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之所以不想离开，是将希望重新放在了和谈上。他宁肯相信金军，也不再相信自己的军队了。在确定和谈策略之前，他的心理历程也经历了数次的变化。
当城市刚刚被攻破时，皇帝已经乱了阵脚，他号召全民抗战，要把汴京城的武器发给平民，让他们打金军。但此刻，宋军的士兵其实不少，只是都成了溃军无法利用，军人尚且如此，平民怎能打仗？许多人将发下来的兵器直接丢弃，后来连兵器都发不下去了，因为宫廷内的官员都逃走了。
当天晚上，只有景王赵杞、梅执礼、秦桧、谢克家等少数几个人守在皇帝身边。[1]众人讨论的结果是既然城破了，除了与金人和谈，已经没有别的选择。皇帝派遣景王赵杞、谢克家、李仔出使金军营地。
由于二太子斡离不对宋朝更加友好，景王和谢克家没有去粘罕营地，而是去往刘家寺的二太子营。他们坐着筐从城上吊下，只带了一两个侍从就出发了。[2]当天斡离不见到他们，表示他们级别不够，至少需要正宰相何
来见，才能开启谈判。[3]
第二天（闰十一月二十六），李若水的到来更坚定了皇帝求和的信心。李若水出使粘罕营地商讨割地，由于金军进攻太快，出使没有结果的他跟随粘罕的军队回到了汴京城外。粘罕告诉李若水，五百里内都已经是金军的兵马，皇帝已经无处可逃，让他带信给皇帝，快派人来和谈。[4]
李若水见到皇帝，将粘罕的话传到。他还表示金军即便攻破了汴京城，由于无法持久占领，最终不得不退兵，对方的要求只是割据河北、山西，并不要求灭亡北宋。皇帝听说后，派遣宰相何
与济王赵栩作为请命使，前往粘罕营地，请求金军的宽大。[5]
何
见到粘罕，受到了对方的质问，到底谁是决定抵抗的主谋，何
回答是他本人，与皇帝无关。
粘罕继续问：“以前数次要求宰相（何
）前来谈判，为什么一直不来？”
何
回答：“不肯来是为了社稷，今天来是为了生灵。”
粘罕感慨他是忠臣，没有继续追究，[6]甚至安慰何
等人说：“自古有南即有北，哪一个都不能缺少。只要肯割地，一切都好说。”
但在另一件事上，双方的分歧却很大。就在宋使放松警惕时，粘罕却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他们要让太上皇亲自出城与金人对话。
宋徽宗自从当了太上皇，政治敏锐度差了很多，他在宫殿里又惊又忧，却并没有和上次一样选择在围城前逃走。金人要让宋徽宗出来，似乎带着谁把事情搞砸了，谁就负责的意思。
按照汉人的看法，太上皇是绝对不能出来的，但按照游牧民族的看法，大军已到，主帅相见谈判是很正常的事。更何况，太上皇是一切事情的肇始，他不来收拾残局谁来收拾？粘罕直接表示：
尔家太上（皇）事事失信，弗亲出城，便须出质妻女，此外更无计议。[7]
不管让太上皇出城，还是质押皇太后和公主，都是不可能的。宋使做不了主，只能带着金使回到城内向皇帝汇报。
除了这个正规使团，当天皇帝还先后派遣御史中丞秦桧与右司员外郎司马朴前往金军营地犒劳一番。[8]
就在外交工作展开的同时，京城内的混乱还在扩大。人们最初的恐慌和震惊过去了，城内的犯罪率飙升。与此同时，虽然金军的两位元帅一直不让军队劫掠，但金军中不守纪律的行为也越来越多。
闰十一月二十六凌晨开始，就有大量的居民集中到了宣德门。这些居民本来是响应皇帝发武器的号召来的，但来了之后，形势却失控了。人们开始不断地诉苦，询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皇帝是否有应对计划。到最后，皇帝不得不亲自出来接见他们。但皇帝出来后，形势没有好转，反而引起了极大的骚乱。
一位叫作王伦的人（宋初宰相王旦的后代）乘机要求皇帝给他封官，好让他解决这些群众的难题。他在市井之间颇有威望，在获封吏部侍郎后，请众人先不要喧闹，听皇帝讲话。众人都知道他的威望，暂时停止了吵闹。
皇帝乘机与市民展开了对话，甚至撸起袖子露出手腕，帽子还不小心掉了下来，还与百姓打成一片。众人最关心的问题是皇帝会不会逃走，然后将百姓留给金兵去蹂躏。宋钦宗表示自己绝不会抛弃这里的宗庙，誓与汴京城共患难。说到激动处，皇帝与百姓们相拥而泣。[9]
但皇帝的承诺并不能让百姓感到真正的安心。从闰十一月二十七开始，金军中有三三两两的人从城墙上下来，进城劫掠。他们并不杀人，只是劫财。真正杀人的反而是宋军中的游兵散勇，他们是纪律最糟糕的军队。
百姓们从城东跑到城西，又从城西跑回城东，却不知道该做什么。很多父子、夫妇由于无法互相提供保护，相约一起自尽，河道附近堆积着大量的尸体，还有公卿贵族穿着布袍，用泥土涂面，尽量打扮成乞丐模样。[10]
在所有战争中，一座城市被占领后，最难以避免的就是火灾。1812年，拿破仑进攻莫斯科，法军刚占领莫斯科城，整座城市就燃起了熊熊大火，将城市烧得精光。到底谁放的火，到现在都无定论。金军占领之后的汴京也经历了同样的事情，只是规模较小一些。
