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人退军后，在汴京城内还剩下一个当皇帝张邦昌。张邦昌到底是做王莽还是霍光呢？
四月初二，金军刚离开一天，张邦昌一面派人修城械，一面派人去查看金军营地遗留物品。另外，他还想做一件事——大赦天下，想赶快让人们知道，在灾难中不管他们做过什么，都已经被赦免了。
但在与官员们讨论大赦时，吕好问却问了一个哲学上的问题：只有皇帝才有权大赦天下，张邦昌大赦，难道真的把自己当皇帝了？如果康王的军队赶来，这会不会成为一条罪证？
吕好问的问题让张邦昌感到害怕，他连忙问应该怎么做。吕好问于是抬出了一个人来，表示张邦昌应该首先把这个人迎到宫廷。只有这样，康王到来后，张邦昌才能摆脱嫌疑。这个人叫作元祐太后。[1]
关于元祐太后，也是宋代的一个传奇，她曾经两次被废，却三次被封为皇后，并成功地躲过了靖康的灾难，成了唯一一个留在了汴京的皇后。[2]
元祐皇后姓孟，是马军都虞候孟元的孙女。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四月，由太皇太后高氏立为宋哲宗的皇后。高太后是宋英宗的皇后、宋神宗的母亲。在宋神宗和王安石变法时期，高太后一直反对王安石变法，支持司马光。但由于宋神宗已经亲政，高太后没有足够的政治影响力去反对。可宋神宗一死，他的儿子宋哲宗年幼，高太后立刻参与了政治，进行垂帘听政。
这一时期的年号是元祐，在高太后的主持下，元祐时期采取了司马光等保守派的主张，恢复了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小盛世。
正是在这个时期，高太后选择了孟氏作为小皇帝哲宗的皇后，并告诉哲宗，孟皇后会成为一个很好的贤内助。可是，背地里高太后又感慨孟氏的福相不够，未来可能要经历波折。
孟氏被立为皇后一年，高太后就去世了。亲政的哲宗立刻开始了急转弯。权力欲很强的他对高太后非常不满，不仅想废掉高太后的称号，还将元祐时期的政治策略彻底改变，重新采纳他父亲神宗的激进思路。由于孟后是高太后立的，哲宗也看不上，在宠妃刘婕妤的帮助下，罗织罪名将她废黜了（绍圣三年九月，公元1096年）。
宋代虽然也存在宫斗，却没有杀人的传统。孟后被废黜后，被送入瑶华宫当了女道士，皇帝赐给她的称号是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法名冲真。
孟后在道观里孤独地度过了四年，突然转机来了。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宋哲宗死去，没有留下孩子。权力突然落到了他的母亲——宋神宗的皇后向太后手中。向太后立了哲宗的弟弟端王赵佶为皇帝，是为徽宗。
向太后执政期间，首先将孟后重新立为皇后，哲宗已死，即便做皇后也只是个寡妇，但从名义上她又是皇后了。
但不幸的是，一年后（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公元1101年）向太后也死了，孟后又没了靠山，在这一年的十月份再次被废黜。
宋徽宗也醉心于神宗的改革，对高太后和向太后不满，两位太后推崇的孟后自然也成了徽宗的发泄对象。孟后被废黜后再次回到瑶华宫，加称号希微元通知和妙静仙师。
徽宗没有想到的是，他这次废黜孟后，实际上是帮助了她。他和孟后的形象在历史上正好相反，徽宗成了亡国之君的代表，而孟后则象征着希望。
靖康初年，瑶华宫大火，孟后搬迁到了延宁宫。延宁宫又出现了火灾，她只好搬到了相国寺前的私人宅子里。金军围城时，宋钦宗正试图纠正他父亲的错误，重新立孟氏为皇后。不过幸亏金军来得快，皇帝还没有来得及下令，汴京城就失陷了。
