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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化思潮对中国设计艺术的影响:《中国设计艺术原理》

时间:2023-09-2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兹欲救中国之贫,莫如大兴工艺。今中国宜宣于各省会市镇各设劝工场,备列本省出产货物、工作器具,纵人入观,无分中外。对中国早期所谓新式设计教育的确立影响更关键的运动是“维新变法”运动。由此可以说,中国早期的现代设计艺术教育是伴随着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进而到借鉴西方的教育模式而不断发展起来的,这就为中国现代设计教育及产业的发展与中国传统工艺文化的割裂与剥离埋下了伏笔。

西方化思潮对中国设计艺术的影响:《中国设计艺术原理》

19世纪60~90年代,随着外国资本势力在中国商品市场的不断扩张,中国国内工场手工业兴起,传统手工业作坊式的生产体系逐渐解体。中国被迫从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转向农业与工业并存的局面,社会环境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迫使传统手工业生产及传承方式发生变革。

一方面,官方手工业的发展在官府“自强新政”的口号下,进行了更明显和彻底的变革。清政府实行了开工厂、修铁路、办矿业等促进实业发展的举措,采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西学的传播,使当时部分知识分子转变了传统教育尊道贱艺,重人伦物理,重修身养性之学、轻薄自然科学的研究和探讨等长期形成的教育观念和思想,开始倡导重视“实学”,发展“工艺”的新教育。全国各地兴办了大量的洋务学校,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中国近代化的潮流。洋务派倡导开办新式学堂,主张学习西方、改革旧教育、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部分当权者已经认识到教育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且是国家兴亡的重要因素,因而主张改革教育。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开展“工艺教育”,他们希望通过学习先进的工艺达到富强自立的目的。其中倡导工艺教育较为积极的改革者如郑观应,他曾经有过这样的论述:“国家欲振兴商务,必先通格致、精制造;欲本国有通格致、精制造之人,必先设立机器、技艺、格致书院以育人才。”[1]他对振兴实业、发展工艺教育有较为具体的认识和主张:

工艺一道为国家致富之基。工艺即兴,物产即因之饶裕……兹欲救中国之贫,莫如大兴工艺。其策大略有四:

一宜设工艺专科也。中国于工作一门,向为士夫所轻易,或鄙为雕虫小技,或……为客作之儿……今拟设立工艺专科,即隶于工部,其为尚书侍郎者均需娴习工艺……

一宜开工艺学堂也……今宜仿欧西之例,设立工艺学堂,招集幼童,因材教育,各分其业。艺之精者以六年为学成,粗者以三年为学成。其教习各师由学堂敦请……

一宜派人游学各国也……今中国亦宜亲派大臣率领幼童,肄业各国,习学技艺,师彼之所长,补吾之所短。国中亦何虑才难乎。

一宜设博览会以励百工也……今中国宜宣于各省会市镇各设劝工场,备列本省出产货物、工作器具,纵人入观,无分中外。一以察各国之好恶,一以考工艺之优拙,使工人互相勉励,自然艺术日新。[2]

鸦片战争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旨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派开始设立以培养翻译、制造人才为直接目标,以西语、算术、物理等为主要课程的洋务学堂。1867年1月,设计教育的肇始——福州船政学堂也在“实为自强之计”的无奈现实中被建立起来。福州船政学堂从属于福州船政局。学堂先后设立以学习制造工艺为主的前学堂、以学习驾驶为主的后学堂,以及以学习制图设计为主的绘事院。学堂课程以算术、机械制图、几何制图及船体设计与建造等西方自然科学实用技术为主。其中亦不乏为枪械、船只设计制造服务的绘图、制图课程,这些课程首先由教习讲解西式蒸汽机等部件的功用及解构,然后指导学生进行与机器构件相关的实践绘图设计。同时,学堂规定学生求学期间每天必须在校办工场的对口车间劳作数小时,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与之类似的还有1880年设立的天津电报学堂、1896年建于南京的江南储才学堂等,这些学堂均以学习西方技术为宗旨,兴办实学,并开设有关工艺制造等的教学科目。(www.xing528.com)

