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疆域分为直接统辖区域和周边地方民族政权辖区。明朝的疆域基本上继承了元朝后期的版图：在东北以鸭绿江一线为界与朝鲜接壤；在北方与蒙古鞑靼、兀良哈、瓦剌各部有不同的藩属关系；在西北哈密以西一线与亦力巴里（察合台汗国演变而来）相接壤。但明朝郡县统辖区的范围前后有一定的变化。边疆地方民族政权相继建立，并不断进入郡县地区，北方有瓦剌、靼、兀良哈诸部，西北有蒙古各部建立的亦力巴里、叶尔羌、吐鲁番三国（三国国王皆察合台后裔）以及在青海地区的鞑靼土默特部。到了明朝后期，中央政权直接有效统治的州县地区范围为“东起辽海，西至嘉峪、南至琼、崖，北抵云、朔，东西万余里，南北万里”。[331]明朝的疆域包括州县地区与设置羁縻建置和有羁縻朝贡关系地区两个部分。明朝后期女真族建立的后金政权统辖地区以及北方、西北蒙古族建立的地方政权，仍在明朝的版图之内。
东北地区，在西起斡难河、东至库页岛、北抵外兴安岭、南包辽东半岛的广大东北地区，生活着汉族、女真族、蒙古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明朝建立后采取了军事征伐、政治安抚等政策，对这一地区实施了有效的统治。洪武八年（1375），明朝设辽东都司，辖境“东到鸭绿江与朝鲜比邻，西至山海关，南到旅顺口，北到开原与奴尔干都司相接”。[332]辽东都司下辖25卫2州，是中原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中间地带，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辽东都司有利于辽河流域汉、蒙各族人民生活的稳定，加速了明王朝对北部女真等族的招抚。[333]永乐七年（1409），明朝又在黑龙江下游的特林地区设置了奴尔干都司，其地“东濒海，西接兀良哈，南邻朝鲜，北至奴儿干、北海”。[334]奴尔干都司下管辖约384个羁縻卫、所。明政府对东北地区进行了有效的统治，如太监亦失哈曾先后9次巡视奴尔干都司及附近地区。永乐十一年（1413），亦失哈第3次来到奴尔干都司，在其治所特林村北5里处的江岸石崖上，修建了一座供奉观音的永宁寺，并在寺前立碑纪事。宣德七年（1432），亦失哈第9次巡视东北，来到该地，发现碑已被毁，于翌年命重新修建，并再次立碑，刻“重建永宁寺记”。因此碑建于宣德八年，所以又称为宣德碑。永宁寺碑详细地记载了设置奴尔干都司的经过以及亦失哈屡次巡视当地的情况，成为明代东北疆域的历史见证。
明成化年间，奴尔干都司撤销，下属的卫、所继续存在，并陆续增设与设置了若干卫所，皆改属于辽东都司，明朝始终对其实行羁縻统治。明朝后期建州女真兴起，万历十四年（1586），建州女真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成为女真族中最强大的力量。努尔哈赤先后征服了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完成了女真各部的统一。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国号为“大金”，史称“后金”。后金政权建立后与明朝发生直接的冲突，后金天命四年（1619），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之役中大败明军。天命十年（1625）迁都沈阳，改名盛京。同年进军宁远（今辽宁兴城），逼近山海关外，占据了关外的大部分地区。明朝与女真族建立的后金政权之间的战争属于明王朝内部的民族战争。后金政权是明王朝疆域内的民族政权，其所占领的领土也是明王朝疆域版图的一部分。
明代与朝鲜的边界，由元末的以铁岭（在今朝鲜咸镜南道的南端，为咸镜道和江原道边界上的山岭）为界，退缩到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洪武二十年（1387），明朝决定设铁岭卫，这是明朝政府准备接收元管辖的铁岭以北土地及当地女真人的表现。这时高丽国内李成桂发动兵变，推翻高丽建立朝鲜。明成祖时期，加强对图们江流域女真的招抚与管理。1403年明朝先后设置了建州、毛怜等卫，推动了东北女真的归附，抑制了李朝的北进。随后朝鲜李朝政府一方面加强朝鲜半岛东北部的防御，一方面对女真各部施加军事和经济压力，迫使建州卫、毛怜卫逐步西迁。从1433年到1449年李朝先后设置了会宁、庆源、钟城、庆兴、稳城、复宁六镇，并列置边堡、烟台，沿图们江右岸修筑长城，并不断移民充实六镇。六镇设置之后，李朝最终控制了图们江中下游右岸地区。此后，鸭绿江、图们江成为两国的界河。
在北方，明朝主要是与蒙古族势力进行和战。北方地区可分为明朝的直接统辖地区和蒙古族统治地区。明朝初年，同北徙的元朝势力进行了多次的斗争与争夺，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先后建立了大宁卫（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开平卫（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东胜卫（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和兴和卫（今河北张北县）。并于洪武二十年（1387）设大宁都司，次年改为北平行都司，辖境北至今西辽河、西拉木伦河、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查干诺尔一线。再向西，明朝的北界则在阴山山脉和贺兰山一线。[335]明成祖朱棣继位后，为了感谢西拉木伦河以西的兀良哈三卫帮助其获得帝位，把北平行都司的辖地给了兀良哈，改北平行都司为大宁都司，治所迁至保定府（今河北保定市）。之后各卫相继内徙：东胜卫的治所迁至今河北卢龙和遵化；兴和卫的治所迁至今河北宣化；开平卫的治所也迁到今河北赤城县。这样至宣德五年（1430），在今北京、河北、山西境内的明朝北界的郡县统治区退到了长城以南，而今陕西、宁夏和甘肃境内的明朝直接统治地区，也以长城为北界。这一时期蒙古族所占领的长城以北地区属于地方民族政权的范围，仍是明王朝的疆域范围。
西北地区，洪武初年对今甘肃和内蒙古西部实现了有效的统治。1418年，察合台汗后裔，迁到亦力巴里（今新疆伊宁市）。16世纪后，瓦剌占据了天山以北地区的东部，西北已分裂为叶尔羌（今塔里木河流域和帕米尔高原）、吉利吉思（今巴尔喀什湖以东南一带）、哈萨克（今伊犁河流域）和吐鲁番（今天山以南东部地区和甘肃西部）。吐鲁番在明成化年间（1465～1487）不断地吞噬嘉峪关以西明所建立的羁縻卫所。而青海地区的鞑靼土默特部逐渐发展壮大。这样明朝对西北地区的郡县统辖区限于嘉峪关以东，长城以内。但这些地区的蒙古族所建立和掌握的政权仍是明朝的地方政权性质。