平日里，首都汴京有着严格的防火措施。每一个街区（坊）里的小巷，每三百来步就会有一个军巡铺。军巡铺相当于派出所，每个铺有五个人，夜间巡逻，白天维持治安，当然也管火灾报警。在城市的高地上又有砖砌的望火楼，楼上专门有人瞭望，楼下有官屋数间，屯驻了百余名士兵，又储藏着各种救火用具。一旦出现火灾，望火楼立刻派人骑马报告给城里的厢军、马步军、殿前三衙、开封府，由官府和军队出力灭火，不用百姓参与。[11]
但在非常时刻，这套制度已经没有人去运转了。
金军攻城时点燃的是城楼，到了闰十一月二十六晚，城内的五岳阳德观、马草场、葆真宫发生了大火。这火到底是谁放的，到底是金军还是溃军，已经无法确认了。闰十一月二十七，金军对城市中的富户进行劫掠，大火吞没了云骑桥附近宋徽宗的妃子明达刘皇后家、神卫营蓝从熙[12]家、孟昌龄家，一路烧过来，烧毁的房舍不计其数。
也是从这时开始，另一个战争中必然产生的现象也出现了，那就是掳掠妇女。
在金军两位元帅中，粘罕目标明确，更加坚定，给宋王朝的压力更大；斡离不对宋朝更加友好，却又带着花花公子的性格。这一天，斡离不派人进城抓走了七十多名妇女供他享用。[13]
闰十一月二十八，宋徽宗的另一个刘皇后——明节刘皇后——家也遭遇了火灾。宋朝的两大学术机构太学和律学更是被洗劫一空。
关于城中的混乱，宋金双方都不愿意看到，也都采取了一些措施。金军闰十一月二十六就朝城内发文，要求城内百姓不要害怕，要安居乐业，两国正在讲和。金军的告谕让老百姓感到心里安定一些。作为回应，开封府也于闰十一月二十八发榜，要求文武官员、秀才、僧道率领百姓到金军营地去犒劳，谢他们不杀之恩。百姓为了保命，纷纷捐钱捐物，给金军运送牛和酒的人群在道上络绎不绝。
与此同时，开封府也承担起治安官的责任。整个汴京城治安最差的地区是外城和内城之间，外城城墙已经被金军占领，但内城城墙还在宋军手中。内城的治安还不错，但外城处于宋金两军的夹缝地带，因此成了劫掠的高发区域。劫掠者中的确有金军，但大部分劫掠者其实是北宋的地头流氓和兵痞，他们把头发一削，就冒充金军，四处干坏事。开封府向金军取得谅解后，立刻四处出击，抓了数百位参与劫掠的人，将他们拉到大街上直接砍头。开封府的强硬态度让局面从失控状态稍稍恢复了一些秩序。
砍头还带来一个副作用，每杀一个人，他们的尸体在瞬间就会被剥尽，甚至连肉都会被割光。原来城内已经缺粮了，许多人不得不靠人肉充饥，还有人四处贩卖人肉，这更增加了人们的恐惧。[14]
在汴京城，饥民最多的地方是大相国寺。这里曾经是首都最繁华的地方，每月举行五次盛大的交易会，号称“万姓交易”。[15]交易期间，从飞禽走兽、宠物家畜，到日用家什、建筑材料；从武器弓箭、马鞍车轴，到糖果点心、瓜果时蔬，再到衣服鞋子、书籍文物，应有尽有，但在金兵围城期间，相国寺的集市没有了，周围拥来了无数的饥民，他们在寺庙的走道里号呼哭泣，一片悲惨景象。[16]
在开封府尽力维持治安的同时，宋金的和议仍在进行中。闰十一月二十七，宋使济王赵栩和陈过庭来到金军营地请求怜悯（求哀）。
闰十一月二十八，秦桧、李若水来求和。粘罕还是要求太上皇和皇子作为人质。使者无法做主，只好回去禀报。皇帝沉吟一番，表示作为儿子不可能将父亲交出去，如果金人一定要让太上皇出去，那么作为儿子的皇帝只好亲自代替父亲出面了。[17]
闰十一月二十九，宋钦宗做了最后的努力，派出郓王率领十一个亲王（燕王、越王、郓王、景王、济王、祁王、莘王、徐王、沂王、和王和信王）前往金军营地，但金军拒绝见他们。[18]不过这一天粘罕却接见了何
，见面后首先就问：“太上皇和他的老婆女儿，到底谁来？”何
语塞，只好回去禀报。[19]
这时，皇帝已经知道，除非自己出去，否则达不成协议。当天皇帝下诏书表示将亲自前往金军营地。在准备了一天之后，闰十一月的最后一天，即闰十一月三十，皇帝车驾启动，前往金军大营。
清晨，皇帝带了三百随从前往金军大营，跟随他的官员有何
、陈过庭、孙傅等人。[20]曹辅和张叔夜则负责留守，暂时掌管缺了皇帝的内城。他们计划从南薰门出城，到青城去见国相粘罕。但南薰门城楼已经被金军控制，大门紧闭。在皇帝的身后，跟随着汴京城的百姓父老，他们纷纷拿出了金银锦帛，想献给金军，好换取皇帝的平安。即便皇帝离开后，这一天老百姓都在不停地送东西，希望金人信守诺言把皇帝送回。
到了南薰门，城上一人自称统制，大声喊道：“奏知皇帝，若得皇帝亲出议和公事，甚好，且请安心！”
宋钦宗要下马，城上金人纷纷避开，表示这里不是下马的地方。皇帝只好在马上继续等待。城上有人告诉他，已经派人去通知粘罕，请皇帝等待一下，外面在清理道路。
皇帝等了大约一个时辰，城门开了。金人的铁骑塞满了瓮城。他们阻止了三百随从，只让少数人通过，将皇帝夹在中间，裹挟而去。
前往青城途中，金人又要求皇帝走慢一点，前方在安排他住宿的行宫。又等待了一个多时辰，他们才到达青城的斋宫外。皇帝又想下马，但被告知请他骑马进去，到了斋宫侧面的一个小空地才下马。
粘罕派人告诉皇帝，二太子斡离不还在城东北的刘家寺，赶不过来，所以皇帝必须在斋宫住下来，等第二天再谈。对方还询问皇帝是否准备了被褥，如果没有，他们也可以帮忙准备，但怕皇帝不习惯。
当天晚上，皇帝住在了青城的斋宫之中，环绕他的都是金兵。金军派乌凌葛思美作为皇帝的馆伴，陪伴他度过漫漫长夜。[21]