金军采取的是搬迁整个皇室的政策，六宫有尊号的一个都不能落下。偏偏失去了尊号的孟氏逃脱了皇室遣送名单，加上年纪大了，姿色不在了，金军看不上，她就成了侥幸留下的人。[3]
张邦昌进退两难时，吕好问认为，只有把孟氏迎接进宫，才能显示出诚意，也让人们看到他已经还政于赵氏了。
四月初四，张邦昌下令册封孟氏为“宋太后”。但吕好问一听“宋太后”这个称谓，就知道坏事了。原来，宋初赵匡胤陈桥兵变篡夺了后周的皇位，也把后周的符太后迎接到西宫居住，对外号称“周太后”。人们自然会想，张邦昌迎接元祐太后，按照先例也只是尊崇一下，但不会还位给赵氏。
果然，孟后一听张邦昌的封号就表示拒绝了。幸好，迎接她的人带了张邦昌的书信，其中提到要推戴大元帅康王，孟后这才同意了。[4]
四月初五，张邦昌把孟后迎入延福宫。四月初六，孟后在延福宫接受百官朝贺。这时，胡舜陟、马伸又提议，以后的政事都应该以太后的名义发布。四月初九，张邦昌给孟氏上尊号“元祐皇后”，让她居大内，垂帘听政。[5]
到这时，汴京城又回到了赵氏的手中，虽然只是个女人代为掌权。
四月十一，张邦昌退居资善堂，收回大赦，算是退位了。他拾起当皇帝之前的官职：太宰。从他登基，到太后垂帘听政，张邦昌一共当了三十三天的皇帝。[6]
就在张邦昌让位给孟后时，康王的军队也在迅速行动。
金军刚刚离开时，康王的左膀右臂——知信德军黄潜善——曾经派一位叫作张宗的人来汴京打探过这里的情况。探子带回了张邦昌的僭号文、金人的诏书、张邦昌的大赦文告，以及迎立孟太后的手书，康王才确信金军真的撤了。[7]张邦昌由于立孟氏及时，才逃避了僭伪的嫌疑。
就在四月初五迎接孟太后入延福宫的当天，张邦昌还派了一个叫蒋师愈的人前往济州、郓州一带寻找康王。蒋师愈在济州找到了康王，将张邦昌迫不得已当皇帝的事情叙述一遍。[8]四月初七，张邦昌再次写信给康王，表达了对康王的拥护。初八，他又派人送去了玉玺，表达了请康王当皇帝的意图。
康王听说徽、钦二帝都已经被金人抓走了，试图亲自去截击金人，却被臣下劝住。最终，他只是号召大家抗击金军，自己却没有什么行动。
既然金军已经撤走，占领汴京还是必要的。但康王还不敢亲自前来，他本人从河北地区先到南京应天府（现河南省商丘市），因为从应天府有路直接去往江南地区，比起汴京更加便捷，是个可进可退的安全城市。
他虽然不敢亲自来，却派了兵马过来收复汴京。四月初四，勤王之师已经到了汴京不远处。四月初五那一天，统制官王渊领兵到了汴京，驻扎在通津门外。
四月初七，宗室敦武郎赵叔向率领七千人马也到了，驻扎在原金军大本营青城，但他们还都摸不清情况，暂时不敢进城。
四月初八，张邦昌下令打开诸城门，这意味着城里和城外恢复了沟通，也表明自己没有心思做抵抗。
四月十二之后，随着更多勤王的大部队到来，汴京城人来人往也热闹了很多。到这时，城内的人们终于相信，金军的占领已成了过去，宋朝的军队又回来了。
但在表面平静之下，却还有一个待解的难题：人们都在等待着康王的表态。在金军围城时，不管是宋朝的文武大臣，还是汴京城的士人，都表现得极不符合儒家标准。武将们没有守住首都，甚至在战场上表现得很窝囊，导致两位皇帝都成了金军的俘虏；文臣们也没有殉国自杀，甚至亲手（虽然是被迫的）选出了一个新皇帝，还当着金人的面向这个新皇帝磕头；新皇帝虽然退了位，却嘴里振振有词说是为了保护一城的生灵；士人也没有表现出气节，需要他们贡献金银救出皇帝时，他们纷纷把金银藏起来，他们还不断地在城里闹事对抗命令，可是金人一来，又格外的听话。
这样一个首都，康王到底应该怎么对待呢？是将每一个不合格的子民都治罪，还是法不责众就算了？张邦昌当了三十多天皇帝，放在任何朝代都是死罪，康王应该怎么处理他？范琼、徐秉哲等人与金人打得火热，为了救自己的家族，不惜把皇帝的家族搜查得干干净净，一个不留，康王是否需要惩罚他们？
