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设计艺术正在呈现出一种新的活跃态势。以西方设计为中心和标准的格局日益被多元化和地域化发展的新趋势所取代,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设计艺术蓬勃兴起,呈现出积极创新的态势。设计活动对地域社会的介入、追求设计民主和均衡化发展的潮流日益明显,带有地域文化归属感,体现地域文化发展脉络的设计受到人们的重视。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传统工艺由于生产方式和生产目的特殊性,与地域及民族文化的发展具有不可剥离的联系,正在成为设计艺术的新兴力量。中国传统工艺的发展在重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经济大潮中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由于技术环境的转化、消费方式的变迁,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正在逐渐消失,因而其生存状况堪忧,正在不可避免地经历着优胜劣汰。因此,国际社会对于传统工艺文化的保护正在逐步规范化和体系化。其中日本、英国等国家对传统工艺文化的保护政策和措施可以为我们提供良好的借鉴。
在日本,民间艺术的研究、保护与传承发展是十分成熟的。在20世纪20~30年代,以柳宗悦为代表的日本民艺运动影响深远,他不仅使用“民艺”这一概念,在理论上进行了深入探讨,出版了多种著述,且于1936年首创了日本民艺馆,对日本民艺的调查、收集做了大量的工作。
正如柳宗悦在1944年所总结的,日本民艺运动的创造性在学术思想上的意义:“第一,关于过去被视为等闲的民艺品之美的价值的重新认识;第二,确定了须有何种性质,才是美的最为妥当的标准;第三,创立了‘工艺’的新概念。由此确立了美的评判基础。”民艺运动的具体实践工作,主要由四个方面构成:“第一,日本民艺馆的设立与对外开放,是目前日本唯一的一座此类设施。第二,关于日本的地方传统工艺的现状调查和实物收集。至今虽然只是对全部的初步涉及和尝试,但已是绝无仅有。第三,对于现存的地方民艺的振兴与发展的援助,以及个人作家与艺人们的协作,这些都是在生产中进行的活动。第四,在言论方面,通过机关刊物和单行本来阐述这个运动的意义。而且努力地将这些小册子、书籍作为工艺品提供给读者。”[2]此外,富本宪吉、河井宽次郎与滨田庄司等人都与柳宗悦一起,为日本民艺的收集、调查及研究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正式创立于1936年的日本民艺馆为民办性质,研究与保护工作也并非普遍,但其70余年的历史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为民艺资料的留存与民艺理论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日本对有形文化资产的保护正式起始于1871年太政官公布的“古器旧物保存方法”,随后又数次修订,但无形文化资产的保存尚未列入保护范围。日本1897年公布了“古寺庙保护法”,1918年公布了“历史名胜天然纪念馆”,1929年制定了“国宝保护法”。在战后,1950年又制定了“文化财保护法”,其中首次涉及国家对无形文化遗产进行保护。1951年至1953年,日本对“无形文化财中最有价值的,国家不进行保护有可能衰亡的”部分由国家出资进行保护。1954年该条文再次修改时又明确指出,对那些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历史价值的无形文化财,即使没有衰亡的危险也要实施保护。20世纪60~70年代,日本开始将民间艺术的保护列入其中,1975年,“文化财保护法”修改时,新设置了“民俗文化财”保护制度,将风俗习惯、民间艺术列为重要的无形文化财。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末,日本对民间艺术的保护达到最高峰。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文化政策从艺术扩展至生活文化的领域,在1975年文化财保护法修订时,开始实施了传统的建造物群保存地区制度及都市规划运动,将历史的聚落、村镇的规划列入整体保护范围。在20世纪60~80年代,日本曾数次进行全国性的民间文化和民俗普查,并举办全国民俗艺能大会,以保护本国的民间文化资源和传统。作为传统文化资源保存与传承专职机构的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下设多种机构,其艺能所又设演剧、音乐舞蹈、民俗艺能三个研究室,对“无形文化财”“无形民俗文化财”等传统艺术的保存与传习进行了有效的基础研究。对传统民间文化的研究,除了记录、整理以及资料的收集,每年都要定期举办讲座、国际研讨会等,公布相关的研究成果。日本传统艺术教育在学校课程中虽然不受重视,但除了国家“文化财”保护政策的支持外,“艺能”教育与各地方乡土艺术的自主传习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近年来,以文化为基础的“地方重建”“乡村振兴”,整合了学校、家庭、社会资源,对传统艺术的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艺道教育”这种终身制、“家元师范”的教育方式,它不仅属于社会教育的内容,而且极其重视祖传,这种家族式的传承不仅十分严格,而且具有特殊的地位,某种意义上对传统艺术的教育与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3]
