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杀奸记：天津抗日杀奸团行动纪实

祝宗梁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天津沦陷，一些青年聚在一起，想做些救亡工作，其中有沈栋、沈桢、张澜生、郭兆和、王桂秋、张同望、高庆琛、曹复生等。他们中有人主张以宣传为主，有人则着重于行动，最后沈栋说：“注重搞行动并不是不要宣传。行动可给敌人直接打击，事情必定要登在报纸上，于是敌人就代替我们作宣传。老百姓看到就会相信我们还有力量，会振奋人心，比我们印传单更起作用。”于是大家决定在英租界里组织“抗日杀奸团”（简称抗团）。

为了开展活动，抗团在英租界松寿里租下一间房子，每晚有人在这里抄录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然后再编印成《正字报》，每周出版一次，由交通员送到订户手里。后来又增出一份《跋涉》月刊，刊出论文和文艺小品，都是宣传抗日的文章。我是在1938年1月参加抗团的，当时被分配当交通员。

抗团成员的入团宣誓也是在这里进行的，记得和我一起参加的七八个人都是19岁。誓词大致是这样：“余誓以至诚参加抗日杀奸团，今后在组织领导下积极工作，服从指挥并绝对保守秘密，如有违犯，愿受最严厉的制裁。”而后我们都在宣誓书上签了名。为了保密，宣誓书当着大家面烧掉了。那天宣誓的主持人是曾澈，还有沈栋、孙若愚、郭兆和等人，他们都是抗团的骨干成员。那次宣誓后不久，这个机关便遭到英工部局的破坏，曾澈被捕（后经营救被释放），印刷工具都被抄去，两个刊物被迫停刊。宣传机构被破坏，反而促使抗团更快地转入具体行动。抗团决定自行研制定时燃烧弹，用来烧毁日伪开设的商店、剧院、仓库等设施，由刘福庚、李宝仁担负研制任务。经过一番努力，试验成功，但没料到在正式安装定时控制时，燃烧弹意外起火，刘、李二人一伤一亡。抗团还未出师，就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并未令大家退缩。

当年，天津有“光陆”、“国泰”两家电影院被日本人收买，抗团决定放火烧掉它。孙若愚等为此制造了两枚定时燃烧弹，行动人员也编了两个小组，每组四五个人，沈栋负责光陆小组，孙若愚和沈元寿等在国泰小组。我被指定在光陆小组。在出发前沈栋宣布，在休息前（那时电影在放映中间都有10分钟休息，观众也不是对号入座），由他把定时燃烧弹放在银幕下面，使它在20分钟后起火，一旦安放成功就用红布罩着手电灯打个信号给他们。他们都坐在楼上第一排，看见信号就把署名抗团的反日传单撒出，然后撤退。沈栋还另外给我一枚用罐头筒伪装的炸弹，约有两斤重，并嘱我万一他安放燃烧弹时发生意外，就用干电池把炸弹引爆，以扰乱秩序便于撤离。后来由于事情办得很顺利，大家平安撤退，炸弹并未用上。据留下观看效果的女团员吕乃朴说，燃烧弹爆发时只看见一片白光，银幕被烧得卷了起来，观众惊乱地争先恐后逃离影院。待她跑到马路上，大火仍在蔓延，不久后楼也起火，跟着一声巨响，楼房被震垮，整个影院顿时变成一堆废墟。这是他们第一次大的行动，当时那种紧张兴奋的心情，至今仍记忆犹新。

1938年5月，沈栋因工作和交往过于频繁，惹起注意，突然遭到天津英工部局的逮捕。此事对抗团的影响很大，因为当时抗团工作基本上是由他主持，他的被捕也暴露了组织松散的缺陷，活动的秘密性太差。沈栋被捕后，李如鹏便代替了沈栋的工作。在他的提议下，抗团进行改组，成立干事会为最高决策集体。干事会由6人组成，曾澈负总责，李如鹏任组织干事，孙若愚任行动干事，袁汉俊任总务干事，我担任技术干事。曾澈因故不能常来参加活动，由交通员钱致伦与李如鹏保持密切联系。干事会下设5个小队，孙若愚、刘友深、赵逢春、周庆漱和我分任队长。每个小队内有四五个小组，每个小组有四五名成员。干事会明确规定：小队间、小组间不准发生横向联系，以确保秘密，避免一处遭受破坏而牵连整体。此外还建立了由孙若愚负责的行动组和由我负责的技术组。