明初，在云南布政使司下除了设有府、州等机构外，还设2个宣抚司和10个宣慰司，即南甸、干崖两宣抚司和麓川平缅、木邦、孟养、缅甸、八百、车里、老挝、大吉喇、底马撒和底兀剌10个宣慰司。但后3个宣慰司不久便废除。麓川平缅宣慰司于正统十一年（1446）改为陇川宣抚司。这样就形成了“三宣（宣抚司）六慰（宣慰司）”及其下辖的司。由于地理位置不同，明朝对它们的统治方式和控制程度也有区别。明嘉靖年间（1522～1566），缅甸东吁王朝不断发展壮大，开始吞并云南布政司下的各宣抚司和宣慰司。到万历年间（1573～1620），明朝只保有3个宣抚司和车里1个宣慰司。这样，明朝在今天国界外的疆域有“伊洛瓦底江上游的迈立开江以东、今云南盈江县以北地，萨尔温江以东、缅泰边界以北地以及老挝、越南北部的一些地方，其中包括当时的里麻司所在的江心坡（迈立开江和伊洛瓦底江另一条支流恩梅开江之间地）和茶山司所在片马（恩梅开江至高黎贡山间地）”。[336]此外在安南地区明朝于永乐五年（1407）曾设交趾布政使司，下辖17府、47州、157县，还设置了都指挥使司，下辖11卫、3所。但由于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明朝于宣德二年（1427）撤销了设于当地的机构。
明朝对在元朝时已纳入中国版图的西藏地区继续实行有效的统治。设乌思藏都指挥使司，下设管理宗教、军事、民政的机构，并实行因俗而治的政策，授予当地僧俗首领国师、法王、都指挥、招讨司、万户等职位。在明朝后期国力衰弱的情况下，明廷始终掌握着对西藏地区政治统辖与行政管理权。
总之，明朝统治时期是中国疆域发展的重要时期，明王朝全盛时期的疆域为北逾外兴安岭及贝加尔湖，南至安南，东达库页岛，西至中亚两河（锡尔河、阿姆河）上游之间。[337]
[1]［苏］Б·Я·符拉基米尔佐夫著，刘荣焌译《蒙古社会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4～55、59 页。
[2]赵云田主编《北疆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24页。
[3]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氏族》。
[4]《寰宇通志》卷一一六《女直》。
[5]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第3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页。
[6]《寰宇通志》卷一一六《女直》。
[7]《元史》卷一三《世祖纪十》。
[8]《元史》卷二○八《高丽传》。
[9]《元史》卷七《世祖纪四》。
[10]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第3卷），第134页。
[11]《高丽史》卷三〇《忠烈王世家第三》
[12]韩儒林在《元朝史》（下册）中把西北地区定在东到吐鲁番盆地，西至阿母河，北达塔尔巴哈台山，南抵阿富汗的中亚地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3]刘郁《西使记》。转引自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71页。
[14]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第571页。
[15]《元史》卷一二二《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
[16]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下册），第284页。罗贤佑《元代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400页。
[17]郭松年、李京撰，王叔武校注《大理行记校注、云南志略辑校》，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93页。
[18]罗贤佑《元代民族史》，第450页。
[19]韩儒林《元朝史》（下册），第 289页。
[20]《乾隆贵州通志》卷七。转引自罗贤佑《元代民族史》，第484页。
[21]罗贤佑《元代民族史》，第492页。
[22]苏天爵编《元文类》卷四一《招捕》。
[23]罗贤佑《元代民族史》，第487页。
[24]（元）周致中《异域志》卷下《熟黎》。
[25]罗贤佑《元代民族史》，第486页。
[26]《元史》卷二一〇《瑠求传》。
[27]李光璧《明朝史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2页；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第587～588页。
[28]明代为了防止蒙古人和女真人的南下骚扰，在辽东都司的外围修筑了边墙，称为“辽东边墙”，边墙西起今辽宁绥宁中县铁场堡，东到辽宁丹东市东九连城，环绕辽东地区的西北东三面。
[29]程妮娜主编《东北史》，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页。
[30]《寰宇通志》卷一一六《女直》。
[31]程妮娜主编《东北史》，第255页。
[32]杨绍猷、莫俊卿《明代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125页。
[33]程妮娜主编《东北史》，第256页。
[34]（明）毕恭《辽东志》卷九《外志》。
[35]邱树森《元朝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0页。
[36]元至治元年（1321）前后，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汗国，东察合台汗国大致管辖今新疆地区，西察合台汗国统治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地区。王钟翰《中国民族史概要》，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46页。
[37]江应梁《中国民族史》（下），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130页。
[38]杨绍猷、莫俊卿《明代民族史》，第203页。
[39]“玉兹”的含义有不同解释，杨绍猷、莫俊卿《明代民族史》中解释为“血缘为基础的部落联盟”。（第 275 页）
[40]杨绍猷、莫俊卿《明代民族史》，第224页。
[41]今日的东乡族、保安族、土族在明代皆称为“蕃人”，为了叙述清楚，这里釆用了现代族名。
[42]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51页。
