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军虽然撤离，却给宋钦宗留下了三个问题。其中两个和人相关，一个和地相关。
和人相关的第一个问题是作为人质的肃王赵枢的安全问题。肃王本来是替代康王前往金军营地做人质的，按照双方约定，一旦金军退兵，就会将肃王送回。
二月十二，当金军渡黄河时，皇帝派出使臣王俅前往金军营地迎接肃王，但考虑到当时情况危险，金军并没有答应。
金军在河北地区时，皇帝第二次试图要回肃王。[1]但由于李纲、种师道等人坚持军事打击，斡离不更不敢将肃王放回。于是，肃王就成了靖康年间第一个被金军带走的亲王，再也没有回到中原故土。
肃王最初被扣押在燕京的悯忠寺，[2]一年后，徽、钦二帝作为俘虏也开始了屈辱的北行，肃王在燕京加入了他们，被送到了五国城。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十月，肃王死在了五国城。
肃王北狩最大的受益者是康王。如果不是姚平仲劫营，很可能康王会作为人质被金军带走，也就没有了后来的南宋高宗。在肃王怆然离去时，康王却接受了一系列的荣誉，就在二月初十金军退兵的当天，康王被封为太傅、静江奉宁军节度使、桂州牧兼郑州牧、康王。[3]
肃王离开的同时，还有另一个更重量级的人物需要回来，他就是宋徽宗。[4]
金军来到时，满怀艺术天赋的宋徽宗躲到了南方。最初的恐慌驱散后，他将扬州作为自己的驻地安定下来。太上皇一到扬州，东南方立刻乱了套，援助汴京的勤王军大都来自西部，东南部的军队没有一支到达，其原因在于太上皇在扬州断掉了与首都的联系，截留了通往首都的租税，并阻止了东南的勤王之师。他的做派并不像一个退位的皇帝，竟有将北宋政权一分为二之势。
既然金军走了，按道理，他应该回来。但对宋徽宗来说却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他的儿子到底会怎样对待他？
在历史上，太上皇都摆脱不了孤独的命运。在北魏时期献文帝拓跋弘（年仅十七岁）被文成文明太后逼迫退位，将皇位让给了他儿子元宏（孝文帝）。但由于年轻的太上皇不肯完全放弃权力，最后被太后毒杀了。唐太宗逼迫父亲唐高祖退位，因为他杀死了哥哥和弟弟，成了不二的接班人。唐高祖郁郁退位，度过了九年的孤独光景，但至少还是个善终。唐玄宗与宋徽宗的情况最像，都是在大敌当前时逃跑，将御敌的责任留给了儿子，唐玄宗退位后也脱离了社会中心，变成了寂寞老人。
宋徽宗意识到，回到首都汴京，等待他的一定不是鲜花和赞美，而是耻辱的指指点点和冷嘲热讽。他在是否回汴京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但他一天不回汴京，宋朝的权力中枢就会紊乱一天。首先，太上皇身边还跟着童贯、蔡京等大臣，如果太上皇不回来，皇帝甚至担心他会被这群人挟持在南方另立中央，北宋分裂成南北两部分。
其次，太上皇本人也不想回来，而是想到西京洛阳去，在那儿不受儿子的管制，可以继续自由自在，这也意味着北宋将分裂成东西两部分。
再次，哪怕太上皇回去，如果他不肯安分守己当一个无所事事的老头儿，总在背后对儿子的决策指指点点，那么北宋的朝廷同样是分裂的。
如何解决太上皇的问题，成了皇帝和大臣们关注的焦点。按照开封府尹聂昌的看法，不如带兵去把太上皇周围的奸臣都处理掉，太上皇就不能不回来了，这等于是强迫他回来。聂昌的提议被李纲阻止了。
李纲认为，给足太上皇面子，同时劝说他放弃权力，才是最优选项。于是，在北宋最需要加强防卫以免金人再来之时，作为主战派的李纲却首先被派去解决太上皇的问题。
李纲在与太上皇的商议中，提出让太上皇让出大内禁中，毕竟他已经不是皇帝，禁中是给现任皇帝居住的。但皇帝将皇家园林撷景园改为宁德宫，请太上皇居住。
为了让太上皇感到受尊重，皇帝还要时时请安，并允许太上皇和太后在必要的时候进入大内。