1938年6月间，为了扩大抗团的影响，李如鹏和孙若愚共同策划放火烧日租界的中原公司。因为它是天津最大的百货公司，所销售的基本上都是日货。我们计划使用7个定时燃烧弹，派出7个行动小组，每组两人，将其放在不同的地点。在规定的时间放妥以后，大家都回到李如鹏处报到，然后通知安排在几处大楼顶上的人员散发传单，宣传抗日和抵制日货，并且公开承认在中原公司放火是抗日杀奸团干的。

我和袁汉俊编在一个小组，指定放火地点在二楼西装部。其他小组人员有孙若愚、孙湘德、虞承芳、张同望等人。西装部的顾客稀少，所有衣料都放在柜台后面的柜橱里，使我们难以接近，只得把燃烧弹放在样品衣料的下面。各个小组也都顺利完成安放任务。可是等到大家到齐散发传单时，中原公司仍没有起火。我们正在猜测时，突然中原公司火起，而且火势很大，顿时大楼内秩序大乱。只因大楼是钢筋水泥结构，消防队又来得快，没造成更大的破坏。

孙若愚领导的行动组是从各小队里挑出的精壮小伙子组成，其中有孙湘德、宋显通、刘富川等。其组员常在一起训练，甚至以打流氓作为演练活动。当年有不少流氓终日混迹天津的酒楼舞厅，坏事做绝，深为人们所痛恨。行动组就搜集侦察他们的行踪，由孙若愚特制几根1尺多长的枣木棒作为武器，四处打流氓。

技术组的成员有向传纬、水宗骥、雷邦玺等人。我们在黄家花园开设了一家水电行，经营代客安装和修理水暖电器设备。抗团以水电行作掩护，必要时也担起铺保的作用。因为当时在处理纠纷和人员保释的时候，时常需要一家店铺作为保证。此外，水电行里的设备也是为了技术组制造武器而备用。起初我们制造炸弹都是用三硫化砷和氯酸钾混合物当作炸药。这种炸药很不安全，稍加磨擦就会爆炸，后来改用苦味酸和氯酸钾为原料制炸药，就比较安全了。早先制的燃烧弹虽能产生很高的温度，但也有体积大、不便携带的缺点。为此我们又设计制造了一种可抛掷的小型燃烧弹。体积只像一包香烟，一经抛出就会自行燃烧，投掷者亦可从容离开现场。这种燃烧弹以后用了许多次，效果都很好。另外，我们还试制出催泪弹和烟幕弹，不过没有派上用场；也曾试制过无线电控制的炸弹，但是没有搞成。

经过几次行动，大家的胆子增大了，决定直接对日本人下手。那时从天津西站到北站有为日本军人设的公共汽车，虽然中国人也可以乘，但人们为了避免麻烦宁愿不坐，为准备行动我们特制了4枚炸弹，两枚是定时控制，两枚开盖就炸。一天黄昏，我约了袁汉俊、周庆漱和另外一位组员去执行这个任务。我和袁汉俊各带一枚定时炸弹上了两辆反向而行的日本人开、日本人乘坐的公共汽车，只乘一站就下车。另外二人如法炮制，四枚炸弹就这样被带上了汽车，结果一辆公共汽车行驶到东南城角时发生爆炸，车身的铁皮被炸裂，一下子从车上抬下了六七个被炸伤的日本兵；另一枚炸弹在西站的终点爆炸，但车上已没有人，只把汽车炸毁了；另外两枚炸弹不知怎地未炸。

