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天会四年（公元1126年）闰十一月初二，粘罕的军队一面向北京首都汴京奔来，一面对黄河北岸的怀州展开了最后的攻击。
怀州的北方就是莽莽太行山，这里是联结山西与河南的要道，只要怀州不拿下，金军在西路就无法获得完全的控制权。
怀州的知州叫霍安国，在他的领导下，宋军成功地阻挡了金军的进攻。两路金军本来约好在汴京会师，粘罕却比斡离不晚到了近十天，主要就是怀州守军的缘故。但随着金军攻势的加强，怀州岌岌可危，被攻克是旦夕之间的事。
危急关头，霍安国除了想到防守，还想如何以攻为守，不坐以待毙。他找到了部将范仲熊[1]，请求他于当晚率领两百余精锐之士从城墙上吊下去，袭击金人的营寨。主要目标有两个：第一，金人的帐篷要放火烧掉，制造混乱；第二，要毁掉金人的大炮。与一年前相比，金人此次进攻最大的改变是对于大炮和攻城器械的运用，它们让宋朝的守军吃尽了苦头。只要将金军的炮处理掉，怀州就能多撑一段时间。
夜间，范仲熊率军下城，发现对方人数实在太多，想不惊动他们实在困难。直到夜里三更结束，才摸到了炮座，他派了十几个人放火，希望这场火能引起对方的混乱，好继续劫营。
但不幸的是，金军并没有出现混乱，而是将劫营的人围住了。于是偷袭变成了白刃战，宋军勇士们边杀边寻找出路。到了天亮时，他们集结到城下，重新被吊入城内，去时两百多人，回来时只有二十四人。
这一天白天，突然有人喊：“东南方向来救兵了！”据说，东南方出现了宋军的白色旗帜，霍安国立刻让范仲熊整理军马，准备开北门迎接援军。但就在这时金人却突然加紧了进攻，一瞬间已经上了城墙，将金军的黑旗插在了城楼上。怀州就这样失守了。
来救援的白旗部队并不是宋军的正规军，他们没有进城，而是眼看城丢了，也就慢慢散去了。
范仲熊与金军展开了巷战，最终被俘。他被押到了金军将领骨舍郎君的面前。与人们传说的青面獠牙的金军不同，范仲熊在被俘后的遭遇恰恰反映了金军战术素养的另一面。
骨舍首先责备范仲熊不懂得顺应潮流，但他很佩服范仲熊的英勇。范仲熊一心求死，可骨舍就是不杀他，还许诺饶他一命。骨舍还嘲讽说：“金人说话一句是一句，不像你们宋人说话没有信誉，既然饶了你命，就是饶了你命。”
他让范仲熊回去寻找知州霍安国，好一起见粘罕元帅。范仲熊被押着在城市里转悠，去了州衙，又到了城北，都没有找到霍安国，于是又回到了骨舍处。在这里他见到了泽州的一群降将。比起怀州，泽州更早被攻克，这些人投降后成了金人的座上宾客。不久范仲熊得到消息，霍安国也被抓到了。
第二天，金人押解范仲熊等人出了南城门，走了两三里，就来到了粘罕的营帐。粘罕坐在银交椅上，让怀州官员站在他的面前。知州、通判、钤辖、都监、部队将领站在第一行，第二行是外来支援的鼎澧路的部队将领，第三行是州官，第四行是监官，第五行是县官。
粘罕问众人，到底谁不肯投降？霍安国应声而出表示不降，第一行的人也都不肯投降。粘罕让他们面向东北拜金国皇帝，他们也不肯拜，于是这些人被脱去衣服绑了起来。
第二行鼎澧路的将士为了活命，立刻检举说范仲熊是主要抵抗者，于是范仲熊和一个县官张行中也被拖了出来绑好。
其余的人由于官小，都释放了事，连投降都不用。可见金军并没有滥杀。
那些绑起来的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粘罕下令将他们杀掉。
就在行刑前，粘罕突然看到范仲熊没有一丝慌张，连忙问他怎么回事。范仲熊将前一天骨舍郎君饶他一命时说的话重复了一遍，特别强调“金人说话一句是一句”。粘罕听了笑起来，道声“不敢当”，就下令将范仲熊释放。其余的人，包括知州霍安国、济州防御使兵马钤辖张彭年、都监赵士 、都监张谌、都监于潜、鼎澧路兵马钤辖沈敦、同统领鼎澧路兵马张行中，以及南道部队将五人，一同遇害。
从宋军的回忆录可以看出，金军并没有滥杀无辜，只是惩罚了一小批抵抗最坚决的人。粘罕作为金军中最觊觎北宋领土的统帅尚且如此，其余的人更不会滥杀。
但在战争中，的确无法避免基层士兵的滥杀行为，特别是金军依靠抢劫来获得财富，如果不抢，打仗就成了没有收获的事。对落后文明的军队而言，都必须经历从劫掠制变成俸禄制的过程。可是一旦完成了俸禄制的转型，军队最勇猛的时期也就过去了。
闰十一月初二[2]，粘罕的前军已经到汴京城下。十一月初三，这支部队在寻找安营扎寨的地点。
粘罕并没有与斡离不合兵，而是找了另一个地方独自屯驻。斡离不的刘家寺在城市的东北方，粘罕就选择了城市南方一个叫作青城的地方。
所谓青城，是宋代的斋宫。在明清两代的北京，京师城南有天坛用于祭天，城北有地坛用于祭地，宋代也有类似于天坛和地坛的地点——郊坛。郊坛附设有皇帝斋戒的场所，这个场所就叫作青城。在汴京城南五里左右的叫作南青城（在南薰门外），用于祭天斋戒，城北的叫作北青城（在封丘门外），用于祭地斋戒。
青城最初的制式很简单，由于宋初提倡简朴，只是用布围起来的一个小丘。宋徽宗时代，朝廷变得更加奢侈，才建造了永久性建筑与防卫系统。[3]
关于这一段历史，明人李祯曾经写过一首《青城怀古》进行嘲讽，认为奢侈换来的只是耻辱，反而宋初的简洁维持了安宁。诗写道：[4]
炎宋尚简质，郊丘布为墙。九门谨阖辟，万卒严周防。暂置弗劳杵，权施岂须隍。绵延逮宣政，骄盈更典章。版筑易缕制，墉壕固金汤。衮龙狩沙碛，泥马奔钱塘。奢侈谅宜戒，播辱尤所伤。陶匏荐明水，维馨仰前王。
在宋代，青城与艮岳都属于“大梁十迹”[5]。祭祀时非常热闹，首先皇帝坐玉辂到青城斋戒，骑兵围在斋宫外，士兵们紫巾绯衣素队有千余人，在外面环列，每一支军队配备一支乐队。负责巡逻的是行宫巡检。第二天，皇帝从青城出发前往郊坛，郊坛在青城西面一里左右，有三重围墙。从外墙东门进入，到第二重墙西南设一个大的遮幕（宋人叫幕次），叫作“大次”，皇帝在这里换祭服，戴二十四坠的平天冠，着青衮龙服，佩玉佩。到了坛前，又有一个小幕殿，称作“小次”，里面有皇帝的御座。
“小次”后面就是祭坛，坛高三层，共七十二级台阶。坛面方圆三丈左右，有四条踏道。坛上主祭的是昊天上帝和太祖皇帝。在道士、音乐、歌舞的陪伴下，皇帝三次登坛祭拜，然后结束。[6]
西路军到来后，看上的就是这个皇帝祭祀斋戒的场所，将其作为指挥部。
粘罕选择青城，使得汴京的形势更加复杂。第一次围城战时，金军只在西北驻扎，即便战争时期，汴京城的东南城门还是可以开放的，金军并没有达到完全围困的目的。但这一次粘罕驻扎南面的青城后，两路金军一南一北控制了汴京的通道，进出城就困难了。
