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西方工艺在中国的传播，除了数量繁多的工艺产品的倾销，还包括新式工艺教育模式的输入，出于产品生产及加工的需要，部分传教士开始在教会学校设立工艺技术的传播机构，培养工艺品的制作人员，西方工艺教育模式被系统地介绍到了中国，并对中国早期的工艺教育形式，即洋务学堂的实业工艺教育起到了启蒙和催化作用。
外国传教士来华兴办教会学校，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经开始，但活动范围较小，仅在江南沿海地区。鸦片战争后，逐渐进入中国内地。外国传教士开展的工艺教育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为工艺品的出口而设立的工艺传习所，其目的是借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转移本国内劳动密集型手工业产业，降低生产成本，瓷画、抽纱、草编、绒绣等相关工艺种类的传习教育皆属此类情况。这些工艺传习所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的学校，因为它仅是传教士针对生产的需要对工人进行的技术性较强且品类单一的培训，其社会影响相对较小。如早期的瓷画传习所，主要教授和训练中国陶工制作出口用的以圣经故事为题材的瓷器。工艺传习所最早在17世纪晚期已经出现，鸦片战争后，伴随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和外国洋行的商业活动，欧洲的抽纱、网扣、花边、绒绣、绒线编结等工艺相继传入中国，商业性质的工艺传习所逐渐多起来。以花边技艺的传习教育为例，1895年，英国传教士詹姆士·马茂兰（1860—1916）夫妇以教会名义在山东烟台南山路创办花边女子学校，当时称为“培真女子学校”。初始收容穷苦女子学习技艺，后推广开来，开始在当地妇女中大范围传授技艺，学生总数达到数千人。数年后，花边工艺在胶东迅速推广，烟台数以万计的妇女以此为生，至今仍在流传。马茂兰夫妇按照“开办授艺、发料加工、返销欧洲”的流程，一边通过其在中国创办的仁德洋行从国外购进纱线及最新流行的花边图样，一边组织当地商人、工人生产和收购花边，然后将成品转运至欧美市场销售，贸易额几乎居山东省进出口贸易之首。因为仁德洋行的花边贸易皆以孤儿院产品为名，不仅获得了当地的出口关税豁免权，在欧美各国也享受了进口关税的豁免。胶东妇女生产所得报酬微薄，洋行却获得巨额利润。仁德洋行的成功刺激了烟台抽纱及花边工艺的传播及发展。据资料记载，到1936年，烟台周边各县，专门从事抽纱绣花的商号、工厂有150多家，其产品占烟台出口总数的50%以上。
另外一种情况是教会以开办慈善事业为名在中国设立的各类美术工艺传习所，如1864年前后成立于上海徐家汇地区的土山湾美术工艺所即为此类情况。土山湾美术工艺所地处上海徐家汇南部的肇家浜沿岸，位于今天的上海徐家汇地区漕溪北路、蒲汇堂路一带。自明万历年间，礼部尚书、大学士徐光启受洗入天主教始，上海的徐家汇地区就成为中国天主教徒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土山湾美术工艺所所属的孤儿院，原由天主教教士薛孔昭司铎于1855年创建于青浦横塘，后来迁到上海西部的蔡家湾，1860年太平军进攻青浦，蔡家湾孤儿院房屋被烧毁后，寄居于上海南面的董家渡。1864年，教会组织人力将土山湾的土阜削平，把孤儿院由董家渡迁到此处，并在此地不断扩大规模，开始称为土山湾孤儿院。当时上海教会机构迅速扩展，新教堂需要大量的工艺美术用品来装饰，传教士希望培养中国学生成为上海地区教会机构的美术人才，以供应教堂工艺美术品。上海徐家汇天主教会应需而设，在土山湾孤儿院内开设学校，除教授中文、法文、音乐、图画等课程外，还附设了专门的美术工艺所进行工艺教学，初始仅教授孤儿院的孤儿们相关技艺，后来面向社会招生。
土山湾美术工艺所的工艺教学主要在孤儿院附设的工艺场内，工艺场初始分为“成衣制鞋部”“印刷部”“木工部”“绘画部”“铜器部”，后调整为“皮匠作”“木匠作”“白铁作”“铜匠作”“风琴作”“图画间”“照相部”，20世纪40年代又分为5个部，即“印刷部”“发行部”“木器部”“图画部”“铜器部”。