“七七”事变周年就要到了，我们给所有的电影院、戏院都发了信，要他们在这天停止演出以为纪念，同时又发动很多人去贴标语、撒传单。贴标语组有一二十人，一个涂浆糊一人贴，都在夜里进行，撒传单也是一个撒一人监护。记得一次在春合大戏院门口，趁散场我骑着自行车往人群里撒传单，偏偏有个法租界巡捕碰上，可他却把头一扭假装没看见，我猜想他对我们的所作所为也是同情的。在纪念日那天影院果然都停演了，但他们不敢说是为了纪念抗战一周年，而是在门口挂出牌子“修理机器，停演一天”或“修理内部”。惟有平安电影院依旧放映，我们很生气，又做了一枚不伤人的炸弹想教训一下他们，后来被曾澈禁止才算作罢。

放暑假了，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活动，其中较大的行动是“三天放了三把大火”。第一个放火目标我们选定的是日军存贮粮食和稻草的堆栈，地址是在河北大经路附近金刚桥旁的旧天津市政府。这里的房子在战争中全都被烧毁，日军清除瓦砾以后，当作露天堆栈。门口有日军站岗，一般人是进不去的，里面的稻草有两层楼那样高，离墙只有十几米。一天下午五六点钟，孙若愚、吕迪纲和我三个各带了4枚可抛掷的燃烧弹到了这里。孙、吕二人从北墙外，我从南墙外，同时把燃烧弹丢进去。等我们骑车走到金刚桥上时，里面已经火光冲天。

第二个目标是法国桥（今解放桥）旁的一个露天棉花栈，它的占地面积有一个足球场那样大，堆满了棉花，而且棉花都是经过压挤成长方体。棉花堆有四五米高，堆与堆之间有个通道，供装卸时行车。也是在傍晚，孙若愚、叶纲骞和我从围墙外又丢进去12枚燃烧弹。等我们离开不远，燃烧弹就开始发火，火焰很快就蔓延到整个棉花栈，只见里面的人忙成一团，十几个消防水龙向棉花上浇水。第二天再去一看，整个棉花栈已被烧得精光。

第三个目标是工商学院（今外国语学院）后面的露天棉花栈，它比上一个要大好几倍。根据上次的经验，若要效果更好，只有破坏消防设备，我们决定分两批进行。那消防站的设备很简陋，一个直径约1米的大轮子上面并列绕着十几盘帆布带。我和袁汉俊带上一瓶王水（浓硫酸和硝酸的混合液），在吃晚饭时到了消防站。那里只有一个人在值班，袁汉俊假装问路，我利用他们谈话的机会把王水撒到帆布带上，然后匆匆离开。入夜，刘友深、范建等五六个人乘黑向棉花栈里丢了20多枚燃烧弹，火势顿起，我隔着两条街还可以看见屋顶后面的火光。这些棉花的主人是谁，我们不知道，只觉得它对敌人有用。

秋季开学了，有些中小学课本更换了新版本，加了大量敌伪毒化青少年思想的内容。我们对此非常气愤，决定予以严惩。我们看到这是鸿图书局印刷的，又调查到在东马路有这书局的门市部，就决定烧掉它。华道本、赵尔仁和我带上一枚较大的定时燃烧弹进入门市部，那天里面除了三四名营业员外，恰好一位顾客也没有，华道本故意踩了赵尔仁一脚，两人便假装争吵起来。乘营业员的目光被吸引过去之机，我把燃烧弹放在书架上的书籍后面，我们三人又大模大样地走了。半小时以后燃烧弹起火，消防车赶来救火，那些书不是被烧就是被水冲毁了。事情并未就此完结，大家觉得当时身为伪教育局长的陶尚铭应对修改教科书负主要责任，决定将其杀掉。孙若愚从沈元寿处探听到陶尚铭住在马场道西湖饭店，并经常在下午两点多钟离开饭店乘汽车外出，于是便约孙湘德一起行动，还要我和宋长富担任掩护，必要时也参加战斗。10月的一天下午，他们潜伏在饭店附近，发现陶尚铭上了汽车，就马上赶过去隔着汽车向里开了八九枪，然后骑上自行车离开现场。我们离开约50米担任掩护，看他们一切顺利，遂也离去。后来才知道陶尚铭只中了一枪，打瞎了一只眼睛，但受到不小的惊吓。(www.xing528.com)

