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是中国人口数量出现急剧下降的时期,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由于当时出现了大范围的灾荒,如旱灾、蝗灾、鼠疫流行等;另一方面则由于战争,特别是张献忠、李自成等领导的大股农民军与明政府以及随后的清政府之间几乎以整个中国为战场的长时间战争,极大地消耗了当时的人口。据曹树基先生研究,明代末年中国人口大约减少了4000万,尚存1.525亿,丧失的人口竟达总人口的近1/4。[128]
虽然清朝初年清军南下过程以及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均对人口造成了不小的消耗,但是从总体上看,清朝是中国人口大发展时期,中国的人口在清朝时期出现了“人口爆炸”。[129]从数据上看,清康熙十八年(1679)全国人口约有1.6亿,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仅仅过了100年,人口即狂增至3.115亿。[130]何炳棣的统计也认为:经历明清之际的下降后,康熙二十二年(1683)后人口已有缓慢的增长,至康熙三十九年(1700)已恢复至1.5亿。乾隆五十九年(1794)猛增至3.13亿,至道光三十年(1850)达到了4.3亿的高峰。太平天国时期及此后人口又大幅度下降,以至到清末,人口仅稍高于3.68亿这一统计数。[131]
清朝人口数量的大规模增长,主要是由于以下几点:首先,玉米、蕃薯、马铃薯等对环境条件要求不高且高产的农作物在清代得到了广泛推广,土地利用率大大提高,粮食产量比以前增加了,为人口大量繁衍打下了基础。其次,康熙五十一年(1712)颁布上谕“海宇承平日久,户口日增,地未加广,应以现在丁册定为常额,自后所生人丁,不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实数查明造报。”廷议“五十年以后,谓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132]到了雍正朝,进一步实行“摊丁入亩”,使隐匿人口的现象大为减少,人口数量也大大增加。
但是,清代人口的分布并不均衡,这是与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有关的。清代人口的分布状况呈现出与以前相似的特点,仍然主要集中于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珠江流域、四川盆地这些农业经济非常发达的地区,而东北、西北、西藏等地人口在清代虽然也有所增长,但是由于其人口基数本身就小,其增长又受到当地环境和其他因素的限制,[133]所以人口数量仍相对较少,还不足以对上述传统人口重心区域的地位造成冲击。下面引用陈烨的《论18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区域特点》中关于人口数量与人口密度状况的图表来说明清代人口的地区分布:
清代人口数量与密度地区分布表,表9-3(本表主要依据清末宣统年间以及民国初年的户口调查,并参照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中的甲表86、甲表88制作。[134])(www.xing528.com)
表9-3
由于清朝人口一方面爆炸性地增长,而另一方面又分布不均,特别是当时人口大量集中于传统农业区的事实造成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存在着,所以那些本地无法消化的人口向其他区域转移成为有清一代人口分布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清代人口的迁移呈现出规模大、持续时间长的特点。这中间最为典型的是四川地区人口的变化。清朝建立之初,由于四川是清军与农民军及明朝残余势力作战的主要战场,而且在“三藩之乱”中又成为吴三桂军与清军交锋的主战场,所以四川地区的人口在明末清初出现了骤减,据曹树基的估计,崇祯三年(1630)四川地区约有人口735万,到明灭亡的崇祯十七年(1644)则仅余50万人。昔日的天府之国“已半没于荒烟茂草之中。……城郭鞠为荒莽,庐舍荡若丘墟”,“城中绝人迹者十五六年,惟间草木充塞,糜糜纵横”。[135]对清朝统治者来说,招徕人口、开垦荒地是他们治理四川的主要任务。由于四川地区自然条件优越,长期以来都是农业经济发达地区,又有政府的大力招徕,邻近的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地人口大量涌入四川地区,其中尤以无地、少地的农民为多。这场移民风潮从顺治年间开始,一直持续到乾隆末年,前后有100多年时间。到了嘉庆二十五年(1820),四川人口已经达到2300多万,这其中当然有当地自然增长率高的因素,但是长期大规模的移民造成的人口机械性增长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清朝的移民运动中,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汉族人口从传统聚居区向四周边地的迁移,这一特点的出现也主要是由于人地矛盾而造成的生存压力。当时各地无地、少地的农民迫于生计,纷纷向边地移动,从而造就了中国移民史上非常重要的“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等移民运动。这中间进入北方草原地区的主要是来自今河北、山西等地的移民,进入东北的主要是来自今山东、河北、河南等地的移民,四川在人口恢复之后也有不少移民进入邻近的云南、贵州等地,福建移民的主要方向是台湾和南洋地区。大量汉族人口的迁入,一方面开发了我国边地,发展了当地经济;一方面也改变了当地的民族构成,基本奠定了我国今天各族分布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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