事实上，对于汴京而言，南方通道比北方通道更加重要。汴京的东南方是汴河流出的地方，也是漕粮进出的关键水道，这里也是城市防守最薄弱的环节。上一次斡离不没有利用这个薄弱点，这一次两路大军并进，就不会再犯类似的错误了。
粘罕到来后，金军的准备工作加速。上一次围城战缺乏攻城器械，斡离不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这一次他们在太原等围攻中积累了足够的经验，不仅带来了军队，还一路上劫掠了不少百姓，逼迫他们跟随着做工程。从斡离不到来的那一刻起，金军就不断地准备攻城器械，特别是炮架和鹅车。[7]
另外，他们采取了进攻太原时摸索出的封锁技术，除了刘家寺和青城两个大寨之外，还在四面城墙外临河的位置扎了很多小寨，如同一条锁链将城市封闭了。
金军封锁了首都，汴京城里从士兵到普通百姓都感到紧张。皇帝必须做出一定的姿态来鼓舞士气。在第一次围城战中，李纲不断地请求皇帝到城墙上鼓舞士气和犒赏士兵，这一次李纲虽然不在了，但皇帝还是想和上次一样登城督战。于是，从十一月二十九，到闰十一月初三，这四天皇帝分别来到了汴京城的东、南、西、北城墙上犒军。每到一处，除了慰劳将士，还许诺升职，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
慰劳时，皇帝穿上了铠甲，健步如飞，只让几名内侍跟随，没有带卫队。他显得很坦率，不避讳自己的担心，将士们也感同身受，对他充满了同情。他不进御膳，和士兵吃一样的食物。皇后和宫人亲自用私房钱做了衣被，让他送给将士们，这让士兵们感极而泣。
凑巧的是，这四天都下雪，更增加了皇帝的悲壮感。
但也有士兵在给皇帝添乱，比如，宰相何
招募的“奇兵”。所谓奇兵，是指拥有各种异能的部队，他们由一位叫作王健的统制直接管理。这一天，金国来了一批使节，奇兵部队认为这是立功的好机会，他们将十几个金使的随从杀死，制造了一次外交纠纷。王健阻止他们时，他们连王健也一块儿打了一顿。最后，太尉王宗濋[8]只能出面将几个首恶杀掉，才平定了奇兵的骚乱。[9]
也就在这时，宋钦宗才想起了一年前抗战时的李纲。李纲虽然军事能力一般，却有着足够的激情去带动周围的人们，跟着他一起抗争。虽然他人有些敏感不好打交道，但在与主和派的争执中却一直坚持着，不肯屈服。
李纲现在在哪里？他正在从湖南前往重庆的路上，是被皇帝贬过去的。闰十一月初二[10]，皇帝发出诏书，封李纲为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匆匆派人去召回数千里之外的李纲。如果汴京城能够支撑足够久，李纲也许能够赶来帮助皇帝解忧，但前提是汴京城必须抵抗足够的时间。
从闰十一月初二开始，已经合军的金军展开了另一轮大规模的攻击。这次的攻击从善利门（东北水门，广济河下水门）开始，逐渐转移到通津门（东水门，汴河下水门）和宣化门（陈州门，南城墙东门），以东城墙为主，绵延至南城墙东侧。这说明金人已经获得了足够的情报，找准了汴京城的弱点。
城上守卫部队的指挥官主要是统制姚友仲、殿前太尉王宗濋以及提举四壁刘延庆。闰十一月初二，金人对善利门的进攻是被姚友仲率领神臂弓击退的；闰十一月初三，金人改攻通津门，又是姚友仲从前军里选择了一千人赶往支援，杀死了不少敌军。
从闰十一月初四到初六，金人对三个门都展开了攻击，箭发如雨，城墙如同刺猬一样处处是箭。敌人的大炮也损坏了许多楼橹建筑，形势一度非常危急。又是姚友仲想出了对策。他在敌人进攻的两个水门处构建了一道新的防线。当河流通过水门后，在城外，有两道垂直于城墙的墙面，夹着水道向外延伸了一段，这段城墙号称拐子城。金军第一次围攻汴京时，曾试图火攻水门，拐子城就起到了延伸防线的作用。这一次，姚友仲在距离城墙三十步外，将河两岸的拐子城用砖石砌在了一起，又形成了一道墙。金军如果从水门来，必须首先过了这道墙，然后进攻城墙，这就加大了难度。这实际上是把拐子城变成了一个新的瓮城。
有了这新的拐子瓮城，战斗一直持续到闰十一月初七、初八，金人在进攻水门时没有占到太多便宜。
当姚友仲防御金军进攻时，如何以攻为守主动出击，也是守军必须考虑的问题，这可以延缓敌人的进攻。出击的任务就交给了殿前副都指挥使王宗濋。初七，王宗濋率领牙兵一千人下到了城外，与敌人交战，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统制官高师旦战死。
除了王宗濋与姚友仲之外，刘延庆也是一位颇有经验的战将。他也参与了内外城防。每到晚上，刘延庆就组织士兵向城下扔柴火，用来报警，也可以烧云梯。北宋曾经制造了一种规模巨大的炮，号称九牛炮，能够将庞大的磨盘都发射出去。宋军将九牛炮布置在东城墙上轰击金军从远方靠近的云梯，人们甚至给这门大炮封了个“护国大将军”的称号。[11]
在战斗中，北宋虽然挫败了金军的进攻，但对方还是逐渐占据了上风。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第一，北宋军队太少，只有不到十万人，面对金军准备充分的几十万大军，即便打消耗战也打不起。第二，金军的攻城器械派上了用场。首先用上的是北宋留在刘家寺的大炮，这些大炮被金军搬到了东城墙外，数日之内，数百架大炮立在了各个城门之外，对城内形成了极大的威胁。[12]敌人最大的炮能够释放一百斤的炮弹，射程五十步，能将城墙的楼橹击碎。[13]为了对付这类大炮，守城者在楼橹上覆盖糠布袋、湿马粪等，城墙上也加盖可以减缓冲击的覆盖层，但仍然无法完全抵御敌人大炮的威力。
另外，金军和进攻太原一样，准备了大量的火梯、云梯、编桥、撞杆、鹅车、洞子之类的器械。强攻起不到作用时，金军对攻城器械的依赖就更强了。
闰十一月初九[14]，金军首次在护城河上造桥。汴京的护城河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作护龙河。金军采取的方法是：首先将木筏推入水中，浮在水面上；其次，向木筏上抛撒树枝，形成更厚的漂浮层，再在树枝上覆盖席子，席子上就可以盖土了，这样的桥叫作“叠桥”。当整段护城河都被叠桥覆盖时，金军就可以沿着叠桥直冲到城墙下。如果城墙之上的宋兵试图用炮对付叠桥，由于上面覆着厚厚的土层，炮是打不透的。[15]