这些问题不解决，汴京城就永远处于离心离德的状态。
当然，康王本身也并不干净，宋钦宗封他为兵马大元帅，是希望他能够肩负大任，率军勤王。但事实上，康王虽然组织了不少军队，却极少和金军打仗。知道金军已经离开，两位皇帝被抓走，虽然信誓旦旦地要和金军决战、救出二帝，可实际行动上却还是不紧不慢，总是跟不上。对于汴京城，康王也没有救助，如果不是汴京城的百姓和大臣们服软自保，单单依靠康王，可能汴京城内已经被杀得片甲不留了。
人们都知道康王不是什么英雄，康王也无法要求每个人都变成豪杰。可是，到底谁先让一步，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汴京城显然不准备让第一步。四月十七，它还给帮助金人最得力的范琼升了官，当上了神龙卫四厢都指挥使兼四壁都巡检使，专门负责首都保卫工作。他的升官表明城内亮出了态度，如果康王不赦免城市，就不会轻易得到城市的顺从。这一点，是孟太后和张邦昌都无法控制的。
好在康王是明白人，第二天就给开封府送来了文书，要求开封府张贴。在文书中，他没有追究城内的责任，也给自己打了圆场。按照他的说法，不是人们不拼命，而是金军太狡猾，以及奸臣的误国。正是童贯、蔡京等人的误国，让金军打了过来。金军总是摆出一副要谈判的姿势，让两位皇帝一步一步陷入了圈套。
如果顺着这个思路下去，汴京城本来是可以抵抗的，只是被金军骗了，才导致失陷，所以责任不在汴京城的人民和官员。
金军的狡猾也成了康王为自己开脱的借口。他虽然组织了很多勤王军队，本来是可以打过来的，但因为金军不断摆出谈判的架势，导致宋钦宗不下令动武。康王无法违背宋钦宗的命令，勤王的军队也都没用上。直到金军撤退后，王师追也来不及了。
在这封文书中，康王恢复成了英明的统帅，汴京城的臣民也纯洁得如同天使，天天盼着康王的到来。既然双方都这么热切，那不如尽快结合吧。[9]
文书的到来，解开了双方最后一个结，也表明康王暂时赦免了所有的人，就连张邦昌也感到松了一口气。
从四月十九开始，首都的气氛彻底松弛了下来。赵叔向甚至能够派人到城内，以解救二帝的名义招兵买马了。汴京城的市井游民也再次活跃了起来，纷纷加入了康王的部队。当然，这样的部队的战斗力，是值得怀疑的。
四月二十二开始，孟太后屡次派人前往康王所在的南京，请他回到首都。京城的人们都翘首以望，盼望着康王回来，但他们失望了。
康王决定留在南京，对他来说，汴京城的辉煌已经成为过去，两次围城战已经将这座城市的缺点暴露得一览无余。由于缺乏天然险阻，金军每次都能渡过黄河直抵城下。康王可不想步他父兄的后尘，在下一次战争中沦为新的俘虏。再说，虽然他赦免了这座城市，却并不信任这里的人，不想将自己投入到不确定之中。但在南京，周围都是他信任的大臣和将军，即便金军入侵，也可以抬脚就走，向江南转移。
到了四月二十五，孟太后见康王不想回来，只好下令派遣车驾、法杖等去南京迎接康王。这样的意思已经很明确，就是欢迎康王成为新皇帝。汴京城的大臣们被一分为二，一部分留守，另一部分前往南京。
次日，太宰张邦昌作为迎驾的首席大臣，坐船顺着汴河而下，前往南京。徐秉哲、王时雍已经提前出发表示效忠，接着太学生们也都纷纷出发去迎接康王，官吏们络绎不绝，汴河再次热闹了起来，船来船往，如同回到了两年前的“盛世”时光。
虽然所有的人都盼望着康王即位，但还有一个障碍必须克服：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两位皇帝都还活着，却要选出新皇帝的情况。康王要想名正言顺地即位，必须获得两位皇帝的赞同，可是皇帝们都被抓走了，到底谁来同意他呢？
历史大凡到这种节点，总会跳出来一个人将难题解开。这时，一位叫作曹勋的人适时出现了。曹勋作为