在城内，官员、士兵、百姓都在等待皇帝的归来。但到了傍晚，有人拿着黄旗从南薰门进来，他带来了皇帝的亲笔信，表示金人已经答应议和，但事情没有了结，所以皇帝今天回不来了。众人怀着忐忑的心情散去。[22]
皇帝亲自出城，对于金人与宋人的意义是不同的。作为游牧民族的金人并不把皇帝亲自出城当回事，他们的首领以前常常冲锋陷阵，谈判更是亲自参与，既然攻克了首都，皇帝亲自参与谈判自然是最起码的礼节。
但对于集权帝国的子民，皇帝出城却是极大的稀罕事。宋朝的皇帝就如同是蜂巢里的蜂王，他们只躲在柔软的巢穴中，不会冒任何风险，更不可能直接前往敌人营地。金人看来是理所应当的事，对于宋人却是奇耻大辱。这可以看作是文明冲突的一部分。
十二月初一，官吏百姓再次云集南薰门，焚香开道盼着皇帝回来，但到了晚上，皇帝还是没有回来。只有一人拿着黄旗出现，他又带来了皇帝的亲笔信，表示和议已经成了，但礼数未到，所以还需要再待一晚。[23]众人再次散去。
事实上，这一天皇帝根本没有见到两位元帅。这天他被留在斋宫，唯一的任务就是写投降书（降表）。从金人对降表的重视程度，丝毫看不出他们是刚刚从北方蛮荒之地走出来的。最初，皇帝让孙觌起草了一份，主要意思是称藩与请和，这份草稿交给粘罕后，被立刻否决了。粘罕派人前来指导了不下四次，但写出来的粘罕都不满意。粘罕要求降表必须是对偶格式的，必有文学性。孙觌和吴幵互相推诿着都不肯写，皇帝催促他们快点动手。于是，孙觌、吴幵再加上何
一块儿商量着将投降书写了出来。皇帝看完后，甚至夸奖他的大臣写得好，如果不是平常勤加练习，现在哪能写出如此优雅的投降书。
不想这份草稿送给粘罕，对方还是不满意，传令来传令去又改了好几遍。粘罕的意见有的非常具体，比如，文中提到了大金皇帝和大宋皇帝，但粘罕保留了大金皇帝，将大宋皇帝删去了，只准大宋皇帝称“臣”。又把其中的“负罪”改为“失德”，“宇宙”改为“寰海”，等等。宋朝皇帝与宰相如同小学生一般诚惶诚恐，满足了老师的所有要求，才得以通过。[24]
由于这篇降表非常重要，因此值得将全文录于此，经过数次修改，降表是这样写的：
臣桓言：背恩致讨，远烦汗马之劳；请命求哀，敢废牵羊之礼。仰祈蠲贷，俯切凌兢，臣桓诚惶诚惧，顿首顿首。窃以契丹为邻，爰构百年之好；大金辟国，更图万世之欢。航使旌，绝海峤之遥；求故地，割燕云之境。太祖大圣皇帝特垂大造，许复旧疆。未阅岁时，已渝信誓，方获版图于析木，遽连阴贼于平山，结构大臣，邀回户口。虽讳恩义，尚贷罪愆。但追索其人民，犹夸大其土地。致烦帅府，远抵都畿。上皇引咎以播迁，微臣因时而受禅。惧孤城之失守，割三府以请和；屡致哀鸣，亟蒙矜许。
官军才退，信誓又渝：密谕土人，坚守不下，分遣兵将，救援为名；复间谍于使人，见包藏之异意。遂劳再伐，并兴问罪之师；又议画河，实作疑兵之计。果难逃于英察，卒自取于交攻。尚复婴城，岂非拒命？怒极将士，齐登三里之城；祸延祖宗，将隳七庙之祀。已蠲衔璧之举，更叨授馆之恩。自知获罪之深，敢有求生之理？
伏惟皇帝陛下，诞膺骏命，绍履鸿图。不杀之仁，既追踪于汤武；好生之德，终俪美于唐虞。所望惠顾大圣肇造之恩，庶以保全弊宋不绝之绪。虽死犹幸，受赐亦多。道里阻修，莫致吁天之请；精诚祈格，徒深就日之思。谨与叔燕王俣、越王偲，弟郓王楷、景王杞、祁王模、莘王植、徐王棣、沂王㮙、和王栻，及宰相百僚、举国士民僧道耆寿军人，奉表出郊，望阙待罪以闻。臣桓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言。
天会四年十二月日，大宋皇帝臣赵桓上表。[25]
十二月初二，金国元帅们终于与宋钦宗相见了。当天还没有见到元帅时，金人突然又想让太上皇出城，皇帝再三陈述，金人才感于皇帝的仁孝，答应太上皇不用出来了。
接下来是投降仪式，粘罕已经命人将斋宫里象征皇权的鸱尾都用青毯包好，墙壁上有画龙的地方也都遮挡好。在北方设立了一个香案，这才请宋钦宗进来。
宋钦宗到来时，两位元帅亲自到门口迎接，双方都在马上。皇帝把降表交给粘罕，粘罕接过来，双方作揖后，进入斋宫。皇帝的马在前，两位元帅的马在后，之后是随从。
到了香案前，皇帝下马立在案前。粘罕把降表交给手下，请他们将表文读一遍，皇帝向北拜了四拜，表示臣服。
跟随皇帝的人都唏嘘不已。一位叫作王嗣的随驾人员观察到，此刻天上竟然下起雪来。其实雪已经下了很多天，从汴京城还没失陷时起，就已经大雪纷飞，现在下雪并不奇怪。但是，皇帝北拜时，雪只是在青城下了，在汴京城内则没有下，宋人给这雪也赋予了象征意义。
拜完，双方各自道谢。到了中午时分，他们在斋宫相见，双方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推让着主客位，最后，皇帝坐了主位，两位元帅坐在了客位。
三巡酒过后，他们开始了正式交谈。元帅在谈话中主要谈到了太上皇，接着是皇帝，以及金军出兵的缘由。谈完话之后，皇帝将从府库中带出的金帛送给两位元帅。粘罕看到这个举动笑了，表示他们邀请皇帝是来谈大事，这种小事就算了，更何况，城打下来了，从理论上，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是金军的。他叫皇帝将带来的东西分给金军将士就可以了。