一旦叠桥造好，接下来的工具就要用到火梯、云梯和编桥了。火梯是用木头搭造的梯子，与城墙上的楼橹差不多高，下面有轮子可以推行。但这个梯子却不是上人的，而是浇上油，推到城墙下，搭在城墙的楼橹上，乘机放火。由于楼橹都是木头造的，在火梯的攻击下容易被烧掉，也就损害了城墙上的战斗力。
云梯和编桥的高度与城墙差不多，也有轮子可以推行，用来协助士兵爬上城墙。
为了避开城墙上的炮弹，将士兵运送到城墙下，金军使用了洞子。洞子如同一个个尖顶窝棚，木头制造，前后裹上湿毯子、生牛皮和铁皮，大炮无法打透，也不容易着火。洞子顺序相连可以从远处一直连到城墙下，士兵就在窝棚里钻来钻去，不用暴露出来；到了城墙下，士兵可以借助云梯爬城，也可以挖地道直接进入城中。
在城内的宋军也准备了一定的器械来对付攻城者，最常用的叫作撞杆。这是一种依靠冲撞来毁坏对方器械的机械。一条大木头裹上铁皮，遇到对方的云梯等，就用铁头将它撞烂。通过这种方式，一共毁掉了敌人数十架攻城器械，暂时没有落得下风。
闰十一月初十，皇帝再次登城慰问守军，当天他来到了东城墙，这里是受攻击最严重的地区。第二天，他继续在城墙上活动，早上先到了北城墙西面的安肃门（卫州门），之后前往东城墙南面的朝阳门（新宋门）。在这里，金军意识到皇帝来了，连忙放箭，甚至将箭射到了皇帝面前的旗帜下方。
城上将士不想在皇帝面前丢面子，立刻派遣三百多军士下城出战，杀敌数百。等他们回来，皇帝高兴地封了几十个人为官。
随后，敌人加强了攻击，制造了百尺高的望台，也就是瞭望台，可以窥探城中的情况。为了摧毁城墙上的防御，更是用大炮释放带火的炮弹，用来击碎楼橹。云梯、鹅车、洞子也纷纷被推了上来。
宋军意识到如果只是被动防御，那么，对方的攻城器械会越造越多，由于城外的空地更大、资源更丰富，城内迟早无法与城外抗衡。事实上，宋军不仅人员奇缺，就连炮弹资源都不足。城外有无数的石头可以使用，可是城内的石头却是有限的。到了闰十一月初八这一天，城内炮弹已经不够了。宋钦宗检点了一下城内各处，发现石头最多的就是他父亲的杰作艮岳。这里几座小山几乎都是石头制作，虽然石头奇形怪状什么样的都有，但古代的大炮却并不在乎石头是不是圆的，只要通过杠杆扔出去就可以。皇帝下令，从这一天开始，城内的炮弹就从艮岳选取。[16]
炮弹以及作战物资的匮乏，让守城者认识到只有先发制人，派军出击将城外的器械烧毁，才有可能改变战争态势。
金军再次进攻南城时，张叔夜与范琼率领人马出击了，他们向着敌营冲去，但目标却对准了金军的炮车。不想宋军战斗力不强，刚刚看到对方的铁骑就开始逃亡。这一仗以宋军损失上千人为代价。这次失利使得宋军士气低落。
更要命的是，从闰十一月十一开始，又连下了三天大雪，守城的士兵连武器都握不住了。宋钦宗一面继续犒军，他穿着军装露出双手，与士兵共患难，算是给他们一些鼓舞；一面为了表达地主之情，甚至让人去往金人的营地送了酒食，这也表现了古代战争温情的一面。[17]
闰十一月十四，通津门的一发炮弹击中了城外金军的一员裨将，人们纷纷传闻死者是数次出使大宋的王汭，开始庆祝，后来才知道是一位叫作刘安的将军。但不管怎么说，这已经是宋军击毙的最高级金军将领，大家把好消息带给了皇帝，皇帝高兴地宣布，赏赐那位发炮的指挥官一条金带，再封他为武功大夫。
为了鼓励大家多杀金军，皇帝又拿出另一条金带，加上一张不填名字的委任状，挂在了待漏院旁，表示谁能杀死金军裨将一员，就奖赏给谁。
同一天，皇帝再次行幸营地。他来到了东水门，发现东水门外的护城河已经快被金军填上了，原来这里的河面结了冰，金军乘机在河上架了板子填了土。皇帝非常不满意，询问守城的将领是谁，他罢免了这位叫作李擢的官员（官职是提举），任命田灏取代他。[18]
当皇帝继续来到朝阳门，恰好碰到一队金军在攻城。城上的三百多守军要求下城与金军交战。他们下城后，有两个持盾的人特别勇敢，两人杀了五六十个敌人，但其余的兵士由于害怕却没有跟上。皇帝连忙叫人前去援助，不想却没有人敢于应战，只能眼睁睁瞅着两人被金军杀死。这件事也反映了宋军士气的低落。[19]
之后的几日，金军的进攻仍然激烈，守城的将士们也没有太大的漏洞。但一股不安的情绪却在蔓延。人们发现金国和北宋的使节来回穿梭于营地与城市之间，他们来去显得很神秘，于是，关于和谈的风声又出现了。人们回想起上一次和谈之后对于首都的搜刮，再次担心起来。人们不知道皇帝会不会再次将他们出卖，他们的抵抗到最后会不会归零，变得毫无意义。宋军的士气更低落了。
针对这种情况，一位叫作丁特起的太学生写了一封信给皇帝，表示到底是战是和，应该尽早决定，不要打打停停，最后两头都没有好的结果，反而成了大患。统制官姚友仲也写了一封奏札，向皇帝表示既然不想打，就议和吧。
不幸的是，这两封信都没有收到皇帝的回音。[20]姚友仲又想起当初金军刚来时，他就呼吁尽早发动攻击，乘敌人立足未稳将其击溃。但皇帝只是让他守，并不采纳他的建议。根据综合情况分析，皇帝又开始讲和了。
另外，勤王的部队也都没有到。想起第一次围城战，数十万勤王军齐聚城下换回的只是一个屈辱的和议，这次没有兵，到底能换回什么？北宋的士气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北宋与金人的议和，从金军围城之前就已经展开。李若水在粘罕处时，粘罕已经派人（杨天吉、王汭、撒卢母等）到汴京，要求割让整个黄河以北地区。经过讨论，宋钦宗同意了金军的要求，于十一月二十二回书，并派遣耿南仲与聂昌前往河北和山西地区交割。[21]
在宋钦宗的书信中，还应金人的要求，特别指出对几位“误国大臣”的处理，本书中提到的人物包括：
蔡京，责授节度副使，昌化军安置，已死。
童贯，责授节度副使，吉阳军安置，已诛。
王黼，责授节度副使，卫州安置，已诛。
李纲，责授节度副使，夔州安置。
吴敏，责授节度副使，涪州安置。
马扩，昨任真定府路廉访使，今不知存亡。
詹度，湖南安置。
张孝纯家属，闻在徐州或南京。
皇帝还给河北、河东的人民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这封信回顾了历史，表示皇帝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恢复和平。如果河北和山西的人民在金国统治下能够安康，那么就跟做大宋子民没有什么区别。到了最后，还用了现代人写信时流行的问候语，询问说：“冬天好冷啊，你们还好吧？”由于这封信非常重要，因此全文引在这里：
