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电影公司：天津租界谈往

1927年，英商平安电影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卢根（LoKan，英籍华人）将该公司所属的天津平安、北京平安及光明三个电影院，与以罗明佑为首的北京真光电影公司所属的北京真光电影院、中央电影院及天津皇宫电影院（今百货大楼对面小花园旧址）三影院合作营业，双方六个电影院的总管理处定名为华北电影公司。此时卢本人正忙于经营香港恒达电影公司及联利影片有限公司，经常往返港沪，无暇北上主持华北电影公司，于是交罗明佑代管。卢、罗二人签定合作的主要条件之一，是华北电影公司六影院有义务放映联利公司供应的影片，这样卢虽然将京、津影院交罗经管，实际上仍控制着影片供应权。

华北电影公司设在英租界小营门平安电影院办公楼内，北京分理处设在真光电影院内。罗明佑任公司总经理，钟石根为协理，李勖刚为副理，此三人都驻天津；另有邝荣钟任经理，陶伯逊为副理，均驻北京。英商平安电影公司代表陈霁堂常驻天津总管理处会计室，以常务董事兼司库名义监督财政和签署支票。经理部下设院务管理委员会，由总经理、协理、副经理及秘书、编译和各院院务主任等人组成。

1929年秋天，我应聘考入了华北电影公司后，派我充任平安电影院院务主任。我的工作任务是：主管院务，指挥全院员工，监督环境卫生，核签票据，每日将所得票款上缴公司等等，实际上是“茶房头儿”。我从南开大学毕业后，当过几年中学教员，后来在何廉主持的国货研究所任研究员，考取平安电影公司时，尚未辞去国货研究所工作。我在平安电影院仅仅干了一天，就感到很不适应，于是又回到国货研究所。1930年春，国货研究所停办，我又受华北电影公司之聘，充任了总管理处英文秘书兼编译之职。从此我在电影行业中一直干了20多年。

我再度进入华北电影公司时，正是华北电影公司的全盛时代。从1930年元旦开始，平安电影院开始放映声片，以华纳公司的五彩片《歌舞升平》打炮。声片最初是唱盘配音，不久即改为片旁声带发音了。声片的上映使观众耳目一新，给第一轮影院带来了好生意。除歌舞、武打、野兽、滑稽等少数影片尚能卖座外，那些对白较多的影片，观众寥寥无几。(www.xing528.com)

1931年春，为挽救二轮片影院衰败，罗明佑断然采取了减少放映外国片的措施，同时与明星影片公司驻天津代表魏锦昌签订了合同，公演风靡一时的《火烧红莲寺》等荒诞不经的全本连台片，使影院营业盛极一时。1932年罗明佑又与黎民伟合作，在上海创办了联华电影公司，提倡复兴国产片。他们先后拍出了《故都春梦》、《野草闲花》、《恋爱与义务》等片，公映后上座不衰，这更坚定了罗明佑放弃影院，与卢根分道扬镳的决心。

这时拍片、编剧成了热潮。华北电影公司留津同人钟石根、费穆、贺孟斧、冯紫墀四人成立了“西瓜团”。当时正值盛夏，我们白天忙完影院公事后，晚上便围桌而坐，边吃西瓜边构思，写出了默片《人道》剧本。影片以陕西大灾荒的新闻片断为背景，描写一位青年农民入城求学，禁不住都市奢侈腐化生活的诱惑，竟作了酗酒女人的牺牲品，卒至身败名裂。当他觉悟后返回家乡时，正值饥年，已然家破人亡了。影片由金焰、林楚楚、黎灼灼分饰男女主角。影片揭露了都市纸醉金迷腐化堕落的种种罪恶，主张归真返璞返回农村。但回乡后又怎样呢？连我们这些编者也无从知道了。结尾处只能从字幕道出“积财宝于天上……”等等《圣经》中的话，意图给观众以安慰，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思想。影片上映后轰动一时，也大大地捞了一笔片租。于是再接再厉，“西瓜团”又集体编写了《城市之夜》，描绘了都市特别是夜阑人静后种种伤风败俗腐化堕落的生活，强调都市为万恶渊薮，主张到农村去生活。但到农村去干什么呢？编者们的心中也是空洞无物的。

1932年4月，真光电影公司与英商平安电影有限公司的合同期满，华北电影公司宣告解散。真光电影公司所辖的三个影院自行经营；原隶属平安电影公司的京津两平安及光明三个影院由英商平安电影有限公司收回自办。卢根派克林（丹麦人）从上海来北京接办。待一切接交手续办妥后，钟石根暨编译部同人金擎宇、朱石麟、费穆、贺孟斧等人纷纷南下投身联华影片公司。我因父亲久病不能远离，又不愿在克林手下工作，便担任了华北电影公司同人合办的河北电影院经理，暂时栖身，徐待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