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边境从山西延伸到河北，大致以燕山划界，分别称为山前和山后地区。另外，在河北地区，由于金军占领了营平滦三州，已经进入了山前的地界。
在宋代，从山后进入中原，一般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西线）是从塞外经过山西的大同（云州，云中）南下，从雁门关穿越句注山之后进入太原盆地，然后从太原盆地继续南下，穿越太岳山的南北关，进入上党地区，如今的上党地区最著名的城市叫长治，在宋代称为隆德府。再从上党经过现在的晋城以南的天井关翻越太行山余脉，到达黄河北岸的济源、沁阳（宋代称怀州）一带，然后渡过黄河，向汴京进攻。这条路需要翻越一系列的山脉和高地，行军并不容易，对于防守方非常有利。[1]
第二条路（东线）则是从河北地区南下，经过华北平原，渡过黄河，向汴京进攻。这条路对于金人更加容易，因为它主要在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宋军的防线主要靠平原上一个个城市之间互相支援，缺乏地理上的防御屏障。不过，金人如果想要从这条路进攻，必须首先翻越燕山山脉占领燕京，才能进入华北平原。另外，营平滦三州也给金人提供了另一条出兵线路。不管是占领燕京，还是从营州出兵，难度都比第一条线路低很多。
两条线路之间隔着巨大的太行山脉。太行山脉之间有八条孔道，称为太行八陉，其中主要有三条孔道可以沟通两条进攻线路。
金人的进攻策略也是围绕着这两条线路展开。具体安排是：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次子斡离不掌管东路军。攻克燕京后，斡离不把枢密院建在了燕京，由一个辽国的投降官员刘彦宗担任书记官，刘彦宗对北宋非常了解，是金国内部最强力的主战派之一。
金国元帅粘罕掌管西路军，枢密院设在了云中府（金人占领西京后设立云中府），由一位叫作时立爱的官员掌管书记事务。[2]
当时金人内部称这两个分别位于燕京和云中的枢密院为“东朝廷”和“西朝廷”。
负责东路的二太子是晚辈，军事经验相对不足，性格也较为和善，又很好色，与西路的国相比起来更好打交道。国相在和辽国作战时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他曾经对北宋也比较友善，但在和北宋打交道的过程中，却逐渐变成了强硬派，同时，他对地理非常熟悉，知道金国必须控制哪些地理枢纽，才更加有利于未来的扩张。
在进攻线路上，友善的二太子选择了容易进军的东路，而经验丰富的国相要啃西路的硬骨头。这对于宋军是一种幸运，他们只要借助地理优势抵御老辣的国相，就容易对付二太子的兵马。因此，宋军在战争中并非毫无胜算。
另外，既然东路是宋军地理战略上的薄弱环节，就应该加强东路的防御，避免被金军利用。在战争刚打响时，还在童贯营中的马扩就提出了一个策略。
他的策略强调：河东（即西路，山西通道）路险，地多关隘，士兵熟悉战斗，金军很难长驱直入。但河北（东路）就不同了，在雄州、霸州旁边还有水塘保护侧翼，在广信军、中山、保州（现河北保定）一带，全是平原坦途，金人最怕的是位于燕京的常胜军，可一旦常胜军出了意外，金人一定顺着大平原长驱直入，直达黄河，并与西路形成策应。
在兵法中，进攻的最佳策略就是形成多路协同的钳形攻势。进攻方很少会选择单路冒进，总是选择两条或者多条通路，齐头并进，如同一个钳子的两条或多条腿，将目标紧紧夹住。但要做到钳形攻势，必须两个钳腿形成策应，互相减轻压力，又共同打击敌人。如果没有策应，这样的钳形攻势就是死的。
金人进攻的东西两路就是钳形攻势的典型应用，而太行山上的通道，就是两个钳腿的策应点。马扩意识到，在河北的真定存在一个关键点，真定距离太行山道的紫荆关通道和井陉通道都不算远，这里城池坚固粮草充足，只要长期坚守，就可以防止金人的两路取得联系，又可以牵制敌人的东路军。敌人只要占领不了真定，就不敢轻易南下，即便南下，也要面临被侧翼袭击的风险。[3]
马扩的意思是，请童贯一方面死守山西（西线），另一方面将主战场放在河北（东线），以真定为基地防止敌人东路军的推进，并乘机决战。
事实上，不见得一定是真定，只要宋军能够进行有效组织，实施守土抗战，不轻易放弃一城一池，那么敌人虽然可以占领一部分城池，但总会有城池没有被攻克。金军必须绕过这些坚固据点继续前进，当他们的战线拉得足够长时，后勤就必然会出问题。另外，金军要守住已经占领的城池，也需要花费兵力，经过一段时间后，金军的兵力必然不够用了。后勤出问题，兵力又不足，到时宋军反击，金军必败无疑。