敕官吏军民等：顷者有渝盟约，致大金兴师。朕初嗣位，许割三镇，以酬前恩。偶缘奸臣贻误，三府不割，又间谍大金功臣，再致兴师。使河北、河东之民，父子兄弟，暴骨原野。
夙夜以思，罪在朕躬。念欲息生灵锋镝之祸，使斯民复见太平，莫若割地以求和，讲两国之好。是用黄河见今流行以北，河北、河东两路郡邑人民，属之大金。朕为民父母，岂忍为此，盖不得已，民虽居大金，苟乐其生，犹吾民也，其勿怀顾恋之意。应黄河见今流行以北州府，并仰开门，归于大金。其州府官员兵人，即依军前来书，许令放回南地。速依今敕，勿复自疑。故兹示谕，想宜知悉。冬寒，汝等各比好否？遣书指不多及。[22]
关于需要交割的城池，宋钦宗也做了详细列表。在山西地区（河东路）包括岢岚军、隰州、保德军、宪州、火山军、忻州、辽州、太原府、汾州、怀州、宁化军、平阳府、石州、平定州、绛州、威胜军、泽州、隆德府和代州，共十九城。
在河北地区包括浚州、卫州、相州、磁州、洺州、邢州、赵州、真定府、中山府、永宁军、深州、祁州、北平军、河间府、莫州、安肃军、顺安军、广信军、雄州、保定军、信安军、保州和霸州，共二十三城。
皇帝一共列出了四十二个地方，到了枢密院继续细化，又加上了八个城池，分别是河北路的永静军、冀州、恩州和青州，以及河东路的岚州、慈州、河阳府和河中府。[23]
这也说明，不管宋军抵抗得多么壮烈，不管汴京保卫战的结果如何，实际上，皇帝已经在协议中将国土割给了金国。那些山西与河北地区的人民和军队实际上都在与空气作战，而这给国家、给自己都带不来任何结果，他们被抛弃了。
但这次交割却以悲剧收场，前往山西交割的聂昌被愤怒的人民杀死，交割河北的耿南仲也逃跑了，没有完成任务。这个任务本来就没法完成，而聂昌在要求各城开门时态度还过于傲慢。他表示，宋朝官军就应该听命令，叫守就守，叫弃就弃。既然皇帝让交割，何必还坚守呢？抵抗不仅死很多人，剩下的也脱离了生计，更麻烦的是，误了交割，造成京城危险，守城者不仅不是功臣，反而是大大的罪人。[24]他说得过于难听，最终把命搭了进去。
宋朝皇帝的服软也并没有让金人停止进攻，由于他们已经到了黄河边，不可能空手而回，只有继续进军。
当然进军需要借口，粘罕的借口是，鉴于以前宋朝的不良记录，这次只要交割没有完成，就必须进攻，进攻，再进攻。他吃准北宋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完成五十座城市交割的任务。
斡离不的借口是：鉴于宋朝的不良记录，这次必须是皇帝亲自出面签订的和约才能算数。
另外，斡离不与粘罕对待宋朝的态度还有区别。斡离不虽然先到，但由于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再次与宋钦宗打交道，对于宋廷的态度更加温和。粘罕上一次没有分到战利品，就更加坚决地要求进军，同时，他作战经验更丰富，在逼迫宋朝割地问题上更是寸步不让，步步紧逼。
虽然斡离不更加友好，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反而是粘罕，所以，金军第二次的汴京围城战比第一次更加积极。
但两位元帅又有各自为政的一面，存在着不协调现象。比如，双方在外交上本来应该是一个声音，统一派出使团，但事实上，元帅们却没有协调好，各自派出了使团。使团的不统一增加了事情的混乱，也影响了宋军的判断。宋朝君臣一直认为二太子一方是做决策的，但事实正好相反，国相一方才是最终拍板的人。
粘罕十一月二十一派出使团之后，十一月二十七，又派出杨天吉、王汭和撒卢母使团继续商讨交割土地与其他和约条款问题。[25]
十一月二十八，斡离不派出的使团也到了，使节名叫刘晏。[26]粘罕派出的使团以逼迫为主，而斡离不的使团则以告知为主。刘晏在都亭驿休息后，将金军的情况做了详细汇报，表示与上次不同，金军两路兵马都杀到了，底线诉求是请皇帝出城会盟。刘晏对皇帝的态度很恭敬，对北宋的情况颇为同情，让皇帝感到放心。他的情报也很重要，因为刘晏来时，国相粘罕还没有杀到首都城下，刘晏出使两天后西路军才到了青城。刘晏其实帮助北宋提前两天知道了粘罕的动态，但宋军并没有加以利用。
闰十一月初四，粘罕又派出了使团，使者是萧庆、杨真诰[27]和撒卢母。[28]与刘晏的恭顺不同，这个使团态度非常傲慢。不过，他们传递的消息都是一致的，要求皇帝亲自出城会盟。宋钦宗在刘晏的劝说下有意与元帅见面，但见了粘罕使团的傲慢，又开始担心了。三天后，皇帝才接见了萧庆等人。宰相何
向金使表示，按照规矩，皇帝只有到三年一次的祭祀时才会离开首都，平常都居住在大内，如果金军坚持这个要求，和约就无法达成。
萧庆离开两天又回来了，初九，他带来消息，仍然需要皇帝亲自出城。这一次与上次不同，又附加了一条威胁，表示在金军攻破城池之前，如果皇帝出城议和，那么两位元帅仍然当他为皇帝，按照臣子见皇帝的礼节对待他。一旦城破，皇帝就不再是皇帝，而是俘虏，到时候就不要指望礼节了。[29]
金军的威胁让皇帝恐慌，但他还是不肯出城。为了与金军继续沟通，在第二天他派遣了一个使团，由都水监李处权和右司郎中司马朴率领，前往金军营地。[30]使节出城后，却被金军挡住了去路，不接受他们出使。[31]
虽然谈判不顺利，但双方却并没有断了联系。闰十一月十四，粘罕再次派出萧庆、杨真诰、撒卢母前来，他们先是要求皇帝出城，遭到拒绝后放宽了条件，表示不用皇帝亲自出城，而是派遣宋朝宰相，以及与皇帝关系密切的亲王做人质就可以了。[32]
宋朝宰相一般不止一个，但在当时，担任宰相的却只有何
。何
听了脸色大变，但好在宋钦宗以宰相只有一个，需要料理帝国事务，不便出访为由拒绝了，改为其他人出访。至于亲王级人物，金军首先想到的是太上皇宋徽宗。宋钦宗连忙拒绝了，表示这不符合礼法。金人接着要求太子出质，但太子只有几岁，显然也不合适。最后，萧庆要求派出越王、郓王或者其他亲王两人共同前往。[33]
宋钦宗同意派遣越王做人质。越王带着拯救帝国的使命整装待发，粘罕在城外排好军队，等待他出城。不想到了城门口的越王一看外面的阵势，吓了回来，说什么也不出去了，皇帝只好作罢。[34]
四天后，闰十一月十八，宋钦宗与大臣们还在商量，最终还是派不出合格的人选。闰十一月十九，皇帝决定派遣两位官员，叫作冯澥和曹辅，临时封他们为宰相，再派了两个姓赵的宗室子弟赵仲温、赵士说，冒充亲王前往金军营地。[35]这次派遣终于激怒了粘罕，四人来到军前，粘罕设酒款待他们，行过三通酒，一句话不说，就把他们打发了回去。[36]