[43]土族的族源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论，有吐谷浑说（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社会科 学战线》1980年第1期）、蒙古族和蒙古地说（陶克塔呼《土族源流新议——兼谈土族的历史斗争》，《民族研究》1982年第3期）、阴山白鞑靼说（李克郁《白鞑靼与察罕蒙古尔——也谈土族族源》，《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沙陀后裔说。（卫聚贤的观点，转引自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第564页）
[44]杨绍猷、莫俊卿《明代民族史》，第527页。
[45]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编《中国少数民族简况》，第33页。
[46]《云南通志》卷一八二引《皇朝职贡图》。
[47]杨绍猷、莫俊卿《明代民族史》，第466页。
[48]天启《滇志》卷三三。
[49]郭大烈、和志武《纳西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
[50]《云南志》卷一二《北胜州风俗》。
[51]《云南图经志书》卷四《北胜州》。
[52]谢肇淜《滇略》卷四《俗略》。
[53]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44、51页。
[54]1287年元朝在高丽国设置了具有羁縻特点的征东行省，以高丽王兼领丞相。征东行省在高丽国的王都设有官署衙门，与高丽政权的官僚机构分署办公，征东行省长官的组成、下属机构的设置、官员的任免、统辖机制以及行省的职能都与元朝内地行省有所不同。高丽国并没有因为征东行省的设置而消失，而是始终保持着很强的独立性。元朝末年，高丽恭愍王在位期间，征东行省作为元朝特殊行政区的职能被高丽国自行取消，高丽国又恢复到原来内属国的地位。参见程尼娜《元代朝鲜半岛征东行省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6期。
[55]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56]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第319页。
[57]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第356～366页“元行省及宣政院等所属宣慰司一览表”。
[58]张金铣《元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页。
[59]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60]吴晗《投下考》，《读史劄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
[61]［日］村上正二《元代に於ける投下の意
》，《蒙古学报》1941年第1号。转引自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第359页。
[62]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第360、362页。
[63]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第373页。
[64]《元史》卷八二《选举志二》。
[65]程尼娜《元代对蒙古东道诸王统辖研究》，《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66]吉利吉思、昂可剌、乌思、撼合纳、谦谦州。
[67]《元史》卷六《世祖纪三》。
[68]程尼娜《元朝对黑龙江下游女真水达达地区统辖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2期。
[69]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33页。
[70]以上部分参见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第356～358、361～362页。
[71]参见赵云田《中国治边机构史》，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192页。
[72]所谓帝师，是元朝皇帝宗教方面的导师，同时也是管理全国佛教以及吐蕃军政事务的高级官员。参见赵云田《中国治边机构史》，第176页。
[73]《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
[74]《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
[75]赵云田《中国治边机构史》，第184～186页。
[76]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第384页。
[77]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07～208页。
[78]《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
[79]《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
[80]关文发、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
[81]《明史》卷七六《职官志五》。
[82]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八《都察院·总督、巡抚》，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出版，1990年版，第281页。
[83]关文发、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第86～87页。
[84]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页。
[85]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第128、78页。
[86]《古今治平略·官制·明代官制》，转引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第188页。
[87]《明史》卷九〇《兵志二》。
[88]赵云田《中国治边机构史》，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5页。