在谈话过程中，对方以粘罕为主，斡离不只是象征性地点点头而已。这也可以看出来，战争与议和的主导方是粘罕。
金人所谓的大事，其实就是投降。既然投降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要把北宋皇帝的降表送往遥远的北方，请大金皇帝定夺，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所以，接下来会有一段较长的等待时间。谈话之后，粘罕表示天已经不早了，不应该让城内久等，他们送皇帝上马离开。[26]一切都显得彬彬有礼。
在皇帝举行投降仪式时，城内的官吏和百姓又已经在南薰门内集合，他们摩肩接踵，比起前两天人数更加多了。从南薰门直到宣化门，道路的两侧都布满了香案，由于化雪，路上泥泞不堪，但为了通御车，人们专门拉来了新土，迅速将路铺平了。
皇帝投降完毕归来，刚到城门外，就有人认出了他的黄伞盖，市民欢呼沸腾，将消息传遍全城，山呼之声感天动地。见到皇帝后，许多人激动不已，涕泗横流。马车上的皇帝也哭了，到了州桥，手帕已经湿漉漉容不下更多眼泪，连话都说不出。郑建雄、张叔夜拉住马号啕大哭，皇帝也揽辔而泣。到了宣德门，皇帝才平定情绪，说道：“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万民了！”他的讲话引起了另一波悲怆的哭声。
皇帝进了内城，外面的人群才逐渐散去，在首都的街坊里巷都在传说着皇帝的情况，人们高兴得如同获得了新生，处处都在烧香拜佛谢天谢地。[27]
第二天（十二月初三），皇帝下诏命令文武百官、僧道父老到金军营前致谢。人们走到了南薰门，请求金人批准出城。金国元帅却表示谢谢人民的好意，但军中不便逗留，心意领了，人不必来。
人们庆幸皇帝的归来，以为一切都结束了。但他们不知道，这只是事情的开始而已。与皇帝一同归来的，还有几位金人，为首的就是曾经的使节萧庆，他们常驻尚书省。这是北宋在行政上丧失自主权的起始。
就在人们去金军营地道谢被阻的那一天，金人还给皇帝写了一封信，要求将在河北的康王召回。皇帝于是派遣曹辅去找康王，[28]私下里，他和太上皇谈话时，还谈到金人表示想另立贤君，康王是合适的人选。康王的母亲韦妃恰好在，连忙表示这只是金人的计策而已。
那么，为什么不管是金人，还是北宋皇帝，都对远在河北的康王如此重视呢？
就在汴京还没有陷落的闰十一月二十二，远在相州的康王突然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位客人名叫秦仔，声称官位
门祗侯，是从汴京来的。见到康王后，秦仔从顶发中掏出一块黄绢，康王认出这是宋钦宗的御笔。黄绢上的字是：
檄书到日，康王充兵马大元帅，陈遘充兵马元帅，宗泽、汪伯彦副元帅，速领兵入卫王室，应辟官行事，并从便宜。[29]
康王看后哽咽不已，向着朝廷方向跪拜，让在场的人嘘唏不止。
事后，人们根据这一幕创造了不少传说。比如，有人记载，康王在当天曾经和臣僚谈起过他的一个梦，在梦中，他的兄长宋钦宗脱掉了御袍披在了他的身上。他刚说完，秦仔就来到了。这个梦加上宋钦宗的诏书，赋予康王以合法性，让他继宋钦宗之后成为皇帝。[30]
事实上，宋钦宗派出的四个人都带着书信前往相州，以免有的人到达不了。他这么做，采纳的是侍御史胡唐老的意见。胡唐老认为，在宋徽宗所有的儿子中，除了被金人上次掳走的肃王之外，其余的都在京城。只有康王如同上承天意一般恰好身在相州。他本来是去出使金国的，却被人民阻挡而没有去成，流落在相州。现在，康王几乎成了朝廷唯一的希望。皇帝应该拜康王为兵马大元帅，号召全国勤王，解救危局。
按照规定，宋朝的宗室不得过度参与军事，拜康王为大元帅已经触犯了这个禁忌。宋钦宗和大臣们犹豫不决，有人表示授予元帅都困难，何况还要加上“大”字。胡唐老力争说，局势都这样了，还这么珍惜“大”字干什么！宋钦宗这才写信给康王，拜他为大元帅。
十二月初一，当皇帝正在前往金军营地的路上时，康王在相州设立元帅府，成了全国抗金中心。[31]
此时的康王是宋徽宗诸子中唯一一个没有在汴京的亲王，所处的地理位置，又恰好在金人即将吞并的河北地区。他的出现，打乱了金人的军事部署，因此，金人在解决完汴京问题后，必然要打败康王，才能算彻底征服了北宋朝廷。
皇帝正是应金人的命令，才派曹辅去相州找康王，叫他回汴京。
幸运的是，曹辅到了相州，康王却已经离开了。曹辅只好回汴京报告说没有找到。那么，康王到底去了哪儿？
原来，十二月十四，康王已经从相州到了北宋的北京大名府。大名府从距离上离汴京更远，但它与相州之间隔着黄河。北宋末年由于黄河改道，大名府已经到了黄河以南，与汴京之间没有大的水流隔开，是更好的勤王基地。加之冬天黄河结了冰，康王能够顺利渡过黄河。
投降之后，皇帝与康王的联系也没有中断。金人知道北宋皇帝喜欢把密信写在黄绢上，再装到蜡丸里，每一次使节出去，金人都会仔细地搜寻蜡丸。但皇帝又发明了新的方法，将文字用白矾水写在使节的袖子上，到了地方，用特制的水浸泡一下，就能够显影了。宋钦宗利用科技手段，躲过了金人的检查。
