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与北方经济区：农业与畜牧业发展成果

辽金时期是东北地区经济大规模开发和发展时期，契丹、女真两个民族分别勃兴于东北的西部和东北部，东北是辽金王朝重点发展的地区，两朝统治者都釆取移民政策，将大量的汉人北迁，不仅增加了东北地区的劳动力，更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对东北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辽金时期东北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了长足发展。[252]北方草原地区分布着受辽金王朝统辖的阻卜、蒙古等游牧民族，主要从事较为单一的游牧、狩猎经济。

（一）农业

契丹政权建立前后，契丹统治者将大批被掳掠的汉人、渤海人强迁到契丹内地，在草原的边缘地带，也是农业与牧业交错地带，设立州县，发展农业，于是这里出现了城邑、耕田。在辽圣宗以后，辽统治者更为重视农业，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推广下，原来的一些游牧民也开始经营农业，促使东北地区农业经济发展较快。辽朝时期，东北南部一带汉人、渤海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地区农业比较发达。东北地区主要的农作物有麦、稻，以及梁、黍等。此外，辽朝时期还从西域传入一些新作物，如回鹘豆，“高二尺许，直干，有叶无旁枝，角长二寸，每角止两豆，一根才六七角，色黄，味如粟”。西瓜，“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253]东北地区出土的辽代铁制农具遍及东京、中京、上京的州县地区。各地出土的铁铧犁，说明在辽代东北南部与中部农业区，牛耕已普遍使用，农业经济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金朝的农业经济是社会经济的基础部门，金朝统治者尤其重视女真本土农业经济的经营和开发，如太宗天会年间，“分遣使者诸路劝农”。熙宗朝“禁苑稼地分给百姓”。[254]金代东北地区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牛耕已经代替了锄耕，各地出土的犁铧数量很多，形制已经相当进步。农具有耧铧、铲、锄、镰、锹、镐等，还有杷（耙），[255] 而且已使用水碓。[256] 在今黑龙江省出土的大批金代铁制农具尤为令人注目，仅肇东八里城金代遗址一次就出土50余件。耕作技术的大幅度提高，使多山地区也能发展农业，如北京路的兴州、东京路的婆速府等地开垦了大量的山田，出现“泉源疏地脉，田垄上山腰”[257]的景象。犁耕农业的发展，使金代东北地区土地开发卓有成效，如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1183），上京路仅女真猛安谋克户的耕地面积即为88万余顷，这在当时东北的北部地区是相当可观的，远远超过了辽朝，达到了历史上最好水平。[258]金代东北地区的作物品种、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已与北宋时大体相同，女真故地的农业生产已开始从过去的粗放经济转向精耕细作，北方民族与汉族在农业生产方面的差距在逐渐缩小。

（二）畜牧业

辽代大部分契丹人过着四时迁徙的游牧生活，畜牧业是契丹族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太祖皇后述律氏曾说：“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259]辽朝畜牧业以羊、马、牛为主，其中马匹的繁衍占有极其突出的地位，所谓“其富以马，其强以兵”、“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即说明马不仅是契丹人的衣食之源、生活资料，而且也是用来骑射、行围打猎、迁徙运输的生产工具。在国家直接经营管理下，马的繁息甚为兴旺，在辽末天祚帝初年，“马犹有数万群，每群不下千匹”。[260]辽代官营畜牧业称为“群牧”，即选择最好的草原建立国有牧场，设群牧司管理。《辽史·食货志》说：“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足见其国有的畜牧业的繁盛。

金代官营畜牧业基地主要在北方与东北地区，它是在原辽朝群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金朝设有9个群牧所，由马、牛、羊、驼群，以马群最多。由于海陵末年爆发了契丹农牧民大起义，使群牧受到极大的冲击，世宗为扭转官牧业的残破局面，厉行牧政，番养生息，再度中兴，世宗大定末年马至47万，牛13万，羊87万，驼4000。民间畜牧业以牛、猪、羊最为普遍。金代时期东北地区犁耕农业普遍发展，足以说明东北养牛业的发展盛况。女真人以擅养猪著称，女真内地上京会宁府每年纳猪2万头，以白为多。[261]

