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宋钦宗在吴敏的推荐下见到了李纲。在奏对中，李纲总结了金军出兵的五大欲求，认为他们的军事行动要达到的目的是：第一，称尊号，获得北宋的尊重；第二，索还逃亡者，加强人口；第三，要求增加岁币，获得更多收入；第四，要求犒师，即一次性的物资赔偿；第五，割地。
他认为第一、第二项，对于北宋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影响，应该满足对方；第四项一次性赔偿，对北宋来说只是一次性支出，也可以尽量满足对方。
但第三项，由于宋徽宗许诺的岁币已经很高，加上是持续性支出，每年都要交，所以不能轻易许诺再增加岁币。至于第五项，更是万万不可，这不仅是土地丢失的问题，而是意味着北宋将失去屏障，未来守不住。
李纲建议皇帝在这个指导原则下与金军展开较量，同时不要懈怠军事上的准备。[1]
第二天，宋钦宗任命李纲为兵部侍郎。这是李纲第一次跻身于北宋重要官僚行列，但仍然不算是最高的宰执级官员，没有资格参加国务会议。宋代官阶最高的几位官员称宰相，还有几个副宰相称为执政，共同组成最高官员群体。
正月初四，金军正在渡河的消息传到京城，宋徽宗已经离开，宰执级的官员都在劝说宋钦宗赶快逃走。他们大都认为[2]，宋钦宗离京之后的第一选择应该在襄阳一带。
为什么是襄阳？这就要从中国的地理结构谈起。在中国，秦岭—淮河将国家分成了南北两部分，沟通这南北两部分的道路主要有三条，分别是从陕西入四川的西路（也叫蜀道），从淮河到长江流域的东道（宋徽宗逃亡时所走的道路，运河也修建在这条路上），以及从河南中部经过南阳、襄阳到达湖北、湖南的中路。中路位于三条路中间，而襄阳又在中路的中间，所以被认为是中华的地理中心，也是历代兵家的必争之地。如果宋钦宗逃到这里，比起宋徽宗逃到江南要好看一些，同时也可以说是为反攻做准备。[3]
除了襄阳，也有人建议西去长安组织反攻[4]，也就是选择西路。
如果能进行有序组织，皇帝撤离首都也不算是错误的选择。在全局性战争中，首先要保证的是皇帝的安全，因为皇帝就是指挥系统的最高首脑。其次，等皇帝撤离了，还要对整个首都的平民进行有组织的疏散。平民撤离完毕，军队再入驻，展开顽强的防守，守住都城，并在合适的时机进行反攻。
由于金军兵马并不算多，只要组织得当，是可以利用上述策略将他们击败的。
但这样的策略只存在于人们的理想之中，现实却是，由于金军来得太快，朝廷仓促准备，一旦皇帝出走，不仅无法组织有效的平民撤离和军事防御，反而会导致后方的大混乱和战线的崩溃。可以想象，只要皇帝一离开，溃兵立刻就会逃离，把平民丢下不管，而平民由于缺乏有效组织，很可能会出现一次踩踏式的大悲剧。溃军和难民还会冲击其他区域，北宋的军事将彻底瘫痪。
因此，考虑到实际情况，要想组织有效反击，皇帝不仅不能离开首都，还必须负起责任，鼓励士兵，防止哗变。
李纲作为兵部侍郎，在宰执们开会时并没有资格参加。但他越级来到了开会现场与宰执们辩论。他慷慨激昂地表示，如果皇帝逃走，哪怕是去襄阳，整个大宋江山也就完蛋了。在他的鼓励下，皇帝终于决定留下。
为了让李纲在未来可以参加国务会议，皇帝问下属，宰执级官员中是否还有空缺？恰好尚书右丞有缺，皇帝就现场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尚书右丞虽是执政级官员的最低一档，却让李纲有权参加国务会议了。
直到正月初五，皇帝仍然处于摇摆之中。他的日常用品甚至都已经装车。李纲煽动了禁卫军，让他们表示坚决不走，再以此胁迫皇帝，让他明白即便上了路，也有可能被军队抛弃。皇帝决定不走之后，李纲又用皇帝的名义去强迫大臣留下。[5]他几乎是凭借个人的力量威逼利诱，才将整个朝廷留在了京城。
当天，皇帝在李纲的半强迫半说服下来到了宣德门慰问士兵。皇帝只是象征性地露一下面，李纲与吴敏却借机大做文章。他们在士兵面前大声朗读着事先准备的檄文，每读一句，下面都激动地应和着，直到所有人感慨泪下。
汴京被弃城的危险暂时过去了，但接下来，是怎么守城的问题。由于承平日久，人们不仅忘记了怎么守城，甚至连守城的工具都没有了。我们不妨看一下李纲时代的北宋汴京城是什么样子的。
北宋汴京城包括内城和外城两座城墙，内城（也称旧城），周长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修建于唐朝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外城（也称新城，罗城）修建于五代时期的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四月，周长四十八里二百二十三步。[6]
