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一个幅员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其广袤的疆域内，生活着众多民族，北方草原、东北、西北、西南等边陲地区都形成了各民族的聚居地。
（一）北方蒙古草原民族
12世纪蒙古草原和贝加尔湖畔森林地带分布着众多的部落，俄国著名蒙古学专家符拉基米尔佐夫先生依据《史集》和《蒙古秘史》记载，按照这一地区原始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情况，将这些原始部落分为两群，即森林或狩猎部落群和草原或畜牧部落群。“森林”部落居住在贝加尔湖畔、叶尼塞河上游和额尔齐斯河沿岸，主要从事狩猎、渔捞业。草原畜牧部落则分布在从呼伦贝尔湖到阿尔泰山脉西支一带的广大草原和山间牧地，主要从事游牧生产。[1]
蒙古汗国建立之前，草原游牧部落互争雄长，在兼并战争和同化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强大的部落，其中实力最为强大者有5部：即克烈部，其地东起今克鲁伦河上游之南，西到杭爱山，南临大漠。塔塔儿部，其地在今克鲁伦河下游与呼伦湖、贝尔湖一带。乃蛮部，其地以今阿尔泰山为中心，西到额尔齐斯河和鄂必河上游一带地区。蔑尔乞部，其地在今色楞河下游一带地区。蒙古部，其地在斡难河（今鄂嫩河）和不儿罕山（今肯特山）地区，见于《蒙古秘史》记载的蒙古氏族大约有30个，成分相当复杂。[2]1206年蒙古部铁木真征服了草原诸部建立了蒙古汗国，在蒙古汗国统治时期，北方众多的游牧部落皆自称蒙古，以蒙古部为主融合成为强大的蒙古民族，《南村辍耕录》记载，蒙古“有七十二种”。[3]
蒙古帝国建立后，连年征讨，先后灭亡西夏、金、宋王朝，掠夺了大量的人口，这些人口被安置在北方草原，他们与蒙古族人民一起促进了北方经济的发展。忽必烈建立元朝后，随着在北方地区屯田的开展，一些汉、女真、契丹、唐兀、钦察、回回等族人陆续进入这一地区。他们与蒙古族人民长期杂居相处，很多人逐渐融入蒙古族之中。
（二）东北地区民族
元代东北地区的范围，大致是东临大海（即今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西与岭北、腹里地区相邻，南抵今辽东半岛的最南端，东南与高丽接壤，北迄黑龙江之北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区主要分布着汉、蒙古、契丹、女真、乞烈迷、兀者、骨嵬等民族，此外回回人和朝鲜半岛的高丽人，也不断地迁入东北地区。
元代东北的东部与北部边远地区是女真、乞烈迷、兀者、骨嵬人的聚居区。原金代上京一带女真人聚居区几经战火，土地荒芜，人烟稀少，已成为各民族的杂居区。居住在松花江下游、黑龙江、乌苏里江、绥芬河流域及朝鲜半岛北部的女真人，是原金朝边远地区女真人的后裔，这部分女真人在金代一直没有完全放弃传统的狩猎采集经济，其社会经济虽然已经转为以农业为主，但他们始终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讲女真语言，元朝仍然视为女真族。
在松花江下游以北、乌苏里江东西、直至整个黑龙江下游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聚居着尚处在原始社会形态的乞烈迷、兀者、骨嵬、野人女真等原始氏族部落，元朝称为水达达女真。
乞烈迷、骨嵬皆是“捕鱼为食”的渔猎民族。如乞烈迷人分为四个部落集团，“居草舍，捕鱼为食”，“不识五谷，六畜惟狗至多，乘则牵拽把犁，食则烹供口实”。[4]有学者认为乞烈迷城即今黑龙江省抚远县之西秦得力古城，又称喜鲁林古城。[5]
野人女真主要分布在外兴安岭东段之南，黑龙江下游以西一带地区，分为三个部落集团，女真野人部“射山为食”；北山野人部，“乘鹿出入”；临近鄂霍茨克海的女真部，或以渔猎为生。野人女真“暑则野居，寒则室处”，春夏进行狩猎、捕鱼生产活动时，于野外搭建窝棚居住，天寒地冻时则穴居，“以梯出入”。[6]
忽必烈初年，蒙古军队开始征服黑龙江中下游及库页岛各土著民族，其后逐渐在黑龙江下游地区建立起有效的统治。
东北的南部地区，是以汉人为主的聚居区。元朝统治时期，将从事农业经济的北方各民族，如汉人、渤海人、契丹人、奚人、女真人等都归入北方汉人之中，如元世祖时，以“女直生长汉地，同汉人”。[7]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云：“汉人八种：契丹、高丽、女直、竹因歹、术里阔歹、竹温、竹赤歹、渤海。”这里所说的八种即是融入汉族中的八个北方民族。
