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鲁国后，孔子首先来到了卫国。一向安于逸乐的卫灵公为了向世人表示他礼贤下士的气度，比照孔子在鲁国任大司寇时的俸禄，也致赠六万斗的粟米给他。
其实孔子只是希望能有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对俸禄多少根本不在意，可是卫灵公对孔子所提的种种改革建议总是推三阻四，甚至考虑都不考虑一下。且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诬陷孔子，孔子担心自己会获罪，只住了十个月就离开了。
孔子本想到陈国去，谁知在经过匡城时，由于孔子和几年前阴谋作乱造成无数人流离失所的鲁国季氏家臣阳虎长得很像，匡人误以为阳虎又来了，竟将孔子一行人团团围住，想报当年的毁家大恨。
一连被围困了几天，弟子们又害怕又气愤。为了安抚众人躁动不安的情绪，孔子教子路击剑作歌，大家跟着引吭高歌。
嘹亮的歌声不仅使弟子们忐忑的心绪沉静下来，就连包围他们的匡人，也被这正气凛然、气势磅礴的乐音所感动，相信孔子不是阳虎，纷纷散去。
经过这场波折，孔子打消了去陈国的念头，又听说晋国正内乱不断，想来想去，又返回卫国。
卫灵公的夫人南子是个声名狼藉的女人，她听说孔子回来了，便派人传话给孔子，想和他见见面。
孔子本来推辞不去，但想到自己是卫君的臣属，依礼不该拒绝，只好勉强去见她。谁知竟有人拿这件事大做文章，说孔子想以南子作为做官之阶，就连他门下的弟子们也有不少人发出怨言。孔子很无奈地说：“若是我做错了什么，老天爷自会厌弃我的！”
又有一回，卫灵公和夫人南子同车出巡，却叫孔子坐后面的车子。孔子摇摇头，感叹地说：“我从没见过有哪个君主能够敬重贤德就像喜爱美女那样急切的啊。”
失望之余，孔子再次黯然离去。
这回孔子经由曹国到了宋国，却意外招致宋国司马桓魋的忌恨，不得不悄然离去。
刚抵达郑国，孔子便和弟子们失散了，他只好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城门下，好让弟子们方便找到自己。
孔子的弟子们不见了老师，自然万分焦急，分头四处打听。一位老人家告诉子贡：“我是不知道你的老师到哪儿去了，不过刚才我在东城门看见一个人，额头像唐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子产，下半身比大禹还矮三寸，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活像一条丧家之犬。你去看一看，或许他正是你的老师。”
子贡半信半疑，返回东城门寻找，果然见到了孔子，就把那位老人家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他。
“哈哈哈……”孔子竟笑了起来，“那位老人家形容得真贴切，不错，我的确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啊！”
后来孔子到了陈国，一住就是三年。这三年里，陈湣公虽然对孔子很礼遇，却始终没有起用他的意思。而且陈国年年兵连祸结——晋、楚两国为了争强，经常入侵陈国，以扩展势力；吴国也不时借口替盟友蔡国报仇，出兵攻打陈国。
扰攘不息的战争，早使陈湣公应接不暇，他哪还有时间听孔子谈什么君子之德、仁者无敌的大道理！
孔子心里明白，再留在这里也无用武之地，于是收拾好行囊，师徒再次踏上坎坷的旅程。
不巧陈、蔡边境上的蒲邑正发生叛变，竟将路过的孔子一行扣留，幸亏弟子公良孺勇猛过人，奋力保护孔子冲出重围。师生脱险后，决定再回卫国试试机会。
可是卫灵公年纪已老，不太管理政务，更不用孔子帮忙。
“唉，为何没人肯用我呢？”孔子感慨不已，“只要三年，我就能实现我的政教理想了。”
孔子想去赵国，走到黄河边，却传来赵国的两位贤人被赵简子（即赵鞅）杀害的消息，孔子心想，看情形，即使到了赵国也不会被接纳。无奈之余，只好打道回府，又返回卫国。