太上皇在李纲的劝说下，终于回到了京城，这让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这意味着北宋的朝政不会走向分裂，而是统一在年轻的皇帝手中。人们有理由期待皇帝能够励精图治，重振宋朝的威望。
太上皇回銮后，对宠臣的清理也到了最后阶段。如果要让太上皇彻底交出权力，必须将蔡京、童贯等太上皇的身边人都处理干净。只有太上皇失去了这个圈子，才真正失去对政治的干预能力。
太上皇的宠臣包括两类：第一类是满足宋徽宗私欲和财政需要的能臣，比如蔡京在筹措帝国财政方面用尽了全力，而朱勔则负责替宋徽宗运送花石纲；第二类是那些倡导联合金国打击辽国的人，比如童贯一直是主战派，却由于打不了仗，变成了赎买派，也就是用金钱换取金军帮助，这一派人可以称为变质了的主战派。
在前期的运动中，失势的官员都已经被清理了，比如王黼、梁师成等人；但跟随宋徽宗去往南方的宠臣群体，包括蔡京、童贯、朱勔等人还没有清理，这次就轮到了他们。蔡京、童贯、朱勔都是在这时被处理掉的，他们或者在流放时死亡，或者被杀。
在这些人中，有一个人是最冤枉的，那就是首先倡议联金攻辽的赵良嗣。
赵良嗣于三月二十七被诛杀。[5]本质上来说，如果宋军足够强大，那么赵良嗣的计策是可以成功的，北宋能够获得燕云十六州的控制权。但由于宋军过于软弱，作为使臣的赵良嗣只好一次又一次和金人周旋，才获得了燕京。如果没有他的努力，就不会有燕京的交割。
拿到燕京之后，如果宋军加强防御，也不至于再次丢失。赵良嗣曾经希望引退，不再参与政治，可是宋徽宗不同意，他只好留下来，不想风云突变，功臣瞬间变罪人。
斡离不退兵后，赵良嗣承受了无尽的谩骂，在铲除奸臣的声浪中被赐死。他还被《宋史》写入了奸臣传，留下了无尽的骂名。[6]近千年来，替赵良嗣说话的人不多，但也有人质疑他不仅不应该被列入奸臣传，反而应该正名。[7]
除了两个人事问题，最复杂的还是土地问题。直到金人离开，皇帝和大臣才意识到，他们为了赎买和平，到底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金钱上的代价是巨大的，一下子给予过多的战争赔偿，必然会导致下一场战争。金军士兵薪酬是掠夺制的，他们拿不到固定薪水，到底有多少收获，全看战场上抢多少东西，获得对方多少赔偿。宋钦宗付给二太子斡离不的赔偿让金人开了眼界，自然会让另一路元帅，也就是粘罕和他的西路军眼红不已。就算斡离不已经满足了，粘罕也必然会煽动另一场战争，来满足自己的军队对于财富的渴求。
既然另一场战争必然到来，那么决定胜负的关键，就要看北宋能否防御得住。
不幸的是，宋钦宗发现，如果要防止敌人的下一次进攻，就必然要占有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太原是山西的门户，粘罕之所以占领了更靠南的隆德府和平阳府，却又不得不退回北方，就是因为太原还在宋军手里，可以随时袭击金军的后续部队。河间是东路上最重要的据点之一，而中山位于河北与山西之间，是沟通两地的要道，一旦中山丢失，也意味着金军的东西两路军可以方便地沟通协调，形成策应，到时就不像前一次那样东路军孤军冒进了。
宋钦宗虽然向金军许诺了三镇，但金军却遭遇了典型的执行难问题。皇帝的割地使到了三镇，请求他们配合交割，但三镇不仅不执行，反而加紧了抵抗。
比如中山、河间两镇，当斡离不回师时经过这两个地方，被抵押的肃王，以及割地使张邦昌等人亲自到城下宣读皇帝的诏书，请求他们遵守法令，但都被城上的士兵拒绝了，甚至他们用弓箭石块将说客逐回。[8]
金兵离开后，宋钦宗身边的大臣们也纷纷劝说他不要遵守条约。因为只要执行条约，就是宣判北宋王朝的死期将近；不执行，大不了是拼个你死我活。相比较而言，还是不执行更有好处。比如著名理学家、朱熹的祖师爷杨时就上书表示，三镇“一旦弃之北庭，使敌骑疾驱，贯吾腹心，不数日可至京城”[9]。这样的三镇必须固守，不可丢弃。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如果说问题出在哪儿，只能说皇帝由于被吓破了胆，答应了根本无法执行的条件，现在只好反悔了。