受到那次行动的鼓舞，我们又盘算着对大汉奸王竹林开刀。王竹林在天津沦陷后就很活跃，报纸上时常看到他的名字。他多次公开吹捧“皇军”的“丰功伟绩”，还说只有靠“皇军”来救中国。这汉奸是天津的商会会长，我父亲认识他，他家住英租界44号路（今河北路）宁静里2号。44号路是我上学的必经之路，很方便地查清了王竹林的汽车牌号是423，他经常傍晚乘车外出。1938年12月27日晚上，孙若愚忽然来找我说王竹林的汽车就停在他家附近的丰泽园饭店门口，我们决定立即行动，又约了孙湘德带上枪赶去丰泽园饭店。丰泽园门前的马路两旁停满了汽车，至少有三四十辆。423号汽车停靠在最远处，估计王竹林来得最晚，是个主客。我们把自行车停在一个胡同里，在胡同另一端有出口，是我们很好的退路。我们商量这次由孙湘德和我直接行动，孙若愚担任掩护。

我们在胡同口等了一个多小时，大约在晚9时左右才看见423号汽车发动，并向饭店门口开去，我们立即赶过去，恰好饭店门口聚了很多人送王竹林上车，王竹林已经走到车门口。待距王竹林约5米远，我立即向他打了一枪，跟着孙湘德又连开两枪。但见王竹林转过身来，张着嘴惊叫一声“啊”，我又连着开了4枪。我身旁站着的一个送客忽然瘫软在地上，弄得我莫名其妙，也来不及顾他，就急速撤退，这时孙若愚也在胡同口向天开枪助威。

第二天，报纸上报道说王竹林头部中了一弹，胸部中了两弹，在送往医院途中身亡。还说他的两个保镖当枪声响起，竟向饭店里面跑去，那个瘫在地上的人，是被吓晕了。

以上多次行动都是抗团自己谋划的，虽为抗团成员但极少参加组织行动、而又与国民党当局有关系的曾澈很少知晓，或事后才知道。可突然有一天，曾澈转来一纸重庆电文，上面开列了20多名住在天津汉奸的名单，申明要对其施行制裁，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伪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程锡庚。抗团觉得惩治汉奸责无旁贷，予以应允，可万没料想到事情最后竟导致了抗日杀奸团的解体。

为了便于行动，大家对程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程锡庚住在英租界一所很讲究的花园洋房里，门口有租界巡捕保卫，其汽车号码是1657。我也曾对程锡庚的办公地点作了调查，认为那里环境开阔，行人少，不宜隐蔽自己。恰在我们难于下手之际，说来也巧，那名巡捕突被调走，新换的巡捕正好是抗团的成员。孙若愚就想利用在他值班的时候，假装把他打晕，冲进程家行动。但是这巡捕说程锡庚爱看电影，不如到电影院执行。

1938年4月9日，我约袁汉俊、孙惠书、冯健美（孙、冯是女性）在晚饭前一起到几家大电影院门口转一下，看有没有1657号汽车，结果竟意外地在大光明电影院外面看见了它。

机不可失，我们决定立即行动。我回去取了4支手枪和两个炸炮（这种炸炮摔在地上只响不伤人），袁汉俊又去把刘友深叫来协助行动。等我们重聚一起已是下午6点多，电影开演多时了。大家约好在休息时再分头去找程，于是购票入内。

