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英租界的统治机构与殖民制度

林开明

1860年用武力打开天津大门的英国，在城东南海河西岸强辟租界后，便以其资本帝国主义的统治方式建立起完全不受中国行政管辖和法律约束的殖民制度。

领事是租界最高统治者，董事会形式上是租界权力机构，工部局是租界行政机构。

戈登堂。建于1890年，为英租界工部局所在地。

领事在租界的权力，据1887年租界规则规定：掌有租界土地出租权；确定选民（纳税人）资格，召开选民大会，审批其决议；接受董事会控告延误纳税者；拘捕审问危害租界治安的被控者；开办客栈、酒铺、饭店的审批权。

董事会是由选民大会选出。由于英租界建立后又经过两次扩张，选民资格、董事会人数及管理范围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

领事对租界的土地，按不同地段以不同价格转租给英国人或英籍外人（中国人只有在英国人名下才能租得地产）。选民资格规定，凡租赁千亩地以上，或在租界居住每年纳码头税100两银者，享有一票选举权。选民大会（即租赁地人总会）由领事任会长，每年召开大会一次。大会职权：议决租界土地估价赋税；确定码头税、停泊税；议订公益事项；选举董事会（即行政委员会）3至5人。

董事会董事任期一年，推选董事长1人。董事会内设电气、自来水、工程、机要会计、医院、学校、警务、义勇队等专门委员会，由董事分别兼任。

工部局是董事会的执行机构。其英文名称Britist Municipal Council，即“英国市政委员会”，仿照清政府工部而称工部局，实质是英租界殖民政府。工部局内设财政、工程、警务、电务、水道等处及卫生医官，与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对口，由董事分工统辖及董事会聘请的职员组成。日常的实际工作设理事（秘书长）、市政工程师、电气工程师、巡捕监督、学校监督、卫生官等。(www.xing528.com)

1897年，英国在原来租界向西扩张1630亩地辟为新增租界。这里的房地产业主租赁关系是中国政府，英国在新增租界只有行政管理权，没有土地出租权，因此业主们认为有必要选举一个单独的董事会，并且在老租界的账目之外另立单独账目。又因新增租界业主多为原来租界的侨民，领事决定在新董事会中必须以老租界工部局董事为主，另外再选4名董事，于是新增租界董事10人。这样便出现了英租界工部局董事可以一身二任，工作虽互有联系，但形成管辖地区不同、经济单独核算的两个工部局。

英租界第二次扩张是1903年，在墙子河外占地3928亩，称推广租界（或墙外租界）。土地租赁关系仍是业主与中国政府，英国在这里没有另设行政管理机构。

三个地区（包括1902年美国让给的美租界）虽同属英租界，但由于行政管理不统一，选民资格不一致和老租界工部局独占每年数万两码头捐的收入等原因，结果引起三个地区房地产业主们的不满。1915年有人在《京津泰晤士报》上提出由一个工部局行使权力的意见，并发起签名运动，向英国政府请愿。1918年，英国总领事根据王室训令，颁布合并的英租界地亩章程，1919年1月1日生效。章程规定：凡每年缴纳地产捐20两银者得1票选举权，80两者得2票，240两者得3票，480两者得4票。房产租价每年缴纳480两者得1票，3000两者得2票，10000两者得3票。章程对华人选举资格作了歧视性规定，华人地产业主缴纳240两才享有1票选举权，即与洋人相比少了2票的权利，而华人房产业主则无选举权。关于董事人数规定至多9人，其中英国人必须5人，美国人1人，另外3人似乎华人有权享受，但因董事章程细则规定：“不谙英国语言文字者不得任董事”，实际上1919年至1926年，华人董事只有1人。

1927年，在北伐军胜利进军、工农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九江、汉口英租界先后被收回，天津英租界一度出现紧张。为缓和矛盾，时任工部局董事长的杨嘉立建议修改1919年的地亩章程，他认为英租界“地产业主强半为中国人，即占用房产人亦系中国人为多”，而原章程所定对中国人“待遇不一”，“致伤中国绅商好感，殊诽所宜，于本租界纳捐人更无裨益”。修改后的1928年新章程规定：1.每年缴纳地产捐和房产租价捐合计满200两者得1票选举权，而占有房产租价估定每年交600两者也可得1票，并且不限选举权票数，不分国籍；2.董事人数增至10人（有时增至12人），英国人占半数，其他不限国籍；3.删除董事需谙熟英文的规定，工部局文件英文、汉文可并用。此后，工部局董事会中华人可达到3至5人，陈巨熙、钟世铭、庄乐峰、卞白眉、张公㧑、胡定澄、梁惠吾、赵天麟、陈聘丞、王荷舫、包培之等银行、洋行买办、盐业矿业巨商十几人先后入选。

征收捐税是工部局的重要经济来源，支撑着英租界的统治。地亩捐、房产捐、河坝系船费、河坝租金、码头捐及各种执照捐是工部局的主要收入，此外还有建筑图样审查费、卫生设备审核费、建筑材料占地费、婚丧寿事牌楼费等等名目繁多的捐税。就所见的统计资料，1891年工部局收入为23892两，其中系船费占38%，河坝租金占36%。在新增租界，地亩捐、房产捐、执照捐的收入，1899年是2656两，1901年是12788两，1904年增至48507两。1924年工部局总收入829701两，支出755661两，盈余74040两。1931年总收入79031693.30元，支出6027704.69元，盈余1875988.61元。这些收入取自哪里？英国历史学家琼斯在研究30年代英租界收入情况后指出：“除不动产税外，英国工部局的财政收入主要是从售电、水费与执照捐中取得的。关于这些收入，超过租界人口95%的中国人当然是最大的来源。”

工部局的警察，是维持英租界统治的武装力量。它设有总理1人、监督2人。据1924年统计，有警察348人，其中印度籍21人，中国籍272人，还有便衣侦探、医警及机关人员52人。他们担负日夜值岗、巡逻的任务。1940年警察增至700人，还有义勇队121人，以及一个野炮连和一个步兵营。正是工部局指挥的这支警察队伍，1926年逮捕了共产党员江震寰和国民党左派15人，1926年又逮捕了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季达、组织部长粟泽等12人，先后引渡给天津军阀当局，许多人惨遭杀害。为此，革命刊物《向导》周报曾揭露，“租界是摧残革命运动助长反动势力的根据地”。

英国在天津强占土地设置租界时，已是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利用城市建设的经验，在这里迅速开发。至19世纪末，修建了码头，逐步排除积水，垫高了地基，铺设了污水管，修建了宽阔马路，使用了煤气、电灯、安装了自来水，建立起一批银行、洋行、饭店、公园等洋楼及娱乐场所，英租界成为那些远离国土的殖民者淘金与享乐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