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东南海疆：范围、辖区及归属

有清一代清人观念里的海疆与今人有很大的区别，领海制度在18世纪初已经在西方世界形成了，而在当时中国朝野对海权意识却比较淡漠。但这并不等于说清政府完全放弃了对海疆的管理，尤其是清后期，当列强入侵中国的时候，海疆意识也在清人中逐渐加强。清东南海疆所辖范围大致指今天的东海、南海海域，东滨日本九州岛、琉球群岛、菲律宾诸岛，南至马来西亚，西临中南半岛以及广东、福建、浙江、上海，包括台湾岛、琉球群岛，澎湖列岛，香港岛、海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等岛屿。

（一）日本侵占台湾和琉球群岛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以施琅为统帅，率水师收复台湾。二十三年（1864），置台湾府，属福建省，领三县。雍正元年（1723），又增彰化县，光绪十三年（1887）改建行省。下辖台湾府、台南府、台北府和台东直隶州。台湾东界海，西界澎湖列岛，南界海矶头（沙马矶头），北界基隆城。

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失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正约第二款规定：‘……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三、澎湖列岛，即英国格林尼次东经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纬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间诸岛屿。……’”[192]

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才收复了台湾及其附属岛屿，但是现在就钓鱼岛屿问题中日之间仍然是矛盾重重。

琉球群岛在台湾东北，共有36岛。清顺治十一年（1654），琉球国王世子尚质来朝，缴明朝政府授予的旧印。康熙元年（1662），清遣使册封尚质为中山王，赐镀金银印令他两年进贡一次。同治十年（1871），琉球渔民由于在海上遇到飓风，漂流到台湾，被当地土人杀害，日本于是以此为借口进兵台湾。在英国的调停下，与清政府签订《中日和约》。该条约的第一条为：“日本此次征台湾，系保民义举，中国不认为不是”，[193]由此，清政府默认了琉球为日本所有。从此，日本占据并管辖琉球，光绪十五年（1889），废琉球藩为冲绳县。中国的这部分海岸线被划在琉球群岛以西。

（二）割让香港

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与新界三部分。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条约中规定：“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这里的香港仅指香港岛。咸丰六年（1856）十月，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逼迫清政府于咸丰十年（1860）签订中英《北京条约》，清政府被迫割让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该条约第六款规定：“前据本年二月二十八日大清两广总督劳崇光，将粤东九龙司地方一区，交于大英驻扎粤省暂充英法总局正使功赐三等宝星巴夏礼代国立批永租在案，兹大清皇帝定即将该地界付与大英大君主并历后嗣，并归英属香港界内，以期该港埠面管辖所及庶保无事。”19世纪末，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英国于同治二十四年（1898）六月，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九龙半岛深圳河以南地区（今新界）及附近水面、岛屿，租期为99年（至1997年到期），条约内容为：“今中、英两国政府议定大略，按照粘附地图，展扩英界，作为新租之地。其所定详细界线，应俟两国派员勘明后，再行画定。以九十九年为限期。……查按照黏附地图所租与英国之地内有大鹏湾、深圳湾水面，惟议定，该两湾中国兵船，无论在局内、局外，仍可享用。”[194]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二月，英国殖民者又无礼驱逐九龙司的地方官员，强行霸占九龙城。这样，英国完全占领了香港。

有清一代，前期几位统治者励精图治，不仅继承以前历代王朝疆土，还有所开拓。但是到了清后期，政治腐败，国力下降，在帝国主义列强的蚕食下，国土不断沦丧，最终形成了近代中国的版图。清朝灭亡后，中国人民更加英勇地反抗着外国的侵略，1945年成功收复台湾，1997年收复香港，1999年收复澳门，形成了现在中国的版图。

[1]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十通本）卷九七《职官三》，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2]参见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3]《清史稿》卷二八八《张廷玉传》。

[4]《清史》卷一七四《大学士年表序》。

[5]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第16页。

[6]《清史稿》卷一一四《职官志一》。

[7]《清续文献通考》卷一一八《职官四》。

[8]《光绪会典》卷三《理藩院》，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3辑），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246页。

[9]《清朝通典》卷二七《职官五》，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10]《清朝文献通考》卷七七《职官一》。

[11]《光绪朝东华录》卷一六七、一八一。

[12]《光绪朝东华录》卷二○九。

[13]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

[14]《清朝通典》卷三三《职官十一》。

[15]参见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第194页。

[16]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第195页。

[17]根据刘子扬《清代地方官制考》，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版，第96～97、102～103、105、110页编制。

