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先秦诸子的思想言论中，对造物人文精神的关注也是后世秉承的衣钵，或者说是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源泉之一。特别是儒家在历史上的突出位置，不能不说对后世造物艺术影响深远。孔子“文质”说的“质”可理解为质朴、本质；“文”可理解为文彩、外表，虽指的是人的道德修养，又可解释工艺造物中的文质相和，或者推衍为功能与审美协调统一。关于此说，先秦诸子多有论述。《国语·郑语》中云：“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之谓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汝百物。”其中蕴含了工艺造物的和谐观念。《易·系辞下》中圣人作八卦的源起不仅说明了八卦的产生与自然有关，同时造物也是具有与“神明之德”“万物之情”相通相类的人文色彩。《考工记》车舟人条载：“轮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圆也，以象天也。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盖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6]此与伏羲氏作八卦似乎如出一辙。工艺制作突出的人文象征寓意似乎泯灭了技术的理性，而《庖丁解牛》中云：“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
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7]这不仅说明了庖丁熟练的技巧，更重要的是庖丁解牛的动作合乎音乐和舞蹈的节奏和韵律美，这就自然而然地将技术与艺术结合起来，在技术的过程中融入了艺术的品质，也就是技术与人文的结合与统一。中国历史上这类例证还很多，再如欧阳修描写的《卖油翁》，亦是技术与艺术表演或演示结合的例证。先秦诸子百家的言论中有许多论及社会问题，但常以工艺造物设喻，谈到工艺造物中技术与人文观念的关系，其他历史文献中亦对此有所涉及。
中国传统工艺造物活动中，技术理性是其中重要的一方面，如果没有技术理论性就难以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然而更重要的，与技术理性相伴随的还有民众的审美观念、伦理观念、信仰观念、价值取向等多方面的人文情感因素。技术理性与人文情感的协调平衡、整体统一是传统工艺的总体特征。自然世界除了自然存在的客观世界，还包括人为的或人造的自然界不曾有过的事物，因此，造物活动、造物艺术也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造物与人的协调确切地说还是人与自然的协调。传统工艺造物的人文观念表现在许多方面，技术理性与人文观念主要体现在工艺造物的活动过程中，而造物之始和用物过程中的人文观念表现则更是丰富多彩。当然，无论是创物之始的造物活动还是用物过程，技术理性与人文观念是相互交融、密不可分的。在此，本书只就造物过程中的技术理性与人文观念加以论述。
禁忌、巫术、符咒及祭祀活动，大都被认为是封建迷信，给人们带来了不少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伤害，但在传统工艺中，某些祭祀禁忌风俗却具有深刻的人文精神价值。在民间建筑的营造过程中除风水观念对宅居的营造有一定的价值意义外，上梁也是重要的步骤，民间素有“山因脊而雄，房因梁而固”之说，因而结合了许多风俗。例如，在山东莱州，造屋上梁不仅十分重要，而且是大喜事，要蒸制十斤或二十斤面的面花大圣虫设祭供奉，焚纸燃香，还要蒸大量的喜饽饽、面燕儿，并请人唱喜歌。扬饽饽、喜歌的内容都是称赞房屋、梁木、主人的吉利话，诸如“进门一来看四方，四个金砖垫主脚，四个主脚架金梁，这架梁真好梁，这架木真好木”，“饽饽先打东北角，打得粮食没场着（没地方放）”。一边唱喜歌，一边扬饽饽，还要燃放鞭炮，妇女儿童则争相哄抢，在一片热闹声中，木匠将木梁安上房顶。“圣虫”为当地传说中使人发家致富的神虫，寄寓着人们的美好希望。实际上，热闹丰富的上梁仪式于房屋构架并无技术上的帮助，热闹隆重的背后无非是主人感谢乡邻帮忙，与工人、乡邻同喜同贺，木工、泥瓦匠也心情愉快，工程自是不会马虎。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这种技术加工的过程中，人们趋吉避凶、祈福禳灾的心理情感因素、道德伦理观念与技术因素的结合表露无遗。与宅居建筑中的某些风水观念一样，与其说是信仰习俗，倒不如说是表达了民众祈求吉祥美好的心理寄托。人们对这类仪式活动实际上也有一些理智的认识，追求的多是热闹红火、吉利祥瑞，而不一定迷信圣虫之类果真能带来万贯家财。特别是在科学如此昌明的今天，富裕起来的胶东农民不会在盖房上梁时将发家致富寄托在圣虫身上。