但宋朝的事情往往是有幸运就有不幸，不幸的是，康王的身边也有主战派与主和派。主战派以副元帅宗泽为首，主和派的首领叫作汪伯彦。
宗泽主张尽早解汴京之围，向更南方的开德府（即澶州，现河南省濮阳市）
进攻；而汪伯彦则认为不管是开德府还是大名府，都距离前线太近太危险，作为大元帅应该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待着，他主张前往更东面的东平府（郓州，现山东省东平县）。康王咨询大臣的意见，众人大都赞同安全选项。于是，十二月十九，康王又从大名府离开，去东平府避难了。[32]
在金军控制汴京的时间里，这位天下兵马大元帅一直如同一盏明灯，寄托着大宋的最后希望，只要他还没有被抓住，人们就觉得大宋江山还有指望。但他又只是一盏灯，怎么也无法变成熊熊烈火，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眼睁睁看着金军继续在汴京城横行无忌。
除了康王之外，其余的勤王队伍也不顺利。在汴京还没有被攻陷时，南道和西道也准备救援，范致虚与西道总管王襄、陕西制置使钱盖，率领十万人马驰援。到了颍昌时，听说汴京失陷，王襄和钱盖就回去了。
范致虚不想回去，就与西道副总管孙昭远、环庆路统帅王似、熙河路统帅王倚，率领二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前来。他们分成水陆两军首先向西京河南府（洛阳）杀来。但范致虚本人不知兵法，他过于信任一位叫作赵宗印的和尚，这位和尚大言炎炎，其实也不会打仗。军队出了武关，到了邓州的千秋镇，突然遇到了金军洛索的部队，金军一冲，大军立刻溃散，死伤大半。王似、王倚、孙昭远只好率军回到了陕西，范致虚收拾残兵去往潼关。[33]这支勤王军队从驰援变成了防守，以不让金军进入陕西为目标了。
在首都汴京，与金军的交涉仍然在继续。皇帝出城到底与金军达成了什么协议，除了递降表之外，还干了什么，这件事一直是个疑问。
比如，既然打败了，肯定要犒军，上一次汴京保卫战，皇帝与斡离不协商的数字是五十万锭金、一百万锭银，换算成两则是五百万两金、五千万两银。
那么这一次金军动用了两路大军，到底需要支付多少战争赔款呢？
与上一次皇帝早早地宣布了赔偿数额不同，这一次，赔偿数额却只在少数人中流传，平民百姓一直被蒙在鼓里达一个月之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答案只有一个：赔偿数额实在太庞大了。
十二月初三，金军的索赔文书到了。根据文书，皇帝答应的数字是：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折合成两，则是一亿两金、十亿两银，同时还需要绢帛一千万匹。[34]与上一次相比，金银的数字增长了二十倍，即便上一次，最后也无法凑够，那么增加之后的数字更是无法完成的。
但皇帝不得不做出姿态，开始向百姓筹款。当然，首先需要做出姿态的是皇族和大臣，于是，皇帝要求大臣将家里的金帛都拿出来，诸王、内侍、帝姬也都按照这个要求来做。
为了更快速地获得金银，皇帝还下令开设一个购买金银的机构，用钱钞从民间购买金银。很快，金价涨到了五万枚铜钱一两，银价涨到了三千五百枚铜钱一两。[35]北宋的金银价格与铜钱的兑换比例是长期稳定的，金大约是一万枚铜钱一两，银为一千枚铜钱一两，此刻已经翻了好几倍。
为了加快搜集金银的速度，朝廷在原有开封府尹徐秉哲的基础上，又任命了另一位兼领府尹王时雍，让他与徐秉哲一起搜刮金银，并由御史监督数目。[36]从这时开始，开封府突然成了一个重要的机构，金人提出的要求大都由这个衙门完成。事后，人们会看到，虽然打仗不行，但在执行命令上，开封府却是一个如此高效的机构，在它的帮助下，金军可以将首都的最后一滴血榨出来。
十二月初四，为了更精确地了解汴京到底有多少财富，金军驻扎在城内的代表开始检视府库，调查账目，以确定开封城到底能够提供多少物资。与此同时，开封府尹贴出文告，要求富豪之家必须将所有金帛上缴。[37]
十二月初五，金人的索求继续加码。这一天又提出了三个新要求：第一，向金军供应一万匹马；[38]第二，开始交割河北和山西地区；[39]第三，出征将士面对的最复杂问题是性需求问题，要求皇帝提供一千五百名少女劳军。[40]
为了凑够马匹数目，开封府贴出文告，要求御马和民间马匹都必须交出，否则全家受军法惩戒。文告鼓励人们互相告发，告发者可以获得三千贯钱，官员中，执政、侍从、卿、监、郎官都只准留一匹马，其余交出。这项命令让开封府一共凑了七千多匹马，虽然不足万匹，但也基本上完成了任务。只是从此以后，士大夫都只能骑驴、乘轿、徒步，骑马的人基本没有了。[41]
关于交割问题，皇帝也服从了，他派遣陈过庭、刘韐、折彦质三人，分别前往河北和山西进行交割。[42]除了金人已经攻克的，北宋手中还有四十个州左右在河北与山西地区，仅仅依靠此三人很难快速完成交割。为此，皇帝又让吏部选择了文武官员各二十人，随金军前往河北和山西地区交割，这四十人又由陈过庭等人进行统筹。[43](www.xing528.com)