根据传说，宋太祖赵匡胤决定定都汴京时，曾经对城墙进行过一次改造。这次改造的图纸最初是由宰相赵普设计，设计方案颇有唐代风范，城市街道横平竖直，坊市燕然，但宋太祖看了大怒，立刻让赵普重新画了一张图，图上曲曲弯弯，到处是不合几何学的地方。于是，北宋的首都看上去如同一个委屈的古怪城市，一直持续了一百多年。
到了宋神宗时期，曾经试图对城市进行改造，但最后也没有改成，只是增加了一圈女墙作为保护。
宋徽宗大建宫室的时期，终于有机会将首都美化一番。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改造工程开始，将原来不平的地方都拉直，并扩大了一部分，于是首都外城的周长扩大到了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重修之后，首都的确漂亮了很多，但由于城墙过于笔直，反而容易受到攻击。金人的大炮在四面轰击时，会引起大规模倒塌。[7]
汴京城墙的内城墙一共开了十二个门，东城墙三门：靠北的叫望春门（旧曹门），往南分别是丽景门（旧宋门）、角门子；南城墙三门：中间的叫朱雀门，东面的叫保康门，西面崇明门（新门）；西城墙三门：从南往北分别是宜秋门（旧郑门）、角门子、阊阖门（梁门）；北城墙三门：中间景龙门，西面天波门（也叫金水门，传说中的杨家将的府邸号称天波杨府，就在这个门旁），东面安远门（旧封丘门）。
汴京城的外城墙更加复杂，一共十二个陆城门和八个水门，陆门分别是：东城墙两门，南朝阳门（新宋门），北含辉门（新曹门）；西城墙三门，南顺天门（新郑门），中开远门（万胜门），北金耀门（固子门）；南城墙三门，中南薰门，东宣化门（陈州门），西安上门（戴楼门）；北城墙四门，从东往西分别是长景门（陈桥门）、永泰门（新封丘门）、通天门（新酸枣门）、安肃门（卫州门）。
外城由于有三条大的河流贯穿，又形成了八个水门，供货物进出，每个水门里都有铁闸，随时可以放下，防止外面的敌人偷袭。其中汴河上水门分成南北两个，称为大通门和宣泽门，下水门南北分别称为上善门和通津门，惠民河上水门叫普济门，下水门叫广利门，广济河上水门叫咸丰门，下水门叫善利门。[8]
为了御敌，外城的城门大都带有三层瓮城，扭头开门。所谓瓮城，指的是一个城门不是一道单门，而是在城门位置修建一个与城墙同高的围子（即瓮城），围子上开两个门，一个门对着城内街道，一个门对着城外，人们要从城内出到城外，要先经过内门进入围子里，再从围子经过外门到达城外。敌人来进攻，即便攻破了外门，也只是进入围子里，反而更容易被守军从瓮城城墙上瓮中捉鳖发动攻击。汴京的瓮城是三层，意味着有三个门，更加稳固。
所谓扭头开门，是指瓮城的内外门不是正对着的，人们从城内的街道先经过内门进入瓮城，瓮城里的路要转一个九十度的弯，再通向外门。这种扭头门的设计是为了避免攻城方的大炮直射，也是增加攻城方的难度，加强守卫实力。
不过，御道上的四个门——南薰门、新郑门、新宋门、封丘门，由于皇帝经常使用，都修的是直门两重，这四个门就成了防守方最薄弱的环节。
在城墙外，有一条宽十余丈的护城河，名叫护龙河。河两岸遍植杨柳，粉墙朱户，禁止行人往来。[9]城墙上每隔百步就设一个马面，所谓马面，就是比城墙更宽，向城外突出的墙体，由于更厚，不仅可以抵御炮火的攻击，也更容易对付城下的敌人，避免形成死角。马面上有战棚，以及躲避弓箭的女墙。城墙内有专门的牙道种植了树木，每两百步有一个武器库。在首都有一个机构叫京城所，专门负责武器与城墙的维修。
这种看似非常专业的设置，还是只存在于理想之中，现实却是另一副模样。当李纲和宰执们争吵时，京城所负责人陈良弼立刻跑了过来，向皇帝报告首都是守不住的。[10]因为宋徽宗修筑城墙时只考虑了美观，没有想到京城会遭受攻击，因此将城墙的防御功能减弱了。
改造时拆掉了用于防御的木制塔楼（楼橹）[11]，考虑到天下太平的局面，楼橹迟迟没有修复，就是有一些旧楼橹，也由于改造工程采取了新式墙面，和旧楼橹的制式已经不合拍了。旧楼橹比较大，在城墙上无法放置，可如果截成两个，又太小了。虽然京城还存着不少木料，但需要五千木匠一个月才能建好。[12]
更麻烦的是，在城东的新宋门外，有一个叫作樊家冈的地方，这里由于接近皇家禁地，在开挖护城河时深度不够，成了防守的最大薄弱点，再补挖已经来不及了。
京城所的人都没有信心，李纲又该如何处理呢？
从正月初五皇帝决定留守，到正月初八金军到来的这几天，成了李纲唯一能利用的空档期。他立刻将全城动员起来，由于汴京已经一百多年没有遇到过战争，市民早已适应了和平的生活，动员起来可以，但要教会他们干什么，却并不容易。
在人员上，李纲给每一面城墙配备了一万两千名正规军，同时有大量的保甲、居民和厢兵来为正规军服务。正规军按照每百步配置在城墙上。为了避免人多杂乱，他还专门安排了宗室、武臣、从官等为提举官，负责协调指挥，避免混乱。由于城门是最难防守的地方，就由中贵、大小使臣分别领兵把守。