契丹人在元代初年还可见到有关记载。元灭金、宋，统一中国以后，蒙古统治集团将当时已弃牧从农，文化逐步与汉人趋同的契丹人视为汉人；居住在北部草原地区从事畜牧业的契丹人视同蒙古人。元朝中期以后东北地区不再见有关于契丹人的记载。
蒙古占领东北地区后，曾多次出兵讨伐高丽，战争中有不少高丽人被迁入辽东。窝阔台十年（1238）高丽归附蒙古，成为元朝的属国。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十一月，高丽都统领崔坦等以林衍作乱，挈西京五十余城入附”。[8]七年（1270）正月，世祖诏：“高丽西京内属，改东宁府，画慈悲岭为界。”[9] 西京，即今朝鲜之平壤。慈悲岭，在今朝鲜黄海北道黄州以东的凤山至瑞兴之间。[10]1275年元升东宁府为东宁路。东宁路（府）的设置大约持续了20年，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三月，“帝诏罢东宁府”。[11]由此看来，元代东北的东南部一度扩展到朝鲜半岛平壤以南黄海北道一带地区，统辖的人口也增加了很多高丽人。在撤消东宁路之后，元代东北南部地区，在今辽宁辽阳和沈阳一带仍然聚居着一定数量的高丽人。
（三）西北地区民族
元代疆域辽阔，西北地区占据着广大的领土。[12]这里的西北指今新疆、甘、青以及宁夏地区。在今新疆境内，居民中人数最多的是畏兀儿人（以原高昌回鹘人为主），还有哈密人、于阗人、斡端（今和田）人、可失哈耳（喀失）人。今甘肃、宁夏一带（原西夏境）的居民，元代称为唐兀人（原党项人）。随着蒙古对这一地区统治的加强，汉人、回回人、蒙古人也纷纷来到这里。
今甘、青、宁地区在元代是回回人的主要聚居区。唐宋时期已有许多波斯、阿拉伯及中亚地区的使者和商人来到中国，有的在中国长期居住，与当地民族杂居，但基本保持着伊斯兰教信仰和自己的风俗习惯。学界认为元代是回族的初步形成时期。蒙元时期又将上述西北民族列入“色目人”的行列，在元朝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
元朝在中兴、凉州、甘州、瓜州、沙州等地开展大规模的屯田，并将一部分土地作为蒙古贵族的封地，于是大量汉族和蒙古军民来到这里。如阿力麻里城中，“回纥与汉民杂居，其俗渐染，颇似中国”。[13]又有很多从并、汾迁来的汉人居住在阿力麻里以南的赤木城。[14]汉族人民的到来为西北地区的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吐蕃地区民族
元代吐蕃地区大致包括今西藏全境和青海、甘肃及四川西北部的藏族地区。(www.xing528.com)
1235年窝阔台子阔端开始征服吐蕃，1246年萨斯迦派首领班智达作为宗教上层代表归顺蒙古。元朝统一吐蕃后，藏族地区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元朝为了加强对吐蕃地区的控制，派大量蒙古军队镇戍吐蕃地区，如纽林的斤“领本部探马等军万人镇吐蕃宣慰司”。[15]此外，还设立了“管蒙古都元帅府”、“脱思麻探马赤军四万户府”等管军机构，这使吐蕃地区的蒙古人数量不断增加。
（五）西南地区民族
元代西南地区居住着众多民族，主要有白、罗罗、百夷、么些、斡泥、吐蕃、峨昌、撬、侬、土僚、卢蛮、怒等土著居民。[16]蒙古人、契丹人和回回人成为这一地区新的民族成分。
白人，即今白族的祖先。主要分布在中庆路（今昆明）、威楚路（今楚雄）、大理路、永昌府（今保山），东至普安、曲靖，北至丽江，南及元江，是以农耕为主的民族。
罗罗，即今彝族的先民，李京《云南志略》载：“自顺元、曲靖、乌蒙、乌撒、越巂，皆此类也。”罗罗在云南地区分布较广，散居各地与诸族杂居。罗罗人的经济生活以畜牧业为主，农业生产处于刀耕火种阶段。
百夷，即今傣族的先民，其地“北接吐蕃，南抵交趾”。[17]在云南行省的南部、西南部及东南部地区。
峨昌，即今阿昌族的先民。峨昌“有‘生’、‘熟’之分”。[18] 后者的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和贸易活动均有发展。前者居住在较为偏远高寒山区，主要以射猎、采集为生。