对中国早期所谓新式设计教育的确立影响更关键的运动是“维新变法”运动。“维新变法”运动虽然为时短促,影响却极为深入和广泛。在“维新变法”潮流的推动下,1902年即清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后经修改制定了《奏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现代历史上重要的教育改革,从此废除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各地的书院也改为兼学中西的新式学堂。此时的新式教育体制强调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并重,制定了开办各级师范学堂、实业学堂和艺徒学堂的章程,在师范学堂、实业学堂和艺徒学堂中设置与美术和工艺设计有关的科目和课程。这种以法令推行工艺及图画课程的做法,不仅使西式技术及教学内容在中国各地普及开来,也使中国传统工艺形式中注入了科技生产手段及工场化的生产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传统手工业的生产形式及生存基础。由此可以说,中国早期的现代设计艺术教育是伴随着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进而到借鉴西方的教育模式而不断发展起来的,这就为中国现代设计教育及产业的发展与中国传统工艺文化的割裂与剥离埋下了伏笔。

另一方面,当时受外来工业品的冲击,传统陶瓷、丝织、漆器等民间手工业的发展也逐渐陷入凋敝的困境中。以瓷器为例,曾经在17世纪、18世纪,通过广州、上海等商埠城市输出并畅销欧洲的中国瓷器此时逐渐走入发展的瓶颈,并面临日本、欧洲瓷器输入的竞争,外销途径受阻,国内的销售状况同样堪忧。“本为吾国特产,数千年来,驰名中外,只以沿用旧法,殊少进步,除黄黑粗砂诸货无甚竞争外,细货陶器之销路,则为欧美及日货所侵夺,故销数频年递减。”[3]此时的中国传统瓷器仍沿用传统工艺烧制,产品逐渐分化为两个极端。仿古瓷器精致繁琐,产量较低,成本较高,流于把玩鉴赏之类;民用生活用器,为了降低成本,则以粗鄙之器为主,胎质厚重,造型粗拙,装饰拙劣。“手续繁,成本大,而出品又劣,自不堪与洋瓷竞争。”[4]而外来瓷器多采用机器生产,成本低廉,且产品胎质细腻,样式丰富。“英德两国全由机器制造,规模极大,且其技术极为巧妙,不但成本低廉,制品式样亦多,至不可胜数。德国货质地坚实,价格低廉,最受市场欢迎,即英国货也有相当之声誉。”[5]处于外来商品倾轧之下的手工业作坊主不得不引进西方的生产技术,以机器工业生产的方式取代传统手工业的生产方式。清末民初,在传统瓷器集散中心开始兴建起了现代意义的陶瓷工厂,中国陶瓷业开始转向工业化之路。如1907年成立的民办景德镇瓷业公司、1910年成立的官办江西瓷业公司,都是以新法制瓷为目的建立起来的。陶瓷生产方式的变革倒逼人才培养方式的变化,传统作坊内的师徒传授的方式逐渐难以适应行业人才的需求。新设立的陶瓷公司开始着手设立瓷业学堂以培养新式制瓷人才,1906年成立于湖南醴陵的官办瓷业公司就曾创办湖南瓷业学校,其产品设计曾参加国际巴拿马世界博览会,为振兴民族制瓷业作出过重要贡献。除制瓷业外,当时中国的印染及丝织业发展也大致经历了如陶瓷业一样的被迫转型。这种转型为中国工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催动力,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设计产业化发展对中国传统工艺精神及思维的被动割裂及无奈放弃。

民国中后期,中国设计教育的发展以上海为中心,同样是在西方文化的不断侵入和浸淫之下发展起来的。上海是19世纪发展起来的大型商业城市。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上海变成了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从此外国资本大量涌入,租界林立,上海成为商贸中心。1845年,外国人最早在上海建立租界。从此,“华洋杂处”的上海成为西洋文化影响中国最集中和强烈的地区。外国人将西方的新事物带入中国:1862年即清同治元年,上海修建了第一条西式马路;1865年即清同治四年,上海首次出现煤气路灯,并且有了第一条陆路电报线;1874年即清同治十三年,上海引进第一批人力车;1876年即清同治十五年,中国最早的铁路——沪淞铁路在上海修建;1883年即清光绪九年,上海首次自来水放水;1908年即清光绪三十四年,上海有了有轨电车;1914年上海有了无轨电车。到19世纪末,上海拥有全国数量最多的中外报刊、历史最早的西书出版机构广学会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中文出版社商务印书馆,还有邮局、电报、电话、公共图书馆、戏院、电影院、公共园林等。