门宣赞舍人本来应该随太上皇北行，却突然出现在了济州康王的大元帅府里。曹勋带来了太上皇的御笔，纸条上还有太上皇的画押。
为了不使人怀疑，曹勋还说了几件太上皇夫妇和康王之间的小事，这些事只有康王和太上皇夫妇知晓。曹勋知道这些事，表明他的确是从太上皇那儿来的。
根据曹勋的讲述，太上皇亲自拿出一件御衣，拆开领子，在领中写字，重新缝上，让曹勋寻找空当逃走，将消息传给康王。曹勋还叙述太上皇后将康王的名字贴在象棋的“将”上，投入棋盘，象棋恰好落在了棋盘的主位上，太上皇后看见了喜极而泣。[10]
这些事情不管真假，却解开了康王即位的最后一个结，让他当皇帝变得顺理成章了。(www.xing528.com)
五月初一，康王在南京即位。为了纪念两位注定回不来的皇帝，康王按照朱胜非的建议，在南京修筑了一个高坛，名为“中兴受命坛”。康王登坛向北方远望，大哭一场，下坛后进入南京府治的正衙。耿南仲、汪伯彦、黄潜善等一直跟随康王的新贵们首先上殿，接着张邦昌率领旧官僚上朝祝贺。康王在一片祝贺声中成了新皇帝，是为宋高宗。[11]他改元建炎，从五月起，宋朝进入了建炎时期，短命而又耻辱的靖康时期只持续了一年零四个月，连这一年都没有过完，就迫不及待地跳入了另一个时期。[12]
康王登基的同时大赦天下。张邦昌、徐秉哲、王时雍、范琼等官员都没有被追究责任，只有蔡京、童贯、朱勔、李彦、孟昌龄、梁师成、谭稹的子孙没有获得赦免。[13]康王这么做，也是为了给他的前任们开脱。在未来的史书中，这些没有被赦免的人将作为北宋亡国的罪人被后人所熟记。后世人们被告知，是这些奸臣误国，才有了靖康之耻。在口诛笔伐时，那最大的罪人却成了受同情的对象了。
康王登基后，伴随着宋朝历史的主战派与主和派的争论再次回来了。此时主战的是宗泽、李纲等人，主和的则是两位入了《宋史·奸臣传》的大臣黄潜善和汪伯彦。
事实上，金人退军后，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还是掌握在宋朝手中。东京汴梁、西京洛阳、南京应天、北京大名，全都没有丢掉。
金国实际控制的中国土地是极其有限的：在北方，当年燕云十六州的大部分地区归了金国；在山西，宋朝丢失了太原（含）以北地区；在河北，金国借助占领燕京的势头，逐渐南向渗透，但实际控制地依然只有北京以南数州，其余地区要么依附于宋，要么处于半独立状态。
宋朝仍然控制了山东、河南全部，山西、河北南部，以及陕西南部（其北部是西夏控制），所失去的领土并不多。
在高宗君臣的讨论中，贯穿着如何利用大半河山完成抗敌，甚至收复山西、河北北部地区的问题，其核心问题在于是否迁都。由于北方领土的损失，汴京已经无险可守，太容易受到打击，从这个意义上说，必须迁都。可是如果真的迁都，又太影响士气，不利于收复国土。
围绕着迁都问题，主战派、主和派吵成一团。宗泽主张不要迁都，以东京为基地进行抗战。[14]李纲借鉴了种师道的主张，认为可以迁都，但最好迁往陕西地区，利用陕西的天险与金国抗衡。[15]还有人主张迁都应天府，应天府是宋高宗即位的地方，今天的河南省商丘市仍然属于北方地区，迁到那儿不至于影响士气。
这些人的主张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皇帝不要离开北方。不管是东京汴梁、陕西长安、南京应天府，都在抗金的前线。皇帝只要留在北方，那么未来收复失土就是有望的。
在朝廷中还有另一派人主张南迁，他们有的主张前往东晋南朝的首都建康（现江苏省南京市），有的主张前往湖北的荆州。但主张南迁的人始终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当朝廷距离北方边境过远时，很可能就意味着北方领土的永久丢失。一旦皇帝离开，金国将重新蚕食北方，宋金将形成以淮河流域为边界的新格局。到那时，所有的北伐都会成为空谈。
