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鸣远在《益世报》的创办及其反对法国侵略的影响

罗隆基

天津《益世报》创刊于1915年10月10日。创办人是来华传教的比利时籍天主教教士雷鸣远和中国天主教徒刘守荣、杜竹萱。

雷鸣远原籍比利时。1900年他被比利时教会派到中国来传教，先是在浙江绍兴，1910年转来天津。当年西方来中国传教的人，除照例每星期日在教堂中聚集教徒宣传宗教外，总要利用教会的经费进行一些所谓的“慈善”和“教育”工作，雷鸣远也如此，他到天津后就创办了一所诚正小学和一所师范学校，还办了一个宣讲所，向教外人宣传天主教。为了诱惑中国群众，雷在宣传宗教时，也讲些所谓“救国”的道理。后来，雷的教徒汇集他的讲演词，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名曰《救国》。当时上海的天主教徒马相伯和北京的英敛之等，都曾参加过雷鸣远的宣讲会。不久，他创办了一个周刊名《广益录》，后改为《益世主日报》，这个刊物便是天津《益世报》的前身。

天津《益世报》的开办费据说只有三四万元，是雷鸣远从国外天主教徒中募集的传教经费的一部分。1931年报馆扩充资本，招集了股份，改组成一个股份有限公司性质的企业。但股东只限于中国天主教徒，股票转让须经公司同意。增资以后，按照公司章程设立了董监事会。雷鸣远任董事长，实际上仍掌握着报馆的最高权力。

民国初年中国报馆大都设在外国租界。原因是，那时候的报纸不是外国人办的就是有外国资金，将报馆设在外国租界，目的在于用租界的特殊地位逃避中国政府的管辖。有的报馆甚至在外国领事馆注册，悬挂外国国旗。据说天津《益世报》初创时，雷鸣远和刘守荣不主张设在外国租界内，尤其反对设在法国租界。因为当时在天津的天主教徒都是要接受在天津的法国传教士领导的，这种领导是雷鸣远所不能接受的。他要直接受梵蒂冈的领导。因此天津《益世报》最初的馆址是在天津南市荣业大街，两年后迁到东门外小洋货街。到了1924年直奉战争的时候，由于在这以前的一个时期天津《益世报》反对奉系军阀，拥护直系军阀，而且刘守荣本人当时已成为一个直系分子，他怕奉系打进关来以后对报馆和他本人不利，便将报馆迁移到意大利租界去了。此后，一直到1937年天津《益世报》停刊时，报馆一直是在天津意租界。

《益世报》馆（原天津意租界）。

当时中国的天主教会名义上受梵蒂冈的领导，实际上受某些帝国主义国家控制，其中势力最大的是法国。这引起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雷鸣远的上级是法国人，据说雷对法国传教士的工作方法和生活方式极不赞同，曾不断在公开与不公开的场合揭发批评。天津的法国传教士对雷在天津办学校、开报馆、设立宣讲所等活动也侧目而视。1916年法帝国主义阴谋将天津的老西开划归法租界，这种侵略行为激起了天津市民的公愤，雷曾授意天津《益世报》反对法国侵略者强占老西开，结果是雷鸣远被法国传教士赶回比利时去了。

1918年雷鸣远回欧洲后，曾去梵蒂冈控告在中国的法国传教士，建议撤销法国政府在中国的所谓“保教权”，并建议提高中国教士的职位，由中国人自己管理中国教会。梵蒂冈因此在1923年派意大利籍主教刚恒毅作为“宗座驻华代表”到中国调查。实际上自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天主教徒要求由中国人自己管理中国教务的呼声就已愈来愈高。梵蒂冈为形势所迫，最后不得不接受中国教民的广泛要求，于1926年开始任命中国籍主教，并设置了若干由中国主教管理的教区，逐步解除法国人管辖中国教务的权力。