就在金军撤离不久的二月二十五，[10]皇帝派遣工部尚书王云等人出使金军，就提出了另外的建议：希望金军允许北宋保留三镇，但同时，北宋增加一定的岁币，作为三镇的租税交给金国。[11]
这件事金国没有回复。于是，北宋官员开始考虑另外的可能性：既然要违约，就必须首先证明是金人先违约的。斡离不回军时曾经在磁州、相州、大名一带掳掠，杨时认为金军没有和平撤离就是违约，他建议皇帝以此为借口不执行协议。杨时还认定，金军最初答应（是否答应是有疑问的）到黄河就释放肃王，但迟迟未放，也是违约。[12]
另外，皇帝还可以在西路军找借口。由于金军的两路存在协调问题，东路军已经撤退，西路军还在南下占领隆德、平阳等地，这也是违约。
如果仔细琢磨这些借口，不得不说，宋钦宗如果以此为借口，的确是有问题的。关于释放肃王问题，金军从来没有答应到黄河就释放他，只是宋廷的一厢情愿罢了；金军在河北的掳掠是战争中无法避免的混乱，即便统帅想制止，也无法完全避免；西路军南下更多是古代通信的时间差问题。粘罕向南进军时，并不知道协议已经签署，也就无法停止进军。当然，如果说金军将协议执行得不折不扣，也不确切。
如果宋金双方能相互谅解，这一切都不是大事。可一旦有一方不准备谅解，而是寻找机会推翻协议，那么利用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也就成了唯一的途径。
三月十六，皇帝向三镇下发抵抗的诏书，他宣布由于金军首先摈弃盟约，宋军不得不抵抗。皇帝采取主战派的主张，首先罢黜那些参与了和谈的官员，在本书中一度占据了主要舞台的李邦彦、李棁、李邺、郑望之等人同时丢了官，与赵良嗣的区别只是他们没有被杀掉。可见，在宋朝从事外交工作也是危险的职业。
皇帝派遣种师道、姚古和种师中三员大将去支援三镇。这一次他显得信心十足，表示“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与人”[13]。
宋朝皇帝前后不同的态度首先给粘罕的西路军带来了混乱。粘罕占据了隆德、平阳，但无法拿下太原，正在进退两难之际，突然收到宋金议和的消息，协议中包括割让太原，宋朝甚至派来了一个叫作路允迪的割地使。粘罕意识到这次进攻不可能更进一步了，捞到太原也不错，于是下令退军，北归去接收太原。
到了太原城下，路允迪帮助金军招降太原，但太原守将却表示，他们收到了皇帝的最新诏书，与路允迪的说法恰恰相反，诏书不仅不是让他们交割太原，反而是要求更加坚决地抵抗。[14]粘罕什么便宜也没有捞到，一面命人继续围攻太原，一面率军北上休整。
四月，一个更好的机会似乎出现在了宋钦宗面前。这个机会是由一个金人的使团带来的。
由于北宋不想交割三镇，金国派遣了一个使团，由萧仲恭与赵伦带队前往宋廷，催促交割事宜。[15]但宋钦宗并不想交割，将使团留置了下来，不放回金国了。
使团的首领萧仲恭是一位辽国的降将，与辽国另一员大将耶律余睹很熟悉。耶律余睹在金军中担任监军，是非常重要的武职官员。北宋的接待使了解到，萧仲恭似乎对金国并不满意，经过交谈，更进一步知道耶律余睹也过得不顺心，这两人对金国并没有太多忠心。
经过与萧仲恭等人的商讨，宋钦宗决定不再扣押萧仲恭，放他回去。皇帝亲笔在黄绢上写了一封信，封在蜡丸中，交给萧仲恭让他转交给耶律余睹，招降他反对金国。皇帝暗地将山西许诺给耶律余睹，只要他反金，他可以在山西建立一个与北宋友好的世袭政权，相当于宋金之间的一个屏障。[16]
北宋君臣满怀期待地将萧仲恭等人送走，等待耶律余睹的答复。如果这两个人决定反对金国，那么山西一带的压力就会降下来，北宋可以对付河北一带的金兵。