在中国历史上，到宋朝为止，当出现以淮河为界的南北对峙时，还没有一个南方的政权能够反攻北方、统一全国的。[16]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旦退往南方，可能意味着北方再也回不来了。
但南迁派手中又有一个王牌：皇帝的安全。宋高宗赵构并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经过靖康之变后，皇帝首先要防止的是自己成为下一个宋徽宗、宋钦宗。
争执过后，宋高宗决定迁往南方，他首先退到了扬州，将扬州建成了暂时的首都（在宋代，皇帝暂时驻扎的地方称为行在所，或者简称行在）。[17]这次搬迁也决定了宗泽、李纲等主战派被皇帝逐渐疏远。
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由于金国在汉境扶立的傀儡皇帝张邦昌退位，处于军事极盛期的金军再次南下。
此刻，更加了解南方地形的金军兵分三路，对长江以北三个最重要地带进行打击：西路军从山西进入陕西，试图征服这个地处西北的战略要地；中路军在元帅完颜宗翰（粘罕）的领导下，从山西南下，渡过黄河后向洛阳进军；东路军在右副元帅完颜宗辅和他的弟弟完颜宗弼（即著名的金兀术）领导下，从燕京出发，向河北、山东地区扫荡。东路军和中路军又负有另一个使命：南进后，他们将合势再次进攻宋朝的东京汴梁。
金军取得了重大胜利，其中西路军攻克了长安，中路军攻克洛阳后，继续南下到达襄阳、房州、邓州，向长江流域施压，东路军则掳掠了山东地区。但在东京汴梁，老将宗泽却成功地组织了东京保卫战，阻止了金军的继续南下。由于金军的后勤出了问题，三路军都不得不退军，将所侵略的领土尽数让出。
战争以宋军的战略胜利而告结束。
这也是金军第一次显出了疲态。由于金国是以一个民族为主体建立的国家，女真族人口不多，这支武装具有足够的锐度，却缺乏厚度，可以迅速奔袭，却无法维持占领。当宋高宗撤到南方后，在双方的政治中心之间留下了庞大的空白地带，从河北地区直到黄河，再到淮河、长江之间，直线距离有一千多里，金军每一次发动袭击都必须首先跃进一千多里，才能抵达宋代的新政治中心。完成跃进后已经开始疲劳，进入了衰竭期。
要想克服此种不利，金国必须将前进基地迁往南方靠近淮河流域的地方。但由于金国的政治过于落后，无法形成有效统治，很难建立起稳定的政权来控制黄河、淮河地区。
金军唯一的机会就是实行闪电战，派出军队千里跃进，进攻宋朝皇帝，迫使他迅速投降，让全国归顺。
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守卫东京的老将宗泽去世，金军随即开始了第二次南侵。这次南侵除了与第一次一样兵分三路，分别进攻陕西、河南和山东之外，还增加了机动性要求，在各个将领分兵掠地时，东路军的完颜宗弼则率领人马直捣扬州，试图在宋高宗没有反应过来时，就兵围扬州，擒获皇帝。
但金军并没有抓住皇帝，高宗在金兵到来之前仓皇逃走，渡过了长江，避免了被俘的命运。由于金兵没有准备好，缺乏渡江器械，只得第二次撤军。
但是，此次偷袭扬州将宋高宗吓破了胆，他不仅不再考虑迁回北方，收复旧土，甚至连长江沿岸都认为不再安全，将首都迁往了更加遥远的杭州。
宋高宗迁都杭州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一、金军的作战臂长很难到达杭州，这也决定了宋金战争将演变成长期的对峙；二、北宋的彻底灭亡。随着皇帝南迁杭州，北方领土由于过于遥远，相继沦陷。
