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租界谈往：俄国东正教的传入

杜立昆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以前，天津就有俄国人搞出口皮毛和茶叶等行商事业。他们集中在今河北区一带，设有账房和仓库，但人数不多。这些俄国商人都信奉东正教，由于当时天津还没有东正教堂，便按照东正教的传统，每到教会的大瞻礼日，就要求北京教会派司祭来津，以满足他们宗教生活的需要。当时北京教会只有俄籍修士大司祭伊诺肯提乙一人，每年至多来津一两次，借用北站的一个客车厢做临时祈祷所，为这些俄国商人举行宗教活动。直到1904年（光绪三十年），北京教会才在天津河北小关街租赁了一所平房作为祈祷所，派来一个姓赵的中国讲道人。每逢教会大瞻礼日，仍从北京教会派俄籍修士司祭阿乌拉阿木带着经士、唱经班来津举行宗教礼仪。在这个时期内领洗入教的中国人约有200余人。

1909年（宣统元年）关闭了这个祈祷所，迁移到俄租界内的俄国花园里（今河东区南站）的一个小教堂，这个教堂是为纪念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在津的战役中被击毙的108名俄国官兵而建造的，名为“救世主堂”。这个小教堂用汉白玉建造，只能容20人左右。

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后，成批白俄流亡分子包括贵族、军官、地主、资本家等，从苏联逃来中国，逃到天津的大约有110余人，因而天津东正教教徒人数增多，促进了东正教的发展。1920年他们向北京教会主教伊诺肯提乙请求派一名常住的司祭来津主持宗教活动。不久教会就派来大司祭葩维勒·拉足莫夫（Протоиерей Павел Разумов），成为天津教堂的第一任司祭。当时他们还选立了教堂堂长和弟兄会等。

1922年拉足莫夫离津去美国，北京教会又派修士司祭魏克托尔（Иеромонах Виктор）继任天津教堂的本堂司祭。魏克托尔出身于宗教家庭，他的父亲是个东正教司祭。在他读神学时被征入伍，1920年从苏联逃到中国新疆，又随一批白俄来到北京，被当时北京教会主教伊诺肯提乙收留，以后升为圣修士，命名为魏克托尔，后又升为修士辅祭和修士司祭。1922年被派来天津任本堂司祭后，因天津白俄逐渐增多，原来的小型教堂已不敷应用，魏在津发动募捐，几年后在小教堂的原址扩建了一座能容纳数百人的大教堂，命名为“圣母帡幪堂”。魏克托尔把108名沙俄侵略军官兵的尸骨迁葬在教堂前正当中地下，还在教堂门前墙上镶嵌了三块汉白玉的大石板，上面刻有死者姓名，为这帮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侵略者树碑立传。北京主教伊诺肯提乙认为魏克托尔建堂有功，当即奖给他金盔修士大司祭的职位。

魏克托尔在天津任本堂司祭时，拉拢白俄商人巴图也夫和库拉也夫，并把原俄租界工部局局长、法籍俄人日布拉阔夫选为堂长，在其庇护、支持下，大肆发展教会的“服务事业”，为白俄流亡分子在天津设立了俄国学校、俄国医院、俄国图书馆和俄国养老院等，并把俄侨坟地迁到大直沽后台，扩大了面积，建立了一所灵堂。后来，他升任天津各教堂的监督大司祭，他所在的圣母帡幪堂便成为天津东正教的总堂。1939年该教堂被侵华日军拆毁改作仓库，天津东正教又在小刘庄按原来的样式建立起另一座圣母帡幪堂，1941年完工。

俄国东正教堂，建于1941年，地点在今琼州道（已拆）。(www.xing528.com)

1930年，中国人大司祭常福在天津创立了中华东正教会祈祷所，名为“伊诺肯提乙教堂”，地点在英租界四十一号路（今郑州道），中国教徒多在这里参加宗教活动。1933年，常福通过日本东正教的都主教谢尔吉（苏联籍）与苏联东正教会联系，承认了莫斯科教廷。这一来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时天津的修士大司祭魏克托尔和常福闹起了尖锐的矛盾。爰自十月革命以后，俄国东正教的总头目都主教按托尼乙等人逃出苏联，在塞尔维亚（今南斯拉夫）组织了流亡教廷。中国东正教的北京总会和包括天津在内的各地分会都承认这个塞尔维亚流亡教廷而不承认迁到莫斯科的教廷。魏克托尔在天津的白俄流亡分子都是承认塞尔维亚流亡教廷的，而魏又是由这个教廷升圣为主教的，所以他们非常反对常福承认莫斯科教廷，称常福创立的中华东正教会为“红党教堂”。常福以牙还牙，当魏克托尔升为北京主教后，常福也不承认他。常福主持的中华东正教会俨然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为中国教徒进行宗教活动的教会组织，历任司祭都是中国人，继常福之后，有芮宪章、杜润臣、杜立昆等人。

东正教在天津逐渐扩展，增建教堂，教徒人数也不断增多。1932年在位于英租界三十二号路东莱里的俄国养老院内成立了一个“些拉非木教堂”，附近住的教徒也上这个教堂去参加宗教活动。1944年，将原来位于英租界十一号路（今建设路）的俄侨俱乐部改为教堂，名为“尼古拉教堂”。另外，河东大直沽后台俄国坟地内的灵堂，名叫“圣众教堂”，除为教徒举行殡葬礼外，还在每年复活节占礼后举行为死者诵经的仪式。天津东正教会先后增设到五所教堂。因天津为交通冲要，工商辐辏，所以流亡到中国各地的白俄不断涌向天津，这就使东正教徒人数大增，再加中国、希腊和其他国籍的教徒，最多时达到5000余人。

抗日战争时期，约在1938年，在天津以日本特务耶·巴斯突金（Евланпй Бастухин）为头子的一些极端反苏反共的白俄流亡分子，与日本帝国主义相互勾结，成立了“俄侨防共委员会”，在日本宪兵队和特务机关操纵指挥下，为日军搜集情报，并充当日本侵略军的华北铁路护路队。当时华北其他有白俄侨居的城市如北京、张家口、青岛和烟台等都设有“俄侨防共委员会”，因为天津是首先成立的，所以成为华北总会。

1938年升任北京东正教总会的大主教魏克托尔和新任天津教会监督大司祭的瓦连廷·西奈斯基（Протоперей ВалентИн Синайский），把东正教会搞成日军和“俄侨防共委员会”的反共工具。1944年天津天津俄侨俱乐部改为东正教堂时，西奈斯基为纪念沙皇尼古拉二世，就将这所教堂命名为“尼古拉圣堂”。

1945年日本投降后，北京东正教总会和各地分会的俄籍主教、司祭等教会人员包括魏克托尔和西奈斯基在内，绝大多数恢复了苏联国籍并承认了莫斯科教廷，与塞尔维亚的流亡教廷永远断绝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