[89]程妮娜主编《东北史》，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0页。
[90]万历《明会典》卷一二四，转引自赵云田《中国治边机构史》，第245页。
[91]《寰宇通志》卷一一六《女直》。
[92]《永宁寺记碑》，见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93页。
[94]《大明一统志》卷八九《女真》。
[95]赵云田《中国治边机构史》，第246页。
[96]程妮娜主编《东北史》，第252页。
[97]《明史》卷三二九《西域传一》。
[98]《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四》。
[99]《明熹宗实录》卷七三，天启六年六月壬子记载：“颁给土鲁番夷使赏赐如例。”
[100]《明太祖实录》卷四二，洪武二年五月甲午朔。
[101]《明史》卷九〇《兵志二》。
[102]《明太祖实录》卷二二六，洪武二十六年三月丙寅。
[103]《明宪宗实录》卷二一，成化元年九月戊辰。
[104]《明宪宗实录》卷七八，成化六年四月乙丑。
[105]《明史》卷三一〇《土司传》。
[106]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序，转引自赵云田《中国治边机构史》，第258页。
[107]《明史》卷七六《职官志五》。
[108]丘浚《广西众建土官议》，转引自赵云田《中国治边机构史》，第262页。
[109]《明史》卷三一〇《土司传》。
[110]《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
[111]《蛮司合志》卷八。
[112]《蛮司合志》卷八。
[113]赵云田《中国治边机构史》，第264～265页。
[114]北疆地区部分见本章第四节“北元政权及其与明朝的关系”。
[115]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载，自1369年顺帝北徙，一传爱猷识理达措（1338～1378），称毕力克图汗，年号宣光；二传脱古思帖木儿（1342～1388）称乌萨哈尔汗，年号天元，后被也速迭儿杀死；三传恩克卓里克图汗（1359～1392）传额勒伯克汗（1361～1399），被瓦剌大封建主乌格齐哈什哈杀死；五传坤帖木儿（1377～1402）。这一时期史称“北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88页）。
[116]曹永年《〈北巡私记〉所见之北元政局》，《内蒙古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117]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页。
[118]胡钟达《明与北元——蒙古关系之探讨》，《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达力扎布《北元史研究三题》，《黑龙江民族丛刊》1991年第2期。
[119]蒙文、波斯文、汉文对大汗的更迭及其系属的记载不一致。
[120]《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121]郑麟趾《高丽史》卷一三三《辛禑一》；北元官名参见同书同卷、同书卷一三四《辛耦二》。
[122]《明英宗实录》卷五〇，正统四年正月癸卯。
[123]脱脱不花死后，东蒙古喀喇沁部领主孛来立脱脱不花幼子马可古儿吉思为可汗，称乌珂克图汗。明朝人称之为小王子，小王子的称号由此开始。
[124]《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125]《大明一统志》卷九〇《鞑靼》。
[126]《明史》卷三二八《瓦剌传》。
[127]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编写组《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575页。
[128]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第607页。
[129]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第608页。
[130]《明英宗实录》卷二○四，景泰二年五月癸丑。
[131]《明宣宗实录》卷五九，宣德四年十一月丙寅。
[132]《明英宗实录》卷二○四，景泰二年五月癸丑。
[133]《明英宗实录》卷一〇〇，正统八年正月壬午。
[134]郑晓《皇明北虏考》。
[135]《明史》卷二二二《王崇古传》。
[136]《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
[137]《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
[138]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第598页。
[139]《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一·农桑》。
[140]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141]元代北方创造出既能耧种又能下粪的耧车，灵巧方便，省时省力。
[142]王祯《农书》卷一四《推镰》记载，元代发明了适合于北方收割荞麦的推镰，“推镰，剑禾刃也。如荞麦熟时，子易焦落，故制此具，便于收敛。……速于刀刈数倍”。
[143]余阙《青阳集》卷三《梯云庄记》。
[144]王祯《农书》卷七《百谷谱一·百谷序引》。
[145]陈喜忠《中国元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6～67页。
[146]石声汉校注《农桑辑要校注》，农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52页。
[147]《大元一统志》卷一《中书省·大都路》。
[148]《大元一统志》卷一《中书省·太原路》。
[149]《马可波罗行记》第2卷第106章《太原府国》。
[150]《马可波罗行记》第2卷第133章《中定府城》。
[151]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二《河东罪言》。
[152]宁可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4页。
[153]陈高华、史卫民等《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318页。
[154]《通制条格》卷二七《拘滞车船》。
