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宝震
19世纪60年代以来列强竞相瓜分中国，法国政府为了扩大在华势力，与英、美、德等国抗衡，想利用天津这个商埠在经济和交通上的优势，委托天主教耶稣会办一所高等学校。当时耶稣会的传教基地在献县教区，没有办高等学校的能力，未能办成。
1885年，法国驻津领事召集献县教区主教和耶稣会会长在天津计议办学校的事，并拟了一个计划，说明办学校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国人学习欧洲的科学，以便能与欧洲人往来，传播欧洲文化；要求用外语讲课，要学会英语和法语；原则上由法国传教士或聘请其他国籍人任教；管理、庶务和中文课由华人担任。由于当时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受英美影响，不同意法国在天津办高等学校，一时未能实现。但耶稣会没有放弃办学计划，1909年在马场道清鸣台附近买下一片地基，准备将来建校之用。1913年，耶稣会派传教士狄志远（Petit）来津办学，罗马教廷也催问此事，终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建校之事再次搁浅。
欧战结束后，1920年7月30日，罗马教廷传信部指示天津教区主教文贵宾（Vienne）和献县教区主教刘钦明（Lecroart）商议在天津创办高等学校，同年12月文、刘二人达成协议。1921年7月21日，献县教区任命于溥泽（Jubaru）神甫办学校，校名为工商大学。7月25日，于溥泽来津筹办一切，1922年，建北疆博物院、教职员宿舍和预科校舍，次年落成，1923年9月15日开始上课。当时只有预科学生51名。
工商大学成立初期，先是在1923年和1924两年秋季招了两班大学预科学生共131名。当时本科校舍大楼因直奉战争延至1925年底完工。当年9月8日本科第一班开学时，只有工科学生10名，商科学生6名。1928年毕业时，工科为7名，商科5名。从1928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前，工科毕业生共83人，商科61人。这阶段学校虽有发展，但大学部学生不多，经常在校的仅百余人。教学设施也只建了图书馆、藏书楼、理化实验室、材料实验室、机械实验室、商品陈列馆、北疆博物馆、学生宿舍和运动场等。后来充实了教学仪器、图书设备，增聘了教学人员。1930年向南京政府申请立案，改预科为附属高中，1931年增设附属初中，招初中生90名，连同高中和大学共有学生264名。1933年8月南京政府批准立案。当时规定，大学至少须有三院九系，而工商大学只有工商两科，故改名为天津工商学院。华南圭任院长。1937年，工科改称工学院，设土木工程和建筑工程两系；商科为商学院，设会计财政与国际贸易两系。
1937年“七七”事变后，7月29日，日军轰炸天津，南开大学被毁，平津两地大学纷纷南迁，一些院校教师来工商学院任教，部分学生转来借读。从1937年以后，工商学院大中学的学生人数连年激增，大学部的发展也超过了中学。原因有以下几点：
1.抗日战争前，天津工科院校有北洋大学、河北工学院；商科院校在法商学院和南开大学的经济学院，它们历史悠久，声誉卓著，新成立的工商学院不能与它们竞争。然而抗战后，这些院校有的南迁，有的解散，有的校舍被日军侵占。在这样形势下，转入工商学院注册的学生日渐增多。
2.平津两地高校的一些教授、专家，凡因环境所迫，无法随院校南迁的，很多人转到工商学院任教。如燕京大学的齐思和、翁独健、侯仁之；南开大学的袁贤能、胡继瑗、张华伦。此外还有工程技术界的王华棠、阎子亨、谭真、沈理源、陈炎仲、高镜莹、刘问凯、孙家崎等专家。他们担任教学，使工商学院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都有显著提高，工商学院毕业生受到社会好评。加之，学校设备较完善，图书资料较充实，这在当时很具吸引力。
3.抗战期间，欧洲的捐款和经费来源断绝，教会打算停办学校，裁减教职员，遭到师生的反对。当时由校友会发起募捐，以渡难关。1943年改组学校董事会，约请社会人士龚仙洲、徐世章等分别担任董事长和董事，董事会还议决增设女子文学院，招收女生入学，这也是大学部学生增加的原因。
4.耶稣会有办学经验，学校有科学的管理制度，教职员讲求工作效率，对学生要求严格，在社会上声誉日增。
工商学院在教学和管理制度上很有特点，主要表现在：
1.建校初期，学校采用法国的教育制度，工商两科学制均为四年，课程一律必修，无选修课。除期中、期末和毕业大考外，平时有星期考，每周考一门课，每天有作业。评分采20分制。毕业论文和设计答辩较严格，除本校教师外，还请校外专家参加提问和评定成绩。(www.xing528.com)