两天后，闰十一月二十一，宋钦宗再次派四人前往金军，第二天，四人又回来了，带来的消息还是必须由宰相何
与两位亲王为人质。[37]
到这时，议和之路似乎走入了死胡同，皇帝不愿意他的本家去送死，也不想亲自前往金军营地。而金军营地也不着急催着他们议和，因为他们的攻城器械已经大批量到位，每天大炮一开动，将源源不断的石头投入城内，都能造成数十人的死亡。[38]大炮引起的减员和恐慌，已经让城内损失了百分之五六十的兵士，眼看就无以为继了。[39]随着谈判陷入僵局，金人更是加强了进攻。
闰十一月二十，在宣化门出现了一次重大险情。[40]宣化门旁边有一条惠民河，金军原本在河的北侧驻扎，他们通过一座叫作陈桥的桥梁来到了河的南侧，利用攻城器械向宣化门进军。
其中有三个人带着金军的黑旗已经登上了城，如果有更多的人上来，就意味着城池将要失守。听到消息后，姚友仲和都统制王燮立刻率领数十骑兵与上百步兵到城外和敌人接战，击退城下的敌人。城上的几个金军由于缺乏后援被杀死了，而城下的金军也退回到桥北的鹅车和洞子之中躲避。
宰相何
听说了险情，也立刻赶过来察看。但不想宰相一来，情况反而恶化了。金军又从洞子和鹅车里出来，冒着城上如雨的矢石，想继续爬城。宋军也有六七百人下到了城外，准备与敌人决战。两兵相接，宋军突然溃散，被金军赶得四处乱跑。
城上的人看得清楚，金军虽然进攻，但并没有后继部队跟上，也就是说，只要打败了他们的第一波进攻部队就是胜利。城上的人赶快大喊着把消息告诉城下的溃军。但溃军已经收不住势头了，只能败下阵来。
两岸都在猛放大炮和弓箭，宋军有数百人死伤。在城下还有不少陷马坑，原本是宋军挖了为金军准备的，不想逃跑时慌不择路，反而有近百宋军陷入其中。金军看了哈哈大笑，一场战斗就在笑声中结束了。宋军虽然阻止了金军登城，却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
闰十一月二十一、二十二，双方仍然在寻找攻守之道，金军在各个城门发动攻势，双方损失都很大。
闰十一月二十三，宋军又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地点仍然是在宣化门外。这一天，统制官范琼率领千人出战。他们下到城外，奋勇前进，将金军赶过了惠民河。宋军士气高涨，决定继续追击。他们没有采取过桥的线路，而是直接从冰面上过河。在距离北岸还有十余步时，冰面突然开裂，大批士兵掉入河中。惠民河并不是一条大河，还不至于淹死太多人，但金军一看宋军出现了混乱，立刻回头掩杀，将在河中挣扎的宋军杀死。这一次战斗，宋军就损失了五百多人，士气受到很大打击。[41]
从这一天开始，汴京城内外又下起了大雪，大雪昼夜不停，一直铺了几尺厚，这更增加了守城与攻城的难度。
从闰十一月二十到二十三，汴京城墙险情不断，似乎也预示着金人逐渐找到了攻城的诀窍。宋军士气越来越低落，仿佛支撑不下去了。进攻大部分发生在粘罕的区域，斡离不区域内反而相对平静，也表明两位元帅所持的立场是不同的。
闰十一月二十四，仿佛是为了印证这样的判断，金军的东路军元帅斡离不又派他的使者刘晏来了。斡离不显然知道金军的总攻就要开始，他这时派使者前来，是告诉宋钦宗应该赶快做决定。斡离不甚至连写封信的工夫都没有，只是让刘晏口头带信：金军的总攻就要开始了，如果皇帝感觉还能支撑，就全力抵御，不要考虑留后手了；如果感觉不行了，就赶快答应金国条件，要么亲自出城议和，要么派亲王、宰相出城，否则一切都迟了。[42]
刘晏的善意提醒还没有结束，进攻就开始了。这次的进攻仍然在宣化门方向，敌人推来四架火梯，试图烧毁城墙上的楼橹。城墙楼橹都有编号，其中“字”字号楼橹不幸成了金人的主攻方向。[43]
城上用撞杆对付城下的火梯，摧毁了其中三架，但有一架却成功地点燃了三座楼橹，一部分金兵乘着混乱登上了城墙。但他们选择的地点却不对，上城后，恰好位于三座燃烧楼橹的中间，前也是火，后也是火，过不去了。姚友仲率军乘机反攻，将他们逼下了城墙。由于天冷水结了冰，无法救火，三座楼橹也化作了灰烬。
另一处，宋军放火牛烧毁了金人的一个洞子，洞子燃烧时，反而将宣化门附近的两座楼橹点燃了。金人也借助火势上了城墙，被宋军击退，损失了上千人马。
到这时，城壕都已经被金人填成了高地，城墙上发生了恐慌，不管下面有没有敌人，发射的弩箭和炮弹数以百计，大部分都只是对空发射。有人如果制止士兵，劝他们不要浪费弹药，就会被指为奸细杀掉。金军在城下先避一避，等宋军发射的间隙，捡城上射下的弩箭和炮弹，反射回城上。城墙已经伤痕累累，最初还有人修，但因为修城的人大都被炮弹砸碎了脑袋，或者被弓箭射死，人们连修理都不敢了。[44]
金军攻势的加强，印证了刘晏的提醒。
闰十一月二十五，大雪仍然没有停止。前一天，皇帝没有给刘晏答复，安排他住在了驿馆内。第二天，刘晏仍然在都亭驿等待着结果。到了下午，突然间驿馆外乱成了一团，人群吵吵嚷嚷向驿馆聚集。到底出了什么事？看门人告诉刘晏，金军已经入城了！
就在说话的工夫，一群百姓已经冲破了驿馆的防卫，向刘晏冲了过来。刘晏吓得大叫：我是为了你们好，才来通报的，不要杀我！[45]
这成了他最后的遗言，愤怒的百姓冲上来，将他抓住撕成了碎片。这位对宋朝怀有好意的使者就这样死于非命。[46]斡离不也许想不到，他出于善意派使者前来提醒宋钦宗，但皇帝却没有能力保护使者。在混乱中，人们已经失控了。(www.xing528.com)
刘晏在死前听说城已经破了，这是否符合事实呢？
闰十一月二十四进攻之后，宋军阵营的士气已经降到了极点。金军在各方面的组织能力都强于宋军。比如，金军进攻城墙死亡人数在两千人以上，他们能在当天就把尸体全部移走处理掉，这既避免了士兵们看到尸体之后出现恐慌，也表现了对烈士的尊重。
但金军攻城时杀死了宋军三百五十多人，尸体就在城上，却没有人收尸。直到第二天士兵们仍然可以看到死去的战友，这些人破脑贯胸的惨状一直在眼前晃来晃去，提醒着活人，等他们死后也会变成这样。
北宋给予守军的赏赐也不到位。王宗濋许诺给士兵委任状、金碗等，都没有兑现，这让士兵们以为皇帝让自己卖命，却不想出足够的买命钱。[47]
到了闰十一月二十五，宋朝君臣都知道不能指望这些士兵了。于是，他们转向了最后一支神秘部队，也是最厉害、最无敌，一定要留到最后使用的那支军队——何