由于防御器械缺乏，制造器械也成了重要工作，汴京城准备的器械包括多种，除了马面上的战棚之外，还有保护城墙的毯子，重新给城墙装上大炮和弓弩，运送大量的砖石做炮弹，砖石也可以用于修补城墙缺口。当敌人爬墙时，必须放下檑木将他们滚下地面，同时还要预备火油和火炬烧他们的云梯。
除了城墙防御系统，李纲又准备了四万兵马分成前后左右中五个军，每军八千人。军队内部设立大小官员（统制、统领、将领、步队将），层层负责，抓好部队的训练工作。
在城外，也有两个战略性地点必须加以防御，它们是位于城东新宋门外的樊家冈，以及同样在城东的东水门外的延丰仓。
樊家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城外的一片高地，同时又是护城河最窄的地方，李纲派遣了五军中的后军驻扎在樊家冈，防止敌人靠近。
延丰仓是汴河边的一个大仓库。汴河上的漕船从南方来到，首先经过东水门，所以东水门一带就成了仓库最密集地所在。从南方来的漕粮许多就储存在这些仓库中。比如城外的延丰仓[13]、顺成仓，东水门内的广济仓、富国仓、广盈仓、万盈仓、永丰仓、济远仓。除了东水门内外，在整个汴京城的仓库一共有五十多处。[14]
作为城外最重要的仓库之一，延丰仓里存粮（粟豆）还有四十万石，考虑到四处勤王的军队正在赶来，当他们来到城外时，要从这里获取粮食，所以必须派兵把守。[15]李纲派遣了五军中的前军专门把守延丰仓。剩下的三支军马则放在城中，作为机动部队使用。
正月初七，金人已经来到了汴京城外，他们首先向着城西北方的牟驼冈扑去。
牟驼冈是城西北角一片如同沙堆的高地，三面环水，靠着一个叫作雾泽陂的水塘。[16]牟驼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里是皇家御用马匹的马厩，养着两万多匹马。[17]当年郭药师曾经受邀在牟驼冈打过球，知道位置的重要性。一旦获得了牟驼冈，不仅解决了马匹问题，还解决了饲料问题。正是在郭药师的带领下，金军才将北宋的皇家马匹一网打尽。斡离不兴奋地对带路的宋降臣沈琯说：“南朝真是没有人，如果他们有一两千人守卫黄河，都不可能放我们过来。”
从这一天傍晚开始，金军发动了对汴京城的攻击。由于他们占领的牟驼冈位于京城西北部，因此城墙的西面和北面成了最主要的进攻区域。
首先被进攻的是位于西面的水门宣泽门，俗称西水门。这道门建在汴河的上水方向。在一个城市里，除了陆路城门之外，水城门往往是防御最薄弱的环节。陆门大都有瓮城和几道门，但水城门只有一个水闸，平常将水闸拉起，就可以通船，到了夜里（或者需要防御时）将水闸放下来。
如果外面进攻的人能将水闸破坏掉，就可以通过水道入城了。
当然，守城者知道水门比较薄弱，也会采取反制手段。比如，为了给水门提供额外的保护，在水门两侧建了两条与城墙垂直的墙，将河岸夹住，这就是所谓的拐子城。需要时，守城的士兵可以站在拐子城上向下射箭，这样就扩大了防御纵深，不用等到对方攻到城下再防御了。
针对宣泽门，金军派出了数十艘小船，顺着汴河水而下，在船上放火，试图将闸门烧毁。李纲听说后，立刻派遣了两千人的敢死队，登上拐子城，一旦火船顺流来到拐子城区域，士兵就用长钩把火船钩到岸上，再用石头将船砸毁，避免它们靠近水闸。
为了进一步减缓火船的速度，他们还在水中安置了杈木，火船受杈木阻挡，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如果火船能够突破杈木，又避开了长钩，阻拦它们的最后一道关卡是——蔡京家的假山。由于缺乏石头，李纲下令将蔡京家的假山都搬来，扔在水门前的水里，作为最后的阻挡。火船撞到假山上，就无法靠近闸门了。[18]
经过李纲的固守，金军损失了百余人，却无法攻克水门。
但敌人的撤退只是暂时的。正月初九那一天，李纲去向宋钦宗汇报时，突然又传来金军进攻北面四门的消息。汴京北面四门从东往西俗称陈桥门、封丘门、酸枣门和卫州门。由于距离牟驼冈最近，成了下一个袭击目标。
当天早上六七点钟，敌人就开始集结，发动进攻，其中酸枣门受到的攻击是最多的。
李纲立刻向皇帝请求再派一些禁卫军中的神射手，跟随他一同去守城。由于汴京太庞大，从大内到酸枣门，竟然有近二十里，路上街巷纵横，李纲生怕自己还没有赶到，城门就已经失陷。所幸当他赶到时，金军刚渡过护城河，用云梯攻城。李纲立刻命令援军上城，用弓弩射杀攻城者。
当他在酸枣门内时，突然发生了一幕令人恐慌的情景。从城门楼上突然间扔下了六七颗人头，这些人头都是宋军的，不是进攻的金军的。
李纲立刻询问这是怎么回事，得到的回答是：这些人都是奸细。
如果是没有经验的指挥官，会认为杀得好，但李纲却敏锐地意识到坏事了。城内的守军开始滥杀，往往不是真的有奸细，而是恐慌的表现。战争中，士兵们往往也非常害怕，他们担心自己的生命，开始防范一切人，由于过分疑神疑鬼，到最后会对身边的人都信不过，将杀戮扩大化。