英国的文化政策对传统艺术的保存与传承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英国的文化政策从开始的“没有政策是好政策”的自由状态,到政府集权制,又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的集权制走向私人化,借助私人及企业赞助,逐渐走向了合理的轨道。其“都市再生”“文化产业”“观光业推动”对英国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作为具有丰富文化遗产的英国,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主要依靠“英国艺术委员会”。20世纪70年代由于经济发展的不景气,对传统文化艺术的开发成为发展经济的动力和源泉;旅游观光业对人文景观、文化古迹的保护,配合优美的自然环境及旅游综合环境、设施、服务等的良好条件,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经济发展都具有促进作用。英国的城市再造结合传统文化与经济政策配合也产生了良好的作用,这也是许多先进国家利用文化政策推动文化与经济共同繁荣的成功经验。英国的文化政策以对“传统文化资产的保存”“文化艺术水准的提升”“普及文化艺术的欣赏”“促进公私立机构的合作”为己任,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教育和提高经济效益共同促进,可谓一举多得。[4]
韩国政府于1962年制定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将“文化财”的保存分为“有形文化财”“无形文化财”“纪念物”和“民俗资料”四项,其中“无形文化财”(Intangible Culture Property)又称“人间文化财”,是指长期从事重要的民间艺术工作,具有卓越技艺者,相当于我国台湾的“民族艺师”、日本的“人间国宝”。工艺部分重要的无形文化财内容包括陶瓷、皮毛、金属、骨角、螺钿漆器、制纸、木工艺、建筑、织物、纸艺、染色、玉石、刺绣、编结、服饰、乐器、文具、竹工艺等,截至1997年韩国共指定了39个项目。韩国的无形文化财保护既有相应的具体政策与制度,也有相应的管理及非营利机构,并贯彻实施于教育教学内容及措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6年发布的“无形文化财指针书”,曾将包括韩国在内的法国、罗马尼亚、菲律宾、泰国、日本等类似实施无形文化保护制度的国家列为示范榜样,推荐给尚未实施保护制度的国家作参考。[5]
在美国,1976年建国200周年纪念时,国会通过了《美国民俗保护法案》,设立了美国民俗中心,中心设在国会图书馆,其中心任务是“保存与展示美国民俗”。其保存的含义有两方面:第一,民俗中心必须确保民俗文化档案馆的文献资料得到妥善分类、整理、描述、保管和保存,实地录音唱片要转录成可保存的磁带并制成数字产品,对易损的文件和原始彩色幻灯片进行必要的复制;第二,美国民俗要通过实地记录来保存。另外,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还专门设立了民间艺术项目,提供相关的资金资助。[6]
此外,许多其他国家莫不以传统文化保护为重要文化政策,并注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继承与融合,以及政府、企业与个人的指导与参与,传统艺术教育的推行,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传统文化的研究,相关法规的制定等文化战略的推行。如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时任法国文化部长的马尔乐夫主持的“文化普查”,将法国“大到教堂,小到羹勺”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普查与登记,此后还将每年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定为法国“文化遗产日”。再如印度和埃及等国家也设立专门的场所,集中培训手工艺人。无论是国际社会对人类传统民族民间文化或无形文化保护的共同约定与守则,还是某些国家对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成功经验,都是我们应当遵守、吸取和借鉴的。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丰厚传统民族文化资源的国家,及时抢救、保护和传承祖先的优秀文化是现时期的历史要求。(www.xing528.com)
1998年,我国文化部增设了文化发展司,文化产业作为新的社会经济发展策略被正式纳入国家发展规划,中国社会各界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意义及发展状况有了进一步的认知。同时,传统工艺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对文化创意产业良性发展的意义和价值也逐渐被认可。
自1998年以后,随着相关支持政策的出台,文化创意产业成为城市经济文化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方式。“文化创意产业”是指依靠创意人的智慧、技能和天赋,借助于高科技对文化资源进行创造与提升,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产生出高附加价值的产品,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产业。[7]2006年12月13日,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了《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分类标准》,将文化创意产业定义为,以创作、创造、创新为根本手段,以文化内容和创意成果为核心价值,以知识产权实现或消费为交易特征,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体验的具有内在联系的行业集群。