对于宋军来说，要想熬到反击，最关键的是下定抗战的决心。
童贯虽然赞同马扩的计谋，却并不打算由他本人亲自实施。身在太原的他想的唯一事情就是尽快回到汴京。他认为汴京才是安全的地方。
于是，北宋就在童贯的心猿意马中迎来了金军的进攻。
宣和七年十二月初一[4]，金军的东路军攻破檀州。檀州位于现北京密云一带，已经到了北京盆地，越过了燕山。
十二月初二[5]，金人东路军攻克蓟州。
十二月初五，西路军金国使者到达太原，向童贯下战书。
十二月初七，宋军统帅童贯决定从太原回汴京。童贯是宋徽宗防御金国最依赖的人，之前几乎所有的策略都和他有关，如果他留在山西或者河北指挥抵抗，北宋的军心会很快稳定下来，但他决定离开，军心涣散就一发不可收了。在他走之前，太原守卫张孝纯和儿子张浃曾经劝说他留下，他回答：“我只是受命宣抚，不负有守土的责任，如果要宣抚司守土，还要你们干什么？”
他鼓励张孝纯好好坚守，等他到了京城，会立刻派兵马来策应。言外之意是如果他童贯留在这里，反而对整个战局是没有好处的。[6]
张孝纯只好感叹童贯平常耀武扬威，关键时期却胆小如鼠。他对儿子说：“罢了罢了，咱们父子死守吧！”
就在童贯决定南逃的当天，东路的郭药师却和金人打了一场生死大战。由于金军已经获得了檀州和蓟州，距离燕京已经很近，郭药师屯兵燕京东郊已经二十余天。他在十二月初二准备出战，可宋军中有人对他不放心，让他不要单兵突进，等待另两位将军张令徽和刘舜仁，然后三军一起出击。
十二月初六，三路军马集结完毕，并进到燕京东面的三河一带，三河附近有一条河叫白河，宋军在西岸，金军在东岸。郭药师的兵马戈甲锃亮，队伍整肃，连金军都感到有些发怵。
半夜里，郭药师率军渡过白河。金军立刻迎上，阻止他们继续前进。第二天一早宋军与金军摆开了战阵。宋军在西面，北翼是张令徽和刘舜仁的军队，南翼是郭药师。金军在东面，北翼是二太子斡离不，南翼是其他人的部队。
郭药师的军队不愧为常胜军，鏖战三十余里，将面前的金军击退，他们到达了金军的寨子，却发现没有带火种无法将对方的营垒烧毁。
就在这时，传来了宋军北翼败退的消息。张令徽首先被击败逃走，接着刘舜仁也被击退了。郭药师听说后，只好率军撤回，失去了全胜的机会。
双方战斗的烟尘远在燕京城都可以看到，白河距离燕京大约有八十里，据当时在城上的许采[7]记载，站在城东城墙上，向着白河方向望去，尘埃如同云气遮蔽天空。很久之后，张令徽首先逃回，过了一会儿，刘舜仁也到了。直到晚上，郭药师才回到了城内，三人互相诋毁，争吵不休。根据统计，郭药师最核心的所谓“硬军”三百人，只剩下一百二十人活着回来。
但不管怎么说，金军也损失惨重。这场战斗以双方势均力敌，各遭遇损失而告终。这至少表明，宋军的战斗力并不比金军差，只要组织得当，燕京是可以保住的。接下来就看双方怎样部署了。
十二月初八，童贯按计划离开太原南逃。与他一同离开的还有参议宇文虚中，机宜范讷、王云、宋彦通等人。
同日，马扩离开太原，前往真定参与防守。他从童贯处要来了一个命令，允许他在中山、真定一带招纳三万人，在真定参与防守。[8]
到这时为止，事情还都在意料之中。但突然之间，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郭药师投降了！
不过，回头复盘，会发现整个事件中，郭药师可以被人指责的地方并不多。反而是如果他不投降，就摆脱不了死于非命的命运，而且很可能不是死于敌人之手，而是死于己方叛徒之手。
就在战斗结束后的当天夜里，驻守燕京城东北门的守将决定投降。他想拿郭药师当作见面礼，还专门询问：“你们是要活的郭药师，还是死的郭药师？”[9]
这件事被郭药师发现了，他随后还发现，事情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城门官投降这么简单，背后的大头目实际上是当天吃了败仗的张令徽和刘舜仁。也就是说，当天的败仗是已经注定的，不管常胜军死多少人，花多少力气，都不可能取得胜利。
宋军中复杂的关系让这个只懂打仗的汉子感到无助。他的性格的确有很多问题，比如过于纵容他的军队；与别人无法相处；虽然投降北宋，却保留了很多辽国的习俗，不肯被宋军同化；等等。但他在投降之前，至少打仗从来没有懈怠，可是从北宋的皇帝到将军，却无一不对他充满了防范，还不断地预言他会惹麻烦，或者搞叛乱。即便这样，他还是在尽全力与金人打仗。
当宋军内的叛军要将他的人头送给金人时，事情终于起了变化。郭药师决定，与其让别人将自己的人头送过去，不如自己将个人和整支军队都送过去。