如果不制止这种行为，谣言很快就会散布开来，人们会以为处处都是奸细，那时就要开始逃跑了。到了这一步，事情就必然失控，也意味着城池无法守住。
幸亏李纲知道这个道理，他上了城门，将几个杀人的士兵抓住斩首，并下令：
凡是声称抓到奸细的，必须亲自带着人到长官处，说清楚为什么指证他是奸细。如果不经过程序，擅自杀人，就是滥杀无辜，要立刻斩首。
控制住了守城者的恐慌，李纲率领官属登城督战，激励将士。此时宋军士兵的士气已经扭转，越战越勇。针对攻城者的不同手段，守军也采取了不同的防御层次，分成远、中、近三个层次。对远方的金军，用威力巨大的床子弩和坐炮对付；对中间的金军，用神臂弓和强弩射击；已经开始登城的，用普通的手炮和檑木将他们滚下。
由于登城最需要的是云梯，李纲针对对方的云梯也做了安排，派了敢死队缒城而下，将对方的云梯烧毁了十几座，又斩杀了负责指挥的十几个金军将领。
宋军分辨金军到底是士兵还是将领是通过对方耳朵上的装饰来区分的：将领大都有金耳环，而普通士兵没有。
进攻持续到下午五点多，金军死亡数千人，才陆续撤了回去。酸枣门已经被射成了刺猬，守城的士兵也有伤亡。
最大的伤亡是何灌，这位将军从黄河南岸逃回后，参与了汴京守城，死在城下。
经过这次战斗，防守一方的信心大大增强。金军号称三十万人[19]，但根据宋军的估计，最多也就六万人，其中一半左右还是其他部族的友军，女真军队不超过三万。[20]按照这样的消耗，对方是不可能支撑长久的。同时，各地勤王的部队迟早会赶来，也就是说，只要再支撑一两个月，金军就必然要撤退。
当晚，皇帝大行犒赏，从内库中送来酒、绢、银等物品，受伤的人赏赐更加丰厚。守城者的士气已经达到了最高。
但就在这时，战争却戛然而止，正月之内再也没有进行过一次像样的攻防战，士兵们再次懈怠了下来。原来，战争只是让金军感到了困难，却让宋钦宗感到了恐慌。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进行议和，于是，汴京围城战变成了一场外交运动……
就在金军刚到城下的那一天，正月初七，李纲率领军民守卫水门时，城内的宰相李邦彦和少宰张邦昌也没有闲着，他们准备派使节去见斡离不元帅，名义上是去犒军，实际上是打探消息。
他们选择了一个叫作郑望之的人，郑望之担任尚书驾部员外郎，正在去选马的路上，突然被人叫住。原来是兵部尚书路允迪派人来找他，让他到开国务会议的都堂去商议事情。
都堂里一片混乱，郑望之径直走到宰相李邦彦的办公室，发现除了李邦彦，其他的阁僚也在。当场，李邦彦任命郑望之为出使金军的大使，副使则由一位叫作高世则的人担任。
郑望之还想推辞，但众人不由分说将他们推上马，送到西面的开远门[21]，把他们放在筐子里缒下城墙。城外，何灌的军队正在布阵，听说使者来了，立刻找了个嗓门大的，渡过护城河，对着金军阵营大喊，让对方也派人来谈判。
很快金军阵营里走出一个紫袍人、一个白袍人。紫袍自称太师，名叫吴孝民，是个北方汉人；白袍自称防御，是个金人。于是谈判在阵前进行了一夜。
原来斡离不也在等待着谈判的机会。自从宋徽宗刚退位时派李邺前往金军，在邯郸遇上斡离不之后，北宋再也没有派过其他使节。与西路的粘罕不同，斡离不在军事经验上不足，一路上还曾经犹豫是否要回师。幸运的是他碰上了郭药师，才在对方的劝说下一直来到了北宋首都。但到底能不能打下来，还是个未知数，一旦打不下来，孤军深入就可能遭受最严峻的惩罚。最好的办法是不战而屈人之兵，逼迫北宋皇帝签一个新和约。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斡离不到达城外的第一天就派出了吴孝民使团，不想却正好和北宋的郑望之使团遇上。
吴孝民与郑望之谈判时，首先安慰对手，表示斡离不听说宋徽宗退位了，就已经做好要和平的打算，就当是双方做一场买卖，之后就各自回家。
经过郑望之询问，吴孝民说出了买卖的实质：北宋割让河北和山西，以黄河为界，并支付一定的犒军金帛。
郑望之答道这哪是买卖。他举了个例子：有人想卖一匹绢，要价三贯，买家愿意出两贯五六百文，卖家让再加一两百文，最后成交。这叫买卖。金军又要金帛，又要割地，却没有任何回报给北宋，这不叫买卖，叫强取。[22]
双方争来争去没有结果，只好进城再谈。吴孝民等人住进城内接待外国使团的都亭驿，已经是四更天。
第二天，皇帝见到了吴孝民使团。吴孝民表达了金军的主张，并请求派使臣前往金军军营逐条谈判。李纲担心派去的人太软弱，立刻表示他愿意前往，[23]但皇帝拒绝了，派遣了同知枢密院卿李棁担任正使，郑望之和高世则担任副使，与吴孝民一道前往金军营地。
临行前，皇帝嘱咐连连，又派人带了一万两黄金和酒果，吴孝民不断地催促启程，但上马时，已经日落多时，从开远门（万胜门）出去走了一两里就天黑了，到金军营地已经是一更多。斡离不短暂地接见了使者，使者跪地膝行到了他的面前。[24]他只是不断地指责宋人败盟，没有谈正事就让使者先休息，第二天再说。
