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前艺术：黄帝时代的陶器文物

中国文明和艺术的起源时间与其他古文明和艺术一样，至今仍无法界定。各民族早期艺术成就的研究工作目前仍处于开拓阶段，而中国艺术的源头更加难以确定。可以说，中国艺术的起源仍迷雾重重，似乎没有任何历史线索可供追寻。一直以来，我们对中华文明的认识仿佛都被高墙阻隔。尽管这堵高墙于几年前被考古学家撬出了一个缝隙，但研究成果还未得到充分论证。中华文明与其他民族的文明一样，只是世界文明发展链条上的一环。一个又一个新兴民族出现在亚洲平原上，有些民族还发展出了重要的艺术形式。这些艺术形式在传播到远东时，逐渐融入中国艺术中，使中国艺术之海逐渐壮大。尽管有些支流仍能向前追溯，但其最初的源头已无法辨识。倘若一定要追根溯源，应当探寻其原始居民的精神世界，而非外部环境。

无论中华文明起源于何时，我们都可以从其艺术表现形式中发现，它比现存的任何文明都要源远流长，而且外来文明并未严重影响它的连续性。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目前对这方面的基础性、专业性研究实在太少，对大部分艺术品也未进行分类，使得这一问题更加复杂。所以这方面的研究空间极为有限，我们只能对其进行简单概述。然而这些艺术品的时间跨度超过三千年，地理范围几乎等同于整个欧洲，因此通过研究一些典型的地域，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其风格演变脉络的。但由于亚洲各地还有许多艺术分支，而本书只提及这些艺术品最明显的特征，所以或许会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许多材料从严格意义上讲应属于考古而非艺术史的研究范畴。但是就中国而言，如果不与考古研究紧密结合，根本无法进行艺术史研究。

史前和先秦文物的陆续出土让中国艺术史充满吸引力。因为在研究这些文物的过程中，我们经常会发现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这为艺术史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而且研究者在对它们进行解读时，往往也会产生许多不同的观点。但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迄今为止出土的文物不过是沧海一粟，因此，我们的介绍只是阶段性的描述。况且，中国社会正处于动荡时期，此时任何系统的研究都显得有些仓促。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什么不是阶段性的呢？

随着最古老的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中国诞生了一些伟大的政治家。黄帝生活在公元前3000年中期，被中国人称为始祖，是中国第一位统治者。因有土德之瑞，故尊称为黄帝，在位一百年。他在统治期间大败蚩尤，并征服其他原始部落，确立了华夏族的统治地位。据说，他教百姓使用木质、陶质和金属工具、器皿，并发明了钱币。黄帝是传说中的帝王，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与其他民族历史上相应的人物一样，是神话传说和文化传统的结合体。但考古学和文献学中都有证据显示，中国早在公元前3000年中期，就已经形成了有序的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的居民主要生活在黄河拐弯处以东，即如今的河南和山西南部，他们很可能掌握了冶金技术，即将金属冶炼成简单的武器、饰物和钱币。同时也出现了汉语书面文字。

尧、舜、禹三位部落首领的形象更为明确，他们统治着传说中的黄金时代。《尚书》中就有关于尧帝的记载，但人们还是认为他们是传说中的人物，而非真实存在的人自孔子时起，尧、舜就是统治者贤明公正的典范，而大禹则因公元前3000年后期治理洪水而名留千古。《尚书》中以极其神幻的笔法记载了大禹治水的过程，描写了大禹与龙和怪物搏斗的场面。这些神话故事中或许蕴含着真实的历史：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席卷中国，大禹使人们意识到开凿运河、引洪入海才是治水之道。灾难平定后，大禹继续进行统一天下的大业，并分九州、铸九鼎。传说，铸造九鼎的金属分别来自九州，鼎身饰有九州特有的器物、魔鬼和怪物图像，但对于九鼎的外观没有明确的描述。九鼎因其起源和装饰被看作国家圣物，一直为统治者所有。周朝末期，为避免其落入秦王手中，九鼎被沉入水下，从此未能打捞上来。秦王只能再次从各州收集金属但他未铸礼器，而是铸了十二座铜人像，并将它们竖立在皇宫前。