金人索要的少女，史书记载语焉不详，但可能有很大一部分出自宫中的低级女侍（宫嫔），许多宫嫔不肯出宫，四处躲藏，实在躲不过宁肯跳水自杀。[44]
好不容易把十二月初五过完，初六又来到了。这一天，金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将所有兵器上缴。[45]在首都失陷时，由于溃兵们将兵器到处丢，许多都被百姓捡走了。[46]于是，勤快的开封府又发出了新的文书，要求百姓将武器都交出来，一并运送出城。运送武器的工作持续了好几天，才全交给了金军。[47]
到这时，金军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宋军失去了马匹和武器，就再也没有了抵抗的能力，除了任人宰割，不会再有其他的结局。
彻底解除了首都的抵抗之后，金军还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第一是战争赔款，北宋朝廷一直在加速筹集，但仍然没有完成；第二是河北、山西地区的交割，陈过庭已经于十二月初七出发，但其余每个城的使节还没有出发，要完成交割也并不是那么简单。[48]以上次的经验来看，不管有没有圣旨，守将往往会拒绝交割，继续坚守。而金军也不可能长期驻扎在开封城外，毕竟几十万大军的粮草迟早会出现短缺，到时如果没有完成交割，就可能在回程遭受打击。
为此，金军又想了一个新的办法。经过检点，河北、山西地区仍然控制在北宋手中的还有四十五个州，这四十五个州各有守将，如果将守将的家属控制住，对方就不敢反抗了。
十二月初九，金军提出要求，北宋政府必须将河北、山西守臣、监司的家属交出，由金军带着前往各城池做人质。只有守臣完成交割，才可以将家属领回。除了守臣的家属之外，金军还索要二十几位奸臣的家属，这些奸臣包括蔡京、童贯、王黼等人。已经投降金军的张孝纯、蔡靖、李嗣本家属也在索要之列，为的是将他们送往北方与降将们团聚。再加上主战派或者曾经参加过战斗的李纲、吴敏、徐处仁、陈遘、刘韐、折可求、折彦质等人的家属。[49]其实早在上个月的二十八，金军就对北宋使臣们提过这些要求，只是到现在，才正式以命令的形式发到城内。[50]
这个命令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比如，许多人的家属可能并不在本地。但开封府还是按照金人的要求将在京的家属（能找到的）都招到了开封府的院内。十二月十二，这些人开始集结于开封府。由于手续的关系，这些人被弃置在院子里多日，官员们急着把他们招来，却并没有做好招待的准备，连饭都不管，随处安置。家属们在饥寒交迫中呼号着，这让外面听说了他们遭遇的人们更加愤怒。他们本来是国家的功臣家庭，却由于皇帝的无能，成了金人的抵押品。不仅这样，就连在北宋也受不到应有的尊重。
但这件事一直被拖下去了，直到第二年二月初仍然还没有结束。
除了交割之外，最麻烦的就是金人索要的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绢帛一千万匹。其中绢是最容易满足的，因为金人在核查库房时，已经知道皇帝的库房中有一千四百万匹绢，索要一千万匹，皇帝是出得起的。[51]从十二月十三开始[52]，皇帝下令，军民将内藏的元丰库、左藏库、大观库所有的绢帛都搬出来，送到南薰门，移交给金军。[53]
十二月十五，大规模搬迁继续。[54]开封府的组织工作不错，原本保家卫国的军队和民兵都当起了搬运工，负责打仗的三衙（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司）专门派人监督搬运，还用旗帜区分各个队，防止放错了地方。就这样，一天才搬了十万匹（百分之一）。
十二月十六、十七，搬运继续。金军对绢的质量检查得也格外严格，轻的、旧的，一概用墨水标记，拿回退还。现在浙江的丝织品全国闻名，但在金人看来，浙江的绢由于过于轻，反而不适应北方的需要，他们将浙绢退回，要求更换成重的。据说，两位元帅还为此生了气，责怪北宋不认真。
十二月二十，还没有交割完毕，金人已经非常不耐烦，打骂交割使臣的事情时有发生，许多人不愿意参与交割工作，推不开的，只好带一些大蒜、砂糖、刺绣、花藤做礼物，和金人搞好关系，求他们高抬贵手。到了第二年，即金天会五年（公元1127年）正月初二，绢这一项才算交割完毕。[55]
除了绢之外，金人的要求中还有很多小项目，比如书籍。金天会四年（公元1126年）十二月二十五[56]，元帅府发出命令，要求宋朝提供国子监的书籍，以及汉文的藏经。金人的品位还不低，指名要苏轼、黄庭坚等人的文集，以及《资治通鉴》，却将王安石及其同党的学说全部抛弃。[57]
这件事又交给了开封府，皇帝的意思是，尽量满足金人的好学之请，不过国子监的书并不全，有一部分必须外购。皇帝要求，去书店买书必须付钱，可是开封府执行时，只是派人将书店的书搜走了事。[58]