正月初九，谈判与战斗同时进行，李纲在战场上击退了金军，但使团却在谈判桌上沦陷了。
当初，李纲想要亲自出使的意思是：他知道由于勤王军队没有来到，必须与金人谈判，但他希望使者知道什么地方可以让步，什么地方不要轻易让步。比如，上尊号、一次性赔偿、边民问题都可以让，但领土与岁币问题都是千秋万代的大事，不能随便吐口。金人正处于虚张声势的讹诈期，如果全部满足他们的要求，只会让他们更加看不起，在未来变本加厉，也不利于勤王军队到来之后的行动。
皇帝不让李纲出使也是有理由的，他认为李纲过于刚烈，担心他出事。[25]但李纲又担心李棁过于软弱，会吃大亏。
皇帝与李棁等人谈时，也给出了自己的底线。在他所列的事目中，包括了如下的建议：第一，金国境内过来的人口一律返还金国；第二，金军撤兵；第三，不能以黄河为界，但可以考虑给金人一定的租税，也就是增加岁币，在与郑望之等人商量时，他认为可以增加三五百万（之前的规模是一百五十万，包括钱一百万贯、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而辽国时期的岁币是五十万），但在列事目时，他写的是最多可以增加七百万；第四，一次性的赏军钱银五百万两（岁银的二十五倍），绢五百万匹，金五十万两（与大臣商量时他提的也是三五百万银，事目上实际已经提高了很多，也已经接近他能够筹措的极限）。[26]
事实证明，李纲的担心是正确的，李棁果然过于软弱了。
正月初九，金军参与谈判的是契丹人萧三宝奴、耶律忠和汉人张愿恭。双方引经据典，打了半天嘴仗。最后，萧三宝奴提出了要求：金军士兵不像宋军，平常是没有工资的，他们还采取部族制的做法，金国皇帝需要打仗，就从部族征兵，部族的兵都是义务的。但是，他们可以在战争中依靠合法地抢劫，来获得收入。如果要息兵，必须让所有的士兵获得一份犒赏，才有可能。
到底犒赏多少呢？萧三宝奴计算：粘罕的西路军一共动用了二十万人，斡离不的东路军三十万人，一共五十万人。每个人两锭银、一锭金才能打发。他们都听说汴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钱多得花不完，认为这点钱算不了什么。
但如果换算一下就知道这个数目是多么庞大，五十万锭金、一百万锭银，换算成两则是五百万两金、五千万两银（相当于岁银的二百五十倍），也就是宋钦宗设立上限的十倍。宋钦宗的上限，已经是能够搜刮的极限，提高十倍，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作为副使的郑望之还敢与金人争论几句，而作为正使的李棁却唯唯诺诺，不敢说话，被金人嘲笑为女人。[27]
当天，金人再派使节[28]与郑望之、李棁等人回到汴京城内。他们带回来的要求有好有坏：第一，不再要求以黄河为界，改为只割河北、山西地区的三个镇——太原、中山、河间（当然，除了三镇，更北方的燕京地区已经被金军占领，也不会还给宋朝）。第二，宋钦宗许诺加岁币七百万贯，金军只要求加两百万贯（含之前宋金和约中规定的一百万贯，也就是此次增加的只是一百万贯）。第三，释放了一批燕山等地被俘的将领。这是金军让步的三个条目。但同时，第四，犒军物品却大大增加，除了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之外，还包括马牛骡各一万头，骆驼一千头，杂色表缎一百万匹，里绢一百万匹，书五监。[29]第五，由于宋朝在以往的和约中信用不良，要求提供亲王作抵押，跟随金军过了黄河就放回，再要求提供一名宰相执政级（宰执）官员，等三镇交割完毕再放回。
正月初十，萧三宝奴等使节见到了宋钦宗，将书信交给皇帝。皇帝读罢，看了一眼身边的吴敏，问道：“如何？”吴敏回答：“事无可奈何，再商量吧。”[30]
在除了李纲之外的宰执的要求下，宋钦宗答应了所有条件。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意识到，金人所要求的金银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由于交割需要时间，政府首先要做的是将金军要求的人质送往金军营地。宋钦宗的弟弟康王赵构自告奋勇，愿意去金军大营做押，同时选派了少宰张邦昌作为宰执级别的官员做押。
在北宋君臣一丝不苟地执行金人的要求时，只有一个人质疑是否有必要这么做。李纲反对说，金人要的金银根本就没办法凑齐，更重要的是，失去了燕云地区后，太原、中山、河间三镇是中原地区的门户，虽然叫三镇，但大小实际上已经是十几个郡，只要三镇丢失，就意味着整个河北、山西地区不可守了。一旦山西、河北丢失，整个中原就不复存在。割掉三镇，等于是间接地灭了国家。(www.xing528.com)
