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衣队是乌合之众,只消一击便溃不成军。原在幕后操纵的天津驻屯军司令香椎浩平,气急败坏地从幕后跑到前台来。在11月9日晨5时,便衣队的进攻被彻底粉碎之后,香椎浩平竟向王树常提出口头警告,胡说什么保安队的流弹打死打伤了日本兵,并危及日租界侨民的的生命安全,蛮横地要求中国军警必须在早6时以前后撤300米,否则日军“将采取自由行动”。王树常为避免事态扩大,立即命令保安队从封锁日租界的各路口后撤。但香椎的上述警告不过是虚晃一招,6时刚过,日军的大炮轰鸣,连续向华界打了30多发炮弹。
9日晨,香椎浩平抢先散发了一篇妙不可言的声明,签署的日期为8日,显系在暴乱发动前拟好印就的。声明称:“目下之暴动,系属中国内争,日军无庸干预中国之内部问题。为此声明,日军对中国军民之任何方面,严守中立态度,凡不企图损伤日本国家与军队之尊严与危及日人之生命财产者,日本皆当力予保卫。”这一声明暴露了日军为虎添翼的丑恶嘴脸。便衣队手持日军发给的武器从日租界冲出来,肯定不会损伤日本军队之尊严,不会危及日本人之生命财产,而日军“当力予保卫”恰恰反映了他们之间的主仆关系。王树常、张学铭则寸步不让。4日上午,除了向日本总领事桑岛主计提出抗议外,并由王树常召集驻津的各国领事谈话,通报情况,揭露真相。同一天,张学良以副总司令的名义发出通电,谴责日军支持便衣队暴乱的阴谋活动。与此同时,宣告成立天津戒严司令部,在全市通衢要道张贴布告,大张旗鼓震慑匪徒。
为了缓和局势,保安队从日租界边缘后撤了300米,这却为便衣队的出击提供了方便,成为匪徒出没无常、短兵相接的战斗激烈地带。日军又藉口“流弹飞入租界”,不断发出扩大事态的叫嚣,并从塘沽紧急调兵来津,发动日侨组成义勇队,摆出一副介入战斗的姿态。
从11日开始,在桑岛主计的建议下,中日双方就恢复和平秩序问题进行磋商。日军坚持划日租界外沿300米地带为缓冲区,拆除一切防御工事,恢复8日以前状况。后来桑岛又指责中国军队进入市区,违反《辛丑和约》,王树常对此概不承认(实际上调入的部队均换成保安队或警察的服装)。在中日双方会谈期间,便衣队的骚扰活动始终不停,时而频频出击,时而昼伏夜出,时而声东击西。日军大炮也不时轰鸣以为助阵。保安队严阵以待,屡屡打退便衣队的攻势,且不断击毙及俘获来犯之匪徒。14日,保安队在南门外宁家大桥又将10名便衣队匪徒就地正法,以示我方镇压暴乱之决心。(www.xing528.com)
14日,国民党政府训令王树常“向日道歉,取缔反日言论,中国先撤防工事”,对日军退让。王树常接电报后表示:“我老家辽中,未放一枪就叫小日本给占了。我要对得起国家民族、天地良心,不能让天津成为东北的继续。”仍与张学铭一道坚持原则与日军交涉。17日,中日双方达成协议,全部撤除距中日交界300米内之防御工事,保安队不得进入这一区域,改由警察设岗警卫,准许佩带武器。18日上午开始撤防,下午撤尽,中日双方派出联络人员视察。同日,戒严司令部宣告解除戒严。至20日,市面恢复正常。至此,便衣队暴乱告一段落。
日本总领事桑岛主计,在中日交涉过程中是与日军沆瀣一气的。他在11月17日拍给日本币原外相的“机密”电报中,这样写道:“土肥原来津之目的,系奉关东军之命,以满洲独立之前提,急速诱出宣统皇帝,推翻张学良之势力,不顾任何人之劝告与干涉,根据关东军之立场,一意采取独自之行动。以即使有悖国策,亦在所不惜之决心,且在政界有力分子之支持下,玩弄一切策略,又不择手段,于8日发动暴动,因计划不周,而告失败。”这位伪善谲诈的外交官,也只有在这封“极机密”的电报中才得以吐露实情,并现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狼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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