这时卫国正弥漫着一种不安的气氛。原来，卫国世子蒯聩因密谋杀害卫灵公夫人南子失败而逃亡赵国，最近传言赵国将协助蒯聩回国篡夺王位。卫灵公因为将与赵国开战而心烦不已，蓦然想起孔子，立刻向他问起有关战阵的事。
孔子最不愿见到这种父子相残的丑事，因此回答说：“祭祀、礼仪之类的事我倒懂得一些，至于兵法、战略，我是一窍不通。”
卫灵公当然很不满意，因此当孔子苦口婆心地劝他多讲礼乐、行仁道时，他却故意抬头看着天上的飞雁，完全不理不睬。孔子明白卫灵公有心疏远，自己留下徒然自讨没趣，还是趁早离开的好。
那一年，卫灵公死了，他的孙子辄继位，就是卫出公。第二年秋天，鲁国的季桓子也病逝了，临终前他曾嘱咐儿子康子：“我死后，你必将继承我的职位，继续辅佐主上，到时你一定要把孔丘召回来协助你。有了他，鲁国富强才有希望。切记！切记！”
可是大夫公之鱼说：“当年起用孔丘，并没有彻底执行他的政策，各国都笑我们不会用人；如今再次起用他，如果又虎头蛇尾，岂不是又让人看笑话！”
“这……怎么办呢？”
“不如召用冉求吧。”公之鱼建议，“他是孔丘的弟子，任用他等于任用孔丘；万一不行，我们也有借口推卸责任。”
不久，冉求即被召回国，受到重用，而孔子仍在列国间游历。
有一回，孔子一行人迷了路，子路向正在路旁耕田的两个农夫问路，不料这两人爱理不理的，反而问他坐在车上的是谁。
“是我的老师孔丘。”
“就是鲁国的那个孔丘吗？”较瘦高的那位——他叫长沮——问道。
“是的。”
“他应该知道路啊！”长沮语带讽刺地说，“他一年到头都在外游荡，怎会不认得路呢？”说完又低头继续犁田，不再理会子路。
子路愣在那里，哑口无言。始终没吭声的那位农夫——他叫桀溺（nì）——这时开口说话了：“天下就是这么纷纷扰扰，到哪一国去还不都是一样？谁能改变这个局面呢？只有你们这群傻瓜才会做这种徒劳无益的事。”
受了一顿奚落的子路懊丧地走回来，把两人的话转述一遍。
“唉！”孔子长叹一声说，“我们怎能一辈子躲在深山里，与鸟兽为伍呢？如果天下已经太平，我就用不着改变什么了。”
又有一回，子路和孔子等人失散了，路上遇见一位拄着木杖、扛着耘田工具的老人家，就向他打听。
“我哪知道你的老师是谁？”老人家瞪了子路一眼，不屑地说，“年轻人不做点正经事，劳动劳动四肢，连五谷杂粮都分不清楚，还想找什么老师！”
后来子路追上孔子，把刚才的情形告诉他，孔子说：“这位老先生一定是位隐者，你带我去见他。”
可是当他们回头去找时，那位老人家已不知去向。
有一年，吴国又攻打陈国，孔子听说率师救援陈国的楚昭王很能礼贤下士，便想去晋见他。陈、蔡两国担心日益强盛的楚国一旦重用孔子，必将如虎添翼，对各国都是莫大的威胁，于是合谋将孔子师徒困在陈、蔡两国之间的旷野中。
虽然陈、蔡两国并无意加害孔子，但缺乏粮食对孔子等人是一大考验。到了第七天，弟子们大都饿得四肢无力地躺在地上，只有孔子仍泰然自若地为学生们上课讲道。
鲁莽的子路最先发出抱怨：“老师，君子也有穷困的时候吗？”
“当然。”孔子慢条斯理地回答，“不过，一个有道的君子，越是穷困的时候，越能坚守原则；相反，小人一旦穷困，就不肯守本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孔子见弟子们闷闷不乐，眼中充满愤恨不平，知道他们对自己平日所说的道理已产生动摇，不觉皱起了眉头。
“《诗经》里有句话：‘匪兕匪虎，率彼旷野。’人如果不走应走的道路，那就和在旷野中奔跑的犀牛、老虎没什么两样，充其量只是野兽罢了。你们觉得我平日教你们的道理是错的吗？否则，我们为什么会像野兽一样，被困在旷野之中？子路，你觉得呢？”
“也许是我们还不够仁、智，所以别人不肯接纳我们。”
“不对。”孔子摇头反驳，“要是仁者都会被相信，那么伯夷、叔齐就不会饿死了；要是智者都能被接纳，那么王子比干也不会被纣王剖心了。子贡，你的看法呢？”
“老师的道理太深奥了，一般人做不到，所以无法接受，如果能稍微降低尺度……”子贡说。