传统工艺中对自然生态的合理开发与利用，许多也显示了技术理性与生态、伦理、价值观念的完美结合。现代生态哲学，特别是生态伦理学当中，尊重自然和生命是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实际也是伦理道德向自然的拓展或转化。传统工艺造物活动中与自然的协调、平衡，对自然的尊重，也是物质技术理性与自然伦理关系的统一。
图2-7 山东烟台过年蒸的大枣饽饽(www.xing528.com)
技术是中性的，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手段和媒介；也是理性的，是科学的理论知识体系。但技术并不总是理性的、客观的，与人类的实践活动相结合就必然打上了人的烙印。造物的过程不仅使技术得以实现，从而也使主体的情感意志得以发挥，使技术人性化。众所周知，在人类社会造物之初，劳动实践与巫术活动、原始信仰、审美活动许多情况下常常是混沌统一在一起的，实用与审美统一的造物活动是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然而，不知何时，物质技术的成熟进步和迅速发展将原始劳动中的巫术、信仰，连同审美化的人文精神一同抛弃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产生了智慧，但是给工人产生了愚钝和痴呆。”[8]几十年前在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中，就机器大工业劳动对人性的扭曲已经给予了猛烈的抨击和辛辣的讽刺，其中也不乏对人性的呼唤。劳动过程中的身心愉悦似乎变成了对高技术和高效率的桎梏，于是人们重新呼唤技术和艺术的统一，科技和人文的结合，技术美学、科学人文既是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也是对人类本性的回归。然而，高科技的科学理性要追寻这种人文情感关怀是多么的不容易，传统工艺中物质技术实践与人文情感的结合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某些启示，劳动过程中的技术与艺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是那么自然与融洽。铁匠打铁过程中大师傅与徒弟“叮当、叮当、叮叮当”的铁锤连续敲击声是那么的和谐和富有节奏，简直就是一段美妙的打击乐；打夯和纤夫的劳动号子比艺术产生时的“杭唷——杭唷”歌更加抒怀和感人；农民锄地、木匠推刨、挑夫挑担，和谐的节奏和舒展的动作有时简直就是舞蹈艺术表演，还有农妇的机杼声、灯下的绣荷包小曲、月下的纺车声，单调、繁重的劳动常常消融在轻松愉快的艺术化、情感化的氛围中。机器的重复转动常常使人变得麻木、疲惫，甚至烦躁。先秦时期聪明的管子也许熟谙此理，有史为证：“管子得于鲁，鲁束缚而槛之，使人载而送之齐，其（高诱注作“皆”）讴歌而引。管子恐鲁之止而杀己也，欲速至齐，因谓役人曰：‘我为汝唱，汝为我和。’其所唱适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谓能固矣。”[9]也许处在生活重压下的民众同管子一样，沉重的劳动和命运不但不曾使人消沉，反倒使生活变得如此丰富和美好。
图2-8 新疆铜器艺人
通过对传统手工艺造物及民间艺术造物过程中技术理性与人文内涵的考察和分析，可以看出，传统工艺造物既注重技术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又强调人文情感的灌注，二者完美地统一在一起。前者作为手段和媒介使造物的功能得以顺利实现，可以视为物质的；后者则使造物活动更为丰富，使人的本质和天性得以充分发挥，可以视为精神的。二者的结合使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再一次达到了完美的和谐。与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工具理性、丧己役物相比，这种传统的造物技术与人文相统一的观念也许更有现实意义。让我们以美国科学史家萨顿的言论作注解：“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各种各样关系——科学与我们人类本性的关系。这不是贬低科学；相反地，科学依然是人类进化的中心及其最高目标，使科学人文主义不是使它不重要，而是使它更有意义、更为动人、更为真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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