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西开教堂：中世纪西方风情，80年历史

赵永生

在繁华的滨江道南端，耸立着一座风格独特的高大建筑物，这就是天津市最大的天主教堂——西开教堂。教堂顶端有三个高达40余米呈品字形的塔楼。塔楼表面的铜片，由于年深日久，已是绿锈斑驳。教堂的墙体用红白相间的缸砖砌成，檐以下用扶壁连到柱券组成环绕装饰带，门窗采用半圆形拱券。西开教堂的这种罗曼式建筑造型，颇具中世纪的西方异国情调。

西开教堂建成于1916年，至今已整整经历了80个春秋。由于它坐落在老西开地区而得名；又因为它是天主教会天津教区主教府所在地，也称之为西开天主教总堂。当初，天主教在19世纪40年代传入天津以后，所建造的第一座教堂是位于三岔河口的望海楼教堂。1870年，望海楼教堂在天津教案中被焚毁后，1872年在法租界今营口道又建造了紫竹林教堂，并在教堂附近开办了医院和学校。1900年八国联军镇压了义和团之后，天津天主教会的中心又迁回望海楼教堂。及至清政府被迫与各国使臣签订了《辛丑和约》，教会也以教徒和传教士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为名勒索了大量赔款，并藉此扩张教会势力，甚至公然用金钱收买中国人入教。至1912年，天津及津南一带各县的教徒已增至3万余人。罗马教廷遂决定在天津设立教区，由北京教区拨给32万两白银，作为开辟教区的经费。

20年代法租界西开教堂远景

天津教区的首任主教杜保禄（P.Dumond）是法国人。他于1888年来华以后，先是在保定地区传教。当时的外国传教士为了便于结交中国官绅，都仿照中国官绅的打扮穿长袍马褂、蓄长发、梳辫子。有一天杜保禄正在保定大街上行走，被迎面走过来的甘军董福祥手下的几个士兵发现。他们见一个洋人如此打扮，觉得既可笑又可气，竟把杜保禄按倒在地，剪掉了他的辫子。杜保禄返回教堂以后，将此事报告了法国使馆，要求中国官府赔偿他的“损失”。经过反复交涉，中国官府最后答应将位于保定中心地区的旧道台衙门送给天主教会，以为了结。当时保定流传的民谣：“董福祥，瞎胡闹，打了洋人赔旧道”，指的就是这桩公案。

杜保禄就任天津教区主教不久，就提出要在老西开购置土地，建造新主教府和大教堂，其理由是望海楼地势过于狭小，不能适应教会发展的需要。老西开是墙子河（今南京路）以南由海光寺到佟楼之间的一片洼地，80多年前，这一带芦苇丛生，荒芜人烟，法国却早已看中了这块土地，几次向中国提出要把老西开划入法租界。杜保禄的计划一经提出，立即遭到天津教徒和中国神职人员的反对，但杜保禄却一意孤行，命令天津教区瑞士籍神甫李福临（L.Fleury）在老西开紧靠法租界的墙子河南岸购置土地，于1913年开始在这里大兴土木，修建主教府、修道院和教堂。1916年教堂建成后，法国驻天津领事馆以“保护教堂”为名，强占了老西开，从而引起了天津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抗议，酿成“老西开事件”。原来杜保禄之所以执意要在老西开修建教堂，是事先和法国领事策划的一个阴谋。其目的就是为法国侵占老西开制造借口。尽管天津人民对法国的侵略行为所进行的坚决斗争暂时遏制了法国强占老西开的举动，然而由于当时中国国力衰微，北洋政府以及后来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老西开地区最终仍被非法地划入了法租界。(www.xing528.com)

西开教堂的建立，形成天津天主教会的中心。面对滨江道的是大教堂；迤东依次为主教府和修道院；教堂西侧是若瑟会修女院；在修女院南侧，沿着现在的独山路、营口道直至与修道院相接的20余亩土地上建造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天主教医院。这样，位于今独山路、营口道和西宁道之间的这块面积近50亩的三角地，完全被教会机构占据，形成了天主教“独立王国”。在它的周围，还有1913年在教堂北侧建造的西开小学，1914年在今宝鸡道文善里建造的若瑟小学，1916年在教堂对面建造的法汉学校。稍远一些，有1916年在今滨江道建造的圣功小学新址，1921年，在今山西路与哈尔滨道转角处也建造了圣若瑟女校的新校舍。上述教会学校分别由天津教区若瑟会修女院、方济各后学圣母传教会修女院和圣母文学会主办，都具有宗教色彩。