招募的“奇兵”——以及一个叫作郭京的人。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种宗教传统从东汉末年开始，源源不绝一直持续到现代，那就是道教。所谓道教，与哲学上的道家并不是一回事，道家是一种哲学理论，强调一种来自“玄”或者“无”的自然观，在社会上强调简单，减少政府干预，回归自然状态。但道教作为一种宗教，虽然号称来自道家哲学，也强调到自然中去放纵自己，但在组织上实际上是儒教的一个变种，强调对于君臣礼法的遵从，是一个听话的宗教。他们总是依附于统治者，希望统治者在吃鸡时能够分一块鸡腿给他们，而他们崇尚自然只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姿态，实际上是为了入世。[48]
比如，道教中一大分支全真教，在创始人王喆（王重阳）时期，由于天下大乱，他选择了隐藏起来；但他的弟子丘处机（长春真人）就不一样了，当成吉思汗需要长生不老药时，立刻找到了丘处机，他随即放弃了所谓的隐逸，万里迢迢从中国山东到现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去见成吉思汗，试图分一块肉。但由于他“没有长生之药，只有卫生之道”，成吉思汗不感兴趣，把他打发回去了。[49]
道教的组织化和对权力的崇拜接近于汉代的儒教，但它又有一个非常不同的特点，叫作“法术”。儒教从来不重视法术问题，但道教的法术却是五花八门，大致分为炼长生丹、堪舆和奇门异术三类。炼丹又分为炼外丹和炼内丹。所谓外丹，就是用雄黄、水银加上各种矿石，炼成金丹，服用后就可以长生不老。所谓内丹，也叫练气，在唐代盛行，就是什么实物都没有，只要练习吐纳，就可以在体内形成内丹，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由于内丹比起外丹更加简单，所以内丹的流行程度逐渐压过了外丹。
所谓堪舆，指的是道教的一些“实用”技术，主要是勘察风水等。
所谓奇门异术，则包括得更加广泛。最典型的是清代末年的义和团，人人都声称可以刀枪不入，但他们一旦进入战场，就迅速倒在了欧洲人的排枪之下。也许现代人对于义和团相信超能力到不怕死的地步感到吃惊，但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上，奇门异术作为一股暗流，始终是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即便皇帝也会相信有所谓的仙丹、奇门异术，他们盖宫殿、建坟茔也都会找道士去堪舆。
在道教中，炼丹属于较为上乘的功夫，特别进入到练内丹阶段，就已经无法验证真伪了，不用担心被戳破。堪舆属于中乘功夫，家家户户都用得上，但又不把它当作很神秘的事情。奇门异术属于下等道教，因为它可以被验证，比如义和团，弄得不好，不仅面对西方的排炮就把性命搭进去了，还会贻笑千年，聪明人自然要避开这个坑，只有愣头青才会走上奇门异术这条狭窄的路。
宋徽宗时期，恰好是一个道教的高峰期。宋徽宗本人号称“道君皇帝”，全称是“教主道君皇帝”。他在位时更是大肆建筑道观，如玉清和阳宫、上清宝箓宫等，而且他尊崇了许多道士，在他的带领下，整个官僚系统都更加迷恋道教。[50]
宋钦宗末期权力最大的两位大臣，宰相何
与枢密院孙傅都是道教信徒，他们自然相信道教的理论，对奇门异术也不陌生。他们担当汴京城的守卫工作后，寻找这些奇门异术之徒，也就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奇兵”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招募，并隶属于何
的。
奇兵中，最重要的一个头目名叫郭京，他属于道教系统中的草根和无赖一类，属于“下九流”。他号称会李药师的法术，擅长“六甲兵法”。这种兵法使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做起法来可以生擒两位金军元帅。郭京的手下还有不少神人，比如刘宗杰、傅临政等人，有的号称“六丁力士”，还有“北斗神兵”“天关大将”等。[51]
还没被朝廷招纳时，郭京就聚集了汴京城的上千无赖，在天清寺修炼“六甲兵法”。金军来了，北宋朝廷缺乏士兵，就把他招来授了个成忠郎，隶属于何
的奇兵。
最初郭京并没有受到太多重视，但随着北宋士兵的短缺，郭京手下一万二千奇兵就逐渐显出了重要性。这时，他的官已经升到了武翼大夫，朝廷显然是要指望他出战了。
郭京感觉到了自己的重要性，也变得更加大言不惭。他表示，只有在朝廷最危急的时候，才用得着奇兵出击。只要没有到这个时候，他就根本不用上阵。
郭京的名声越传越大，人们称呼他的时候，都恭恭敬敬叫他“郭相公”。他所招募的人也不以身体条件为基础，而要看是否有自己的一套神秘学的理论。只有和他的“六甲兵法”合拍的人才会被招募。有一位卖线的，郭京一见到他就授予将军的职位，因为卖线的“相”很符合他的胃口。另一位叫作刘无忌的卖药道人，因为会头朝下倒立泥中乞讨，也被郭京招募了。有个正规军的武臣愿意当他的裨将，他拒绝了，说：“你正月就要死了，怎么可以当我的裨将？”
人们问他这样的兵怎么打仗，他就回答：“我的兵不用打仗，只管去砍头就行了。”
金军进攻越来越激烈，郭京却越来越镇静，他号称可以在三天之内将敌人打跑，直追到阴山脚下。
闰十一月二十五，北宋的军队实在抵挡不住金军的进攻了，宰相何
与枢密院孙傅请求郭京，这已经是最危急的时候，再不出兵金军就打进来了，郭京才决定在当天出战。
他出战时的规矩很多，先在城墙上挂了天王旗，号称可以让敌人丧胆。之后大开宣化门，派他的人马出战，他自己留在城头上指挥。
汴京城的士兵百姓一听说郭京出战了，纷纷来到城墙上，向下张望，看他怎么打仗。观望者达到了数千人，跟着起哄的还有数千人。[52]郭京一看，连忙命令所有的人都下去，就连守城的将士也不准待在城头上。只有张叔夜率领着数百精兵在宣化门瓮城的城头上做护卫。
平常打仗时，城内的士兵往往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出城作战，一部分爬到城墙上满弓待守。开启城门后，出城作战的士兵们列队走出城门，与敌人厮杀，城墙上的士兵要随时注意城外的动向。如果胜利了还好，但如果失败了，在败军退回城内的过程中，城上的守军就显得非常重要。他们必须拿捏准时间，让过败军，再用弓弩将敌人射回。败军进城后，立刻关闭城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敌军不会乘着混乱进入城中。