中间休息时，我们发现在楼上中间第四五排处有一个人像程锡庚，但因灯光昏暗，我们不敢确定。我灵机一动，跑到放映室请放映员打出幻灯，上写“程经理外找”几个字。等我回来时，刘友深说幻灯片打出后，那人刚想站起来，却被他身边的女人按下去了，由此可断定他必是程锡庚。电影再开映时，我要刘友深在楼上出口处等候，我自己走到程锡庚身后一排座位上找个空位子坐下，位置离程有1米多远。我看了一会儿电影，目的是想冷静一下，然后突然抽出手枪对准程锡庚的头部连发4弹。一时四座秩序大乱，我也混入人群向门口拥去。刘友深看见我，马上挽起我的胳膊往楼下跑。猛然有一人从身后抱住了我，我连身也未转就用枪对着那人腹部开了两枪，他应声倒下。又有一人上前抱住我，可是我突然发现手枪内已无子弹，我即与他扭打着滚下楼梯。他半个身子压着我，我用左手揪住他的头发，他乘势把我的食指狠狠地咬了一口。袁汉俊等三人正等在楼下，见我们在扭打，袁即用枪顶着那人的身体开了一枪，那人身体一软，松开了我。袁汉俊扶我站起来，向影院门口急速走去。

第二天早晨，程锡庚家门口挂出一把粗、两三尺长的白纸条以示报丧。据《庸报》在第一版刊登的消息我才知道，程锡庚当场身亡，那第一个抱住我的人是个白俄，被我用枪将肠子打穿了八个洞，已送往医院抢救；第二个抱住我的是瑞士人，他本已购妥船票准备回国，被袁汉俊一枪击中要害而丧命。

回来以后，我将受伤手指包扎一下，没敢去医院，以免暴露。第二天我们照常上课，同学们都在议论这件事，语文老师更是绘声绘色地讲给大家听，殊不知干此事的正是我。我和同学们一起沉浸在胜利的愉悦之中。

1939年6月中旬，重庆方面忽然来电，要参加刺杀程锡庚的人都到重庆去，因为学业即将结束，等我们参加完考试，拖到7月上旬才成行，计有袁汉俊、刘友深、冯健美和我。我们乘船先到香港，而后重庆方面的王新衡和张冠夫为我们买了飞机票飞往重庆。

到了重庆，我们被送到海关巷一号，住在马鞍山招待所，等候接见。令人大出意外，我们等来的接见人竟是戴笠。他对我们百般招待，8月上旬又领着我们去见蒋介石。虽然在谈话中，蒋介石只是对我们的学业和家庭情况问了几句，没有一会儿功夫就出来了，可大家面对此种“殊遇”仍是满腹疑团。时间久了才知晓，戴笠的打算是叫袁汉俊和我到香港去自首。原来在天津有四名军统人员被英工部局逮捕，日本宪兵队硬说他们是“刺程犯”，一定要把他们引渡过去。戴笠说如果我们自首，日方的借口就失去依据，这四个人就可以得救。他还说，自首后我们可能被香港当局关押，也可能被送到英国，无论去哪里，都将设法营救我们，同时为了避免我们的家庭遭迫害，准备把我们的父亲接来重庆。

经戴笠一番巧言劝说，我们到了香港。一切手续军统都给办妥了，他们代请了律师，代向世界各大通讯社发送了新闻稿，我们只是写了一份事情的详细经过，连律师的面都没有见过。包括重庆、天津等地的报纸都登载了这条新闻，我们两人的名字就这样传了出去。军统派刘戈青和我们联系，要我们住在旅馆，不得出门一步。由于当时欧洲已经发生战事，英国张伯伦首相的妥协外交政策仍在继续，英国对本土的灾难还自顾不暇，在远东只得步步向日本屈服。我们的自首没有被受理，军统要营救的四名“刺程犯”也依旧被引渡给日方。我们在香港等了三个月，仍毫无结果，就回到了重庆。

我们几个骨干离开天津以后，抗团发生了变动，组织被原军统人员裴级三出卖，曾澈、李如鹏等数人先后被捕，被押送到北平炮局子（监狱），其中曾澈和李如鹏被判死刑，在1940年被杀害。李如鹏等被捕、被杀，抗团的骨干又大多不在，团员们一时失去了主意，纷纷自动脱离，抗日杀奸团竟致名存实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