（三）手工业

辽代东北的手工业是在各族文化的互动下发展起来的，其中汉族的贡献最大。纺织业、陶瓷业、建筑业等主要依靠汉族工匠，矿冶业主要是依靠汉、渤海和女真（熟女真）工匠，制造马具和车具则以契丹、奚人工匠为主。在各族人民辛勤劳动的创造下，辽代东北手工业生产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并具有民族与地方的新特色。金朝建立后，女真统治者将大批中原各种手工业工匠强行迁至女真内地，在逐渐恢复原辽朝地区手工业的基础上，东北地区手工业生产出现了较大的发展。(www.xing528.com)

矿冶业。辽东是重要的产铁、冶铁之地，如东平县（在今辽阳一带）“本汉襄平县故地，产铁矿，置釆炼者三百户，随赋供纳”。[262]今辽宁鞍山的铁矿就是辽代开发。此外，在东京道、上京道、中京道内都分布着铜、金、银矿冶。随着矿冶的发展，金银器具制作也发展起来，工艺上既继承了汉族手工业的传统工艺，又融入了契丹民族的风格。契丹马鞍最为有名，被列为“天下第一”。[263]在金代时期，在辽代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其中以铁、煤开采为多。黑龙江阿城五道岭发现一座金早期大型官营冶铁基地，铁矿规模宏大，具有釆矿、选矿、冶铁完整的生产工序，据估计开釆的铁矿石有50～60万吨之多。

纺织业。东北地区纺织业最盛在辽河东、西地区。显州（今辽宁北镇）、锦州（今辽宁锦州）有许多蚕丝户，只纳丝绢，不纳粟，曰丝蚕户。由于辽朝畜牧业兴盛，毛织品数量可观，制作水平较高。女真人织布有悠久的历史，“地烧山林，田宜麻谷，土产……细布”，[264]麻布和柞蚕丝织成的各种绸，是女真人朝贡和对外贸易的物品。建立金朝后，女真统治者将大量汉人工匠迁到女真内地从事生产，促进了女真族纺织技术的提高。金上京设有中央少府监所属的织染署、文绣署，织工和绣工主要是汉人。民间纺织业主要是家庭手工业。金朝还有专业织户，他们脱离了农业生产专门从事手工纺织业。东北地区辽阳府的师姑布，在金国内享有盛名。

陶瓷业。辽代陶瓷业开始是朝廷办的官窑，后来民间也随之办起民窑。在辽东、辽西各地都有发现陶瓷窑址，其中上京缸瓦窑（今天赤峰缸瓦窑村）是东北最大的一处官窑址，东京官屯窑（今辽宁辽阳东）是一处较大的民窑。在辽中后期出现了辽三彩，承袭了唐三彩的风格。器物造型上出现一批具有浓厚的北方民族风格的器物，典型的有鸡冠壶、盆口长颈瓶、牛腿瓶等，便于骑马携带或背负，适应草原游牧生活的需要。金代东北陶瓷业是在辽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地出土的窑址中以抚顺大官窑和辽阳江官屯窑最具代表性。前者以黑釉粗瓷为主，后者以白釉粗瓷为主，两地产量都很大，产品遍布东北各地。器型承袭了辽瓷的特点。

（四）商业贸易

东北地区不同经济类型民族之间的商业贸易在辽代十分活跃，与周边王朝、政权的对外贸易联系也相当广泛。商业贸易的繁荣对促进东北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辽代商业是随城市一同发展起来的。辽统一东北后设立五京，在东北地区有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动镇）、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宁城县）和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三京城内都有繁荣的商业区，如东京辽阳府的外城又称汉城，“分南北市，中为看楼；晨集南市，夕集北市”。[265]辽朝在边境地区设置榷场与女真、阻卜、铁骊、于厥等部族进行互市贸易，[266]如辽与女真互市的榷场设在宁江州（今吉林扶余县境内）。

金代东北地区各级地方行政建置的所在地，都修筑了大大小小的城镇，它们促进了该地区以商业贸易为中心的城市经济的繁荣。据考古考察，黑龙江省境内的金代古城以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为中心约有300座，吉林省境内也有金代古城200多座，东北南部地区城镇更为稠密。上京会宁府（今哈尔滨阿城区）有繁华的街区，街道两侧店铺市肆林立。东京辽阳府、咸平府（今辽宁开原老城）是“商旅所集”之处，商贾云集，商业贸易活跃。金初，商业贸易主要是物物交换。金占领辽及北宋地区后，商品流通中主要用辽、宋旧钱。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金朝始铸银币，“与钱兼用，以代钞本”。[267]近年来在黑龙江省不断有金代银锭出土，金代银币的出现，是我国历史上银由流通进入法定货币的开始，对后世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