1927年雷再度来中国时，已有中国教区和中国主教了。雷决定到农村去，他说，中国农民的生活很苦，要复兴中国定要先建设新农村。要做好农村建设工作，必须具备有“福音主义”的人。他又说，圣芳济标榜“赤贫主义”，牺牲一切享受，领导他的同志奔走四方，不畏艰苦，黑暗的欧洲渐渐复兴，他们有很大功劳。雷鸣远想做亚洲的圣芳济，来复兴中国和亚洲。因此他到中国主教管理的河北省安国县教区重新开展了传教工作。他到安国县后，首先组织了一个“耀汉兄弟会”，会址名“真福院”。雷鸣远认为这个会的主要精神是三个字“全、真、常”。“全”是“全牺牲”；“真”是“真爱人”；“常”是“常喜乐”。这就是“打倒我”。他就以这三个字为纲领，训练他的耀汉兄弟会会员。除安国县外，他后来又在山西的汾阳、北平的清河、关外的玫瑰营子相继成立了分会。到抗战前夕，这个兄弟会的会员总数已有200余人。

耀汉兄弟会的会员过着极艰苦的生活。他们长年茹素，冬天不生火，藉日光取暖，睡木板，以砖头为枕，出门除自行车外，一律是步行。他们每天只睡六小时，其余时间是学习和劳动。食堂内还贴有“不工作者没有饭吃”的标语。据当时到安国县参观过“真福院”的人说，雷鸣远对勤劳俭朴的生活，的确是力行实践、言行一致的。耀汉兄弟会的会员也是一样。(www.xing528.com)

雷鸣远经常毫不隐讳地对人说，他这种生活和工作方式是要在耶稣基督的信徒中别树一帜。他对许多教徒，特别是一些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的生活和作风表示不满，常有世衰道微之感。他认为自己是个真正的得道传道者。他不只在他力行实践的目标上要同别的传教士有所区别，甚至自创一种宽袖衣袍的服装让耀汉兄弟会的人穿着，使人一望就知是兄弟会的会员，并联想到中世纪欧洲修道院里的勤劳朴素实干的修士。有人说，安国的“真福院”实际就像一所中古欧洲的修道院。

1927年雷鸣远再度来中国后，就请求入中国籍，口口声声要为中国献身。雷在他的讲演集序言里有这样一段话：“忆自弃国（按指比利时）来华，主前矢志之际，已将此身此生，献为中国之牺牲，即已不复视为己有。抵华后数年间与邦人君子游，亲爱日深，感情日厚，献身中国之志弥坚。故虽籍隶比国，但自问此生已为中国人矣。”1928年雷鸣远加入中国籍后，便经常自称是中国人。

罗隆基同雷鸣远认识是在1932年罗任天津《益世报》社论主笔以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雷鸣远自知他既已入中国籍，对中国人民一致武力抗日的主张是不能反对的，因此他是主张中国抗战的，并表示赞成天津《益世报》武力抗日的主张。雷鸣远第一次在报馆见到罗隆基时就说：“罗先生，你肯到我们报馆中来写社论，我高兴极了。我特别喜欢你那篇《可以战矣》的社论，我要我的兄弟们都读你的社论。我们中国人非把日本鬼子打出去不可。”罗对雷说，他的社论可能会给《益世报》带来麻烦。雷鸣远马上说：“你放心，你放心。请你大胆写文章。你这样代表中国人民说话，就是我们报馆因为你的文章关门了，我们亦不怪你。只要我还是天津《益世报》的董事长，我是不会让你离开我们报馆的。”罗隆基就问他那些联共抗日的言论是否违背了《益世报》的天主教立场。雷说：“不，不，你没有违背我的立场，你不要怕，我们教中还有人说我是共产党呢！除了我相信上帝，我是有神论者外，我的确是个共产主义者。我们的耶稣是要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的。”当时，罗隆基没有同雷鸣远深入讨论这些理论问题，雷的动机和真实态度如何不得而知。