“这的确是好方法，不过……”孔子直视子贡的双眼，平静地说，“一个能干的农夫，虽然很会种田，但他不一定有收获；一个能干的工匠，虽然手很巧，但他做的器具不一定合每个人的心意。君子所该做的，是致力于修养品德，研习正道，如果为了让别人接纳，一味降低标准，岂不是本末倒置？”
子贡涨红了脸，羞愧难当。
孔子转头看看颜回，问道：“颜回，你呢？说说你的看法。”
颜回勉强撑起虚弱的身子，恭恭敬敬地向孔子一揖，缓缓说道：“我的想法是，老师教我们的道是至正至大的，所以一般人无法接受，但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所应引以为耻的，是无法修习道；至于能不能受到重用，那就无关紧要了。不能接纳一位修道有成的君子，那是治国者的耻辱，我们根本不必担忧。相反，越是不能被世人接纳，我们越要坚定立场，这样才能使人更加认清君子的真正价值。”
“你说得太好了！”孔子高兴地说，“不愧是颜回，如果你有产业，我倒想当你的管家！”
不久，楚昭王得知孔子被困，派大军前去营救，孔子等人才脱险。
楚昭王原本打算把七百个书社的土地赠送给孔子，但令尹子西极力反对，他说：“请问主上，现今我国派驻各国的使臣中，有像子贡这样干练的人才吗？”
“没有。”楚昭王想了想，摇头说道。
“朝中有像颜回这样贤能的宰辅人选吗？”子西又问。
“嗯……没有。”楚昭王又摇摇头。
“那么，有像子路这样万夫莫敌的勇将吗？”
楚昭王仍是摇头。(www.xing528.com)
“像宰予这样精明的官员呢？”
“也没有。”
“楚国的先世受周王室的分封，当初只是子爵、男爵，封地也不过五十里。众人皆知，孔丘讲求的是恢复三皇五帝的制度，推崇的是周公、周召公辅佐周武王治理国政的事迹，如果主上任用他，他一定力劝您遵循古时的制度，做个忠心辅佐周室的臣属，那么楚国怎能像现在这样，世世代代拥有方圆几千里的土地，做个统领天下的盟主？”子西滔滔不绝地说着。
“这……”楚昭王皱起了眉头。
“况且，”子西接着说，“当初周文王、周武王所拥有的丰、镐，不过百里大小，却能够称王天下；如果孔丘得到这块如此大的土地，加上有这些干练、贤能、勇猛、精明的弟子辅佐，怎知他不会成为第二个文王、武王？果真如此，恐怕不是楚国之福啊！”
听了子西这番话，楚昭王方才作罢，未把土地分赠给孔子。就在这年秋天，楚昭王病逝了。
楚国有个狂人叫接舆，有一次在路上遇到孔子的车驾，故意高声唱起歌：“凤鸟呀凤鸟！你的德行为什么这样衰败？过去的已经无法劝阻了，但未来的还可挽救啊！算了吧，算了吧，现在从事政治的人都很危险啊！”
孔子听了，知道接舆也是位隐者，想下车和他谈谈，可惜接舆很快就走远了，孔子没能和他碰面。
不久，孔子离开楚国，又回卫国。那年，孔子已六十三岁。
卫出公想聘请孔子帮他处理政务。子路问：“这回出任，您第一件事最想做什么？”
孔子回答：“正名。”
“正名？”子路不觉笑了起来，“这怎么可能！而今天下大乱，纲纪荡然，一切制度名存实亡，怎可能一一厘清，使名副其实呢？”
“正因如此，所以是当务之急呀！”孔子感慨地说，“名义不正，说出来的话就不合理；话不合理，做事就难以成功；这么一来，礼乐便无法推行，刑罚就会失当，人民便不知怎么做才是对的。所以君子行事，必先正名义，名正则言顺，言顺才能事成。”
鲁哀公十一年，孔子六十八岁，应鲁国大夫季康子的聘召，终于回到别离十四年的故国。
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怎样才能治理好国家？”
孔子回答：“为政在人。想把国家治理好，必须谨慎选用朝臣。有贤能的大臣辅佐，政治才能走上正轨。”
季康子问孔子：“怎样才能使人民信服呢？”
“很简单。”孔子回答，“只要举用正直的人，废黜邪佞小人，人民自然心悦诚服；相反，如果一味任用小人，却让正人君子闲置一旁，那么不管怎么做，人民都不会信服你的。”
鲁国盗匪猖獗，这令季康子头痛不已，于是他求助孔子。孔子告诉他：“如果您自己不贪求财物，即使奖励人民去偷盗，他们也不会去做的。”
孔子进一步告诫季康子：“政者，正也。为政的原则在于‘正’字，只要您以身作则，依正道而行，那么人民就会以您为榜样，谁也不敢胡作非为。”
