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西周生活用器的变革

（一）青铜器的产生及演变

“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的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和其他的观念目的。”^[12]青铜器自诞生伊始，就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以及信仰等有密切联系，其发展和制作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成为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考古材料表明，甘肃省永登县连城镇蒋家坪和东乡林家出土的青铜刀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制品。在之后的齐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也出土了不少青铜工具，如刀、斧、锥、凿、锤等，还有一些铜镜等生活用具。到了夏代，青铜器有了较大的发展。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不仅出土了如凿、锥、刀、鱼钩等生产工具，还有一些爵、鼎、戈等青铜器皿和兵器。从这些出土的文物中不难发现，青铜器在发明及发展初期，作为实用器具在生产活动中得到广泛使用。

图2-22　商代青铜尊

商代前期，青铜器也有不少仿造陶器造型的痕迹，但种类与夏代相比已有了较大发展，成套礼仪用器、酒器逐渐增多，器物造型尺度逐步增大，在整体上呈现了从个性化向秩序化、共性化演变的趋势，突显出大方周正、严谨庄重的时代特征。商代中期以后，青铜器从整体到细节对青铜纹饰的处理都非常到位，其中也不乏局部采用精巧立体雕饰的青铜器。此外青铜器作为祭祀礼器的造型特征更加明显。这种造型特征表现为“大、厚、重、繁”，即形体庞大、器壁厚实、体量加重、雕琢繁杂，纹饰神秘而精美，尤以饕餮纹最为典型。这是一种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纹饰，是古人综合各种鸟羽猛兽的特征，再加以想象而创作的，其结构严谨、制作精巧，具有凝重而神秘的艺术特色，是商周时期政治统治与原始宗教信仰遗俗相结合的产物。此时的信仰正由原来祭神为主的自然崇拜信仰体系转向服务于政权的系统化、规范化时期，明显的标志是伴随着特定仪式出现的各种规格及形制的青铜祭器。处于鼎盛阶段的青铜器造型，出现了大量鸟兽尊与方形器，这些器物多饰以扉棱且装饰繁丽，同样是古代信仰中祭祀及礼仪的证明。总的来说，殷商时期青铜器的风格，将当时人们的心理诉求、审美意识与信仰理念相互融合，并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象征符号，构成了这一时期青铜文化的审美特征。在众多青铜器造型中，仿生造型最能展现殷商时期青铜器设计的艺术个性。仿生造型将生物的形态与器物的实用功能进行了完美结合，展现了当时设计者的巧妙构思与丰富的想象力，成为最具特色的造型形式之一。

西周青铜器在继承了商代青铜铸造工艺技术、用途和装饰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成就和变化。在西周三百多年的历史中，生活和礼仪用器在青铜器中占据统治地位。从西周中期开始，青铜器从追求个性化，向条理化、秩序化、系列化的方向转变。如陕西淳化史家源村出土的大鼎，其形制与前代相比，两耳外斜且鼎沿内收，腹部稍稍鼓起，内腹部较深，表现出一种活泼的气息，与商鼎神秘的宗教氛围有较大差异。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随着礼制观念的淡化，鼎的形制才再次发生变化。

图2-23　商代后期龙虎青铜尊

西周中期至春秋初，是青铜器的转型时期，青铜器的器体开始变薄，风格较为质朴，有时甚至略显粗糙。由于西周礼乐制度更加政治化、人文化，作为礼器的青铜器纹样逐渐摆脱了神秘的色彩，开始在器壁上铸以长篇铭文，记录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为主人歌功颂德。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出现，青铜时代逐步向铁器时代过渡。随着奴隶制社会的解体和封建秩序的确立，人们的思想和天性得到解放，表现在青铜器方面则是逐渐褪去过去的神秘崇高，越来越走向世俗化、生活化。

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发展迎来了第二个高峰阶段，这一时期青铜造型的突出特点是创新，不再拘泥于传统形制，装饰也趋于繁缛华丽，纹样内容更加世俗化和生活化，青铜器本身所具有的神秘感逐渐淡化，生活用器大量增加。青铜器的铸造在保留改进商周时期的陶范法和分铸法的基础上，又发明了失蜡法铸造，从而将青铜工艺水平发挥到了极致。

至汉代，虽然青铜器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但延续下来的制作技术和工艺在新的领域取得了新的成就，展现了新时代青铜器的生命力。汉代青铜器的种类很多，主要包括饮食器、水器、乐器、日用杂器等，像鼎、壶等器物大多发现于西汉前期的贵族墓葬中。这一时期，随着国家大一统局面的逐渐形成，日益增多的各种交流也促进了各地区青铜器造型风格的一致，多表现为器形简约，素面无饰，一些构思巧妙的器型开始出现。青铜器发展到这一阶段已淡化了政治、宗教和礼仪方面的要求，不再作为贵族为显示身份的象征，而是更多地面向大众，开始注入了生活气息。由于制瓷业的迅速崛起，青铜饮食器具逐渐衰落，但盘、釜、盂、灯、镜、炉、杯等日用器具及筝、铃、刀、研盒等乐器和文具被沿用下来，特别是铜镜、铜灯在汉代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青铜器完全转向了世俗化、生活化，它曾经承载的礼仪及信仰功能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远去。