同时,上海也成为书画艺术的大市场,大量的职业画家游居上海,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使人们对新事物敏感而开化。上海地区画家的职业化和作品的商品化进一步发展。画家靠艺术市场生存。由于与外界的通商交流,外商进入上海的人数增多,西方的文化艺术在当时的上海形成风尚,西洋画作为一种重要因素融入到商业交流中。人们对新事物的好奇,迫使职业画家们在其作品中中西兼收,以适应商业化的环境。而城市经济的繁荣对商业美术人才提出了迫切需求,因缺乏专门培养此类人才的学校,商家只能采用传统的师徒传授的方式进行设计人才的培养。像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美英烟草公司以及南洋烟草公司广告部等都曾招收练习生,自行培养设计人员。直到1912年,张聿光、刘海粟在上海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名为上海美术学校,中国才出现了相对系统专业的美术人才培养学校。此后,在有志于改良国产工业品之品质的有识之士的倡导和推动下,先后有国立北京美术学校、苏州美术专门学校等一批艺术专门学校成立,在教授西洋画之余,也将源于日本、欧洲的“图案”教育相关课程介绍并引入中国,同时设立相应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课程,强调在保留中国优秀传统精神的前提下,积极开展以服务于实用工艺之发展的工艺教育。原本这些学校的建立,可以在保护传统手工业发展、传承中国优秀设计思想与吸收西方现代工艺教育理念之间建立一条可行的通道,但是这种尝试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只是一种美好理想。政府引导的缺失、社会环境的薄弱、民众意识的淡漠,使工艺人才的培养成了仅在艺术教育界内部的孤独表演。具体表现在,学校的设计作品进不了社会,并不被当时的相关企业认可,学校培养的人才毕业后也对走入社会缺乏兴致,大多数人希望在教育系统内部谋生路,这一切最终导致这场工艺教育的变革与尝试成效甚微。中国传统工艺生产方式不敌外来输入品冲击的现象日益恶化,民族实业的发展难以依赖自身人才的支持,而不得不全方位继续使用和借鉴西方技术及管理模式,中国部分手工业企业的全盘西化不可避免。由于西方化思潮对当时传统手工业生产方式的冲击愈演愈烈,势必导致民族工业的发展与传统工艺文化的割裂越来越明显。

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恢复发展国民经济浪潮中,在政府“保护、发展、提高”的政策下,工艺美术成为换取外汇的重要手段,1950年至1956年,工艺美术品出口总额达到3亿3千多万,传统手工艺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人才培养逐渐由对“图案教育”的探索转向“工艺美术教育”,多数高校设立“工艺美术”专业。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标志着这一时期社会各界对工艺美术人才培养的重视。但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在出口创汇的大背景下,工艺美术大致被分为“生活用品”和“艺术欣赏品”两类,主要侧重于“实用品的美术化”和对传统手工艺、特种手工艺的发掘及保护,这种做法导致了对传统工艺文化精神及思维方式的研究不足。

改革开放后,随着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开始全方位与国外接触,新材料、新技术不断出现,多样化的西方现代产品设计也大量涌入中国,中西方设计在结构、功能、材料及生产方式上的巨大差异刺激了国人的消费热情。中国设计行业及设计教育进入了西化阶段,现代设计教育从课程设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到教学模式更是在西方现代设计教育的旧模式之下搭建起来的。设计学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也是在引进和借鉴西方研究范式框架的前提下,普遍强调工业革命后在技术和能源依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设计思潮、设计思维、设计方法等,中国传统工艺文化一度被认为是陈旧落后的象征而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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