这一点，那些宰相难道看不到吗？不是看不到，是不在乎了，他们只在乎这几天的危险，想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先把眼前的事对付过去，没有一个人有更远的打算。
李纲的建议是：不要着急凑钱，割让三镇的诏书也不要着急发，先和金军拖延，不要留把柄。再拖个十几天，等勤王大军一到，不管是否凑齐，三镇是否割让，金军从自己的安危出发都会撤离。
但宋钦宗已经听不进去了，他只想快点摆脱出来。他也不让李纲辞职，但又只让李纲负责守城事务，更重要的和谈则交给了几位主和派的大臣。
正月十二[31]，康王赵构和少宰张邦昌等人在正午时分离开首都，前往金军大营。他们是去做人质的，赵构是亲王，张邦昌的少宰已经属于宰相级，符合金军的要求。随从有北宋使节李邺、高世则，他们持皇帝的新和约（誓书）前往。
康王作为人质期间表现得不卑不亢，金人对他也以礼相待，斡离不表示如同见到兄弟一般。[32]
斡离不经验不够丰富，也不够凶狠，年轻且有些好色，当北宋几乎完全答应了他的条件，他也立刻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他对立刻能到手的财富更加看重，对所谓岁币倒不是那么在乎，于是决定将北宋的岁币减去一百万贯，恢复到出兵之前的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钱一百万贯。[33]这相当于北宋岁币这一块就减去了，剩下的只是高额的一次性赔偿费用，以及割让三镇。
但这两条都不容易完成。
首先，在三镇交割上，皇帝催促中书省向山西、河北地区下令，由三镇的官员向金军交割，不得延误。李纲数次争辩，但皇帝和其他大臣一心想着让金军赶快撤离，希望尽快完成。
直到皇帝的誓书发出，李纲才确信无法挽回了。不过他最后还是留了一手，利用手中的军权，将发往三镇的交割命令扣下了。只要接不到命令，三镇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皇帝卖了，就会继续抵抗下去，只要抵抗，就有希望。[34]
宋钦宗与金国的东路军谈判时，金国的西路军还在围困太原，甚至越过太原南下，希望打通西线。
宋钦宗给西路军统帅粘罕写了信，请求他停止进军。皇帝派出使者宋彦通和郝抃，让他们带着给粘罕的信，首先前往斡离不的营地，请求斡离不派人跟随他们一同去往山西，把书信交给粘罕。
斡离不同意了，在信使往来间，又免去了北宋赔偿的一万头牛。[35]作为回报，宋钦宗写信敦促太原守军不要抵抗。因此，虽然李纲按住了交割三镇的命令，但交割太原的诏令还是通过金人发出了，其余两镇被搁置了起来。
金人最看重的仍然是战争赔偿问题。虽然免去了一部分岁币和一万头牛，但剩下的还是要尽快交割。由于金人军队都是义务兵，需要靠北宋的赔偿作为工资，他们规定了高昂的军事费用，不说其他小项，最大的两项是金五百万两和银五千万两。
就在宋钦宗决定答应金人要求的当天（正月初十），皇帝先下了一道诏书，表示要卧薪尝胆，避正殿，减常膳，做出表率。接着第二封诏书就是针对官员和人民的了，皇帝表示为了凑够给金军的犒军钱，已经连宗庙里的器具都拿出来了，为此，王侯和官员也必须以皇帝为榜样，将家里的金银器皿交出来。如果仍然不够，就号召普通民众上交国家，帮助皇帝渡过难关。
第二封诏书还只是号召性的，第三封诏书就是强迫性和事务性的了，其中进行了详细规定，要求诸王的金银绢帛，各种内官（道官、乐官、伎术、五司）的金银，都必须尽快缴纳到元丰库。元丰库是平常放置帝国闲钱和杂钱的仓库，如果皇帝有一些非常性的项目，就从这里开支。[36]其余的机构，包括各种宫观寺庙、负责皇帝吃喝的六尚局，以及开封府的公用金银都送到日常开支的左藏库。[37]如果有隐藏或者转移的，都要受到相应的制裁。等两库的金银收集完成后，再一并转交给金军。
到这时，皇帝对人民还算客气。宫廷机构、内官上缴金银是强迫性的，而对人民只是号召性的，并没有强迫性质。
随着官方金银的上缴，宋钦宗立刻意识到他犯了个多大的错误。关于这个错误有多大，在几天后的数据中会有反映，这里先设一个疑问。
当皇帝和官员的金银上缴后，宫廷第一次发出了强迫民间缴纳银两的诏书。[38]诏书中表示，朝廷议和，只是为了让金军不烧杀掳掠，为此需要付出大笔的金银。在皇帝和官员上缴后，数额差距仍然较大，因此，皇帝权且“借用”京城内所有金银。城内持有金银的人，限于当日将金银缴纳入左藏库，如有隐瞒，朝廷可没收家产。人民可以互相告发，并获得告发财产的一半。
另外，卖官措施也出台了。在汉代，中国卖官鬻爵是一种皇帝增收的正常手段，但自从科举制成了主流，卖官已经逐渐退出了市场。但为了解决财政问题，皇帝不得不祭出了法宝，表示缴纳金银多的人，可以酌情安排成为官员。
正月十二，由于金银相差太多，宋钦宗开始定点定目标处理。首先进入目标的仍然是皇帝的内官，内官作为一个群体承担的额度是金一百万两、银五百万两，由专人负责监管。