图2-24　汉代朱雀青铜灯(www.xing528.com)

张道一先生说：“工艺美术在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史中，有错综复杂的作用。它美化生活，充实生活，在丰富生活的过程中体现着‘对人的关怀’。它的艺术作用无需说教，然而也在教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情操和精神。”信仰和祭祀活动作为当时最重要的文化活动，对巩固政权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青铜器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承担了道具的职能，它作为宗教力量的象征与物化，承担了一定的社会功能。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青铜器开始走向世俗化、生活化，又回到了以实用为先的发展轨道，随着铁器、瓷器的兴盛，青铜器也逐渐走向没落。

（二）金银器的产生及演变

金银器是以黄金和白银作为基本原料进行加工制作而成的器物，由于这两种金属材料的物理性质与化学性能，一直在金属加工领域处于重要地位。中国古代对金银器有一套复杂精细的加工制作工艺。秦代以前，金银器的制作工艺属于青铜器制作的范围，是青铜器制作的衍生发展，金银器工艺摆脱了青铜器制作工艺的范畴，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工艺样式则是在汉代以后。

金银器的制作工艺依据分工可分为金银器的制造工艺和金银器的装饰工艺。其中，制造工艺主要包括范铸、焊接、锤揲、掐丝（拔丝）、炸珠等，也属铸造工艺范畴，它主要是在商周时期青铜器铸造工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工艺，用于容器以及较大工艺品的制作；其他几种工艺既是金银器的成型工艺，又是装饰工艺，在金银器的制作中运用广泛，如早期的金银箔为了更好地发挥其延展性，主要使用锤揲工艺；汉代的金缕玉衣则主要是利用了掐丝（拔丝）工艺巧妙地将玉片连缀起来。金银器的装饰工艺则包括了磨光、针刺、模压、錾刻、镂空、镶嵌、鎏金银等，主要用于对已经成型的金银器进行加固和装饰点缀。除金银器自身的装饰工艺外，还有错金银、贴金、包金、金银平脱等依附于其他器物以金银为原材料进行装饰的工艺，极大地丰富了器物装饰带给人的视觉效果。特别是平脱工艺将髹漆与金银镶嵌结合起来，形成了绚烂富丽的纹饰，自汉代发展成熟后就一直受到设计者的广泛使用。金银器在制作过程中往往综合利用多种工艺，各种工艺之间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融合，一些工艺既能用在制造成型的过程中同样也适用于装饰点缀，所以在了解金银器工艺的过程中不能将制造工艺和装饰工艺截然分离。

夏商及西周时期的金银器发现相对较少，从目前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只有零星的商代以前的金银制品出土，并且年代几乎全部处在夏纪年内。东周时期的金银器出土范围进一步扩大，除大量小型金器装饰品外，容器和货币开始出现，表明黄金开始进入器皿和货币加工制作领域，功能更加多样化；银器出土的数量也大为增加，但器物的种类和形制仍然与金器有一定的距离。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纯金银质地的器物数量较少，但这一时期器物装饰经常采用鎏金银及错金银手法，表明金银器的制作工艺和技术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

秦汉时期金银器类型较为丰富，金银器皿的数量也有所增加，还出现了许多新品类，如随葬用明器金灶、医药用金银针以及算筹等日常用具。制造工艺除之前已经发展成熟的铸造、焊接、锤揲、模压、镶嵌、错金银、鎏金银等，还出现了掐丝、炸珠以及金银平脱等，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完善。各种工艺的使用不仅使金银器制作更精美，同样反映出金银器的加工制造已经脱离了青铜器工艺，成为一门独立的工艺样式。

唐代是金银器发展的又一高峰时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受到外来地区如萨珊、粟特、罗马-拜占庭金银器文化的影响，唐代金银器呈现出明显的异域文化融合风采。尤其在造型方面，出现了很多仿造器型，如源于粟特东迁及中外交流而出现的带把手的金杯以及源于萨珊金银器的金银长杯、鎏金银盘、银高足杯等，这些器物在继承外来金银器造型纹饰的基础上融入中国传统因素，以适应中国人的审美观念，展现出轻快活泼的特性。

图2-25　唐代鸳鸯莲瓣纹赤金碗

图2-26　唐代掐丝团花纹金杯

宋代金银器工艺创新了装饰技法，大量应用立体装饰、浮雕形凸花和镂刻工艺。在装饰题材方面也有所扩展，形成了不同于过去的新面貌。如果说唐代金银器在造型装饰上以形体丰盈、纹饰繁密为美，展现了唐代特有的富丽堂皇、气势雄厚的时代感，那么宋代金银器则以造型的精致小巧和装饰的诗情画意而取胜，体现了宋代工艺美术整体所呈现出的儒雅大气、清新质朴的时代特征。元代以后，随着彩瓷器的成功烧制及广泛使用，价值昂贵的金银器皿逐渐被取代，开始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