在法租界的教会机构中，除上述的教堂、医院、学校之外，还有几处所谓修会帐房，也就是各天主教修会驻天津的办事处。其中开设较早的是设在今承德道21号的首善堂（遣使会）和设在今营口道20号的崇德堂（耶稣会），分别建于1861年和1874年。进入20世纪以后，比利时背景的圣母圣心会于1922年在今新华北路185号设立了普爱堂；以意大利为背景的方济各会于1931年在意租界设立了方济堂。这些修会帐房大都建设得相当讲究，而常驻人员都很少，对外也不举行宗教活动，甚至看不出有什么宗教标志。然而它们却是经济实力雄厚、与国内外有着广泛联系的宗教机构。它们每年从国外接受大量津贴，除拨付给与其有关系的教区作为传教经费之外，剩余资金的积累逐年增多，于是就在天津大量购置房地产，向各大企业投资，甚至从事黄金、美钞的投机生意。这些修会帐房实际上是天津以及华北、东北、西北天主教会及其附属事业的经济支柱。

在上述修会帐房中，遣使会的首善堂与天津教区的关系最为密切。天津和北京都是法国遣使会的势力范围，天津开埠后被派来天津的传教士都是遣使会士，而且兼任遣使会驻天津办事处的负责人。1910年，遣使会在中国划分为华北、华南两个省会，华北省会长罗德芳（F.X.Desrumaux）的驻地即设在紫竹林教堂，到1913年方迁入承德道新址。天津教区接受国外津贴，都是由首善堂转拨；凡涉及教区的重大人事和财务等问题，必须征得省会长的同意方能作出决定。杜保禄和罗德芳都是法国人，又都是遣使会士，二人之间本无嫌隙。不料杜保禄就任天津教区主教不久，就在法国侵占老西开的事件中扮演了一个为虎作伥的角色，不仅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而且在教会内部也引起了一场风波，指控杜保禄的信件接连不断地送到了罗德芳的办公桌上。经过与罗马教廷和巴黎遣使会总院反复计议，罗德芳不得不在1920年将杜保禄调离天津，由北京教区助理主教文贵宾接替其天津教区主教职务。由于杜保禄参与法国侵占老西开而在教内引起的一场轩然大波，经过罗德芳的一番纵横捭阖，总算平息下来，遣使会与天津教区关系之密切，由这件事也可见一斑了。

文贵宾（Jean De Vienne），法国贵族出身，1910年来华。他就任天津教区主教之际，天津的外国租界正处于发展扩张阶段。在法国逐步吞食老西开的同时，这一带的住户也逐年增多，有些教徒为便于到西开教堂参加宗教活动，也迁移到西开教堂附近居住。1920年，华北发生了30年未遇的旱灾，许多地区颗粒无收。当时天津绅商组织的救灾活动，救济钱物大多由分布在灾区的传教士代为发放，他们乘机又发展一批教徒。津南献县、任邱、大城、河间等地的信教灾民纷纷到天津来谋生，其中有些人也先后在西开教堂附近落户，从而使这里的教徒人数逐年增多，到20年代末已达6000余人。有些教徒在法租界的工部局或法商企业里任职，也有靠经营工商业而发财致富的。其中，周、孙、陈、萧四户家境尤为殷实，被称为西开教堂的“四大家族”。这样，西开教堂不仅是天津教区领导机构所在地，而且成为全市教徒人数最多的本堂区。由于教会与法租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当时的天津人习惯称西开教堂为法国教堂，称西开天主教医院为法国医院。老西开成为天主教机构最集中的地区，身著各种修会服装的神甫、修士、修女随时可见，散发着宗教气氛的异国情调，实质上呈现的是一种半殖民地色彩。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教会无暇东顾，天津天主教会的外国津贴锐减。战后，租界为中国政府接管。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兵的吉普车横冲直撞，美国货充斥市场，西开教堂也不时地有美国官兵出入，而且也有了美国、荷兰等国的神甫。租界收回了，天津市又被另一种殖民地气氛所笼罩。直到1949年天津解放，才最终结束了帝国主义对天津的殖民地式的统治，天津的天主教会也终于摆脱了外国传教士的控制，实现了中国教徒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由中国人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