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工匠的造物伦理思想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道德伦理观念深刻影响、制约了民众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也是规范社会和人伦关系的准则和尺度，并渗透在民众的观念、行为、信仰、思维方式、情感思想等各个方面。在传统工匠的造物活动及其物化形式中，明显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伦理追求，而且与民众的价值观念、情感意识、审美观念相互融合、互为一体。

（一）传统工匠造物的道德伦理观念

传统道德伦理规范中所倡导的德行操守、忠孝仁义等一系列的道德伦理标准，既体现在工匠造物的创作观念、材料工艺、艺术技巧、样式风格等各个方面，也体现在各种天地神尊、圣贤祖宗、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以及祥禽瑞兽、仙花芝草、吉祥符号和文字等丰富繁杂的艺术题材中。

在数千年的工艺传承中，在历代匠人的口传心授中，传统工匠把历代遵守的造物理念和原则物化于工艺造物中，也就是把伦理观念物化于衣、食、住、行等各类产品中。这些产品最终向人们传达了道德伦理的教化，并规范、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如宋代《河南程氏遗书》曾有如下论述：“天下无一物无礼乐，且置两只椅子，才不正便是无序，无序便乖，乖便不和。”^[28]“天下无一物无礼乐”，可以说是器物制作要受道德伦理制约的阐发。正所谓“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像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29]。器用可以作为“以承天休”的象征，成为统治者及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共识。传统工匠也在“以承天休”的造物要求之下，将社会的伦理及道德规范物化到器物制作中，这类例子在古代造物艺术中十分常见，如青铜器种类及装饰的礼法思想，服饰款式及装饰的道德伦理宣扬，建筑营造、结构及装饰的宗法伦理观念，等等。在这些造物艺术活动中，有时为了宣扬那些道德伦理及宗法观念，甚至不惜牺牲造物的实用功能，而强化主题理念的表达。这种主题理念有时是审美装饰的外在表现，有时是暗含在造物的过程，乃至结构、形态，甚至实用功能中。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曾经感叹：“觚不觚，觚哉？觚哉？”觚是古代一种盛酒的器具，形制为上圆下方，有棱，是重要的礼仪用器，其固定的形态及容量也是社会秩序的象征。后来，觚的造型变为没有棱角的简约形态，在孔子看来这种器物形态变化的实质是社会秩序的变化，是礼仪制度被破坏的象征，因而发出上述感慨。觚在这里富有强烈的文化宣教功能，是社会文化的象征，是社会秩序的承载者。

民间造物的伦理观念也是随处可见，如民居建筑的布局、营建、构造、材料、样式和装饰；室内的陈设格局和规矩及家具的样式结构和装饰；服饰的形制、样式、装饰内容和配色；饮食起居的形制、样式及使用的方式等等。道德伦理观念都物化在这些工艺产品和样式中，在实用功能的基础上，表达了民众对道德伦理的追求。民居建筑中的贞节牌坊、功德牌坊、宗族祠堂、碑刻庙宇自不必说，无论是北方四合院、徽派民居，还是少数民族竹楼、西北窑洞，对伦理道德的宣扬和教化莫不重视。山西榆次的四合院式土窑，坐北朝南的正房与东西厢房，其主次尊从的布局与典型的四合院格局无异，而且正房东为上，西为下，长辈居东，晚辈居西；正房墙壁上设关公神龛；东厢房要较西厢房略高，哪怕是只高一砖，因为“不怕青龙万丈，只怕白虎抬头”；台阶每四级分别象征死、绝、财、旺，要合理设置级数；进大门迎面设影壁称“仪门”，仪门只在婚丧嫁娶、逢年过节开敞，平时要在仪门东侧入院，西侧出。虽然仪门不免简陋，而且挂满了随手取用的农具，却与曲阜孔府的仪门名称、功能一致；厕所在大门外西南角，因西南主凶。而山西晋商大院室内家具的样式及布局陈设格局、中堂、对联、匾额、字画，乃至条几上的花瓶、帽筒、镜架，也都暗含了主客尊从、三纲五常、门风家教等相关的道德伦理观念，如中堂八仙桌、太师椅或官帽椅彰显正襟危坐的家长威严，桌、椅、几、凳不同位置布局的主客尊卑关系；中堂画或各类诗句的对联；门楼、门楣、门匾、对联等的门面雕刻装饰更是血亲宗法、品德家风等道德伦理观念的直接表述，诸如“耕读世业、勤俭家风”等等。北方完整典型的四合院的建筑结构布局、室内陈设、建筑装饰等更是有力地体现了传统价值观念、伦理观念、道德情感、审美观念等思想和理念，这种民居结构、样式以及整体气氛的营造，通过长期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来实现对用物者的道德伦理教化。