文化产品除了书籍，还有各种古玩，于是，十二月二十八又轮到古玩遭殃了，北宋的皇家器皿都登记在《秘书录》里，金人得到了这本册子，按图索骥，要求皇帝提供册子里的古玩。
绢、书、古玩等交割虽然麻烦，却还可以执行，到了金银的交割程序，执行就比较困难了。
十二月十一，由于金银筹集速度太慢，皇帝又下了诏书，表示金人不烧杀抢掠已经是恩赐，要求全城的公私、权贵、豪富都将金银交出来，即便皇后的金银也不能留。踊跃缴纳的可以授官，抗拒的严惩。[59]
十二月十二，根据皇帝的圣旨，开封府出台了具体的办法。表示准许百姓告密，告密者可以获得百分之三十的奖励。其中不乏见风使舵者，一位叫作陈行的人立刻前往开封府，将自己经营的和乐楼内的金银捐了出来，他果然得了官职。
十二月十三，开封府四处出击，大街上要么是各种吆五喝六的办事员，要么是被抓的嫌犯。就连宋徽宗的郑皇后宅子也被查出来隐匿金银，皇后父亲和祖父的封赏被追夺。[60]当天，金人还来要走了五十个酒匠和三千瓶酒，开封府也一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十二月十四，开封府开始挨家挨户入户搜查，特别是那些金银铺子，有时一个铺子就能搜出成千上万两的黄金。市民也逐渐踊跃缴纳黄金。
十二月十九，御史台、大理寺和开封府联动机制已经运行得纯熟。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就是行政、司法和监察权联动。在西方讲究行政与司法的分离，互相制约，但中国政府做大事时，总是以行政为主导，让司法和监察都予以配合，所以，一旦做事，都是行政、司法、监察联席的。这一次行政司法联动的打击面很大，按照惯例，打击一般是针对老百姓的，但这一次，贵戚、权贵家族，即便官至承宣、留后，妇人中封爵至恭人、夫人，只要不缴金银，也一并戴上枷锁带走，毫不留情。[61]
为了表示人们的金银不是白缴纳的，皇帝会装模作样发给人们一些纸钞，算是买卖不是抢夺。每一两黄金，皇帝会给茶钞或者盐钞三万二千，一两银子给两千二百。
由于宋朝的各级政府也可以参与经济活动，各地政府也在京城设有类似于驻京办的机构，不过当时的驻京办只负责买卖土特产。这些机构好不容易到京城赚了点钱，现在也必须全都交出。皇帝赐给大臣的金带，也全部收回。
就在皇帝命令开封府开足马力催促人们上缴黄金时，金人也在观察到底能够从汴京获得多少金银。由于绢的数目是入账的，所以一目了然，既然账上有一千四百万匹绢，金人索要一千万北宋是拿得出的，所以绢的事情好办。但金银藏在民间，数目是未知的，所以金人才会直接提出金一千万锭、银两千万锭的要求。
随着事情的发展，金人已经对金银的数量有了了解，认定整个北宋都不可能有这么多黄金了。于是他们修改了数目。十二月二十四，元帅们通过信件向汴京城发来了新的命令，这封信最重要的目的是催促人们赶快完成任务，而在金银的数量上，也从最初的要求大大降低了。他们的新要求是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锭，[62]金的数量是最初提出的十分之一，银是四分之一。
如果与不到一年前的第一次围城战进行比较，可以看出，金是上一次赔偿（五十万）的两倍，银（一百万）是五倍。
上一次要求的金银换算成两，则是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最终皇帝东拼西凑，交给金军的只是金五十一万七千余两、银一千四百三十万二千余两，再加上皇帝的各种珍玩。
而这一次要求的赔偿数目比上次还多，从这个角度看，即便修改之后的数目还是没有办法完成的。
金人的这个举动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可视为一种友好的表示；二是为了不让宋人过于绝望，让他们感到能够完成任务，从而加快交割速度。
不管怎样，在催促之后，金银的交割工作果然加快了速度。十二月三十，在绢还没有完全到位时，首批金银的搬运工作起步了。在南薰门的大道上，搬运工络绎不绝，整座城市骚动起来，人们望着如山的宝物感慨叹息。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正月初二，随着运绢的结束，人们将金银搬到城门口。正月初三，金人开始检验金银的成色，不合格的退回，开封府又把不合格的金银运回去，重新熔铸。城中的百姓喜欢看热闹，跟着搬运人员来回地跑，人数甚至达到了上千。在城门上的金军一看上千人跑来，以为出了大事，连忙拔出刀剑准备迎战，后来才弄清楚状况。[63]
伴随着第一次交割而来的，是开封府的第二轮催逼。直到正月初九，开封府仍然想尽办法从官员和民间压榨出更多的金银。他们按照官阶大小制定了一个名单，宰执以下每个官员都有指标，如果官员上缴数量和指标相差太多，就立刻捉拿敲打一番，直到对方愿意缴纳更多的金银为止。在金银面前，所有的官员都丧失了尊严，他们的生命甚至抵不上一两黄金。
但就在这时，事情却又起了变化。
