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设计艺术原理：传统工艺技术的技术理性

传统的中国民众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下，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灿烂的农业、手工业文明，其中蕴含的技术理性和人文精神至今仍发人深省。农耕文明、手工业技术状态下的物质技术成就表现在许多方面，虽然传统造物技术的理性发现并不曾导致科学技术理论体系的完整建立，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诸如《考工记》《天工开物》《农书》《齐民要术》《管子·地员》《农政全书》《营造法式》《髹饰录》《工艺六法》《漆经》《木经》《梓人遗制》等工艺技术文献记载了丰富的工艺造物思想。

图2-1　宋代李诫《营造法式》中木构建筑卯榫图例（引自马炳坚《中国古建筑木作营造技术》）

图2-2　山东惠民木工工具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对传统手工业技术的记述距今已有三百余年。例如对漕舫、海舟、杂舟和各类车辆的记载，显示了较为高超的技术性。在叙及各类车辆中的两轮骡车时云：“其大车中毂（俗名车脑），长一尺五寸，所谓外受辐、中贯轴者。辐计三十片，其内插毂，其外接辐。车轮之中，内集轮（辐），外接辋，圆转一圈者是日辅也。辋际尽头则曰轮辕也。凡大车脱时，则诸物星散收藏。驾则先上两轴，然后以次间架。凡轼、衡、轸、轭，皆从轴上受基也。”^[2]我们在山东惠民铁匠魏村调研做木轮骡马车时，匠人的叙述不仅与此相似而且更为细致。所谓“拥三垂二五，走起路来如铜鼓”，是指车轴上坡和装货下压的尺寸不同，马车行驶过程中车轮有铜鼓一般的响声，说明马车走得轻快。“二五三寸，二八三三”，是指车毂外小里大，尺寸固定，易于车行。与《考工记》《天工开物》中的记载类似，马车轮各部分的用料、尺寸最严谨，它直接影响了马车的运行。艺人称“千斤担子不压梢”，车头活越细越好。车辐一般用槐木，车轴用檀木、枣木、梨木等硬木，车轮用榆木，榆木纹理不顺，不劈不裂，而槐木易裂，当地口诀称“槐头四道箍，气煞了家榆木”。《考工记》中“轮人为轮”亦详细记载了车轮各部分的取材工艺、尺寸等内容，足见早期工艺技术的细致严谨。另一方面，物质技术的科技理性在民间社会的造物活动和文化艺术的物化传承中也悄无声息地表露出来，成为造物理性精神动态、连续、发展的最好的文化阐释。民间传统的土木营造、车船加工、纺织印染、冶炼铸造、造纸印刷以及农具、陶瓷、乐器、食具制作等等无一不是科学技术理性的产物，这些衣食住行用等产品在功能、样式、形制、结构、选材等方面不仅符合科技规律，富有技术内涵，而且是变化无穷、丰富多彩的。

图2-3　《考工记图》轮图　［清］戴震（引自张道一《考工记注译》）(www.xing528.com)

图2-4　明代《三才图会》车制之图（引自张道一《考工记注译》

图2-5　山西应县金代浮土寺当心间的藻井

西南地区流行的一件简单的蒸饭、喝汤用的陶“钵子”，内壁与一般瓷碗并无两样，外形上部呈圆柱形口沿，下部则从圆柱切进去，上大下小，与内壁一致，钵底平整。圆柱与内壁部分施釉，钵底及切入的部分则为陶质无釉。只是这一小小的变化，却体现了设计制作者的智慧。施釉部分光滑明净，既便于饮食，又便于涮洗，卫生方便；钵底不挂釉适应于工艺操作，加工制作方便，而且无釉的陶质钵底涩而不滑，方便端取。而当几个、十几个钵子套叠罗列起来，钵子的口沿圆柱部分正好又组成一个完整无隙的圆柱形，放置或搬运，十分平稳。平整的陶质钵底又可增加摩擦力，而不像圈底的碗钵罗列起来留有空隙，既不稳固，搬动起来也叮当作响。这种陶钵与人们现代使用的杯杯相扣的一次性纸杯不仅原理相同，而且更为巧妙。民间陶瓷中药罐也是千变万化，单把的、双耳的，敞口的、带流的、砂陶的、粗瓷的，造型不同，设计不一。江西的一件单把硬陶中药罐其把与流约呈四十五度角，流细把粗，既把握牢固，倾倒时因角度的原因，轻转手臂药汤便轻易流出，细流的口又将药渣阻挡无须过滤。而且这类陶罐、瓷碗许多都有饱满的造型、质朴的质地、含蓄沉重的色彩或生动的装饰。这类俯拾即是的生活用品、用具也许艺人们说不出其中的原理，只是世世代代的自然传承，但却不能否认隐含其中的技术理性。至于舟船车轿、土木营造中所蕴含的智慧，有时现代人即使借助现代科学技术也难以企及。

我们在这里推崇或强调指出的并不是传统工艺造物所体现的技术高度和科技内涵，毕竟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进入信息化的高技术时代，传统工艺造物活动带给我们更多的是现代启示，而不是返回到传统社会生活状态下自给自足、丰衣足食的自然经济生活方式。然而，人类的自然性存在和社会主体性存在，又同时要求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协调、平衡与统一，高技术的人类同时要求高情感，这是由人的本质决定的。人类生存的环境是人所创造的，是自然的“人文化”，在人类的创造活动中自我主体在不断完善，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3]“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因此，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客体方面，而且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4]因而，主体的内在要求与自我完善呼唤物质与精神的统一、造物与文化的协调。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它是理性的、客观的，同时它又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沟通自然的手段和媒介，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工具，表达了人类的精神和意志，因而它又是主观的、感性的。换句话说，科学技术的性质和功能取决于人类主体的意志和理念，体现了人类的精神。那么，对科技理性的过分强调势必导致人类主体与客体的脱节，理性与感性的对立和人类与自然的疏离对抗，丧失了人类生存的主体性。这正如有学者对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化物为奴”的人类片面发展的批判。“工具理性”主宰一切的极端技术化的人类生活，使人类对生活的敏感性变得木讷，技术操纵生活的结果是生活机械化，而生活机械化的结果又扼杀了生命的活力，使生活变得僵化。如果仅注重“工具理性”的展开将导致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工具理性的胜利将是以对人的奴役和支配为代价的。^[5]科技理性只能解释人类社会活动的一方面，而广义的文化创造则涵盖了科学技术及其他内容，并使人类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因而，社会发展不只需要科技理性，更需要高度的人文关怀，或者说科技理性与人类情感意志的结合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