我们无法验证大禹铸造九鼎传说的真实性，但也没有理由认为这纯粹是编造的。中国在公元前2000年就有了非常成熟的青铜铸造技术，也有了用灰黏土烧制陶器的工艺。这一时期制造的器具大部分是鬲——一种罐形或碗形的器皿，器身向下延伸出三个空心锥形足。早期还有鼎——一种圆形的杯或碗，下有三个实心柱状足。虽然鼎是周朝最普通的青铜器，但大禹时期铸造的是鬲还是鼎却难以确定。各个时期的中国人对三足器皿都有着强烈的偏爱，这一点在后面介绍青铜礼器时也会提到。

目前，中国具有艺术价值且最古老的文物主要是陶器。这些陶器大都来自安特生教授在甘肃、河南、山西和满洲南部的考古发掘，其中相当一部分文物保存在斯德哥尔摩东亚博物馆中。现在对它们的研究和分类刚刚起步。安特生教授在1925年出版的《甘肃考古记》（Preliminary Report o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Kansu）中简要叙述了这些文物的总体特征和大致年代，他在1923年出版的《中华远古之文化》（A Early Chinese Culture）中记录了在河南的早期考古发现，但关于这些文物复杂的考古历史问题并未进行详细研究。因此，要从这些陶器文物中得出明确的历史结论还为时过早。下文对安特生教授著作的介绍，主要依据我们对1928年在斯德哥尔摩展出的部分文物的观察。

这些远古陶器将中华文明和中国艺术文化的起源时间向前推进了数千年，并证明中国和西亚在公元前两三千年时就已有了密切联系。几年前，人们还未认识到它们所代表的重要意义。这些陶器的时间跨度非常长，其中一部分还能反映出连续几种文化或在几个不同时期进入中国的新民族对中国文明的影响。但仅从目前的考古挖掘地点来看，我们无法确定制造这些史前陶器的人是否为构成中华民族核心的人。除非在各地都进行考古挖掘，否则我们无法知道他们究竟深入中国腹地多远、定居何处。

根据安特生教授建立的年代系统，其中最早的文物可能产生于公元前4000年中期，当时中国正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但大部分文物应该属于铜石并用时代，即石器时代向青铜器时代过渡时期。那时的铜主要用于武器。这段时期共产生了六个连续的时期或文化，每个时期的文物都有特定的类型和装饰纹样。

第一个时期是齐家文化，以发掘地甘肃齐家坪命名。陶器主要由浅棕色或砖色陶土制成，基本没有彩绘，形状朴素，切口清晰。那些瓶和壶形器皿尤其引人注目，器身和颈部线条非常突出，两者之间有较大的耳连接。如图1A、B中的陶器，瓶身较细，表面光滑，装饰极少，基本是用尖锐的工具（可能是指甲）刮出或压出的简单几何纹样。器皿上绘制的装饰线条简洁大方，非常少见。此外，齐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栉目纹碎片。这种纹路是由工具在平面上刻画的细长、凸起的线条形成的，较为均匀、分明、硬朗。这表明当时已产生了早期的金属制品。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这种纹路应当不只存在于齐家文化已出土的文物上，中国其他地方也一定有。但是齐家文化中的陶器是否都属于同一时期？简单刮刻出的纹路装饰很可能处于后一时期器皿装饰的初始阶段，只是这些造型比较原始。

第二个时期是仰韶文化，它以河南西部的仰韶村命名。此地出土了大量彩陶，与甘肃的半山遗址、朱家寨遗址等地发现的陶器几乎属于同一时期。此外，中国和欧洲的古董商人还从当地人手中买了大量陶罐。这一时期的墓穴中还发现了打磨光滑的石器和骨、玉饰物。

甘肃的陶罐大都是宽大完整的葫芦形，有的还有柱形颈，这一造型在世界各地的原始陶器中都很常见。仰韶文化的陶器中有大量杯形、瓶形造型，但并未体现出金属艺术的影响。它们是纯粹的陶器，是人们依据材质的自然特性、借助一些简单的木制工具手工制作而成，制作过程中并未使用陶轮。总之，它们的造型和工艺都让我们确定，这就是原始陶器。它们之所以具有非凡的艺术魅力，是因为其独特的彩绘装饰。彩绘装饰通常是指在浅灰棕或红色陶衣上绘制黑色、棕红色或黑色、红紫色的纹饰。同一个墓穴中还有许多单色陶器，上面绘有简单的线条纹饰，还有用锋利的工具压印出的波浪纹或扇形纹。这些纹路形成叠加的细条纹，可能代表绳子或细线。单色陶器代表了艺术装饰的最早阶段，我们很可能从中发现它们与下一时期的刮痕纹饰陶器之间的联系，但仰韶文化大部分文物的艺术价值在于其彩绘装饰。