宋钦宗没有想到，他犯了一个和他父亲一样的错误。宋徽宗曾经试图招降辽国天祚帝，被金军截获了他的圣旨，成了金国攻宋的一个好借口，这已经是很大的教训。到了儿子宋钦宗，又试图招降耶律余睹，还同样留下了文字把柄。
在这之前，宋钦宗一直在金人面前与父亲撇清关系，表示以前的错误都是老皇帝犯的，老皇帝已经退位，新皇帝不应该承担以前的责任。但这件事之后，金人已经明白这父子两人秉性是多么相似，就连做事的风格都一样。
萧仲恭并没有想投靠北宋，他之所以答应，只是因为北宋不让他回去，他需要找个策略离开。[17]耶律余睹更没有谋反的意图，他甚至不知道北宋皇帝会给他写信。于是两人共同将宋钦宗的蜡丸绢书上交给了金人。从这时开始，金军基本上放弃了对北宋的指望，开始准备新的军事行动。
宋金之间的对决也就在这样的气氛中逼近了。
既然宋钦宗也准备依靠军事解决，除了招降耶律余睹之外，在自身军事准备上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四月时，针对金军可能再次南下的形势，李纲向皇帝上书提出了八项建议。这八项建议都是针对北方战备的，分别是：
第一，唐代藩镇虽然导致了安史之乱和后期的地方割据，但由于北宋的最大问题是指挥权不统一，军队战斗力不强，因此可以考虑在北方边境地区建立一批藩镇，让藩镇负责带兵，并征集军粮，给予世袭的权力，保卫边疆。
第二，王安石时代建立了保甲制度来训练民兵，但后来保甲制度时废时兴，名存实亡，作为非常时期，应该考虑恢复保甲制度，利用人民对家乡的忠贞来保卫国土。
第三，战争中以军队最为重要，军队中又以战马最为重要，由于金军几乎将马匹都掳掠一空，因此，养马乃当务之急，需要政策扶持和指导。
第四，河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池塘沼泽遍布，但到了北宋时期，由于人们开荒种地，将河北变成了一望无际的大华北平原。没有池塘沼泽，河北就彻底丧失了防御手段，因此，需要恢复一定的池塘沼泽，以备军事防御之需。
第五，河北、山西的城池坏了很多，需要大修。
第六，免除战乱区的租税，尽快恢复生产。
第七，尽快想办法吸引商贩，用市场经济的做法解决河北、山西地区的粮草问题。
第八，之前朝廷筹措军费，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盐税和盐钞，北方地区的盐主要出自山西解州的解池，但宋徽宗初年解池被水冲了，朝廷规定从南方海边运盐代替解盐，从此北方军费受到了影响，现在应该恢复从解州供盐的制度，不要让南方盐运到北方来。[18]
这些措施有的是军事的，有的是经济的，但整体上都是为了战争服务。如果用现在的眼光看，第二、第三、第五、第六、第七条都是非常必要的措施，第一、第八条虽然看上去会让现代人产生抵触，但仍然是很必要的，第四条工程太大，恐怕很难实行。
宋钦宗表面上答应了大部分改革，却由于行政效率的低下，全都搁置了，没有对战争产生任何的帮助。
五月，对宋军的打击来到了。金军退师后，宋军在河北、山西地带的防御主要依靠三个人，分别是种师道、种师中与姚古。五月初七[19]，由于种师道过于年迈，向皇帝上书请求退休，在三位战将中，种师道经验最丰富，他的离职让宋军少了一员统帅级的人物。
剩下两员将领中，姚古负责山西地区的防务，粘罕退军后，姚古收复了太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但宋军想要解围太原，却屡屡无法成功。
金军对于太原的封锁做得很好。太原虽然在张孝纯等人的坚守下固若金汤，但金军在城外却筑起了障碍，将整个城池困在了中央，彻底断绝了城内与城外的联系。在金军围困汴京时，虽然汴京防御力量不足，却一直是和外界保持联系的。金军在汴京城外的西北角，外界的物资和人员却利用东南角的城门进出。与汴京不同，太原完全和外界断绝了联系，物资彻底中断，粮草匮乏到了极点，这逼迫着宋军必须赶快援救太原。