其具体设置如下：
慈母堂：建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民国九年（1920年）毁于火灾，用于孤儿们进行宗教活动。
慈云小学：设立初级4年，高级2年，主要收教本堂收养的贫苦男生，稍收工人子弟。
工艺训练班：孤儿高小毕业后，继以两年的初步工艺训练，形式是半工半读。上午7时至9时，教授国语、代数、物理、化学、地理、外语等课；下午1时至3时，教授修身等课。每日除上课外，其余时间在工艺训练班实习雕刻、绘画、手工、铁工等工艺。目的是使孤儿于学业上具有初中程度文化，工艺上获得灵巧的双手。
工艺场：2年初步训练后，管理修士视学生天赋、性情而定，分派至一工场，学习专门工艺。每日9小时工作外，晚上尚有夜课，使以前所学习学业不致忘掉。[10]
至1867年，土山湾孤儿院的孤儿人数已经有342人，这些孤儿入院时大多6～7岁。“所收异教之孩童，幼者为六、七岁，大者亦不过九、十岁，初授以四年之教育，如国文、习字、算数、天主教义等科”，[11]学习几年的文化课程和基本的教义、教理，待懂得基本的教理以后，要受洗入教。大约13岁时，除少量孤儿进入社会以外，多数都留在各车间当学徒，开始半工半读。据统计，1904年到1936年间，留下来工作的孤儿约260人。(www.xing528.com)
土山湾美术工艺所的教学目标很明确，就是在尽量短的时间内采取便捷的方法，培训大批动手能力强的绘画、雕刻、印刷等方面的熟练技术人员，为宗教教义的传播服务。土山湾美术工艺所教学任务的确定以上述教学目标为准则，由多个教师分别担任某一方面的教学。仅图画间的绘画教学就有专职教师分别传授擦笔炭画、水彩画、油画等不同画种。据曾在此学习过的张充仁回忆，他14岁刚进入画馆时，被分配到照相制版部，师从教学主任爱尔兰修士安敬斋，所学科目是在中国几乎属于空白的照相制版技术。当时黑白照片的敷彩着色依靠水彩画技术，而水彩画教学则由另外一位法籍修士潘相公担任。像这样围绕同一教学目标，不同科目教师分别授课，就是为了求得最直接的教学效果，即在短时间内为教会培养所需工艺美术人才。
土山湾美术工艺所以培养为宗教服务的专业技术人才为目的，教学目标非常明确，因此教学内容的设置也是以技能培养为主。教师先把教学内容进行优化选择、组合加工，然后把经过量化的内容传授给学生，具有较强的务实性和针对性。部分教学科目还陆续出版或印刷了固定的教材，例如在1907年曾出版过《绘事浅说》《铅笔习画帖》等，这些教材使土山湾美术工艺所的教学更系统、更具体。在课程设置上，土山湾美术工艺所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学生要接触各种工艺材料，确定材料如何使用，掌握材料的性能、品种、使用规律等特性，另外还要掌握各种工具设备的运用。
图8-1 土山湾美术工艺所木雕间
图8-2 土山湾美术工艺所铜匠铸造间
当时许多中国的匠师和画家曾经在土山湾美术工艺所学习过欧洲的工艺和设计，从而在上海地区较早形成了新式美术教育和设计教育的风气。从这里走出来的学生接受了相对系统的西方工艺教育，为新工艺教育体制的确立铺垫了道路。到20世纪初，中国各地已有许多类似“土山湾美术工艺所”这样由教会开设的进行新型工艺教育的学校。除了具有代表性的土山湾美术工艺所之外，“到1905年，耶稣教各会在华所设学校中，工艺学堂已发展至七所。至1922年，全国150至200处教会所设孤儿院中多数办有工艺教育事业。教会所设工艺科目，仅南京一地就有木工、铜工、织布、造毯、编席、制褥、刺绣等科”[12]。显然，这一时期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美术工艺教育活动，对中国新式设计艺术教育的萌发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图8-3 曾经在土山湾美术工艺所学习过的铜器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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