鲁国君臣虽然认为孔子所说的话都很有道理，也经常向他请益，但始终没有再起用他。孔子也自觉年纪老大，不再想做官了，而把全部的精神投注于教育和整理古籍。
在孔子那个时代，讲究的是权术、谋略，对《诗》《书》《礼》《乐》等典籍、制度不太重视，因此这些东西渐渐失传了。
孔子花了许多心血重新整理、校正古籍，希望借此挽救日益衰颓的世道人心。
首先，孔子认为目前社会之所以长幼无序、尊卑失位，全是因为失去礼的约束，所以他极力宣扬恢复三代（唐、虞、夏）时的礼仪制度，就他所知道的、能考证的，把散佚不全的《礼经》补足。
然后，他又为《书经》厘定篇次，把自上古唐、虞时期至秦穆公时代所发生的事情，依照事类、次序加以编排，使人一目了然。
自古代流传下来的《诗》原有三千多篇，孔子把重复的、不合礼义教化的部分删除，剩下三百零五篇，并将这些诗篇一一入乐，以合乎古代“韶、武、雅、颂”的标准。
经过孔子一番记《礼》、叙《书》、删《诗》、正《乐》的努力，先王礼乐教化的遗规才稍稍恢复旧观，有可称述。
孔子晚年很喜欢研究《易经》，写了十篇阐述易学的文章。他曾说：“只要再让我多活几年，那么我对《易》的研究就可以更透彻了。”
孔子坚持有教无类，正式投入他门下学习的，共有三千多人；其中能够精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至于曾经受他教诲，但未正式拜师的，就不知有多少了。
孔子教导学生，除了重视学术、技能的修习外，更注重品德的修养。他要求学生必须从四个方面并进：一是“文”，就是攻读《诗》《书》《礼》《乐》等典籍文献；二是“行”，就是要从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三是“忠”，就是为人处事要忠诚尽心；四是“信”，就是待人接物要信实无欺。
此外，孔子告诫学生们，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做到毋意（不妄自揣测）、毋必（不武断专横）、毋固（不固执己见）、毋我（不自以为是）。因为这是常人最容易犯的四种毛病，一定要戒除。
孔子和邻里乡亲相处时，态度恭敬温和，好像不太会讲话的样子，但遇到宗庙祭祀或朝廷议政的时候，他又能侃侃而谈，言辞通达。
他和职位比自己高的官员交谈时，态度不卑不亢，正直自然；和职位比自己低的官员交谈时，则轻松和善，平易近人。
在生活起居方面，孔子也很讲究。吃饭的时候，鱼肉不新鲜，或肉切得不正、不合规矩，他便不吃；桌椅没有摆正，或位子不对，他就不坐下来。在家里有丧事的人的旁边吃饭，孔子总是食不下咽，从没吃饱过。如果哭过，这一整天他就不唱歌、弹琴。看到披麻戴孝的人或瞎子，哪怕对方只是个小孩儿，他也会面色忧戚，深表同情。
孔子曾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只要有心向学，就算是偶然与我同路而行的人，也有可以作为我的老师的地方。对于他们比我好的方面，我就努力学习；对于他们不好的方面，我也会自我反省，引以为戒。”换句话说，不论善恶贤愚，任何人都可以作为他人进德修业的榜样。
孔子最忧虑的是四件事：一是品德修养不够；二是学业不够精深；三是不能力行仁义之道；四是有了不好的行为却不马上革除。
至于怪（怪异）、力（暴力）、乱（悖乱）、神（鬼神），对教化毫无帮助，孔子不愿谈论。
在孔门弟子心中，孔子又是怎样的人呢？
子贡说：“想了解我们老师，谈何容易？虽然《诗》《书》《礼》《乐》等方面的道理，我们常听老师讲述，也能够理解，但有关‘性命’‘天道’这方面的见解，老师却很少提及，即使偶尔谈到，我们也因其太过深奥而无法理解。”
孔子最挚爱的学生——颜回，曾赞叹地说：“老师的德行，好比一座山峰，越是仰望它，越觉得崇高无比；老师的学问，好比一块金石，越是钻研探究，越觉得坚实深厚；而老师传授给我们的道，更是高远得难以捕捉，明明才看见就在眼前，一忽儿又出现在后面。然而，老师循序渐进、按部就班地谆谆教导，不时以典籍文章丰富我们的知识，以礼仪道德规范我们的言行，循循善诱，使我们即使想停止学习都不行。我已尽了所有的努力，仍然无法稍微追上他。”