他给金人写了降表，又召集燕京城的官员蔡靖、吕颐浩、李兴权、沈琯在家开会，人来后，他宣布投降，将众人软禁。蔡靖想要自杀，被人拦下。郭药师表示投降实在是迫不得已，不能和在座之人一样保全节操了，说完痛哭流涕。
当晚，燕京四处起火，士兵们开始劫掠。这座以巨大代价换回的城池，在宋军手中只保留了两年，就再次，也是永久性易主了。
第三天，金军进入燕京城，在休息四日后，斡离不离开燕京，继续南进。蔡靖被留在了燕京，帮助维持燕京秩序，其余官员中吕颐浩、李兴权、沈琯、杜时亮、陈杰五人被带在军中，以便随时起用。郭药师也率军跟随斡离不离开，成了金军入侵的帮手。
由于燕京失守，整个河北地区一片乱象。[10]泾州[11]守将郁中正被金人囚禁，景州守将吴震从海道逃走，蓟州守将高公干率领卫队南逃，檀州守将徐杰也在逃窜之中，顺州守将林良肱还在向燕京方向移动，涿州守将葛逢更是在这之前就逃亡了。易州守将黄烈在逃出城时，从城墙坠下摔断了左脚，人们就把他的右脚也折断，死了。
就在河北地区乱套时，山西地区形势也变得严峻起来。童贯逃走前后，金军已经开始针对北宋边境地区展开了行动。
北宋山西地区的中心在太原，金国的西部中心在云中（大同）。太原和云中之间分布着北宋的北方防线，而又以四个州最为重要，它们是朔州、武州、代州和忻州。朔州与大同在同一个盆地之中，是对云中最好的牵制，武州位于朔州的西南山区之中，地理位置居高临下，构成朔州防线必不可少的高地。过了朔州，就到了中国历史上一道著名的关口——雁门关。雁门关之南是代州和忻州，这两个州也是太原的北方门户，一旦北方入侵者占领了这两个州，顺着一条谷地就可以到达太原城的最后一个防守点石岭关。过了石岭关，就是太原城了。
这四个州中除了宋朝的军队之外，还有一支特殊的部队——义胜军，是当初谭稹驻守山西时，利用原来辽国地区的汉人建立的部队。这支部队本来应该战斗力更强，其装备好到甚至让常胜军的统领郭药师都羡慕。但随着时间推移，土著汉人与宋朝官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义胜军除了消耗大量物资，找了不少麻烦之外，并没有帮上忙，甚至还成了祸害。
金军首先进攻的是距离大同最近的朔州，朔州守将孙翊是一位既忠诚又有勇气的官员，但当他出战时，城内的义胜军立刻开城投降，朔州失守。随后，武州也因为义胜军的投诚而丢失。[12]
拿到了朔州和武州之后，金军通过雁门关，于十二月初七来到了代州城下。与代州同时被围困的还有代州南边位于代州与忻州之间的崞县。
代州守将李嗣本和崞县守将李翼都选择了死守。这一次，就连金军也认为不会再像前两次那么顺利，一定会有一场大战。但不想三天后，代州城内的义胜军故技重施，将李嗣本抓获，举城投降。
十二月十一，金军派遣李嗣本到崞县劝降，被李翼射走。金军意识到暂时无法攻克崞县，率兵绕过崞县，继续南下。
宋军方面，随着金军南下，也开始准备加强防守。
宋军的防御策略是这样的：在崞县以南的盆地中，还有一个重要城市忻州，忻州南面有一座小山，山上有通往太原的最后一个关口——石岭关。整个太原以北的防御由位于太原的大元帅张孝纯负责。张孝纯决定让各个城市各自为战，但首先必须保卫住石岭关，只有这样，太原才不会受冲击。一旦石岭关安全了，再派兵北上，寻找合适的机会与金军决战。
十二月初九，宋金两军在代州和崞县还没有决出胜负时，张孝纯就已经布置好了石岭关附近的人马。把守关口的守将叫王宗尹，张孝纯一面让王宗尹死守，一面派人去增援他，并做好反击的准备。
张孝纯派去增援石岭关的将军叫冀景，但冀景担心危险，不愿意北上。张孝纯为了让冀景同意，又派遣了八千义胜军增援。义胜军的首领叫耿守忠。张孝纯以为这样冀景就会同意了，不想冀景还是拒绝。但这一次，张孝纯强迫他动身了。
冀景心不甘情不愿地到了石岭关，他信不过耿守忠的义胜军，于是将义胜军继续派往石岭关以北，去与金军决战。他的策略是：自己的部队必须处在义胜军的后方，否则，义胜军万一投降金军，自己就被包围了。
耿守忠率领义胜军来到了忻州以北的忻口，寻找与金军的作战机会。但这时，他又回头来找冀景，表示自己的部队都是步兵，希望冀景拨出一部分骑兵给自己。冀景虽然不情愿，但还是拨了一半骑兵给他，不敢把另一半也交出去。
耿守忠获得了骑兵之后，并没有继续向北寻找金军，这个缺乏纪律的部队已经失控了，人马乱七八糟向石岭关赶来。冀景一看大事不好，立刻弃关逃走了。耿守忠占领了关口，随即投降了金军。石岭关失守了。[13]
金兵长驱直入，赶去抢占石岭关。经过忻州时，忻州守将贺权一看大事不好，立刻大开城门，奏乐欢迎金军的到来。金军大喜，决定不进城，继续赶路到了石岭关。