姚古从太原的西南方出发，去解救太原危机，没有成功。宋军不得不考虑利用种师中在河北的军队。种师中率军护送斡离不离境之后，大军停留在河北地区的大名府附近，皇帝给他的新任务是从河北穿越太行山的井陉关进入山西境内，从东南方进军，与姚古的部队形成钳形攻势，夹攻太原外的金军，将他们赶走。
种师中穿越井陉后，到达了平定军（现山西省平定县），接着又克复了寿阳县（现山西省寿阳县）、榆次县（现山西省晋中市），距离太原已经是咫尺之遥了。
但种师中并没有急着进攻，而是选择了占领这些据点的同时，继续以太行山以东的真定（现河北省正定县）为基地驻扎。
种师中不急于进攻，北宋朝廷却等不及了。恰好这时，传来情报说金军大部队已经回北方度夏，只有一些散兵负责畜牧养马。按照宋代的指挥制度，虽然种师中与姚古都是一方大将，但制定战争决策的机构却是汴京的枢密院。当时负责枢密院的是知枢密院事许翰，他是个爱纸上谈兵的人，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逼着种师中与姚古赶快进攻，如果不进攻，就治他们“逗挠”（怯阵不敢作战）之罪。[20]
“逗挠”之罪在军事上是严重的罪行，甚至可以判处死刑。种师中本来是希望稳扎稳打，既然已经接近了太原，就不妨停一停，制定一个更加可行的计划再上阵。否则不仅无法打败金军解放太原，反而连已经获得的城池都可能丢失。但在许翰的逼迫下，他不得不感慨着率兵前进。
按照许翰的策划，除了种师中一道，姚古也要从西路进军，形成夹击。[21]由于夹击讲求速度和时间，种师中不能带太多的辎重，尽量轻装向太原前进。
种师中先到了寿阳县境内一个叫作石坑的地方，遭到了金将完颜活女的袭击。事实证明，金军主力北归的消息是错误的，他们留了足够的人马在南方，只是隐藏了起来，好吸引宋军进攻，进行伏击。(www.xing528.com)
种师中与完颜活女打了五仗，其中赢了三场，败了两场。他突破了金军，继续经过榆次来到了距离太原只有百里之遥的杀熊岭。
按照军事规划，当种师中来到榆次时，姚古也应该率领军队来到太原附近，双方建立联系后共同进攻太原。但姚古手下有一位叫作焦安杰的统制，宣称粘罕从北方回来了，进攻太原已经不可能了。听到这个消息，姚古选择了按兵不动，因此并没有与种师中合兵。到这时，就只剩下种师中孤军奋战了。
更麻烦的是，出于速度的需要，种师中并没有携带足够的粮草，队内已经发生了饥荒，每天每人只能分得一勺豆子，这样持续了三天。[22]五月十二[23]，金军听说这个消息后，立刻展开了进攻。
金军首先进攻种师中右军，将其击溃，前军也跟着逃走。种师中率领中军奋战，用神臂弓将敌人击退。到这时，种师中还能稳住阵脚。
北宋的军队有一个习俗，打仗时为了让士兵卖命，必须当场给予丰厚的赏赐。弓箭手击退金军后，向种师中要赏赐。但库吏却告诉种师中，由于轻装上阵，没有带奖励士兵的物品，数来数去，只有十几个银碗，显然不够用的。[24]战士们听说这个消息，意识到宋军已经既无粮草，也无财富，继续打下去除了死亡什么也得不到。他们纷纷逃走，将种师中抛弃了。
战斗打了一上午，最后只有百人左右的团队跟随着种师中，直到战死。在死前，还有人劝说他突围而去，但他拒绝了，力战而死[25]，时年六十八岁。
种师中死后，金军继续进攻姚古的部队，将姚古击回了隆德府。
这场战役以北宋损失一员大将、太原解围失败告终。当失败的消息传回京都，汴京的官员虽然无力帮助前线打仗，在追责上却无比用力。瞎指挥的许翰被免了职[26]，谎报军情的统制焦安杰也被李纲砍了头。
作为山西一路统帅的姚古也承担责任，被免去了军职，送往广州安置。到此为止，原本防卫北方边界的三员大将最终以种师道辞职、种师中战死、姚古免职为结局。最有战争经验的三员大将都因为指挥系统的紊乱而去职，将防卫北方的重任留给了更加没有经验的人。