[155]岳琛《中国农业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9页。
[156]程钜夫《雪楼文集》卷七《姚长者传》。
[157]王恽《秋涧先生文集》卷二八《宫井七绝》。
[158]权衡《庚申外史》。
[159]《析津志辑佚》“城池街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7页。
[160]《元史》卷一〇〇《兵志》。
[161]《元史》卷一五四《郑鼎传附郑制宜传》。
[162]宁可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第1286页。
[163]《大元一统志》卷一〇《播州军民安抚司风俗形势》。
[164]邱树森《中国小通史》（元代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页。
[165]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三《江浙行省浚治杭州河渠记》。(www.xing528.com)
[166]《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课·新将盐法事理》。
[167]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藉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页。
[168]《元史》卷一五《世祖纪》。
[169]《元史》卷二七《英宗纪》。
[170]《元史》卷一〇〇《兵志》。
[171]罗贤佑《元代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53页。
[172]［波斯］志费尼著，何济高译《世界征服者史》（英译本第1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5页。
[173]《元史》卷一〇〇《兵志》。
[174]《元史》卷六三《地理志》。
[175]罗贤佑《元代民族史》，第57页。
[176]江应梁《中国民族史》（下），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 67～68页。
[177]《元史》卷一七《世祖本纪》。
[178]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第3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296页。
[179]王增新《辽宁绥中县城后村金元遗址》、《辽宁新民县前当铺金元遗址》，《考古》1960年第12期；许明纲《旅大市发现金元时期文物》，《考古》1966年第2期。
[180]《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五。
[181]《元史》卷五九《地理志二》。
[182]《大元一统志》卷二。
[183]《元史》卷一三《世祖纪》。
[184]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第3卷），第371页。
[185]江应梁主编《中国民族史》（下），第75页。
[186]《元史》卷四《世祖纪》。
[187]吴宏岐《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页。
[188]《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
[189]《马可波罗行记》第1卷第5章。
[190]《元史》卷七《世祖纪》。
[191]《元史》卷三九《顺帝纪》。
[192]《元史》卷一二《始祖纪九》。
[193]李清凌《西北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页。
[194]《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致蕃人书》，转引江应梁《中国民族史》（下），第81页。
[195]谢再善译注《蒙古青石译注稿》，转引江应梁《中国民族史》（下），第81页。
[196]《元一统志》卷七《曲靖等路风俗形势》。
[197]王恽《秋涧集》卷八一《中堂事记》（中）。
[198]吴宏岐《元代农业地理》，第36页。
[199]吴宏岐《元云南行省建置时间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1辑。
[200]范成大著，胡起望、覃光广校注《桂海虞衡志辑佚校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91页。
[201]《马可波罗行记》第2卷第48章。
[202]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说郛》卷三六。
[203]《元史》卷九四《食货志》。
[204]《元史》卷九四《食货志》。
[205]《马可波罗行记》第2卷第47章。
[206]罗贤佑《元代民族史》，第433页。
[207]《马可波罗行记》第2卷第48章。
[208]《马可波罗行记》第2卷第50章。
[209]阎守诚《中国人口史》，文津出版社，民国八十六年（1997）版，第239页。
[210]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7页。
[211]《清容居士集》卷三四《史母程氏传》。
[212]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第338页。
[213]阎守诚《中国人口史》，第247～248页。
[214]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11、612页。
[215]人口的统计均是以元末战乱以前的人口计算。对于整个元代人口的统计数字有差别，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以1351年为元代人口的峰点，统计为8892万多；张呈琮《中国人口发展史》为8000万左右（中国人口出版社，第92页）；韩儒林《元朝史》也认为元代人口最高时，应该超过8000万以上，与金、南宋最高数字的总和差不多（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82页）；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统计元代全国人口当有2335万户、10438万人，较宋金户数之和增14.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6页）。