[18]《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一五《职官一》。

[19]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32～539页。

[20]《吉林通志》卷六〇《职官志三·国朝》。

[21]计吉林将军兼辖之打牲乌拉城（今吉林市北）、五常堡（今黑龙江五常县东北）各1人，三姓副都统兼辖之富克锦城（今富锦县）1人，阿勒楚喀副都统兼辖之拉林城、双城堡（今黑龙江双城）各1人。

[22]以上参见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第88、234～239页。

[23]《盛京通志》卷一二《疆域》。

[24]《清朝通典》卷三六《职官十四》。

[25]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316页。

[26]《清朝文献通考》（十通本）卷二七一《舆地三》。

[27]《盛京通志》卷一二《疆域》。

[28]《清朝通典》卷三六《职官十四》。

[29]萨英额《吉林外纪》卷二《建置沿革》，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8页。

[30]《盛京通志》卷二四《疆域》。

[31]布特哈，又称打牲部，包括索伦、达呼尔、鄂伦春、毕拉尔等族，为黑龙江土著居民，散居黑龙江中、上游（石勒喀河）两岸和外兴安岭一带，自归附清朝之后，一直向清政府缴纳貂皮。清朝在布特哈初设索伦、达呼尔总管二员、副总管八员。康熙二十四年（1685）后陆续增设满洲总管一员、副总管八员。布特哈衙门驻地在齐齐哈尔之北，所属八旗牲丁多时达5400余人，“无问官，兵，散户，身足五尺者，岁纳貂皮一张”（见西清《黑龙江外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雍正年间从布特哈选出牲丁1000人，专职驻守，这部分人被免除所贡貂皮。见《清世宗实录》卷一二六，雍正十年十二月乙丑。

[32]徐世昌等编纂《东三省政略》卷八《奉天省旗制篇》，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33]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第317页。

[34]说明：在39个索伦、达斡尔佐领中，有1个是由科尔沁王公献出壮丁编成的。刘小萌《清前期东北边疆“徙民编旗”考察》，吕一燃主编《中国边疆史地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20页。

[35]《清世宗实录》卷一四六，雍正十二年八月乙卯。

[36]何日莫奇主编《蒙古学通讯》，黑龙江省蒙古学研究会，2002年第17期。

[3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鄂伦春民族研究会编《清代鄂伦春族满汉文档案汇编》（前言），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 1页。

[38]《大清会典》卷二七《户部五·开垦》。

[39]《大清会典》卷二七《户部五·开垦》。

[40]赵云田《中国治边机构史》，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395页。

[41]《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七一《舆地三》。

[42]《吉林通志》卷二八《食货志·户口》，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版，第500页。

[43]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沈阳故宫博物院译编《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辽沈书社，1984年版。

[44]魏源《圣武记》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

[45]《吉林通志》卷三一《食货志·屯垦》。

[46]田志和《简论清政府对朝鲜族政策》，《东北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

[47]《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一《理藩院一·会集》。

[48]其中卓索图、哲里木、昭乌达三盟共计14部，26旗一般称为东蒙古，但与蒙古各部一样，均隶属于理藩院，同时受邻近的将军或都统节制。

[49]成崇德《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边疆民族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

[50]赵云田《中国治边机构史》，第299～305页。

[51]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第266～268页。

[52]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第339～340页。

[53]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第340～343页。

[54]阿古柏政权：1865年中亚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在英国支持下，借新疆割据势力乞援之机，侵入南疆。1867年成立“哲德沙尔汗国”，自立为汗。1870年攻占乌鲁木齐，据有天山南路和天山北路部分地区，妄图分裂新疆。1875年左宗棠进军新疆，翌年消灭了阿古柏政权，阿古柏服毒自杀。

[55]《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二《吏部》。

[56]《清世祖实录》卷一二六，顺治十六年五月壬午。

[57]《钦定理藩院则例》卷六一《西藏通制上》。

[58]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第410页。

[59]赵云田《中国治边机构史》，第405～407页。

[60]《清世宗实录》卷五三，雍正五年二月甲戌。

[61]赵云田《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367页。

[62]赵云田《中国治边机构史》，第401～405页。

[63]《皇清奏议》卷一《卫周胤·痛陈民苦疏》、卷四《李人龙·垦田宜宽民力疏》；《清世祖实录》卷一三。

[64]《清世祖实录》卷一二，顺治元年十二月。

[65]《故宫掌故丛编》（第6辑），向玉轩《畿地圈拨将尽本》。

[66]《清世祖实录》卷八〇，顺治十一年正月。

[67]《清圣祖实录》卷三〇，康熙八年六月；卷一二〇，康熙二十四年三月。

[68]《清圣祖实录》卷一四，康熙四年正月。

[69]参见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1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9页。