[8]随后,上海借助2010年世博会的契机,颁布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报告,并获得了成功。在此之前,杭州已成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先行者,其动漫产业的开发,一方面离不开政府与市场的努力;另一方面,杭州的很多职业学校和高等院校在我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之初,第一时间申请设立动漫专业、创意产业管理专业等,对动漫人才的培养在全国范围内也是首屈一指的。河南、河北、广西、广东、天津等省市也颁布了自己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报告,用以指导高新区、青年创业基地的发展和设计艺术等相关学科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2014年我国颁布《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称《意见》),提出“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具有高知识性、高增值性和低能耗、低污染等特征”。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目标,《意见》指出:“到2020年,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的先导产业作用更加强化,与相关产业全方位、深层次、宽领域的融合发展格局基本建立,相关产业文化含量显著提升,培养一批高素质人才,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的融合发展城市、集聚区和新型城镇。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增加值占文化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明显提高,相关产业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明显提高,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和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在当下,中国文化创意产业是取代中国传统制造业为我国未来的发展创造主要产值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并且是提升原有制造业和服务业资产附加值的一条新思路。
该《意见》还同时强调了各民族不同的传统工艺美术产业发展及人才培养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性。指出各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机遇面前,根据不同的地方特色和文化特征走出自己的道路。《意见》中说“鼓励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纳入职业教育体系,发挥职业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重要作用,重点建设一批民族文化传承创新专业点。推动民间传统手工艺传承模式改革,培养一批具有文化创新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鼓励各大院校和职业教育学校,根据自己的办学条件和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情况推行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挽救即将失传的技术和手艺,也是《意见》关注的重要内容。
为使该《意见》能够顺利实施,当时我国文化部随即下发了《文化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以下称《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文件中指出,工艺美术业应“坚持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相结合,发掘民族文化元素,突出地域特色,在保护多样性和独特性的基础上,促进工艺美术业全面健康发展。保护传承传统技艺,推动传统工艺美术产品融入现当代生活。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支持开发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增加艺术含量和科技含量,提高产品附加值。强化品牌意识,培育一批有较高知名度的工艺美术品牌”。[9]
传统工艺美术是现代设计的基础,是丰富的造物智慧之源泉,也是现代文明构成的基础。通过上述政策及意见来看,社会各界已经意识到了传统工艺传承及发展的重要性,并就其保护和传承问题在政府、学校及社会各个层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但是传统工艺毕竟是具有物质载体的实用造物,有其特定的存在环境,即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传统农业社会;而传统农业社会也有其特定的技术环境,即以个人经验传承为主体的传统手工艺技术。随着社会技术形态、消费方式、文化环境的变化,传统工艺的变迁也不可避免,唯一可行的是以创意的设计手段和方式,对传统手工艺进行合理化设计,使其能够有效地融入现代社会的消费环境,以获得更好的发展,这在我们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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