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英商赛马会：历史、规模与开放

李树芬

赛马会最早始于英租界，由英商创建。据史料记载，天津的赛马会在1863年，即英租界开辟不久，在海光寺一带就举行了第一次赛马，后改在英租界沿河坝道（今台儿庄路）、海大道（今大沽路）一带环绕竞赛。1876年在美国兵营附近又临时开辟了一个赛马场。

1886年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G.Detring，英籍德人），通过直隶总督李鸿章攫取了坐落在佟楼以南的“养心园”大片土地（即今遵义道一带），由于德璀琳同时也是赛马会的负责人，因此在“养心园”附近又强占了约200亩的土地，筹建新的赛马场。赛马场刚刚建起，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放火烧了赛马场的看台。

八国联军侵占天津后，在联军炮厂有位名叫施就（Stenait）的英国机械师，在旧英租界海大道海张五坟地附近空地（今大沽路副食商场）圈地搭席棚，搞了一个简陋的赛马场。当时规定仅限外侨，华人一概不准入内。但由于外侨的引诱，中国人暗中买票赌博者也趋之若鹜，以致业务颇盛，收入甚丰。

施就的赛马场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后，便想扩建赛马场，他召集了英商平和洋行总经理、英国人好屋司（Houwoods）、仁记洋行总经理狄根森（Dickerson）等倡议开办大规模的赛马会。场址经与德璀琳商议同意，即以德璀琳的花园为基地修建赛马场。那时英商已有“天津总会”组织，即天津英国球房，地址在英租界中街（今解放南路市人大机关所在地）。其内部设施极为豪华，计有网球、台球、餐厅、浴室等，为英商议事集会之所。当时筹建英商天津赛马会，为了便于召集侨商，成立了乡谊会（今干部俱乐部），专门办理修建赛马场的事宜。

英国俱乐部（今市人大常委会）。

1901年，以德璀琳花园为中心动工修建英商天津赛马场。初具雏形，即先开业，以便获利后扩建。这时期正值李鸿章任直隶总督，他将毗连英租界马场道以西约百亩土地赠与英商，作为扩建赛马场之用。此地在租界外，英商便想乘机企图扩大租界，沿英租界南界修筑一条马路通向马场，但遭到清朝政府的拒绝，遂成悬案。英商一方面加紧修建赛马场，一方面设法解决交通问题，翻修通向马场的干路（今马场道）。1913年8月赛马场扩建工程全部完成，命名为“天津英商体育赛马会”。

天津英商体育赛马会建立后，成立了董事会。董事人选除原发起人施就、好屋司、狄根森外，还有英商瑞隆洋行总经理贝特（Baiter）、美古绅洋行总经理钱木司（Chamus）及英国人戴维斯（R.S.Davis）等7人。聘请英国领事为名誉董事长；修筑马场道有功的吴调卿因已年迈，特聘其子吴颂平为名誉董事（吴时为麦加利银行买办）。董事下设秘书长一人，由好屋司兼任。这时天津英国球房的开销归由马会担负，马会便以吸收会员、交纳会费的方法支付球房的开销。每一会员月缴会费25元，发给证章，除享受马会的优待外，还可自由出入球房。当时一些人咸以入会为荣。

1927年九江、汉口的英租界先后被我国政府接收，天津英商大为震惊。为缓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情绪，英商天津赛马会增聘了一些中国人担任董事，如庄乐峰（美商胜家公司买办）、郑正扬（太古洋行买办）、梁惠吾（怡和洋行买办）、卢录（天津特一区主任）及黄宗法、杨豹灵、陈祝龄等，但实权仍操在英商手中。1933年好屋司病故，由其子小好屋司接任董事和秘书长职务。施就也辞职，改由其子小施就继任。他们就这样子承父业，把持着马会职权。

英商赛马会所有会内外一切事项均由英国人包办，如马主人、骑马师必须是英籍人。英国马会初成立时禁止华人入内，后华商赛马会成立，方开放华人入场门票，观看赛马及购马票。每届马会开赛之前，关于出售马票、付彩、核算、食堂及承印马票、马书等均由英商平和、瑞隆、保禄等洋行包办，再转包给华人买办。

赛马场跑道为椭圆形，周围1.5英里，有3座看台，入场券售价有1元、3元两种，买3元一张入场券的在第二看台，地势较优，系特别看台；买1元一张入场券的在第三看台，系普通看台。第一看台为会员和来宾看台，离赛马决胜点输赢杆最近，位置最佳。各场入口均有印度巡捕站岗验券，管理非常严格。参赛的马匹分两种，即摇会马和大比马。摇会马是由马会出资委托马贩到内蒙古海拉尔和阿拉伯等产马地区采购来的。大比马系个人自由采购。马主人为了培养好马出场比赛，除了技术高超的骑马师日常操练外，马夫的平日饲养和调练关系甚大，所以对马夫的待遇也比较优厚。马夫分大头、二头，尚有伙计和徒弟，分担饲养、配料、遛马、压马、操练等事项，但赛马时备鞍等工作必由马夫头担任。马夫头同时可管理几个马主人的马匹。饲养费系包干性质，每马由25—50元不等，除用于饲料外，余款均由马夫头所有，不另给工资。马号内其他人员的工资由马夫头分配。比赛终了，马主人还在所得的奖金项中再付马夫酬劳，以示鼓励。马主人与骑马师的关系是骑马师以赛马奖金的20%分成。(www.xing528.com)