[70]吴存浩《中国农业史》，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966页。

[71]吴存浩《中国农业史》，第939页。

[72]《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正月乙亥。

[73]光绪《平陆县续志》卷下《艺文》。

[74]参见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62页。

[75]《皇朝经世文编》卷五一《户政·榷酤》，李赞元《请禁征收私税疏》。

[76]参见［日］加藤繁著、吴杰译《中国经济史考证》（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66～77页。

[77]康熙《镇江府志》卷六《赋役》；《皇清经世文编》卷三四《户政·屯垦》，刘余谟《垦荒兴屯疏》。

[78]康熙《四川总志》卷三〇《贡赋》。

[79]王先谦《东华录》，康熙五十一年。

[80]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3页。

[81]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1页。

[82]陈作霖《金陵物产风土志》，第15～16页。

[83]康熙《嘉善县志》卷二。

[84]王孝通《中国商业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89页。

[85]关于徽商，可参考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6年版。

[86]光绪《嘉兴县志》卷四。

[87]乾隆《吴江县志》卷四。

[88]《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七《户政·农政中》，唐甄《教蚕》。

[89]孙占文《清初、中期黑龙江省的土地开发》，《北方论丛》1981年第1期。

[90]［俄］维纽科夫《阿穆尔河、中国和日本游记》，第151页。转引自吴存浩《中国农业史》，第972页。

[91]孔经纬《新编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85页。

[92]萨英额《吉林外纪》卷二。

[93]杨宾《柳边纪略》卷一。(www.xing528.com)

[94]参见《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卷二五〇。

[95]吴汉槎《寄顾舍人书》，转引自谢国桢《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开明书店，1948年版，第88页。

[96]详见《满蒙全书》（第5卷），第171～174页。转引自孔经纬《新编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第107页。

[97]金志章《口北三厅志》卷六。

[98]查慎进《敬业堂诗集》卷三二《考牧集》。

[99]《清高宗实录》卷三四八，乾隆十四年九月上。

[100]李俊源、王相钦、庞蕴生主编《中国商业史教程》，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250页。

[101]《朔方备乘》卷三七。

[102]详见卢明辉《清代蒙古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47页。

[103]松茂《钦定新疆识略》卷六。

[104]《朱批屯垦》乾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明亮奏。

[105]吴存浩《中国农业史》，第973页。

[106]李清凌《元明清时期西北的经济开发》，《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6期。

[107]参见《宣统新疆图志·实业》。

[108]《宣统新疆图志》卷三二《食货一》。

[109]李清凌《元明清时期西北的经济开发》，《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6期。

[110]《西域见闻录》卷一。

[111]详见成崇德、张世明《清代西藏开发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68页。

[112]陈崇凯《简析乾隆时期整顿发展西藏经济的政策措施》，《西藏大学学报》（汉文版），2002年第1期。

[113]《清圣祖实录》卷一，顺治十八年二月。

[114]《清史稿》卷二八八《鄂尔泰传》。

[115]方慧《清代前期西南边疆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2期。

[116]参见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81～84页。

[117]方铁主编《西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00页。

[118]参见杨聪《大理经济发展史稿》，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220～221页。

[119]连横《台湾通史》卷一五《抚垦志》。

[120]参见石再添等《浊大流域的聚落分布与地形之相关研究》，《台湾文献》，第28卷，第2期。

[121]参见林仁川、黄福才《台湾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3页。

[122]吴存浩《中国农业史》，第975页。

[123]中村孝志《荷据时代之台湾农业及其奖励》，《台湾经济史初集》，第60页。转引自林仁川《光复前台湾农业能源的开发与利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124]六十七《番社采风图考·开圳》；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六《北路诸罗蕃九》。

[125]《厦门志》卷六《台运略》；连横《台湾通史》卷二七《农业志》。

[126]参见黄福才《台湾商业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页。

[127]参见黄福才《台湾商业史》，第四章第三部分。

[128]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4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2页。

[129]关于“人口爆炸”这一概念，可参看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5卷），第835页。

[130]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5卷），第832页。

[131]转引自葛剑雄《亿兆斯民》，香港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4页。

[132]《清史稿》卷一二一《食货志二》。

[133]这中间环境因素是主要的，但各地也各有不同，如东北人口长时间的停滞就与清王朝的封禁政策有关。

[134]陈烨《论18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区域特点》，《清史研究》1995年第1期；还可参阅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 5卷），第 708～720页。

[135]康熙《成都府志》卷三五；民国《华阳县志》卷三五。均转引自范玉春《移民与中国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