鲁哀公十四年，颜回死了。孔门三千弟子中，颜回向来被认定是孔学的最佳传人，因此孔子把绝大部分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想不到他竟短命而亡，这打击何其沉重啊！
孔子难过得放声大哭，弟子们从没见老师如此悲痛过，慌得不知所措。孔子伤痛地说：“我不为颜回哭，要为谁哭呢？”
这年春天，鲁哀公到大野狩猎，叔孙氏的车夫猎获一只怪模怪样的野兽，他们担心这是不祥的征兆，就把野兽打死，拖回去问孔子。
“这是麒麟啊！竟落得如此下场，唉……”孔子长叹一声，感慨万分，“我的路也已走到尽头了吧？我行道救世的愿望，恐怕永无实现之日了。没有人能了解我啊！”
子贡疑惑地问：“为什么老师说没有人能了解您呢？”
孔子回答：“我这一生虽然屡遭困厄，但从不怨天尤人，只是专心研究学问，学习人事变化的道理，进而探究性命、天理之学。能了解我的，大概只有老天爷吧。”
“可是，”孔子又自言自语道，“君子最遗憾的，就是死后没能留下好声名。我的理想无法实现，对社会无所贡献，将来如何留名后世呢？”
于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的记录，作了《春秋》这部史书。
《春秋》以周王室为正统，记载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间的事，对于凡是不合法统、违背礼法的，一定严词批评、谴责。例如，当时吴、楚的国君擅自称王，孔子即按当初周天子的册封，降称为子爵；又如，鲁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召集践土会盟，竟要周襄王移驾与会，孔子便改写成“周天子巡狩至河阳”。
孔子期盼他所坚持的这种贬抑责备的“《春秋》义法”能够得到后代君王的倡导推广，使意图窃位盗名的小人有所畏惧，而不敢胡作非为。
翌年，卫国发生内乱（即卫后庄公蒯聩与卫出公辄父子夺位之争），随侍孔子最久的大弟子子路因而丧生，孔子伤心得病倒了。
一天，孔子拄着手杖在门口散心，正巧子贡来探视。孔子语带无奈地问：“你怎么这么迟才来？”
子贡一脸茫然，不明白老师是什么意思。孔子却轻声哼起歌：“泰山就这样崩塌了吗？梁柱就这样断折了吗？哲人就这样凋谢了吗？”哼着哼着，竟流下了眼泪。
稍后孔子对子贡说：“天下失去正道已经很久了，世人却不肯相信我的话、接受我的政治理念。我听说夏朝的人死后停棺在东阶，周人在西阶，殷人则在两柱之间。昨晚，我梦见自己坐在两柱间受人祭奠，可见我确实是殷人的后裔。”
不知是巧合还是预感，七天后，这位备受世人推崇却有志难伸的圣人与世长辞了，享年七十三岁。
孔子葬于鲁城北面的泗（sì）水边，弟子们主动为老师守丧三年。三年后，有些人继续留下来，子贡甚至在墓旁搭了房子，又守了三年。渐渐地，在孔子墓附近定居的人越来越多，于是这一带就称为“孔里”。
几年后，孔子的故居被改建成庙宇（即孔庙），里面陈列着孔子的衣冠、书籍、琴、车。直到现在，仍不时有人前往膜拜、瞻仰。
在孔子那个时代，有许多自认清高、识时务的隐者，在他们眼中，孔子的所作所为不仅迂腐、钻牛角尖，而且近乎愚蠢。
孔子虽然也有气馁的时候，但他从未动摇行道教世的决心，即使在他晚年退出政坛，专心于教育、著作时，也从未放弃理想。
“明知不可为而为”——这就是孔子伟大的地方。一个人只要锲而不舍，努力把一件事做完，即使没有成功，至少也得到快乐——尽力把事情做得最好的快乐，这就是“成就”；而“成功”，不过是别人对我们的赞美罢了。
所以，我们只须扪心自问是否已尽了全力，是否心安理得，是否有所“成就”，根本不必在意在别人的眼里我们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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