这些文物的彩绘纹饰丰富多样，而且自由奔放、气韵非凡。连续的螺旋形（一般是四个为一组，两两相向排列，图2D）、内有网格线的球茎形或篮形图案（图2A、B）最为常见。此外还有许多波浪形的垂花和规则的、有两三种颜色的同心彩条（图2C）。而直线型图案，包括方格、成对的方形和三角形等则不太常见。绘制这些图案时人们以自由的笔触追随陶器的曲线，因而没有几何规则可循。陶器的边缘处通常是有些像锯齿形的宽线条扇形。因为有锯齿形纹样的器皿都是在陵墓中发现的，只出现在墓葬品上，故安特生教授称其为“死亡纹样”。他认为，这些锯齿形纹样可能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但无论其意义和起源如何，在这一时期的装饰艺术中，这一纹样显然具有重要地位。还应注意的是，在仰韶文化的文物中，有几个瓶盖的把手呈人头的形状这是中国已知最早的人形造型。

仰韶村、店后营村和河南其他地方出土的陶器与上文提到的甘肃陶器关系密切，但河南的陶器材质更好，形状更优雅，在艺术和技术上都更胜一筹，装饰也比甘肃出土的大部分陶器更有特色。其中有大量的陶杯和浅碗，因使用了更好的陶土，有些烧制得很好，整个儿呈深红色。而其他陶罐仅上缘为棕红色，主体为灰色。安特生教授认为，这种颜色差别可能不是绘制出来的，而是烧制时将器皿部分覆以沙子造成的。有些河南陶器上还出现了白陶衣。有些白陶衣上绘有深色装饰，有些则没有，因为白陶衣本身就是深色器身的装饰。白陶衣形状各异，有的可能源自贝壳的形状呈椭圆形有的是更自由的角状图案。这种设计使其比甘肃陶器更加优雅，色彩组合也更加丰富出土于店后营村的陶器碎片将之体现得尤为明显（图3）。

仰韶村出土的陶器大都是灰色，绘有更加精致复杂的红棕色纹饰，这表明其艺术文化水平比同时代的齐家文化更高。^[1]可惜的是，这些陶器大都只剩下了碎片，其艺术价值很难再现了。

除了彩陶，店后营及河南其他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没有彩绘的鬲、鼎等灰黑色陶器，均压印或刻有席纹。这种纹样与周朝器皿上的纹样非常相似，这就与中国有史记载时期的陶器联系了起来，证明了陶器装饰发展的连续性（图4）。如果仅凭甘肃陶器很难证明这一点。从目前展出的文物来看，此时的三足形陶器非常少见，直到第四个时期才增多，因此寻找河南和甘肃陶器间的内在联系便成为一大难题。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这两种文明的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都不同。后来的中国艺术直接发端于河南仰韶文化，而非西北地区。

1928年在斯德哥尔摩展出的第三个时期的大量文物是买来的，但马家窑遗址中也发现了相同类型的陶器，因此这一文化被命名为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的陶器风格延续自仰韶文化，但其艺术水平稍显落后。马家窑文化的陶器造型与仰韶文化的陶器造型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底座没有那么宽厚，大型陶罐更接近卵形或梨形，罐体最粗的部位更靠近颈部，而颈部则越来越不突出，耳非常小，位置也更低（图5）。陶器的装饰纹样依然有大量波浪、垂花、圆形等元素，但充满力量的螺旋形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尖锐的折线或垂花，这种花纹往往以手指状的分叉作为结尾，可能是前文所说的“死亡纹样”的雏形。这些图案总体上绘制得比较草率，颜色也较浅，陶器本身比前两个时期的更为粗糙。与仰韶文化相比，马家窑文化的艺术家们的技艺似乎不够娴熟，陶器的造型也不够纯净。马家窑文化与仰韶文化一样仍属于新石器时代，金属器具极少，但所处的年代较晚。这一时期原始的艺术冲动已经有所衰减。(www.xing528.com)