撬人，即今独龙族的先民，撬与俅音近，今云南怒江州贡山县境内的独龙江上游仍称俅江（发源于西藏察隅县东）。撬人应是俅江流域的居民，后来逐步南下，徙至独龙江一带。[19]元代的撬人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以树叶为衣，无房屋，居悬崖岩洞中。
蒙古、回回、契丹等族人在元代迁入西南地区。忽必烈远征大理，蒙古、契丹军始入云南，随后又有一部分蒙古军户跟随坐镇云南的蒙古诸王一同迁入。这些蒙古、契丹人与当地人民长期生活往来，很多人融合到当地民族之中。云南的回回人主要是戍边的色目军队，随色目官员同来的色目人户，以及一部分经商的回回人。他们与当地人民杂居，但一直保持着本民族的风俗习惯，长期的共同生活也使一部分回回人与当地居民融合。
（六）湖广和东南沿海民族
元代湖广地区包括今湖南、贵州、广西等省大部分地区以及湖北省南部地区，分布着苗、峒、徭、黎、仲家、仡佬、僮、畲、瑠求等土著民族。
苗人，有白苗、花苗、青苗、红苗、黑苗、九股苗、东苗、西苗、克孟牯羊苗、夭苗、古蔺苗、平伐苗、紫姜苗、阳洞罗汉苗等14种。[20]苗人分布区域比较广泛，遍布于湘西与贵州全境。《元一统志》记载，苗地“山箐险恶，则芟林布种，俗谓之刀耕火种”，“俗以射猎山伐为业”，已出现原始农业，但狩猎采集经济仍占有很大的比重。苗人“信巫鬼”，没有文字，“刻木为书契”。
徭人，与苗人属同一语族，文献中常以苗徭并提。自湘西以南，经黔中、黔南，到两广大多数州县，都有徭人分布。[21]徭人主要生活在山区，与其他民族杂居。元承宋，亦有熟徭、生徭之分，“生于深山穷谷者，谓之生徭，野处巢居，刀耕火种，采山射兽，以资口腹，标枪药弩，动辄杀人。其杂处近民者曰熟徭，稍知生理，亦不出赋”。[22]
峒人，即今侗族的先民。从宋至元，峒人始终以“溪峒”（或“溪洞”）为居住单位，呈现出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状态。《元史》中出现的“洞蛮”主要分布在今天的湘、黔、桂、粤交界地带。[23]
黎人，有生黎和熟黎之分。“生黎”指居住在海南岛山区的黎人，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该地黎人的社会生产相对落后。“熟黎，近城邑者颇循教化，其俗与生黎同”。[24]随着元朝在海南岛地区统治的加强，越来越多的汉人迁入“熟黎”所居之地，促进了该地经济的发展。黎人具有较高的棉纺织技术，元初松江妇女黄道婆在海南岛地区长期居住，从黎族人那里学到了棉纺织技术，并传播到内地，对我国棉纺织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仲家人，即今布依族的先民。“仲家”的称号首见于《元史·地理志》。仲家人有“祀鬼”、“嗜犬”，“架楼而居”，“俗尚铜鼓”等习俗，这些习俗是魏晋以来僚族特有的文化特征，所以学者认为仲家族是逐步从僚族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民族共同体。[25]仲家人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狩猎为辅。
仡佬人，与古代僚人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仡佬也称“葛蛮”、“仡怜”、“佶僚”、“革老”。主要分布于今湘西与贵州境内，与苗、蕃、峒、罗罗等民族杂居相处。
僮人，即今壮族的先民，元代有“撞人”、“僚人”、“侬人”等称呼，分布于今广西、广东、贵州、云南等省，又以今广西境内者居多。僮人各部分的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广西东部的僮人，受汉族影响较多，发展相对较快；广西西部及黔、滇境内的僮人普遍存在领主经济；居于深山远谷之中的“山僚”，以狩猎为主要经济方式，社会发展水平较低。
瑠求人，元代称台湾为瑠求。《元史》记载，“瑠求，在南海之东。漳、泉、兴、福四州界内彭湖诸岛，与瑠求相对，亦素不通。天气清明时，望之隐约若烟若雾，其远不知几千里也。西南北岸皆水，至澎湖渐低，近瑠求则谓之落潦，潦者水趋下而不回也。”[26]可见元朝时对今天的台湾有了或多或少的认识。至正二十年（1360）元朝曾以澎湖巡检司作为管辖彭湖、瑠求的行政机构，加强了对当地的开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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