英商跑马场看台（今天津工业展览馆一带）。

英商赛马会赛马一般规定为春秋两季，每季正赛4天，加赛4天，合赛6天，共计14天。每届开赛前一个月，凡参赛马匹、马主人、骑马师须事先登记（名为“落簿”），马主人按自己的马的能力，确定参加哪一次的比赛，进行落簿，落簿费每参加一次要5元，参加次数不限。马会将“落簿单”辑成单行本（马书）提供给赌客们参考。此外，马会为了增加收入，官府也想扩大税收，往往巧立名目，如慈善赛、香槟赛、公益赛、马夫赛等，每季增加七八天。每年还举行一次跳滨赛，跳滨赛是在跑道中间设置跳滨的挡栏，这种比赛危险性很大。

每次赛马前，所有参赛马匹均须按落簿情况，由马会配备出场的匹数和路程的远近（分0.5英里、3/4英里、1.5英里、1.75英里、2英里各种）。赛马时马匹的负重以马匹的高度规定。马身高3.2尺负重量为158磅；3.1尺为155磅；3尺为152磅；3尺以下的为149磅。在赛马前骑马师必须亲自拿着马鞍，在马会过磅员监视下过磅。例如所乘之马高3.2尺骑马师和马鞍只有140磅，则应加铅饼18磅。过磅后马师立即备鞍上马进入赛马场。每次赛后1、2、3名胜马的骑马师还必须立即进入磅房进行复磅。每季比赛还多选香槟马一匹，香槟赛的时间都在正赛的第三天第七八次比赛时举行。赛马的“趟子”每天最多13次，重要趟子是选拔新马入赛场时举行的“龙门”赛、“夺标”赛、大比赛、跳滨赛及新老马香槟赛。赛马中最吸引人的是摇彩票。

马会发售的彩票种类繁多，面额最大的彩票是香槟票，售价10元。每当赛马期间，赛马便成为报纸报导的中心内容，天津各报都刊登赛马的大幅广告，如大香槟彩票头奖独得5万元，×月×日开奖等。摇彩票在每趟比赛前出售，每张2元、1元。摇彩办法是，在比赛前如售出2000张彩票，出马6匹，即将1—6号6个木球投入一个大铜球内，当众先摇出马号，再将1—2000号的木球投入另一个大铜球内摇动，如马号球摇出为5号，号球摇出是1845号，这就定了5号马的彩票号是1845号，如此类推。6个号都摇毕，6匹马的彩票号也就摇定了，然后挂牌公布。如果5号马得了头马，持1845号的人就中了大奖。

前面已介绍了参赛的马匹除其自身有良好的素质外，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的马夫和技术高超的骑马师对其进行训练，三者配合而决定赛马的胜负。但在实际赛马中，由于马主人及骑马师人数众多，成份复杂，恶霸势力从中巧取豪夺，加上赛马会上至董事，下至马夫互相勾结伙吃伙骗，使赛马会黑幕重重，舞弊（行话叫“做趟子”）之事不断出现。下面举几个例子：

如在赛马前，共有10匹马出场，其中有一匹是某位权威人士的马，该马远不如其他参赛的马匹，赌客们自然不买这匹马票。但这位权威人士却仗势让其他马匹让步，他跑头马。然后他再倾囊购买他这匹马号的票，赛后腰缠累累，满载而去。再有在比赛前有甲、乙、丙马，明明甲马能跑头马，但乙马主人与甲马主人商议，将头马让给乙马，他们合伙购买乙马的票，所得彩金双方分成。

在赛马中，骑马师的做弊手腕更是多种多样，前文提到，参赛马匹规定都有一定的负重标准，如马荷重为158磅，而骑马师只有150磅，须加铅饼8磅放在马鞍袋里，但在出场前骑马师过磅后在备鞍时暗将铅饼交给马夫，比赛时因负重轻故易取胜；赛后在下鞍时再由马夫将铅饼放在马鞍袋里去复磅。当时日本骑马师中川即惯施此计，大发其财。有的骑马师与马主人、裁判相勾结，在比赛时做趟子，即明知甲马仅适于跑1英里的跑程，但事先却将甲马先于1英里外的跑程配备出场，使甲马多次落选，这样就在赌客心目中造成劣马的印象，不去买它的马票；当某一天比赛时适于1英里路程，又将该马挂出，一举获胜。此时马主人、骑马师、裁判等已买下了该马的各种马票，本钱不多却捞到大量奖金。

赛马时还有一种欺人手段，将好坏悬殊的马同时配备出场，赌客都争先购买好马的马票，但马主与骑马师商妥不让好马取胜，在比赛前故意让好马跑上一段路后再回去起步，自然已经力竭，再加鞭也跑不快，最后竟是劣马跑了头马。这样买好马马票的赌客就上了当，奖金为少数买次马马票的人得去了。

种种黑幕，不一而足。天津赛马会在1901—1945年期间先后共有7个赛马会组织，获利最多的当数英商赛马会。赛马对当时天津的社会风化影响很大，一般声色犬马之徒，受赛马会之诱惑，沉缅其中，因而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者大有人在，铤而走险或被逼自杀者亦不乏人。以体育运动美其名的赛马会其实是一个坑财害命的大赌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