[136]《孟子字义疏证》卷一《理十五条上》。

[137]全称大英圣经公会，1804年创于伦敦，是全球第一个超派别专营圣经的组织。

[138]《铁岭县志》。

[139]吴桭臣《宁古塔纪略》。

[140]《清史稿》卷一一八《职官志五·内务府·内务府条附官学条》。

[141]参见奥勒托《卫拉特文字》，《蒙古学手册》第1编，第5卷，第2分册，第198页。

[142]《养吉斋丛录》卷一六。

[143]参见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页。

[144]魏源《圣武记》卷五《西藏后记》。

[145]黄兴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146]张博泉《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页。

[147]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148]《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编写组《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 104页。

[149]《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编写组《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56页。

[150]明清档案部藏《外交类》，第552号卷，第8号档案。转引自《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编写组《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第105页。

[15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编写组《沙俄侵华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98页。

[152]《赫哲族简史》编写组《赫哲族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页。

[153]《赫哲族简史》编写组《赫哲族简史》，第133页。

[154]浩罕国是中亚乌兹别克族建立的重要汗国之一，位于葱岭西部，锡尔河上游、天山西部山区中的费尔干纳盆地，以及整个锡尔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与我国为邻（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浩罕市一带）。18世纪，乌兹别克明格部以费尔干纳为中心建立了浩罕政权。于19世纪合并锡尔河中游的商业枢纽塔什干。与清代新疆发生关系的历史有100多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1820年张格尔叛乱事件为界，第一阶段，1759至1820年，浩罕为清的附属国。第二阶段，1820至1876年，浩罕为清的邻国，并对我国新疆进行多次的侵略骚扰。阿古柏入侵南疆是浩罕侵略干涉的最后体现。19世纪中期，英俄加紧了对中国、印度、俄国之间广大中亚地区的争夺，这一国际局势对浩罕国与清代新疆历史产生较大影响。1876年，浩罕沦为俄国的殖民地，中国新疆西部与浩罕相交的大片国土陷于沙俄之手。（参见潘志平《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25页）

[155]新疆地方割据政权，后被俄吞并。清同治三年（1864）九月十三日，伊犁维、回农民联合起来武装暴动，反对清朝残酷的剥削，至同治五年（1866）起义军控制伊犁全境。在起义过程中，本民族内部的封建领主和伊斯兰教的上层头目篡夺了起义的领导权，将农民起义引向了歧途，并在战火纷飞的硝烟中建立起自己的封建小朝廷——苏丹汗国。

[156]《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编写组《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第217页。

[15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编写组《沙俄侵华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7页。

[158]包括南疆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务什；南疆西四城：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喀什噶尔。

[159]许华编著《中国近代反侵略斗争史话》，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

[16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编写组《沙俄侵华史》（第3卷），第237页。

[161]《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编写组《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第289页。

[162]施联来《台湾史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8页。

[163]姚莹《东溟奏稿》卷四《查明大安破舟擒夷出力人员奏》，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4辑），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 137页。

[164]施联来《台湾史略》，第174页。

[165]施联来《台湾史略》，第183页。

[166]陈国强、田富达《高山族》，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167]马大正《清代边疆史研究刍议》，《清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68]葛绥成《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19～21页。

[169]王铁崖主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5页。

[170]葛绥成《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第39页。

[171]李治亭主编《清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4页。

[172]满铁吉林铁路局编《长白山综合调查报告书》，转引自姜龙范《历史留影：清代中朝两国的边疆政策》，《延边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173]葛绥成《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第289页，实为四五十里，这里所说的百里，是行人的迂回里程而言。

[174]徐万民《中韩关系史》（近代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4页。

[175]《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编写组《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页。

[176]《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编写组《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第54页。

[177]薛衔天《中俄关系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页。

[178]参见恩·札格瓦拉尔编《蒙古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出版社，1958年版，第29页。

[179]《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一七，转引自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 330页。

[180]《清史稿》卷七六《地理志·新疆》。

[181]宝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故宫博物院1930年影印本，第35页。

[182]《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编写组《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1～193页。

[183]薛衔天《中俄关系史话》，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页。

[184]《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编写组《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第307页。

[185]《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编写组《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第312页。

[186]王铁崖主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83页。

[187]《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编写组《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第316页。

[188]鲁子石《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录——中国近代史上的不平等条约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 133 页。

[189]葛剑雄《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65页。

[190]葛剑雄《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第165页。

[191]《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四七五，民国23年（1934），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鲁子石编写《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录——中国近代史上的不平等条约选编》，第147页。

[193]葛绥成《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第286页。

[194]鲁子石编写《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录——中国近代史上的不平等条约选编》，第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