十二月十七，石岭关以北的最后一个北宋据点崞县也失守了。这一次，仍然是义胜军干的，义胜军在崞县的首领崔忠发动叛乱，引贼入城，李翼被俘殉节。金军长驱直入，来到了太原城下。太原以北的土地永久性失守了。
石岭关失守时，北宋汴京的大臣们竟然还不知道金兵入寇的消息。至于消息后来如何传到汴京，也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最初，燕京的蔡靖曾经发了一百七十多篇告警，但这些告警传入宋徽宗手中就断掉了，皇帝并没有把它们拿给外廷官员去讨论。他这么做，一是对郭药师和守卫部队有足够的信心，二是害怕影响了盛大的南郊祭祀活动。
活动结束后，宋徽宗继续将所有的警报消息捂住。但随着金人入寇，零零星星的消息终于开始在汴京的官场和民间散布开来。
十二月初九，北宋的两位宰相白时中和李邦彦终于坐不住了，他们面见皇帝，请求皇帝将报警信交给外朝讨论。[14]两位宰相拿到报警信，都倒吸一口凉气，但随即决定不能告诉外人，而是在高级官员中先讨论出个结果，再通报其他官员。人们每天看着高级官员心事重重地去开会，到了夜里才回来，都知道出了大事，猜测纷纷，又没有确定的消息。
十二月十二，中山府知府詹度接连发了三封报警信，传入汴京后，人心惶惶，朝野大惊失色。[15]可是，皇帝和宰相们仍然没有正式通报，继续每天开会讨论。
十二月十六，童贯从太原归来，事情终于捂不住了。可是朝廷仍然没有拿出像样的决策。到底应该怎么办？是痛击，还是服软？郭药师投降的消息传来，甚至没有人敢于相信，官员们都顺从皇帝的意思，继续讨论封郭药师为燕王，拥有世袭的权力，[16]仿佛这样掩耳盗铃，就可以抵御金人的入侵了。
不管北宋君臣如何慌乱，金军的入侵步伐并没有停止。斡离不的军队最初的目标是收复燕京地区，并入侵河北地区。可自从郭药师投降后，这位降将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立刻将北宋的虚实都告诉了二太子，于是从这时开始，金军就变得更加危险了。
十二月十四，斡离不决定以汴京为目标，发动长途奔袭，郭药师率领两千人马为先锋。同时规定，途中路过的州县一律不得随便杀戮。
在前期，金军的攻击是面状的，也就是一路扫过所有的州县，以夺取土地为原则。从这时开始，金军开始了线状攻击，如果某个州县暂时拿不下来，就绕过去继续前进，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北宋首都。
十二月十八，斡离不的军队已经到达保州、安肃军，但没有攻克。十二月二十一，金军兵围中山府，中山府守将詹度进行了防御，保住了这个重要据点。
在与群臣商量对策的日子里，宋徽宗确实想出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也是取经自辽国的末代皇帝天祚帝，那就是——逃跑。
十二月二十，宋徽宗封他二十六岁的太子赵桓为开封牧。在宋代，开封牧是一个不常封的职位[17]，宋代早期的太宗、真宗都曾经当过开封牧，之后就长期空缺了。首都行政职能归于一个叫作开封知府的职位，即便是知府，也必须加一个“权”字，称为开封权知府，也就是暂且充任知府的意思。
宋徽宗这次拾起开封牧的职位，实际上是想让他的儿子赵桓守卫汴京，自己已经做好了溜走的准备。
如果皇帝溜走，把守卫首都的重任留给太子，肯定会引起巨大的恐慌，也向人们表明朝廷并没有信心守住这里。这等于是在金军没有到来之前就扰乱了军心。
此时，一位叫李纲的人出场了。
李纲在汴京保卫战之前并不出名，由于性格原因长期得不到重用，还曾因言论被贬七年。宋徽宗封儿子为开封牧时，李纲的职位是太常少卿。[18]他在十二月二十二[19]夜晚去拜访给事中吴敏，询问吴敏接下来的情况。他忧心忡忡地表示：“如果皇帝走了，事情就麻烦了。当然，皇帝要走，别人是拦不住的，唯一的机会就是他离开前将皇位禅让给太子，而不仅仅是让太子当开封牧。这就像当年唐明皇被安禄山逼到了四川，太子却北上灵武继续抗战。唐明皇退位给太子，让他有了足够的号召力，否则，仅仅以太子的身份，是不足以让天下感到安心的。”
吴敏同意李纲的看法，第二天立刻求见宋徽宗。
就在吴敏求见宋徽宗之前，皇帝本人似乎也觉察到了问题所在，已经走出了第二步。十二月二十一，皇太子入朝时，宋徽宗将只有皇帝能够使用的排方玉带送给了太子，这可以视为他要让太子负全责的标志。[20]