种师道、种师中、姚古之后，在首都，主和派突然间又成了主流。此刻主和派的代表人物是一位叫作耿南仲的大臣。他表示老将死的死退的退，朝廷已经没有能打仗的将军了，劝说皇帝交割三镇才是上策。
此时首都主战派的领袖是李纲。李纲是个典型的文臣，只是在汴京保卫战时期依靠满腔热血临时担任了指挥角色。按照他的本意，知道自己不善于带兵，一旦军人接手防务，自己就退出武职。
但耿南仲等人对皇帝的喋喋不休让李纲义愤填膺，他争论说三镇不能交割，必须守住。不想耿南仲立刻做了个顺水人情，请李纲担任武职，去北方帮助皇帝守住三镇。
宋钦宗也在为没有人能打仗感到发愁，听了耿南仲的建议，立刻下令，任命李纲担任两河宣抚使，接替种师道的角色；同时任命刘韐作为李纲的副手，接替种师中的角色；解潜担任制置副使，代替姚古的角色。
防卫北方的三驾马车换成了李纲、刘韐和解潜。后两者都是有战功的武将，只有李纲是个文臣。
李纲知道自己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是政治对手要将他清洗出京都的策略，所以才想出这样的办法。在争辩无果的情况下，他只好选择上任。[27]
他上任时，宋军已经越来越混乱。种师道时期，由于老将军是武职出身，还有足够的威信保持军队的稳定。李纲作为文人在首都有很高的威望，但在军队中却说不上话。更复杂的是，宋钦宗曾经信誓旦旦要用武力解决问题，但种师中死后，皇帝在耿南仲等主和集团的劝说下，又没有那么坚决了。他让李纲上任，并不是信任李纲，而是让李纲尝试最后一次武力保卫三镇，如果还不行，就要彻底倒向主和派了。
朝廷中的主和派虽然暂时不敢完全反对武力，却三心二意，出工不出力。全军上下都知道朝廷的情况，对李纲等人更是阳奉阴违，使得军队指挥彻底失控了。
这一切，就注定了李纲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他的任务就是战败并退出政治舞台，他的战败会被围绕在皇帝身边的主和派屡屡提及，成为必须寻求和平的证据。
但在七月初，皇帝还没有最终倒向主和派，还在尝试着采取强硬主张。一方面，他继续清理宋徽宗身边的大臣（蔡京、童贯等人都是在这个月死亡[28]），另一方面，分别遣使前往金国皇帝、左副元帅粘罕（两次）、右副元帅斡离不处，坚决要求用租税代替割地，请求免于割让三镇。[29]
在战争准备方面，李纲进行得并不顺利。皇帝让他担任宣抚使，是想让他完成两个任务：第一，解太原之围；第二，守住北方防线。皇帝的目标明确，可是又给了李纲多少资源呢？
首先，在李纲没有离开汴京时，皇帝给他招募了两万兵，但由于金人已经将马匹掳掠殆尽，士兵没有马可以骑。李纲请求皇帝从民众手中买马，估计可以搞到几千匹，但刚发出文告，开封府就以骚扰民间为由请求终止了。
李纲将两万人分成五支军队，每军四千人，恰好河北发生了叛乱，于是派左军去镇压。右军又拨给了副使刘韐，给李纲剩下的只有一万两千人。出征前，李纲请求银、绢、钱各百万作为军费，朝廷最后总共只给了二十万。
原本定在六月二十二出发，但由于事情过于仓促，李纲请求延期。这被当作他害怕了的表现，于是，他只好仓促于六月二十五出发。出发前皇帝倒是做足了功课，在紫宸殿和琼林苑分别赐宴，期待这支一万两千人的兵马凯旋。
七月初，李纲来到了河阳。河阳是连接山西和洛阳的黄河渡口，也是西路防卫的最关键地点之一。他在河阳停留了十余日，为的是训练士兵，让这支仓促组建的队伍有战斗能力。另外，由于宋军军纪败坏，有逃跑的，有抢劫的，有偷窃的，李纲都采取严格的军法加以惩戒，从而提高了士气。
接着他进入怀州。怀州夹在太行山和黄河之间，战略地位更是无可置疑。在怀州，李纲要解决的是缺马问题。对于古代军队来说，再高的士气也无法代替马匹。这时有一个人叫张行忠，他提议说，整个国家都没有马了，但还有另一个办法：人怕马，但马怕车。他设计了一种战车来对抗金军的骑兵。每一辆车由二十五人操控，配备有弓弩、刺枪和盾牌，组成车阵可以抵御马匹的冲击。李纲非常感兴趣，叫人造了千余辆车，在怀州练兵。[30]