陕西的关中平原，河南的东京汴梁、西京洛阳，河北、山东全境，逐渐被金国占领。双方对峙线向淮河地区南移，形成了以淮河流域为主体的新防线。
在宋金局势转化成长期对峙之前，金军还做了一次尝试。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冬，金将完颜宗弼以山东为基地兵下寿春，向江南扑来。到达寿春后，又兵分两路，一路向江西境内扑去，追袭位于洪州（现江西省南昌市）的隆祐太后（即元祐太后——孟太后）；另一支则走传统的巢肥故道，兵下采石矶，渡过长江后进攻建康，再从建康向高宗所在的临安地区进军，意图一举消灭南宋王朝。
完颜宗弼在采石矶渡江，击溃了建康的防务后，迅速南下。一路上由于进军太快，守将根本无法完成防务。
但由于路途遥远，金军还是没抓住高宗。他们到达临安，皇帝已经逃走，到了东海边上的定海（现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在这里，他乘船出海，这是中国历史上皇帝第一次为了逃难而到了海上。
这次著名的逃亡，成了南宋挫败金国速胜企图的最后努力。如果金国失败，必定无法再组织起下一次如此巨大规模的远征，双方将进入均势状态，以淮河为界各自统治一半中国。
完颜宗弼撤退时，在如今南京附近的黄天荡遭到了韩世忠的阻击。韩世忠以八千人围困了金兵十万人达四十八天之久，金兵由于另掘新的河道才得以逃走。这次战役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不仅破除了金军不败的神话，也终结了金国军事的上升势头。
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宋高宗以杀害抗金名将岳飞为代价，与金朝议和，维持了以进贡换和平的传统。到此时，宋金之间的拉锯战已维持了十几年，淮河成了双方较为稳定的新国界，这是两国军事实力再平衡的产物。一旦进入均势，双方均很难再打破此种局势。
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夺取帝位的金国海陵王完颜亮率军南侵，试图从采石矶过江灭南宋，却遭到了决定性失败，海陵王也在兵变中身死。这时的金国已经如同当年的辽国一样，无力对南宋构成决定性的威胁了。
【注释】
[1]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引《张邦昌事略》。
[2] 元祐太后经历来自《宋史纪事本末》。
[3] 参考《宋史·皇后传》。
[4]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引《张邦昌事略》。
[5] 参考《宋史·皇后传》。
[6] 参考《靖康纪闻》。
[7]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8]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9] 参考《靖康纪闻》。
[10] 曹勋《北狩见闻录》。
[11]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12] 参考《靖康纪闻》。
[13] 参考《宋史纪事本末》。
[14] 参考《宋史·宗泽传》。
[15] 参考《宋史·李纲传》。
[16] 直到明朝开国，才出现了第一次由南向北的统一。
[17] 参考《宋史·高宗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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