其次是对贪官开刀。宋钦宗继任后，一直对如何处理父亲留下的大批宠臣犹豫不决，找出各种理由敷衍，但在财政的压力下，终于不得不动手了。皇帝下令将蔡京、童贯、何执中、郑伸、高俅、王宪、彭端、刘宗元等人抄家，将各家储藏的金银全部拿走，缴入元丰库。敢于隐藏的军法处置，勇于告发的获得一半财产。
在皇帝的政策下，从官府到民间都掀起了一波反腐热潮。这些官员当政时，人们不敢二话，但打死老虎的人却总是不乏其人。
除了内官和贪官之外，在社会上也有一些金银大户，他们也成了皇帝定点处理的目标。在汴京有着大量的声色场所，皇宫大内的东北角，就是妓女云集的鸡儿巷，皇帝在寝宫里甚至都能听见外面卖唱卖笑的嘈杂声。在整个汴京城还分布着几十处红灯区。红灯区的老鸨和头牌们都积攒了不少金银，因此也成了皇帝的目标。
在这些人中，最大的目标就是与宋徽宗传出绯闻（很可能只是后人的杜撰）的李师师，其次则是数位同等规模的经营户。她们的财产也一并被抄收，充当了金人的犒军钱。
除了红灯区，另一个传统上的金银大户是金银匠群体，以及曾经为皇帝服务、得过赏赐的僧道医药群体，皇帝也下令将他们的财产全部充公（正月十五更是要求所有得过金玉赏赐的人都返还，不限于僧道医药群体）。
正月十七，由于担心民间缴纳不够踊跃，皇帝特别任命了一批踊跃缴纳金银的民间人士为官员。
经过了多日的搜刮，到了正月二十，缴纳的金银终于有了一个数目。到这一天为止，北宋政府总共得到金三十余万两、银一千二百余万两。金人要求是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也就是说，经过多日劳动，北宋大大小小官员和民间一共完成了黄金任务的百分之六、白银任务的百分之二十四。[39]
由于缺乏经济统计，也许在制定目标时，金军对于北宋首都有多少黄金根本没有概念，宋钦宗也不知道到底能获得多少黄金，双方达成的协议已经完全脱离了实际，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就好像一个人让邻居（他的家产只有十万）给他十亿，邻居居然毫不犹豫答应了，还签了保证书，但到最后自然执行不了。这怪谁呢？
宋钦宗和大臣们慌成一团。他们把这次失误怪罪于那些商谈和约的大臣，当初出使金军营地的是李棁和郑望之，于是两人成了替罪羊，被罢了官。[40]但替罪羊可以找，事情还是要做，皇帝唯一能做的，是出台更加苛刻的搜刮令。
当民间的富裕团体被搜刮一空，剩下的就是普通民众了。正月二十，宋钦宗下诏，这篇“著名”的诏书首先描绘了民众凑不够金银的可悲下场：如果凑不够数，金兵必然攻城，将男人全都杀光，女人全都抓走，房子全都烧光，金银财物全都拿走。[41]很难想象一个皇帝竟然会在自己的首都这样吓唬老百姓，这也说明皇帝实在没有办法了。
接着，皇帝提出要求，为了避免进入诏书中描绘的地狱场景，大家必须把金银全都贡献出来，如果有隐瞒，就抄家、惩罚；如果上缴，可以当官；如果告发，就获得财产的三分之一；如果知情不告，按照隐瞒一并处罚。
正月二十二，皇帝又想出一招：派出使节前往金营说明情况，由于金银数量不足，希望用其他宝物折纳，交给金军。但是前面的使节已经被罢官了，谁还敢步他们后尘？不得已，皇帝在时隔五天后，再次找来李棁、郑望之，让他们出使金军营地。
郑望之等人进了金军营地，两天后才被送到了牟驼冈。斡离不由于打球着了凉，不肯见他们，是王汭接待了他们。在和王汭的谈判中，郑望之提出金银是凑不够了，只能用宝物充数。王汭觉得可以，让北宋去准备各种宫廷宝贝。[42]但这并不是来自斡离不的答复，只是王汭的个人决定。
斡离不虽然没有见宋使，但还是给了个回答，他并没有提是否可以用宝物折纳，但表示可以减少一定的犒军钱。减少量是：金减少五十万两（总数五百万两减少到四百五十万两），银减少五十万两（总数五千万两减少到四千九百五十万两），表缎和里绢一共减少十万匹（总数二百万匹减少到一百九十万匹）。[43]
宋钦宗只能在一片模糊之中，一面搜刮民间金银，另一面准备宫廷财宝。
经过这一轮的催缴，皇帝终于又凑了金二十余万两、银二百余万两。到正月二十八时，一共搜刮到金五十一万七千余两，银一千四百三十万二千余两，表缎等四十余万匹。[44]到这时，皇帝已经确定不可能再完成金银任务了，就只有依靠那些其他的宝物充数。在李纲的劝说下，皇帝也将搜刮金银的诏书撤了下来。[45]
正月二十九，皇帝带领郑望之等人于宣和殿查看宝物。所有的珠玉都已经放在了笼匣中。作为“六贼”之一的梁师成还没有被赐死，留在皇帝的身边，举着一个螭龙玉杯感慨：“这一个玉杯工价就是几千缗！”皇帝回答：“这种东西不知有什么用，留不得了。”
二月初一，皇帝派遣李棁和郑望之押着宝贝前往金军营地。这些罕见的珠玉、犀角、象牙平时深藏于深宫之中，现在都被摆在了野地里。金军太师耶律忠前来交割。他们在野地里拿出账册，有人将珠宝一件一件抬过来，一一核对。
耶律忠询问每一件宝贝的价格。郑望之回答：“这都是无价之宝，没法估价。”