[216]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217]程民生《中国北方经济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80页。
[218]《明史》卷一七〇《于谦传》。
[219]章潢《图书编》卷四四《蓟州总叙》。
[220]嘉靖《山东通志》卷一《图考》。
[221]《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一，洪武二十八年九月。
[222]程民生《中国北方经济史》，第491、499页。
[223]《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三，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
[224]万历《沧州志》卷三《土产》。
[225]乾隆《武安县志》卷一一《物产》引明志。
[226]徐光启著，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注》卷三一《桑蚕》。
[227]嘉靖《南宫县志》卷一《地理志·方物》。
[228]程民生《中国北方经济史》，第533页。
[229]宁可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4页。
[230]《明英宗实录》卷三二九，天顺五年六月。
[231]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一一《燔石》。
[232]《明宪宗实录》卷一七八，成化十四年五月甲申。
[233]徐光启著，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注》卷三五《木棉》。
[234]谢肇淛《五杂俎》卷三《地部一》。
[235]宁可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第1455页。
[236]谢肇淛《五杂俎》卷四《地部二》。
[237]宁可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第1457页。
[238]垸田即围垦湖面以及滨江濒湖供作汛期江河泛滥之处的洲滩、沮洳。
[239]同治《进贤县志》卷五。
[240]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
[241]陆游《渭南文集》卷二〇《常州奔牛闸记》。
[242]何孟东《余东序录》卷五九。
[243]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五《木棉》。
[244]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四○《杂种下》。
[245]宁可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第1431页。
[246]《明神宗实录》卷三一，引郭子章《蚕论》。
[247]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埏》。
[248]套印是将同一版面用几块同样的印版，各着一色，依次加印在同一张纸上。此法发明于元代，为朱墨双色套印，至迟到明代晚期被广泛应用。
[249]饾扳是在套印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色迭印美术印刷，万历时流行于安微民间。
[250]拱花是一种不着墨面以木刻雕版在纸上压印的印刷方法，以凹凸的线条来表现花纹，富有立体感效果。
[251]宁可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第1439页。
[252]刘克祥《简明中国经济史》，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8页。
[253]民国《吴县志·风俗》。
[254]万历《杭州府志》卷三三。
[255]张邦奇《西亭饯别诗序》，《明经世文编》卷一四七。
[256]叶显恩、谭棣华《明清珠江三角洲农业商品化与墟市的发展》，《广东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257]《明太祖实录》卷二三四，洪武二十七年八月。
[258]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
[259]《辽东志》卷七《艺文·虏环东戍见闻录》。
[260]《朝鲜李朝实录》卷二七。
[261]《明太祖实录》卷六七，洪武四年秋七月。
[262]《李朝世宗实录》卷八二，世宗二十年八月庚申。
[263]《蒙古族通史》编写组《蒙古族通史》（中），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577页。
[264]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上》。
[265]《蒙古族通史》编写组《蒙古族通史》（中），第582页。
[266]叶新民、薄音湖、宝日吉根《简明古代蒙古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
[267]土默特万户，西至黄河与鄂尔多斯万户为邻，东至宣府洗马林外边一带。［明］萧大亨《北虏风俗》载：地于“大同 边外，大青山、昭君墓、奉州滩”。
[268]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
[269]杨绍猷、莫俊卿《明代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93页。
[270]《宁夏新志》。
[271]《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
[272]李清凌《西北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1、319页。
[273]《明史》卷二二九《西域传一》。
[274]宋应星《天工开物》。
[275]李清凌《西北经济史》，第331页。
[276]李清凌《西北经济史》，第326页。
[277]李清凌《西北经济史》，第345页。
[278]林金树、高寿仙、梁勇《中国明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6页。
[279]杨绍猷、莫俊卿《明代民族史》，第515页。
[280]《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六，洪武二十年冬十月。
[281]《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六。
[282]冯甦《滇考》（卷上）。