十二月二十二，宋徽宗发出了著名的罪己诏。在中国历史上，从汉代就形成的儒教哲学是建立在“皇帝是天之子”的基础上的。作为天之子，皇帝不会轻易承认自己犯错了，因为一旦承认，就意味着天罚，甚至改朝换代。但在历史上又有几次著名的罪己诏，比如汉武帝末年对自己滥用兵戈的罪己诏[21]，以及唐德宗在泾原兵变中被赶出长安后发出的令人心酸的罪己诏[22]。宋徽宗的罪己诏和唐德宗的一样，将自己说得一无是处，请求人民原谅，并恳求各地赶快来勤王，以免社稷不保。
罪己诏并非宋徽宗本人所写，而是一位叫作宇文虚中的大臣写的。宇文虚中当初是海上之盟的重要反对者，当初主推海上之盟的是宰相王黼和枢密使童贯，反对的人数众多，宇文虚中是其中反对声音最大的一个。他因此惹怒了王黼，从中书舍人被降为集英殿修撰。后来童贯选择宇文虚中当参议官，跟随他前往太原。这次童贯逃回，又把宇文虚中带了回来。
此时，宋徽宗向宇文虚中道歉，后悔没有听他的话，并询问应该怎么办。宇文虚中表示，首先应该发罪己诏，将所有弊端革除，等人心回转，才能胜得了金军。宋徽宗连忙叫他去写罪己诏。宇文虚中从袖中抽出早已经准备好的草稿，原来他没有等皇帝的命令，就私下里先写了个草稿。[23]皇帝也来不及提出质疑，立刻叫人在京城四处张挂。
在罪己诏中，宇文虚中将皇帝骂得淋漓尽致，似乎将几十年的积怨都发泄了出来。其中将皇帝形容为：
言路壅蔽，导谀日闻；恩倖持权，贪饕得志。缙绅贤能，陷于党籍；政事兴废，拘于纪年。赋敛竭生民之财，戍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靡侈成风。利源酤榷已尽，而谋利者尚肆诛求；诸军衣粮不时，而冗食者坐享富贵。灾异谪见而朕不悟，众庶怨怼而朕不知。追惟己愆，悔之何及！[24]
另外，罪己诏中提出了十项整改措施，大多是减少奢侈的做法，并没有涉及具体如何抵御金人。只是希望大家广开言路，献计献策，同时号召天下方镇都赶往京师，勤王驱敌，皇帝给大家准备了赏赐和职位。
十二月二十三，火上浇油的是，群臣此时才把金国的伐宋檄文给皇帝过目。檄文是金国使臣交给童贯的，但童贯一直不敢给皇帝看。直到这一天，宰相李邦彦才决定给皇帝过目。
这时人们也想起来，金人在发兵之后，派了两位使臣前来宣战，大臣们却不敢引见给皇帝。宋徽宗知道使者来了，也不敢见，只好让大臣们接待。使者见到大臣，立刻表示金军已经兵分两路前来讨伐，宰相白时中、李邦彦，以及大臣蔡攸等都目瞪口呆不敢发话。当他们问，北宋应该怎样做，金国才肯息兵时，使者答到只有割地称臣一条路。大臣们不敢做主，好言好语将使者劝走。[25]
皇帝看过檄文，又联想起使者的宣战，终于决定退位。他派遣陕西转运判官李邺出使金军，将自己退位的消息带过去，向金军求和。李邺要求带三万两黄金前往，朝廷已经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只好将祖传的两个金瓮（各五千两）熔化掉，制成金牌让李邺带走。[26](www.xing528.com)
就在十二月二十三当天，宋徽宗在一片乱哄哄中完成了传位。宋徽宗由于积劳成疾，突然间病倒，于是把太子召到了病榻之前，命人给毫无准备的太子穿上御衣。太子吓得连忙躲避，哭着不敢接受。宋徽宗表示，如果他不接受，就是不孝。太子反驳说如果接受了更是不孝。
就连皇后也来劝说，太子还是不干。众人挟持着太子前往福宁殿即位，一路上太子抗拒着不肯走，几至气绝，于是人们连忙找太医来，等他醒了又拖着他走。太子来到了福宁殿，宰相高官们都已经在等候，将他强拉入殿完成了即位仪式。[27]
人们将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强拉上大位时，整个帝国大厦正处于危机之中。他的父亲随时准备逃走，大臣们议论纷纷，不知道怎么办。更麻烦的是，一次思想危机正在首都上空盘旋。宋徽宗时期，指导皇帝思想的是变了味的主战派，比如童贯决定与辽国开战，收复燕云十六州，只是由于战斗力不强，这些主战派不得不采取了坑蒙拐骗的手段，以赎买方式从金国手中收复了燕京。反对童贯等人的大都是主和派，认为不应该与辽国为敌，而应该遵守长期的和平协议。
现在，随着宋徽宗的倒台，主战派已经失势了。事实证明，当初主和派的建议更加可靠。可宋徽宗下台时已经是大敌当前，又如何才能恢复和平呢？
到底是靠战争将金人赶走，还是通过议和祈求新的和平？事实上，皇帝的班子里一直不乏祈求和平的人。比如，宋徽宗最后派去的使节李邺就是个典型的例子。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正月初七，李邺归来并对金军的战斗力赞不绝口，表示金军“入水如蛟，入山如虎，登城如猿，不可敌也”。[28]可是如果不抵御金人的进攻，和平已经不可能了，经过形势的转换，更加积极的主战派反而更能拯救北宋。