就工艺造物及装饰题材而言，二十四孝、义士烈女、麒麟送子、梅兰竹菊、瓜瓞绵绵、鸳鸯凤凰、太师少师、绶带鸾鸟、文武财神、天地众神、牛郎织女、三娘教子、劈山救母、打金枝，以及福禄寿禧、万字方胜、八宝盘长等等数不清的吉利祥瑞题材，无不或隐或显地体现了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这些富有道德教化和伦理情感意义的艺术题材和样式，不仅是宣扬道德伦理的内容和手段，实际上是道德伦理及情感观念赋予了这些题材内容以丰富内涵和象征意义，使这些题材和内容承载了艺术形象审美价值以外的文化意义，为其注入了永恒、旺盛的艺术生命力。

历代工匠对于诸如此类的造物伦理有时作为首要准则，并熟练地通过各种工艺技术将其物化于产品中并传达给用物者，借造物艺术传播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道德伦理关系，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活动中来规范人的价值观、道德观，试图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完美的道德伦理关系。(www.xing528.com)

（二）传统工匠造物的自然伦理观念

不容忽视的是，在传统工艺的创造、传播及传承过程中，这种道德伦理关系又加以延伸和拓展，使人与物、人与自然之间也同样建立了一种伦理关系。在传统造物活动中，人的主体性固然重要，然而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人与物，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时，彼此之间又是平等和谐的。对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言，传统工匠的造物活动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同时，又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在选材、加工、造物、用物等方面，表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共存。

诸如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量材为用、因材施艺不仅表现出传统工匠在遵从自然因素制约下的匠心，更重要的是对自然价值的认识，实际上也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伦理关系。受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大量传统造物活动是在遵循自然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进行的积极能动的创造活动，体现了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道德伦理关系，它突出地表现在人们物质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社会的衣、食、住、行、用等生活方式的内容，许多都是自然生态环境下的产物。以住宅为例，西北地区的窑洞可谓原始先民穴居形式的遗传，由于西北地区干旱少雨，山高土厚，土质富有黏性，人们在黄土高坡的崖壁上掘土为居，既节省土地和建筑材料，又充分利用了自然地形地貌，而且窑洞大多选择避风朝阳的山坡，内部结构坚固，冬暖夏凉，没有噪音。窑洞与自然有机地统一结合在一起，既是人对自然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又遵循了自然生态规律，达到了人与自然生态的完美协调。

对于传统工匠造物艺术活动的物质技术手段和过程而言，对自然生态资源和环境的开发、利用也同样体现了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统一和道德伦理关系。《考工记》也大量记述了工艺制作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在开篇“国有六职”之“六职之务”中为“百工”定义时云：“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30]就将观察自然、阴阳五行与制作器物联系起来了。至于“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则不时，不得地气也”。^[31]“天有时以生，有时以杀；草木有时以生，有时以死；石有时以泐；水有时以凝，有时以泽；此天时也。”^[32]更是明确指出了工艺技术加工过程中天时、地气、材美、工巧四者的统一。其中的天时、地气、材美显然是造物与自然关系协调的明确表述。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记录了大量工艺技术的内容，并广泛涉及了造物与自然的关系，特别是他的“天工”与“开物”思想。潘吉星译注《天工开物》分析说，《尚书·皋陶谟》中有“天工人其代之”句，《易·系辞》中有“开物成务”句，宋应星反其意而用之，“天工开物”可以释为“天然界靠人工技巧开发出有用之物”。“天工开物”所表达的是人的技术对自然的开发以及人类与自然生态的和谐伦理关系，它强调了物质技术与自然界，即人与自然界的对立统一关系，这种传统造物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传统工匠的造物活动。

工匠在传统造物艺术的工艺制作过程中，对自然规律和生态伦理关系的认识和利用与其他造物理念在同时起作用。它要求工匠对不同的材料、工具、加工制作手段和特征不仅要有一定的认识，并能因材施艺、配合默契，才能充分发挥物质材料和工艺技术的性能。更重要的一点，无论是选材还是加工，都不应脱离自然的影响以及对自然的合理利用。以民间传统的蓝印花布为例，原白布以棉麻为原料纺织而成，防染浆剂以豆面、石灰或加鸡蛋调和而成，染料由植物蓼蓝腐烂变质的沉淀物取得，从材料的选择来看，所有材料都是大自然的恩赐，而且是完全可再生资源。这种例证在传统工匠那里信手拈来，民居的选址、布局、选材、营造、装饰，各种农具、交通运输工具、渔猎养殖工具的选材、加工、样式、功能、结构设计、形制等，无一不打上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