郭京让守卫者下了城墙并离开城门，城内的人就无法观察到外面的战况了。整个京城的命运就交给了他的“六甲兵法”。一旦失败，敌人就会乘机进城，守军无法做出快速反应阻止他们。
这个命令在平常可能会被守军拒绝，但整个城市都把希望放在郭京肩上时，就必须承受这种风险。于是，守军们没有抵抗就都服从了。
六甲奇兵出城后，郭京本人留在城头上指挥，将外面发生的一切报告给城内翘首等待消息的人们。很快，他的消息传来：奇兵先锋已经与敌人接战，得到了数百战马。人们听到消息兴奋不已，继续等待着好消息。
过了一会儿，听到消息说奇兵缴获马匹已经数千之多，又一会儿，奇兵已经攻占了敌人的壁垒。郭京的好消息不断，但突然间，城门砰然而闭，人们才意识到刚才的好消息都是假的。
事实上，奇兵部队刚出城，就碰上了敌人的数百骑兵，金军的铁骑一下子将奇兵冲散，一瞬间战斗就结束了。
由于吊桥上压了太多的尸体，留在瓮城上的张叔夜的士兵拽不起吊桥，只好在慌乱中将城门关闭。郭京在城门关闭前的一刻，率领剩余奇兵冲出了城，号称要亲自下城作法，打败敌人。他出城后，乘着乱急匆匆向南逃走。由于当时金军正集中火力攻城，并没有重视这支逃兵，这个汴京城最后指望的“大救星”迅速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外。[53]
离开汴京后，郭京带着残兵一路南奔，还宣称自己可以撒豆成兵，撒草为马。第二年二月份，郭京到达襄阳时，围绕在他周围的还有三千余人。在襄阳，他把军寨驻扎在了一个叫作海子头的地方，他本人则居住在一个寺庙里（洞山寺）。在这里，他找了一个赵姓的宗室，想将他立为皇帝。
襄阳的宋朝官员制置使钱盖、西京总管王襄，以及统制官张思正试图制止他，但郭京不听。恰好在这时，奇兵在汴京保卫战时的作为被流亡的人们口口相传到了这里，郭京的光环褪去了，宋朝的官员对他也不再客气。张思正率军袭击了郭京，将他俘虏，在送往宋高宗行在的途中，由于受到了土匪的袭击，张思正为安全起见将郭京杀死。这一天是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五月初二。[54]
再回头看郭京离开之后的汴京城。由于城门关闭及时，金军并没能顺着城门进来。但随后，他们开始利用云梯爬城。由于事出仓促，金军的准备也并不充分，他们只有一架云梯，可供五十人同时上城。可实际上，只有十几个人登上了城墙。[55]如果按照平常的守卫标准，这十几个人很快就会被守军杀死。但不巧的是，守军大部分都已经被郭京赶下了城。到这时，守军们还没来得及重新回到城墙上，少数城墙上的人见敌人来了，不是作战，而是转身逃跑下城。
十几名金军首先将城墙上的楼橹点燃，引起了更大的混乱。这时，更多的金军也上了城，将他们的黑旗插得到处都是。
城内的百姓一看见黑旗和大火，都大声喊：“金兵已经上城了。”
当大约三百金军上城后，他们分成东西两队沿城墙向两边攻击，将城墙上的守军清除，并利用箭弩压制对手。大量的宋军被压制在城墙下，无法收复城墙的控制权，他们将武器抛弃，四散于城中，成了溃军。
与此同时，金军在城外的铁鹞子骑兵已经待命完毕，一旦城门大开，就迅速向城内杀来，到这时，宋军已经不可能再夺回外城的控制权了。
在四面城墙中，南面最先崩溃，其次是东西两面，只有孙傅守卫的北面城墙抵抗时间最长，到第二天才陷落。[56]
金军占领城门之后，统帅们要求士兵占据城墙，暂时不要下城参与劫掠和厮杀，但他们并不能完全保证军队的纪律。更严重的是，大量的宋朝溃军已经成了首都的最大公害。他们逃下城墙后，开始对城内进行大规模劫掠。百姓们苦不堪言，他们一方面听说城墙失守，另一方面又要受到溃军的骚扰，这座和平了一百多年的城市已经不懂得何为战争，却又不得不承受其最深的打击。
尸体铺满了道路，其中有汴京城的保卫者太尉姚友仲。作为第二次汴京保卫战中的主要指挥官，姚友仲尽全力守卫了汴京一个月。如果没有他，汴京城早已陷落。但他最后没有死于金军之手，却死于溃军手中。
除了姚友仲之外，张叔夜下城后被乱军砍了三刀。金军焚烧通津门时，宦官黄经臣向皇帝的宫阙两拜后投火而死。统制官中，还有何庆言、陈克礼在与敌人对抗中死亡。北宋官员中还有中书舍人高振力战至死。[57]
在新城中，数百金兵来到了醴泉观，这里是一队宋军的驻扎地，宋军人数远远多于金军。但一听金军来了，宋军却迅速崩溃逃走，加入了乱军。[58]公卿大夫都换上粗布衣服，逃到小民家里躲藏。
官员、使臣、士兵、宦官都成了受害者，死亡人数不计其数。到了晚间，除了北宋的溃军，金人中纪律不好的散兵也下到了城中开始掳掠。汴京城四处火光冲天，百姓哭声震地，一副人间地狱的景象。[59]
这些劫掠大都发生在外城，而汴京城的内城（旧城）暂时仍然掌握在宋军的手中，所有的内城城门都已经关闭。但在内城的东城墙中门丽景门（旧宋门）有一个水门，人们就顺着水路进入旧城之中。
旧城内也已经乱成了一团，最大的争议在于皇帝的去留。即便金人攻破了外城，守卫皇帝的部队还有一万多人，马匹数千。张叔夜虽然受伤，但他还是率军力战，让金军遭受了不小的损失，在接下来的四天，他一共杀死了两员金（耳）环贵将。汴京城陷落的当天，张叔夜手中还有两万兵马，加上卫戍部队的一万人，足以保卫皇帝冲出重围。
在这些部队和军官中，最积极的是指挥使蒋宣和李福。他们甚至冲到了祥曦殿，见到了皇帝，催促他赶快逃走。但奇怪的是，宋钦宗竟然并不想走，蒋宣甚至冲上去抓住了皇帝的衣服，想强迫他离开，皇帝吓得大叫：“你是什么人！敢这样做！”
蒋宣恳请皇帝离开，但皇帝找个借口就钻进了内殿。一直守在皇帝身边的秦桧出来，委婉地问蒋宣：“你们这样护驾，真的能够保证皇帝安全地逃出去？”
秦桧的问话让众人沉默了，谁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于是军队就此散去。[60]为了让蒋宣安心，皇帝封他为防御使，意思是不会秋后算账。但不到二十天，皇帝就下诏诛杀了蒋宣、李福等人（十二月十三）。[61]
在城陷后逃走的还有北宋大将刘延庆、刘光国父子。在收复燕云的战争中，刘延庆的失职，造成郭药师无法夺回燕京城，这也成了宋金关系的转折点。金军曾经问马扩这样的人应该怎么处理。但事实上，刘延庆虽然被贬黜，但到了汴京保卫战时又被委以重任。
