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器”关系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命题和范畴，早在战国时期就有充分的探讨和阐述。《周易·系辞上》中就明确提出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观念，道和器的关系开始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家关注的哲学命题。虽然“道器”关系中“器”或“物”并不仅指工艺造物，而是泛指一切事物，“道器”论述的实际上是一般事物与抽象理论的关系，但是不可否认，我们所述之工艺器物也在此之列，并且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最密切相关之物。因而，此处所讲的“器”侧重于工艺相关的事理和现象，“道”更多指器物所载之“道”，是蕴藏于器物制造及使用过程中的自然之天地大道、社会的伦理之道、个人的处世之道等等。从“道寓于器”到“载礼释道”，是中国传统造物的一条规律和基本社会功能，因而“器以载道”成为中国传统工艺造物的主旨之一。“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是自然存在及运转的规律，也可以是社会化的宗教、情感及意识形态，是万事万物的规范和制约，是难以明确表述的抽象物。而工艺之“道”，是蕴藏于器物制造及使用过程中的自然之天地大道、社会的伦理之道、个人的处世之道，器则相对直观可触，是社会物质世界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器物制作要受道的制约，另一方面，道的内涵要靠器物来呈现，工艺造物始终被古人作为解释各种伦理道德和宗法制度的媒介。对道器关系的解说也成为历代思想文化之展示的中心向导。
（一）先秦文献中记载的“道器关系”及其与工艺造物的关系
在意识形态上，先秦时期以巫术文化为特征的原始宗教活动逐渐解体，开始转向以理性主义为主要特点的哲学发展新阶段。以孔子为代表的实践理性精神成为诸子百家解读道器关系的主要思路，即把对道器关系的分析与现实社会生活、伦理感情及政治观念等结合起来。诸子百家对于各种社会现象、伦理宗法的变化及发展各抒己见，提出了各自的造物准则和目标，以期把造物活动纳入社会理性中。“道器”关系的解读逐渐形成了以下三种主要观念：
1. 礼乐教化与儒家道器观念
对于“道”与“器”的关系，先秦时期的儒家学派大致持人本主义的态度，强调在人与人之间的“仁”“礼”为主体的伦理体系之下看待各种器用。儒学强调人的社会性及社会责任，在此前提下，承认并推崇器物应该具有基本物质功能，能够利于天下，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进而才能维持社会稳定。
2. 朴散则为器、技进乎道与道家道器观念
道家有关“道器”关系的态度偏重于“重道抑器”或称“先道后器”。道是万物之道，也是器物生成之自然规律。在与形而下之“器”的关系处理上，侧重于将道与自然相联系、相并列，“道”的本性是顺应“自然”，老子曰之“朴”，庄子曰之“纯白”，“自然”与“道”相通，离开了“自然规律”，也就不存在“道”，正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3. 义利节义与墨家道器观念
墨家道器观念以“贵义”“尚利”为基本前提，主张器物之利必须利于天下之民，工艺制作的基本尺度是天下民众之“义”“利”。
（二）先秦之后，关于“道器”关系的典型论述
先秦之后，道和器的关系大致包括“道先器后”“道体器用”“治器显道”等几种观点。
1.“道先器后”
这是在汉唐儒学主流“无形生有形”的宇宙生成论基础上形成的，主张无形之“道”生有形之“器”。在汉唐“无形生有形”的宇宙生成秩序之下，道器之“道”为先天之“无形”之物，而“器”为“有形”之物，“无形生有形”即是道生器，在生成秩序上为“道先器后”。
2.“道体器用”
多见于宋明时期，此时儒家学说的发展以“理学”的创立为主。理学家们关注的核心问题由对宇宙生成的探讨转向了对人性及社会伦理秩序的探讨。在这样的前提下，“道器”范畴及关系的讨论与“理”的解释相联，以“理”说“道”成为必然。“理学”强调万事万物当以“理”为本体，主张探究万事万物存在和生成的目的、依据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宋代程朱理学的发展，使道器关系的认知与解读陷于唯心主义的窠臼，道器关系不再是“有形”或“无形”的关系，而是体用关系，即“道体器用”说，道在逻辑上先于器，是器之为器的根本原因。
3.“治器显道”
随着理学的官方化和意识形态化，其存理遗人所导致的伦理异化弊端逐渐显现出来，理学的桎梏化使现实世界的实践认知、人的生存及其价值无处安放。至明晚期，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宋明理学的弊端，逐渐兴起的经世致用思潮将“道器”关系的解读从“道体器用”说推向了“治器显道”说，以天为器，以人为道。
中国悠久的造物文化史不仅创造了绚丽多彩的物质文明，同时也沉淀了堪为经典的、丰富独特的传统工艺造物理念，这些观念涉及哲学思想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审美情趣、伦理情感，以及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等很多方面。不断挖掘、梳理和探究中国传统工艺造物思想，无论是上层造物文化的经典，还是下层民间一般造物的世代传承，其中的技术理性和更重要的人文情怀，都是现代设计良性发展可资借鉴和启示的独特资源，这种借鉴和发展也有必要建立在对民族造物文化的心领神会和自觉传承的基础上。
【注释】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6-517页。
[2]［明］宋应星著，钟广言注释：《天工开物》，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2页。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6-517、95页。
[5]邹广文：《文化·历史·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2-54页。
[6]闻人军：《考工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
[7]方勇译注：《庄子·养生主》，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5页。(www.xing528.com)
[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见朱兰芝编：《技术美学原理》，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
[9]［战国］吕不韦编著，［汉］高诱注：《吕氏春秋·慎大贤·顺说》，见朱兰芝编：《技术美学原理》，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10]［美］丁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1页。
[11]李家治：《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12]［德］黑格尔：《美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9页。
[13]王世襄：《〈髹饰录〉解说——中国传统漆工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76页。
[14]吴廷玉：《中国元素与工业设计》，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0、79页。
[15]吴廷玉：《中国元素与工业设计》，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0、79页。
[16]王欣：《中国古代刺绣》，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91页。
[17]［清］毕沅校注：《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31页。
[18]［清］毕沅校注：《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0页。
[19]［清］毕沅校注：《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9页。
[20]［清］毕沅校注：《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0页。
[21]［清］毕沅校注：《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
[22]［清］毕沅校注：《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23]［清］毕沅校注：《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页。
[24]［清］毕沅校注：《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9页。
[25]［清］毕沅校注：《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0-21页。
[26]［清］毕沅校注：《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
[27]杭间：《中国工艺美学史》，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28]［清］魏源：《老子本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版。
[29]方明、陈章华：《武汉旧日风情》，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86、178页。
[30]方明、陈章华：《武汉旧日风情》，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86、178页。
[31]潘鲁生：《民艺学论纲》，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