李纲造车之举是值得商榷的事件，这说明他知道宋军的弱点在哪里，也想去解决，但他的做法是否能解决，却没有结论。在大敌当前时，大规模推广一个没有经过检验的笨重器械，并不是一个令人放心的方法。
李纲造车的行为引起了皇帝极大的不满，宋钦宗想要的是尽快解太原之围，而李纲反而在后方迟迟不进。皇帝下诏将招募的士兵全部解散了。也就是说，李纲花费的所有心血都归于流水。失去这支一万两千人的小军队后，他成了一个没有兵的统帅，实际上被架空了。
接着皇帝开始越级指挥，他不断地催促各地的将领集结，一同去解太原之围。这些将领包括：宣抚副使刘韐，制置宣抚副使解潜，查访使张灏（太原守将张孝纯的儿子），勾当公事折彦质，都统制王渊、折可求等。他们制定计划，于七月二十七从各路进军，其中刘韐、王渊负责平定军和辽州（现山西省左权县）两路，解潜和折彦质负责威胜军一路，张灏、折可求负责汾州（现山西省汾阳市）一路，范琼屯南北关。
皇帝的思路还是和上一次种师中、姚古联军一样，希望从不同方向同时进攻，压迫敌人直至太原城下。上一次种师中虽然到了，姚古却没有赶到，其背后深层的原因，是指挥权的不统一，两路军是并列关系，互不隶属，缺乏一个统领全局的统帅。这一次，宋钦宗自认为能够担当这个统帅，但由于距离遥远，所有的将领都听从皇帝的，就意味着所有的将领都自行其是，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
出师之后，刘韐最先遇敌，被金人击溃。解潜是最积极的，他从山西南部向北到达南北关，与金军相遇，双方大战了四天，不分胜负。但由于其他所率部队各路都没有跟上，无法牵制金军，金军得以调来援军。解潜由于没有后援部队，所率部队最终崩溃了。[31]
作为名义主帅的李纲由于没有兵，也没有指挥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宋军失败。
八月份，张灏、张思正、折可求等与金人轮番相遇，发生战斗，均以失败告终。当宋军战败的消息传来，位于山西的威胜军、隆德府、汾州、晋州、泽州（现山西省晋城市）、绛州的老百姓纷纷开始逃亡，他们不再信任宋军的保护，担心金人把黄河以北的土地和人民都割走，于是渡过了黄河，向南方撤离。[32]
这一系列失败也成了皇帝再次转向的节点，从这时开始，外交活动更加频繁，军事行动却又搁置了下来，皇帝下令不得轻易进兵，从湖南来的援军也被按下。
由于李纲无法指挥战争，他再次被免职，皇帝强迫已经退休的种师道出山接替他。
李纲走上了他漫漫的贬职之路。他先是被封为扬州知州，但随后又被安置到了建昌郡（现江西省南城县），还没有走到地方，又被发配到了更远的宁江（现重庆市奉节县）。当“靖康之耻”最后结局来临之时，他已经脱离了舞台的中央，无法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了。
李纲是有一定优势的，他擅于鼓动士气，并有着坚决的信念，任何时候都不肯和金军妥协。他在第一次汴京围城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这个作用又存在着一定的夸大。事实上，他只率军抵抗了两天，宋钦宗就和金军讲和了，并做出了无法挽回的巨大让步。李纲既没有机会继续与金军作战，也没有机会阻止皇帝让步。后期等种师道等勤王军到来后，李纲就被边缘化了，起到的作用更加有限。
李纲在人民中间有极高的威信，但在军人中间却一直被看成是外来的生手。在宋代的军事体制下，李纲不可能找到施展的舞台。更何况他坚决主战的态度也让许多主和派看不惯，于是，主和派和军人集团都不喜欢他，集体排斥他。他的离开是必然的，即便留下也会毫无作为。
