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我从北平燕京大学毕业后,在北平青年会作训练干事,当时常听到有关联青社的一些情况。一次,领导我受训的美国人甘霖格约我参加了北平联青社的周会,地点在南河沿欧美同学会。那年的社长是北平花旗银行买办孟广礼。餐后由齐如山先生讲梅兰芳的戏曲艺术。由于我从小喜爱京剧,所以听起来备感兴趣,因此对联青社开始羡慕起来。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联青社的活动。
1934年夏,我被聘来天津青年会工作,担任少年部主任干事。实际上我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青年会总干事陈锡三的英文秘书。由于少年部的工作是联青社社员们所支持的,加之兼做陈锡三的英文秘书,因此陈时常带我到联青社去作客,有时我还在会上作演讲。记得1934年我在联青社作过介绍在青岛燕儿岛举办的第四届太平洋沿岸国际少年夏令营活动情况的演讲。这次夏令营都是中学高中生,除中国学生外,还有日本、菲律宾的青年。这次活动由北美协会主办,由甘霖格担任指导。以后在1935年和1936年冬天,天津联青社在英租界西湖饭店举办过两次“联青夜”活动,我和其他几个能讲英语的青年会干事,都被约去参加招待工作。当时西湖饭店是天津最考究的第一流饭店,房价昂贵,一般人很难涉足。但由于该饭店的东家雍剑秋是青年会董事长,因此对联青社的活动是免费借用的。“联青夜”那天,西湖饭店门前车水马龙,几百位“名门”豪贵偕眷带女去参加盛会。会上除聚餐、跳舞外,还有一位从檀香山来的女人,表演了一段夏威夷草裙舞。另外还有摇彩和各式各样的大赛卖。办法很特殊,所有到会的人在进门时必须到“联青银行”换买临时流通券,其他钞票禁止使用。因此所有带朋友去的人,一进门就尽量买足流通券,否则用钱时拿不出,显得小气。但有一条规定,所换临时流通券必须当夜用完,不得退换,否则作废。总之,这一夜的活动收入,足够维持天津联青社所办一切服务事业的全年开支。
1936年初夏,陈锡三在北美协会的资助下,赴加拿大留学进修,于是由我代表总干事加入联青社,正式成为天津联青社社员。
1937年天津沦陷后,天津联青社的例会迁到法租界新华大楼银行俱乐部去举行,其他各种活动照例进行。服务工作除原来在沈王庄和鼓楼西两地开办的一所诊疗所及两所儿童义务学校外,又在西头慈惠寺与西广开怡兴里开办了两所义校,一所是工读,一所是义小。由我直接领导,一直办了几年。所有经费开支,统由联青社捐助,青年会代办。
这期间“联青夜”还照旧举办,不过内容有了一些变更,把草裙舞一类的节目改为小蘑菇等人的相声了。一次梅兰芳先生来津演出,联青社社员赵道生通过私人关系,将梅先生请到联青社。大家闻讯喜形于色,都想看看梅先生着便装的样子,同时想听他演讲,那天银行俱乐部里大有人满之患。席间由章以吴主持仪式,当他请梅先生演讲时,梅表示:只是来参加聚餐,没有准备讲话。结果使很多人大失所望。
一次联青社在银行俱乐部举行“公开论坛”,这是按联青社的惯例,在一个月中碰到第五个星期三时,便要举行一次范围扩大些的例会。这次会议采用辩论会形式,辩论题目是“妇女应否在家庭?”由联青社社员王鹏讲妇女应该留在家里的道理,另外把女青年会总干事郑汝铨请去,由她讲妇女不应留在家庭的道理,经过辩论,结果郑汝铨获胜。(www.xing528.com)
1941年以后,日本人的势力逐渐渗入到银行俱乐部,联青社的聚餐例会又改到英租界马场道的美国俱乐部。一次,我约燕京大学校医郭德隆到联青社讲肺结核病的防治问题,当场激动了社员朱继圣,因为他的长女不久前因患肺结核,由于发现较晚不幸夭亡。于是朱大力支持郭的防痨建议,通过青年会组成了专门委员会,促使天津成立了结核病防治院,由郭德隆任院长,朱继圣一直担任该院董事会的董事长。
联青社的活动直到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日军在天津进入英、法租界,才停止活动。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天津联青社很快恢复了活动。当时天津市副市长杜建时,兼任招待盟军委员会主任,我是该委员会委员之一。该委员会当时的任务就是把美军招待好,为此经常举办大规模的跳舞晚会,联青社的许多上层妇女和大家闺秀常常作为舞伴去参加舞会,当时联青社主持其事的是杜用文,为此他很得杜建时的赏识。
1947年10月9日晚,天津联青社为庆祝成立20周年,在天津胜利联欢社举办了庆祝晚会,到会的除联青社社员及其眷属外,还有市长杜建时。一些年龄较老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益友会的会员也参加了晚会,到会的有100多人。杜建时在会上作了演讲。益友会的老会员向联青社赠送了“以友辅仁”的锦旗,并请来宾在旗上签名留念。会后的跳舞活动一直持续到深夜。
天津解放后,联青社仍继续活动了一段时间。社员中除少数人跑到国外,其他人依然吃吃喝喝,过着昔日自由散漫的生活,对各项政治措施及运动采取漠视态度。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后,联青社的活动不得不停顿,天津联青社从此也就自行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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