2.教师由三部分人组成。耶稣会传教士一般都能讲一门以上基础课和专业课，为专职教师；专业课多由工商企业从事实务的外籍工程师、会计师、律师等兼任；中文和部分专业课由中国教师担任。最初主要用法语讲课，1927年后逐渐改用英语，英美籍教师有所增加。1933年立案后，华人专任和兼职教师人数超过外籍教师，并聘请校外专家来讲课。1937年前，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何廉、方显庭、吴大业、丁佶等教授等都曾来校作过学术报告。
3.课程设置偏重实用的基础知识和应用科学。培养目标较明确，学工的要会设计施工，学商的要能从事国外贸易，通晓企业管理。工科课程物理、数学、力学、测量、钢筋混疑土学、土石工程、桥梁铁路设计等；商科有数学、化学、经济地理、国际贸易、商业学、会计学、财政学、银行学、保险学等。实验设备较完备，工科有机械、材料试验室及金工厂、土工厂；商科有商品检验室、商品陈列室、外贸实习室等。学生知识面宽，毕业后对实际工作适应性强。
4.管理机构人员十分精简。院长1人，院务长和教务主任各1人。工商两科各设1名主任，由专任教师（为法国传教士）担任。他们讲课时数不少于专职教师，并负责教学行政，兼作教研工作。此外，全校仅1名秘书，1名庶务，2名图书管理员和10几名工人。当时专职和兼职教师都自己编写讲义、讲课、监考、批改作业。传教士由教会供食宿，不给薪金。兼职教师按授课时数付酬。暑假前发聘书，教师接不到聘书即为解聘，这对保证教学质量有一定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北洋大学、南开大学等校相继复校，工商学院要跻列于大学之林，1945年又申请改为大学。工学院增设了机械工程系，商学院增设企业管理系，文学院则设家政、史地、外语三系。具备了三院九系体制，1948年10月4日获得批准，改称津沽大学。
津沽大学建立后，学校有不少变化，主要在以下几方面：
1.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推行美国教育制度，学校原法国制度有所改变，如学生成绩采用百分制，增设选修课。专任教师有所增加，还聘请了一些外校教师来兼课，南开大学财经学院院长袁贤能、外文系主任司徒月兰和孟志荪、高殿森、颜毓蘅等教授。
2.传教士在教职员中的比重减少。建校初期，教职员中绝大部分为中、外传教士或天主教徒。1938年全校教职员40人，一半为传教士或教徒。1948年改为大学后，教职员近100人，绝大部分为中国人，外国人不足10人，传教士、教徒仅10余人。
3.宗教影响削弱。教会学校任用教职员、招生都优先照顾教徒。但传教士教师除少数专家外多无真才实学，学生中的教徒也多依仗神甫的恩宠，学习上无作为，不为同学们敬重，这就使宗教影响力下降，教徒人数在师生中的比重逐渐减少。1925年全校学生95名，其中教徒33名，占1/3；此后教徒人数日益减少，1948年学生879名，其中教徒86名，仅占学生总数的1/10。
4.进步的政治影响有所增强。早在“一二九”运动时期，姚依林同志在工商学院曾以借读学生的身份为掩护，在津开展革命活动。抗日战争期间，学生曾于1938年成立难民收容所，焚烧日军存棉仓库；1939年救济水灾；1940年募捐办学。1944年，日军当局曾派日本人到校监视进步学生。抗战胜利后，王金鼎同志以学校历史系讲师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组织学生参加了1947年5月20日的反内战、反饥饿游行活动。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学校董事会改组，由李烛尘任董事长，孙冰如等任董事。原院长刘乃仁已于1月8日辞职，3月潜逃离津。在党的领导下，全校师生开展了反帝爱国运动，向反对共产党的法国传教士卜相贤等为代表的教会势力进行了斗争。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在师生的要求下，成立了校政改革委员会、工会、学生会和中共党支部。1951年8月5日，教育部决定收回教育主权，接办津沽大学，改为国立，任命著名物理学家张国藩为校长。1952年津沽大学与北洋大学、河北工学院及南开大学工科合并，组成天津大学。津沽大学校址改建为天津师范学院；1960年又改名河北大学；1970年河北大学迁址保定，原校址改建为天津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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