让一个刚上位的青年人决定是战争还是和平，恐怕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他的大臣班子了。
幸运的是，在宋徽宗下台前任命的几个官员都主张抵抗。宇文虚中虽然当初批评朝廷不该破坏与辽国的和约，但此刻却主张抵抗。在他的坚持下，皇帝下令召集西北方向熙河路经略使姚古，以及秦凤路经略使种师中前来勤王。西北的士兵由于长期与西夏对峙，是宋军之中最有战斗经验的，如果北宋还有人能够抵御金兵，必然出自西北。[29]
皇帝还任命了吴敏担任门下侍郎，让他和宇文虚中共同负责召集勤王军队。吴敏立刻行动，召集被贬斥但是经验丰富的种师道前来勤王，同时还召集了一位叫何灌的将领。又由于吴敏与李纲的关系较好，他向皇帝推荐了李纲。这就给后来李纲的上台打下了基础。
北宋更换皇帝时，金军的进攻仍然在持续。十二月二十五，金军攻占庆源府（现河北省赵县）。
十二月二十七，金军占领信德府（现河北省邢台市）。在两次进攻中，郭药师的常胜军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金军是传统部落制的，每一次打完，都要进行一番劫掠，士兵们要靠抢劫战败者获得生活资料。郭药师的军队却已经职业化，他们纪律严明，不滥杀无辜，最多只是稍微取点财物。
郭药师对平民仁慈，对他的前主子却足够心狠。十二月二十九，更换皇帝的消息传到了金军营中，二太子斡离不听说后，担心宋朝有了防备，犹豫不决。郭药师却劝说二太子继续进军，表示南朝未必有防备。[30]
在西路，金军也于十二月二十七完成了对太原的包围。北宋对西路的防御错漏百出。不仅前期朔州、武州、代州、忻州和石岭关迅速丢失，到了金军合围太原后，又错失两路救援人马，分别是朔州守将孙翊，以及府州守将折可求的兵马。[31]
孙翊前来太原，是因为他所在的朔州已经投降，把他关在了城门外，他只好带领两千兵马前往太原。来到太原后，由于守将张孝纯不敢开门，孙翊在城外与金军鏖战两日，全军覆没。[32]折可求则是率领两万兵马从与西夏接壤的麟州、府州赶来，在交城被金军击败。
如果北宋有一个好的将领统筹全局，在粘罕进军太原时，守将折可求和孙翊等人的部队集中起来，直捣粘罕在云中的老巢，采用围魏救赵的计策，是有可能逼迫粘罕回军的。
虽然没有击退粘罕，但幸运的是，张孝纯守住了太原，并没有让粘罕的西路军更进一步。这也减轻了汴京的压力，在京城的宋军只需要对付河北的金军东路军就可以了。
宋钦宗上台后，首先要做的是改元，徽宗的年号宣和已经用了七年，钦宗与大臣们经过商议，取“日靖四方，永康兆民”的意思，定年号为“靖康”。[33]于是，中国历史上短暂而激烈的靖康之年到来了。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正月初一，金兵来到了黄河北岸的浚州。在几天前的十二月二十六，皇帝曾派威武军节度使梁方平率领七千兵马守卫浚州，步军都指挥使何灌率军三万守卫黄河。[34]当时何灌就想尽办法留在后方，他劝说宰相白时中，汴京才是更需要他的地方，不要把他派往前线。但白时中还是让他出发了。[35]
正月初一[36]，金军在郭药师的先导下到达浚州城外，梁方平并没有想抵抗，而是率军向黄河南岸撤去。一旦过了桥，他立刻下令将黄河上的浮桥烧掉。由于仓促放火，数千宋军没有来得及过桥就淹没在了河中。
在黄河南岸陈军三万的何灌一看梁方平逃走，也立刻开始逃窜，黄河南岸的宋军也逃得一个不剩。
正月初三[37]，在没有宋军抵抗的情况下，金军开始从容不迫地用找到的十几艘小船渡过黄河，到初六才渡河完毕。[38]在此期间，如果南岸有宋军把守，完全可以击败渡河的金军。何灌的逃跑，让宋军丢失了最佳获胜的时机。这和宋徽宗长期不设防政策有关，他把燕京交给郭药师的常胜军、山西交给童贯后，在首都地区找不到一个有作战经验的将领，贪生怕死的人占据了高位，导致了黄河失守。
黄河失守的消息传到了京城，就在当天夜里（初三），宋徽宗开始了他的逃亡之旅。夜间二更左右，宋徽宗的车驾从通津门水路出城，跟随他的有皇后、皇子、帝妃等人，护驾的士兵由平凉军节度使范讷掌管。
最初皇帝乘船，后来感觉船太慢，改乘肩舆，又嫌肩舆太慢，临时征用了几艘搬运砖瓦的快船由皇帝乘坐。[39]路上饿了，只好跟开船的要个饼，分着充饥。一夜行走了上百里，到了南京（现河南省商丘市），才进州府休息，找到了被子，换来了驴骡。