接替李纲的种师道虽然是名将，但等他上任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个老“光杆司令”没有带一兵一卒前往河阳。在那儿，他碰到了金国使节王汭。他从使节的言辞判断，金军又要进攻了，于是立即上奏皇帝。此时北方的军队已经指望不上了，形势比前一年还要严峻，种师道上书请求皇帝移驾长安。长安位于关中的四塞之地，又是种师道的根据地，金军很难进攻那儿。当汴京没有了皇帝，反而更加容易保卫。
但他的建议被斥为逃跑主义，没有被采纳。十月初，病重的种师道交出了兵权，由刘韐代替，刘韐还没有出发，又换成了范讷。[33]在这一系列的换人过程中，老将军种师道撒手人寰，他享受了皇帝给予的最后哀荣，也不用再为风雨飘摇的北宋皇朝送葬了……
【注释】
[1]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王俅在中山府望都县追上了肃王，但金军以还没有交割三镇为借口拒绝放回。
[2] 陆游《老学庵笔记》。
[3]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4] 关于宋徽宗回銮的描写，最好的是李纲的《靖康传信录》，本部分就根据他的回忆录整理。
[5]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6] 参考《宋史·赵良嗣传》。
[7] 如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就试图为赵良嗣正名。
[8]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9] 参考《宋史·杨时传》。
[10] 参考《宋史·钦宗纪》。
[11]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七十篇。
[12] 参考《宋史·杨时传》。
[13]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七十四篇。
[14]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七十五、七十六篇。
[15]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16]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七十八篇。
[17] 参考《金史·萧仲恭传》。
[18] 参考《靖康传信录》。
[19] 参考《皇宋十朝纲要》。
[20] 参考《靖康要录》。
[21] 《宋史纪事本末》，还有一路叫张灏的也同时出击。
[22]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引《靖康小雅》。
[23]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24]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25] 参考《宋史纪事本末》。
[26] 参考《靖康要录》。
[27] 参考《靖康传信录》。
[28]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29]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七十九到八十二篇。第八十三篇是粘罕拒绝的回书。
[30] 参考《靖康传信录》。
[31] 参考《靖康传信录》。
[32] 参考《宋史纪事本末》。
[33]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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