[283]《明太祖实录》卷一七八，洪武十九年五月；卷一八八，洪武二十一年春正月；卷一八六，洪武二十年冬十月。
[284]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北胜州”。
[285]谢启昆《广西通志》卷一六一《经政》。
[286]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下《五金》。
[287]黄现璠、黄增庆、张一民《壮族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386页。
[288]杨绍猷、莫俊卿《明代民族史》，第422页。
[289]民国重修《贵州通志·食货志》。
[290]方铁、方慧《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70页。
[291]杨绍猷、莫俊卿《明代民族史》，第425页。
[292]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9页。
[293]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09页。
[294]于慎行《榖山笔尘》，转自阎守诚《中国人口史》，文津出版社，民国八十六年（1997）版，第281页。
[295]张呈琮《中国人口发展史》，中国人口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页。
[296]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下），第715页。
[297]［美］何炳棣著，葛剑雄译《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52页。
[298]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9页。
[299]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1页。
[300]黄宗羲撰，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文清薛敬轩先生》，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0、123页。
[301]吕坤撰《呻吟语》卷四。
[302]《明史》卷一九九《郑晓传》。
[303]《元史》卷一三九《朵尔直班传》。
[304]《盛京通志》卷三九《流寓》。
[305]《金史》卷九四《夹谷清臣传》。
[306]彭大雅撰，徐霆、章钰校《黑鞑事略笺证》，民国15年（1926）东方学会排印本，第10页。
[307]彭大雅撰，徐霆、章钰校《黑鞑事略笺证》，第12页。
[308]《元史》卷六七《礼乐志一·序》。
[309]龙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
[310]孟珙撰，吴县曹元忠校注《蒙鞑备录》。
[311]《元史》卷三《宪宗纪·蒙哥》。
[312]《元史》卷二○二《释老传·八思巴传附必兰纳识里传》。
[313]欧阳玄《圭斋集》卷一一《高昌契氏家传》，道光14年户陵阳杰刻本。
[314]《明史》卷三三二《撒马儿罕列传》。
[315]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187页。
[316]韩儒林《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4页；罗贤佑《元代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400页。
[317]陶宗仪辑，张宗祥重校《说郛》卷三六《云南志略·诸夷风俗》。
[318]韩儒林《元朝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7页。
[319]郭松年、李京原撰，王叔武校注，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编《大理行记校注·云南志略辑校》，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91页。
[320]江应梁《中国民族史》（下册），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159页。
[321]《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
[322]葛剑雄《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0～121页。
[323]周良宵、顾菊英《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
[324]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30页。
[325]《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
[326]《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
[327]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74～276页。
[328]周良宵、顾菊英《元代史》，第817～818页。
[329]毕奥南《元朝疆域格局概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4期。
[330]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
[331]《明史》卷四〇《地理志一》。
[332]程妮娜主编《东北史》，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9页。
[333]刘宏煊《中国疆域史》，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页。
[334]《寰宇通志》卷一一六《女直》。
[335]葛剑雄《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第134页。
[336]葛剑雄《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第138页。
[337]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下册），第286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