第四个时期和第二个时期是这一阶段最重要的两个时期。如今出土的第四个时期的文物数量众多，风格特征也非常明显，很容易与其他早期陶器区分。这一文化得名于发掘地甘肃辛店，但其他遗址中也发现了大量类似的文物。辛店遗址中出土了许多铜器，包括一把铜刀。依据上述原因和地层学的证据，我们认为这些器皿的制造年代晚于仰韶陶器。依据安特生教授的年代系统，辛店陶器可能产生于公元前2000年或稍早。

观察辛店文化中最优美、最有特色的陶器，我们不禁惊叹于它们造型的简洁。其外形因受金属器皿的影响而与仰韶陶器截然不同，但尚不明确这一影响是来自中国本土，还是来自此类金属器皿造型的起源地——某个西方国家。这些陶器轮廓紧凑，底部线条分明，有些陶器的颈部曲线非常优雅（图6）。大部分陶器的耳较大，让我们想起经典的双耳细颈罐，底部是逐渐变细的圆锥形，肩部较平。与双耳细颈罐相比，辛店陶器的造型简单，风格也更多样，如圆足小碗、大耳浅碗等。

辛店陶器上的黑色装饰，是直接在未经烧制的赤黄色陶土或灰白色陶衣上绘制的（将陶坯浸入白垩泥浆后，陶坯便上了一层陶衣）。其中最典型的装饰图案是：颈部环绕长曲线，器身上部有水平线相隔，其下是钩形的狭长纹样，纹样连接处呈钝角。虽然有的狭长纹样像长钩一样垂下来，但器身下部多以笔直或波浪形的竖线分隔开来。这些常见的几何纹样中还零星点缀着高度抽象的人形和兽形纹，像波浪纹一样使人想起希腊塞萨利、意大利南部等地中海地区相似的装饰纹样，但这种相似性不能证明两者之间有直接关联。

第五个时期的文物主要包括甘肃临洮县寺洼山遗址出土的器皿。寺洼文化的陶器常见形制为侈口，短颈，鞍形瓶口，从腹到底越来越窄（图7A、B）。青海西宁附近的卡约遗址中出土的文物也属于这一时期，其中有许多小型铜饰物和工具。这些陶器的装饰很少，陶土未经淘洗，有些粗糙。但一部分陶器可能以金属器皿为原型质量较高，器胎较薄，造型优雅。从这个方面来看，寺洼陶器与辛店陶器无疑有一定的联系，尽管寺洼陶器的造型总体上年代较晚，两者造型差异较大。这两个时期的陶器都比较单一整齐，但并不呆板僵硬，这是在更早的时期未曾出现过的。同时，寺洼陶器中还出现了中国传统的鬲，表明中国文化在这一时期开始向更加统一的方向发展。

第六个时期的文物包括甘肃镇番县^[2]沙井遗址出土的众多器皿，这一文化也因此而得名。远处还有几个离沙漠更近的遗址。沙井陶器以陶罐和陶壶为主，器胎较厚，陶质粗糙，更像普通的砖块而非陶器（图7D、E）。沙井陶器简单粗糙，明显是由文明程度较低的人制造出来的，艺术水平与前几个时期差别很大。有的陶器上绘有悬空的三角尖头纹，有的还有几排垂直的箭头或抽象的鸟纹，有的在连续的水平线间绘制了密集的短竖线。陶器上的装饰一般较为简单，最普遍的是规则的几何图案，有些图案令我们想起原始的科林斯陶器^[3]。科林斯陶器在公元前6、7世纪时大量制造并出口到整个地中海东部地区。这些陶器最初传播到埃及，后来可能扩散到了伊朗境内，并从伊朗传播到了亚洲东部。出乎意料的是，出现于公元前6、世纪以前（可能更晚）的沙井陶器似乎来自相对独立的文化，它与中国境内无论更早还是更晚时期的陶器在风格上没有任何明显的联系。将其保留下来的是中国境外的原始民族。