从南京到符离后，宋徽宗再次坐船顺泗水而下。在这里，宋徽宗碰到了也跟着逃亡的宇文粹中（宇文虚中的哥哥）、童贯、高俅等人，这才有了伴。童贯率领三千兵马护驾，一路到了扬州，各种皇子皇孙在路上被安置了一批，并没有都跟着他到扬州。
高俅以三千兵马扼守淮河，防止金兵赶来。扬州父老们恳求宋徽宗不要渡过长江，可是太上皇早已被吓破了胆，将皇后留在了扬州，自己渡江到了镇江。
宋徽宗逃亡之后，北宋首都汴京上下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主张海上之盟的前宰相王黼也暗地里载上家产老婆孩子开始了逃亡。文武百官中也有很多人偷偷地逃走。此时，年轻的新皇帝的动向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许多人劝说皇帝也学他的父亲，逃到江南去避难，有的建议他去往关中，[40]而新皇帝想的则是到底如何稳定人心，惩罚那些逃亡的大臣。
在新皇帝刚即位时，他的确做了两件大快人心的事情，让人们看到了希望。第一，惩罚之前的那些主政者，也就是所谓的“六贼”；第二，任命主战派开始防卫。
在宋徽宗时代是不可能惩罚官员的。由于一切政策最终都出自皇帝，如果惩罚当时的大臣，就是否认皇帝自己，所以，宋徽宗即便知道他的大臣不好，也不可能惩罚他们。但他一下台，他的儿子却并没有这样的包袱。除了父亲本人不能惩罚之外，其余的人都是可以追究责任的。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七，就在钦宗皇帝刚上台不久，一位叫作陈东的太学生就已经开始发难。[41]他将宋徽宗时期的宠臣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等六人称为“六贼”，上书请求皇帝将“六贼”诛杀。
在陈东所列的六人中，地位和作用各不相同。其中蔡京执政最长，曾经数次出任宰相。他最大的功劳是帮助皇帝解决财政问题，由于北宋财政花费很高，政府常常缺钱，别人都无法帮助皇帝找到足够的钱，只有蔡京能够完成任务。他在任上进行了许多财政和金融改革，直到现代，各级政府仍然在学习这些经验。蔡京最令人愤恨之处是他遵从皇帝的意思，迫害那些元祐派（旧党）的大臣。加上执政时间太长，党争不断，蔡京成了皇帝要处理的首要目标。
王黼和大宦官童贯被列入“六贼”，主要是因为与金人结盟的政策失误。
朱勔是一个典型的宠臣，以运送和搜刮花石纲出名，从而导致整个东南方的疲敝，造成了方腊叛乱，让北宋的财政更加捉襟见肘。
大宦官李彦以在西北地区搜刮田产出名。事实上，这也是宋徽宗的财政需要，要将更多的土地从民间搜刮出来，好收税。
另一个大宦官梁师成并没有做太多的恶，他自称是苏东坡的儿子，因为他的母亲曾经是苏东坡的侍婢，送给别人后生下了他。[42]作为宋徽宗的宠臣，他的地位很高，蔡京尊重他，童贯和他互为攻守，王黼当初被提拔也多亏了他，他自然被列入了“六贼”之中。
陈东在上书中痛斥“六贼”，实际上是要将宋徽宗所有的恶政都归咎于他们。[43]除掉他们，会产生人心大快的感觉，从而把大家都团结在新皇帝周围。
陈东上书时，宋徽宗还在汴京，大家心里有数，却并没有附和。可宋徽宗一上路，陈东再次上书，就到处理“六贼”的时候了。
首先倒霉的是逃跑的王黼，他被剥夺了家产，搜出了数万亿的宝贝，最后贬斥永州，在路上被杀死。其次是李彦，由于背景不深，也被抄没家产赐死。梁师成因为立太子有功，暂时被钦宗保护，但没出一个月，也被赐死了。
帮助皇帝运送花石纲的朱勔被放归田里。蔡京和童贯撑得时间久一些，但这一年没有过完，“六贼”就都已经死了，算是给群臣一个交代。[44]
陈东这样的太学生义气方刚，年轻气盛，放在现代的政治分野中可以算是年轻左派。这样的人可以去摧毁，却无法去创建。在靖康元年正月，最现实的问题是，怎样组织防御才能够击退金军的入侵？这个问题就不能靠太学生去完成了。
所幸的是，宋徽宗临走前留给宋钦宗一个优秀的大臣。到李纲登场的时候了。
【注释】
[1] 马扩曾经谈到两条路的优缺点，参见下文他的建议。
[2]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3] 参考《茅斋自叙》。
[4]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三朝北盟会编》、许采《陷燕录》记载为十一月二十六。
[5]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三朝北盟会编》认为是十一月二十八。
