶上，单独来看，每一件都是相当有趣的艺术品，但如果没有它们，这件壶的表现力会更佳。较早时期便出现这种元素混杂的造型，着实出人意料。尽管这些元素都是早期青铜匠人常用的，但这种组合方式或许印证了乾隆时期考古学家曾对早期青铜器进行修复的说法。这说明，一方面，周朝时期的兽形纹样达到了高峰，但立体造型尚未与器皿的整体结构达到一致；另一方面，人们越来越关注写实，这在青铜礼器装饰艺术中几乎没有体现。下文介绍秦朝青铜器时，我们会探讨这种装饰手法的进一步发展。秦朝青铜器写实的兽形装饰也像附属于整体，但与整体的形状和结构较为协调。这样的器皿可能很罕见，但正是这些例外，才清晰地表现出装饰风格发展的趋势。

同一墓穴中出土的其他青铜器则简单得多，在造型和装饰上更接近于传统。其中有一件鬲和一件罍，饰有周朝风格的龙爪纹；还有一件鼎和一件有圆顶盖的圆罐，罐盖上有盘龙纹和饕餮纹，风格不像早期，而更接近后代。因此，出土于新郑的青铜器明显处于两种风格之间的过渡阶段。除非我们假设这一墓穴中青铜器的年代跨度很大否则必须承认，这一时期（即周朝末期）的青铜器装饰艺术不拘一格。礼器无疑遵循传统造型，而当青铜匠人想要有所创新时，却会陷入肆意、浮夸、冗余之风，缺乏原创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