长城抗战的时候，雷鸣远已年逾60，他居然将“真福院”的一批兄弟组成救护队，自己亲任队长，带队到华北、西北各战区去进行救护工作，当他出发到遵化时，有人为他拍电影，请他讲几句话。他说：“你们不要看我的鼻子、我的脸是外国的，我的心是中国的。我们抗战要抗到底！”后来他为英勇抗日的二十九军创办了“残废军人教养院”，1933年举行开幕礼时，雷鸣远致词说：“我对大家是表同情的，不但我应当服侍你们，凡是中国人都应当服侍你们，因为你们卫国有功。”他还说：“诸位现在虽然残废不能工作了，我劝你们不要失望，要努力其他工作。将来成家立业，生养子女，接继后代。我今年虽已60，若诸位最近成家，生养儿子，再过20年，不依然是爱国的青年吗？若遇我国收复失地，那时我虽已是八旬老翁，我老头子誓死还要同你们的儿子一同参加工作。”据说，就在这个时期，雷鸣远同戴笠有了密切的联系，他在战区中曾替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搜集情报。

在抗战期间，雷鸣远极力主张《益世报》在后方设法恢复出版。为了解决复刊的经济问题，他设法同南京主教于斌合作。1938年12月8日天津《益世报》在云南昆明复刊，雷鸣远仍然是名义上的董事长。《益世报》复刊后，雷曾亲自到昆明视察报馆，并鼓励工作人员，一定要坚持罗隆基社论的抗战到底的宣传政策。《益世报》复刊不到两年，便因经济困难停刊了。1944年雷本人亦病故，时年69岁。死后才听人传说，雷鸣远在太行山做救护工作时，曾受过伤，并由于为国民党特务组织搜集情报而被共产党逮捕驱逐，后来回到重庆养伤治病，不久就在重庆病故。

雷鸣远创办天津《益世报》的本旨就是为了宣传天主教教义。这个报早期曾刊登过不少宗教宣传方面的内容，从1928年起，《益世报》在第六版以全版约1/5的篇幅辟有“公教丛谈”栏，由雷鸣远主持的安国县“真福院”主编，逐日刊登约2000字的宣传天主教基本教义的文章。其中有的文章是雷鸣远自己写的，如《何谓天主？天主是谁？》、《天主教存在之理征》、《天地间之秩序证明天主之实有》等，这一栏持续出版了一年多而停刊。1930年在原版另辟“真道言”栏，逐日刊登教会出版的《真道正言》一书，专门批判天主教认为的“邪说异端”，从算命、占卦、土地、观音，以至元始天尊、玉皇大帝等等，共命了83个题目，全书登完，这一栏才停刊。它的目的是要用天主来替代中国社会对鬼神的迷信。

从1933年1月起，在第十版以全版1/4的篇幅辟“宗教与文化”栏，由上海徐家汇乐善堂马相伯的学生徐景贤主编。主要内容是介绍天主教的几个历史人物对中国科学文化发展的贡献，特别是徐光启、冯应东、利玛窦等人。撰稿人有马相伯、陆徵祥、艾行略、陈援庵、徐宗泽、徐景贤等。这个栏目企图用天主教对中国文化科学的贡献，来扩大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

“宗教与文化”栏自1934年4月起，改由全国公教进行会总部编辑，每星期出版一次。除刊登论文外，每月最后一期专载公教消息，首列罗马公教消息，次列国外公教消息，末列全国各地公教消息。这个周刊一直发行到1937年天津沦陷、《益世报》停刊为止。

天津《益世报》的宗教宣传仅是一小部分，因为《益世报》如果局限于宣传宗教，是无法在社会上立足的。它的言论必然要触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种种方面。加上报馆许多工作人员并不信仰宗教，他们的思想和言论也不受报馆业主的限制，是比较自由的，以至于《益世报》后来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宣传和影响，远远超过了它对天主教的宣传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