两位元帅对皇帝仍然保持着表面的友好，开封府干得热火朝天，皇帝也以为只要尽量满足金军的需求，就能维持和平，保住赵宋的半壁江山。
一场更大的变局却已经在酝酿之中……
【注释】
[1]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2]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一一五篇。
[3] 《南征录汇》引刘同《寿圣院札记》。
[4] 参考《中兴遗史》。
[5]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一一六篇。
[6]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7] 《南征录汇》引高有恭《行营随笔》。
[8]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9] 参考《中兴遗史》。
[10] 参考《中兴遗史》。
[11] 参考《东京梦华录》。
[12] 《三朝北盟会编》引《宣和录》，《中兴遗史》等写作蓝从家。
[13] 参考《瓮中人语》。
[14] 参考《靖康纪闻》。
[15] 参考《东京梦华录》。
[16] 参考《靖康纪闻》。
[17]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18] 《南征录汇》引《行营随笔》。
[19] 《南征录汇》引克锡《青城秘录》。
[20] 参考《瓮中人语》。
[21] 《南征录汇》引《青城秘录》。
[22] 参考《中兴遗史》。
[23] 参考《靖康纪闻》。
[24] 参考《中兴遗史》。
[25]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一三〇篇。
[26] 根据《靖康纪闻》《避戎夜话》等。
[27] 参考《靖康纪闻》。
[28] 参考《靖康纪闻》。
[29]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这里的引文是简版，另《三朝北盟会编》载有全文。
[30]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31]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32]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33] 参考《续资治通鉴》。
[34]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与《续资治通鉴》。
[35] 参考《续资治通鉴》。
[36]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37] 参考《靖康要录》。
[38] 参考《瓮中人语》。
[39] 参考《宋史·钦宗纪》。
[40]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41]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引《泣血录》。
[42] 参考《宋史·钦宗纪》。
[43] 参考《靖康要录》。
[44]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45] 参考《瓮中人语》。
[46] 参考《靖康纪闻》。
[47]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48] 参考《靖康纪闻》。
[49] 《靖康纪闻》，名单根据《三朝北盟会编》有补充。
[50] 《南征录汇》引《行营随笔》。
[51]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一二八篇。
[52] 这一天（十三），金人还要求将属于河东（也在黄河以北，但传统上比较独立）的蒲州、解州都割让给金国，皇帝同意了。见《瓮中人语》。
[53] 根据《三朝北盟会编》。
[54] 参考《靖康纪闻》。
[55] 参考《靖康纪闻》。
[56] 《瓮中人语》记为十二月二十五，《靖康纪闻》记为十二月二十三，《三朝北盟会编》记为十二月二十六。
[57] 参考《靖康要录》。
[58] 参考《靖康纪闻》。
[59] 参考《靖康纪闻》。
[60] 参考《靖康纪闻》。
[61] 参考《靖康纪闻》。
[62]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一二八篇。
[63] 参考《靖康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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