一位辽国降官提醒郑望之，价格是折纳金银的基础，现在就应该尽量往高里估价。于是郑望之尽量将价格估高，报告给金人。估价完毕，耶律忠回去与斡离不商量后，斡离不决定第二天接见北宋使节，并宣布新的优惠政策。[46]
李棁和郑望之等人住了一晚，他们与在金军营地做人质的康王和张邦昌住在了一起。
但突然间，事情又起了重大变化：就在当天晚上，宋军突然向金军营地发动了袭击，这场袭击，也标志着宋营中的另一股力量正在做最后的努力。
但他们的努力却可能产生两种结果：如果成功，将金人全歼于黄河南岸；如果失败，让皇帝的宝贝一去不复返的同时，宋金和约也毁于一旦。
但宋军的进攻将走向哪个结局呢？
【注释】
[1] 参考《靖康传信录》。
[2] 以张邦昌与白时中为首。《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引《靖康前录》。
[3] 关于襄阳的地理位置，可以参考本书作者的另一本书《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
[4] 指蔡絛。见《北征纪实》。
[5] 参考《靖康传信录》。
[6] 赵德麟《侯鲭录》。
[7] 岳珂《桯史》。
[8] 根据《宋史·地理志》《汴京遗迹志》《东京梦华录》综合。
[9] 参考《东京梦华录》。
[10] 参考《靖康传信录》。
[11] 这里所谓的楼橹，应该就是战棚，即放置在城墙马面上的塔楼，可以覆盖更远，并抵御敌人的木制塔楼的攻击。
[12]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13] 《东京梦华录》记为元丰仓，应该就是李纲所记的延丰仓。城外还有一个大仓库顺成仓，顺成仓桥就是以这个仓库命名。
[14] 参考《东京梦华录》。
[15] 参考《靖康传信录》。
[16] 参考《靖康传信录》。
[17]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18] 参考《靖康传信录》。
[19] 郑望之《靖康城下奉使录》。
[20] 参考《靖康传信录》。
[21] 《靖康城下奉使录》为安远门，安远门是内城的城门，在北墙东侧，使节出的应该是外城门，酌情改为外城西面的正门开远门。
[22] 参考《靖康城下奉使录》。
[23] 李纲的回忆录和其余的书有矛盾，他记述金人使者前来发生在初九的战事之后，但其余书记载发生在初七战事之后，初九战事之前。
[24] 李纲语。
[25] 参考《靖康传信录》。
[26]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三十六篇。
[27] 参考《靖康传信录》。
[28] 《宋史》记载为萧三宝奴、耶律忠、王汭，《三朝北盟会编》记载为高永、张愿恭、萧三宝奴，《大金吊伐录》记载为高永义、张愿恭、伯哩（应当是萧三宝奴）。
[29]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三十八篇。
[30] 参考《靖康城下奉使录》。
[31] 《三朝北盟会编》等书记载为正月十四。但根据《大金吊伐录校补》中的记载，正月十二是更加可能的日期。
[32]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四十二篇。
[33]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四十一篇。
[34] 参考《靖康传信录》。
[35]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四十六篇到第五十三篇。
[36] 参考《宋史·食货志》。
[37]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38] 本篇及下面几篇诏书出自《靖康要录》。
[39] 参考《靖康要录》。李纲记载为金三十万两、银八百万两，可能有误。
[40] 使节被罢官发生在正月十七。
[41] 大金为见其数未足，复遣使臣谕意，难为退军，兼恐兵众犒赏不均，必至怨怒，却来攻城，男子尽杀，妇人驱虏，屋宇焚烧，金银钱物，竭底将去。
[42] 参考《靖康城下奉使录》。
[43] 正月二十四，见《大金吊伐录校补》《三朝北盟会编》。
[44]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五十五篇。
[45] 参考《靖康传信录》。
[46] 参考《靖康城下奉使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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