城陷之后，刘延庆也和张叔夜一样劝说皇帝离开。皇帝拒绝后，刘延庆带领兵马匆匆离去，宣布要先为皇帝夺回一个城门供逃跑之用。他和儿子刘光国率领兵马直扑西城墙中门开远门（万胜门），夺门而逃。[62]
在城池失陷的当天夜里和第二天早上，万胜门就这样四敞大开没有人管，城内的溃军和百姓听说万胜门开了如同洪流一般向万胜门冲去，从这里逃走的有数万人。兵民出城后不知道该去哪里，就向南走，到了皇帝的别苑琼林苑里。在这里，刘延庆父子也在整理军队，准备继续逃走。
闰十一月二十七，在琼林苑聚集的兵民竟然达到了十几万人，刘延庆带领这些人一同逃生，他们向西经过普安院，遇到了金军的铁骑。刘延庆鼓励大家拿出死拼的精神来突围，但士兵和民众都不敢答应。刘延庆只好让他的儿子刘光国率领五十骑兵到金军阵前转了一圈，金军没有袭击他们。刘光国回来后，刘延庆继续鼓励人们前进，这些已经被绑上了战车的人迫不得已，只好向前冲去。他们在金军铁骑的冲击下一触即溃，刘延庆和儿子刘光国都死在了乱军之中。[63]
据称，刘延庆是在金明池中淹死的，而刘光国带着王黼的爱妾张氏逃跑，逃了十余里被敌人追上，只好先将女人杀死，再自杀了。[64]
【注释】
[1] 范仲熊的回忆见他写的《北记》，转引自《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2] 参考《宋史·钦宗纪》。
[3] 参考《梦粱录》。
[4] 参考《汴京遗迹志》。
[5] 参考《汴京遗迹志》。大梁十迹：夷门，古城，吹台，隋堤，上源驿，愁台，陈桥，艮岳，青城，官渡。
[6] 参考《东京梦华录》。
[7] 参考《靖康纪闻》。
[8] 也有书写作王宗礎，现统一为王宗濋。
[9] 参考《靖康纪闻》。
[10] 根据《宋史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为闰十一月初三。
[11]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12] 参考《靖康纪闻》。
[13] 参考《避戎夜话》。
[14] 根据《靖康纪闻》。《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记为闰十一月初八。
[15] 参考《靖康纪闻》。
[16] 参考《续资治通鉴》。
[17] 参考《靖康纪闻》。
[18] 参考《靖康要录》。
[19] 参考《靖康要录》。
[20] 参考《靖康纪闻》。
[21]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一〇三篇。
[22]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一〇四篇。
[23]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一〇六篇。
[24]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一〇五篇。
[25] 参考《靖康要录》。
[26] 参考《瓮中人语》。
[27]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一〇七篇中，杨真诰作杨真干。
[28] 参考《瓮中人语》。
[29] 参考《瓮中人语》。
[30]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31] 参考《瓮中人语》。
[32] 参考《瓮中人语》。《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一一一篇。
[33] 参考《靖康要录》。
[34] 参考《宋史纪事本末》。
[35]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一一三篇载，赵士说为宋钦宗皇伯。
[36]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37]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38] 参考《靖康纪闻》。
[39] 参考《续资治通鉴》。
[40] 参考《靖康纪闻》。
[41]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42] 《三朝北盟会编》引《宣和录》。
[43] 参考《靖康要录》。
[44] 参考《靖康要录》。
[45] 参考《靖康要录》。
[46]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47]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48] 关于道教的讨论，可以参见作者另一部作品《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49] 参考《长春真人西游记》。
[50] 参考《宋史纪事本末·道教之崇》。
[51]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靖康要录》。
[52] 参考《靖康纪闻》。
[53] 参考《靖康要录》。
[54]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55] 参考《靖康要录》。《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记载只有四人。
[56] 参考《靖康纪闻》。
[57] 参考《宋史·钦宗纪》。
[58]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59] 参考《靖康纪闻》。
[60] 参考《靖康要录》。
[61] 《三朝北盟会编》，一同诛杀的还有一个叫作卢万的人。
[62] 参考《朝野佥言》。
[63] 参考《中兴遗史》。
[64]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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