仅从外形和技术的角度看，沙井陶器实际上是整个“史前陶器”系列中最原始的由此可以说明，这些最有特点的史前陶器并非产生于这一文化时期的最初阶段，可能已经发展了很长时间，其源头可能来自西方，而非中国。^[4]

当然，其源头并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但是很明显，西亚与中国的陶器有一定的相似性，它是推测中国陶器年代的重要依据。有人认为，苏萨（Susa）Ⅱ式陶器、安诺（Anau）陶器与仰韶陶器之间的联系最为密切，尽管我们并未发现苏萨陶器和甘肃陶器之间有什么重要的相似之处。同样，在欧贝德（Tell al’Ubaid）和亚述（Assur发现的苏美尔文物与中国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也很相像，但实际上它们的年代更为久远。^[5]

那么，这些文化和艺术的影响是否波及了中国？它们在来远东的这段漫长的旅途中，无疑又吸收了其他文化艺术的风格元素，在抵达中国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晚期的中国史前陶器可能受到了爱奥尼亚（Ionia）艺术^[6]的间接影响，而且这一艺术对远东艺术的很多方面都产生了影响。但在对更多中国文物进行研究之前，我们很难对这种影响做进一步的讨论。

从艺术史的角度看，早期中国陶器可以说是早期艺术发展长链上的最后一环，其后在东亚和西亚都有分支。即便沙井陶器一直延续到了有史记载的时期，但与后来的中国传统艺术依然衔接不上。人们可能确实从中发现了某些典型的中国样式、外来样式及其过渡形式，但这只能证明西亚艺术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被中国艺术影响，并逐渐被吸收和融合。从艺术史的角度看，最为明显的是陶器装饰的差别。这恰是最明晰的证据。丰富多彩的纹样赋予了史前陶器显著而独特的装饰性，但这些纹样并未根植于中国人的创造灵感中。它们在有史记载初期就完全消失了，被兽形纹样取而代之。兽形纹样多见于仪式上使用的青铜器、祭祖和陪葬用的（陶、金属和骨质）器具，明显是另一文化的产物，其表现出的宗教、民族传统与中国史前艺术相去甚远。

【注释】

[1]一般认为仰韶文化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齐家文化的时间跨度约为公元前2200年至前1600年，此处遵照原文，未做修改。——译者注

[2]今武威市民勤县。——译者注

[3]科林斯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临科林斯湾。迈锡尼文明时代（约公元前16世纪上半叶—前1世纪）已有科林斯城。公元前8世纪—前6世纪，科林斯不但农业发达，而且过境贸易兴旺，造船和航海业都有很大发展。当时，科林斯几乎独占了与西方的贸易，陶器、橄榄油、葡萄酒、金属器皿的输出全部要经过科林斯。科林斯的陶器享有盛名。——译者注

[4]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后被考古发现证明是错误的。——译者注

[5]参见阿尔纳（T. J. Arne），《河南石器时代陶器》（Painted Stone Age Pottery from the Province of Honan, China），北京，1925年，自第17页开始；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北京，1923年，自第52页开始；安特生，《甘肃考古记》，北京，1925年，自第41页开始；法兰克福特（H. Frankfort），《近东早期陶器考》（Studies in Early Pottery of the Near East），伦敦，1924年；休伯特·施密特（Hubert Schmidt），《史前东亚》（Prähistorisches aus Ostasien），《民族学》，1924年，第5—6页。施密特先生不认为仰韶陶器与苏萨、安诺陶器有相似性，而是认为仰韶陶器与罗马尼亚库库泰尼（Cucuteni）和俄国南部特里波利（Tripolje）的文物更相像。“中国中部的仰韶文化是多瑙河—巴尔干地区特里波利—库库泰尼文化最早的分支。另一类似分支出现在塞萨利（Thessaly）东部，它掩藏了更东的、迥异的安诺—苏萨文化。”他的一切结论都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认为仰韶文化并非起源于中国本土，而是源于欧洲。

[6]又译为伊奥尼亚，是古希腊时代对今天土耳其安那托利亚西南海岸地区的称呼，即爱琴海东岸的希腊爱奥里亚人定居地。一些重要的古希腊艺术风格是在伊奥尼亚形成的。公元前6世纪—前5世纪在伊奥尼亚出现了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和赫拉克利特等重要的哲学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