[6]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7] 参考《陷燕录》。
[8] 参考《茅斋自叙》。
[9] 参考《陷燕录》。
[10] 以下记述根据《陷燕录》。
[11] 根据《陷燕录》，泾州在西北地区，不知为什么窜入此处。
[12] 河东战斗过程见《三朝北盟会编》。
[13] 根据《三朝北盟会编》《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14] 参考《北征纪实》。
[15]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16] 参考《北征纪实》。
[17] 参考《文献通考》。
[18] 参考《靖康传信录》。
[19] 根据《靖康传信录》推知，因李纲自述吴敏见皇帝为二十三日。
[20]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21]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
[22]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
[23]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引宇文粹中《承训录》。
[24]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25]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26]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27]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引《靖康要录》，以及《北征纪实》，综合之。
[28]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29] 参考《宋史纪事本末》。
[30]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31]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引张汇《金虏节要》。
[32]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33] 参考《铁围山丛谈》。另《三朝北盟会编》载诏书中有“发施仁政，怀日靖四方之志；经文纬武，图永康兆民之功”语。
[34]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35] 参考《宋史·何灌传》。
[36]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三朝北盟会编》定于正月初二。
[37] 参考《金史·太宗纪》。
[38]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引沈琯《南归录》。
[39] 李纲《靖康传信录》。
[40]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引封有功《编年》。
[41] 参考《宋史·忠义传》。
[42]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另一个大臣高俅则自称苏东坡的小史，见王明清《挥尘录》。
[43]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一。徽宗宣和七年：“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败于内，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从而结怨于二虏，败祖宗之盟，失中国之信，创开边隙，使天下势危如丝发。此六贼者，异名同罪。”
[44] 参考《宋史纪事本末·群奸之窜》。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