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族是中国北方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初兴起于“潢河之西，土河之北”，[186]潢河即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土河即今老哈河。早在北魏时期契丹就在潢水流域过着游牧渔猎生活。916年，那律阿保机建契丹国后，频繁地对四周地区进行掠夺和扩张战争，逐渐把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置于其管辖之下。在辽朝统治时期，曾有大量的契丹族人迁徙到北方和西北地区，或是迁到中原地区，这其中既有辽统治者为了稳固在新占领区的统治，将契丹族人迁往北方或是内地，也有契丹人自发性迁徙至其他地区的。
（一）契丹人向北方和西北的迁徙
契丹人向北方与西北的迁徙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辽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北方的乌古敌烈人和西北的诸部族的防御和控制，实施向北方、西北的移民，如《辽史·营卫志》记载：“（五院部）欧昆石烈，太宗会同二年，以乌古之地水草丰美，命居之。三年，益以海勃水之地为农田。”“乙习本石烈，会同二年，命以乌古之地。”“（六院部）斡纳阿剌石烈，会同二年，命居乌古。三年，益以海勒水地。”这种移民是为了巩固边防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军事屯田的性质。
另一种迁徙则属于契丹贵族的迁徙。辽被金灭亡前，辽天祚帝率残部北逃。是时天祚帝率卫士5000余骑逃往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金军进逼西京后，天祚帝又从西京取马2000匹，逃到夹山（今呼和浩特西北武川县附近地区）。[187]可见随从天祚帝逃往山西、阴山一带的契丹贵族及卫士有一定数量。1125年，天祚帝被金将完颜娄室俘获前，辽太祖八世孙耶律大石离开天祚帝的大营，设置北南面官属，自立为王，率军西征。耶律大石在出走时只带走200人，除契丹人外也有汉人，从夹山出发，一路向西北行到达可敦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土拉河上游），在可敦城召集威武、崇德等18部的首领开会，“得精兵万余，置官吏，立牌甲，具器仗”，[188]初具国家规模。后继续西征，其后，在八拉沙衮（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托克马克东）建立了西辽帝国。在耶律大石西征过程中，带到西北一部分契丹人。据统计，西辽初期，在七河地区的契丹人大概有2.5万帐（户）左右，在可敦城附近大概不到1万帐（户）。[189]
（二）契丹族人口向中原的迁徙
契丹人向中原迁徙由来已久，自北朝以后，由于战争和自然灾害等原因，陆续有契丹族南下。但是契丹族有组织地走出他们世代游牧的两河流域，还是辽朝建立以后的事情。辽代契丹族内迁可分为政府统治需要和自发性迁徙两种情况。
由于辽政府统治需要内迁契丹族主要到两个地区，一是向东进入辽东半岛地区，即辽东京道。东京（今辽宁辽阳）是辽五京之一，终辽一代，东京是辽朝统治渤海人[190]和女真属国、属部国，控制高丽国的政治、军事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辽朝在这里设置了比较完备的统治机构和军事指挥系统，这里的大小城镇和边防城、驻军地点，都有契丹官员和军队以及他们的家属、仆从，在辽东半岛居住的契丹族人口具有一定规模。(www.xing528.com)
二是向南进入幽云十六州，辽朝这个地区分别隶属于南京道和西京道，为了巩固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大批契丹族贵族、官员、平民和军队官兵进入幽云汉人地区，其中所占比例较大的当属辽军官兵，据《辽史·地理志》载，设在南京（今北京市）、西京（今山西大同市）、奉圣州（治今河北涿鹿县）、平州（治今河北卢龙县）的诸宫卫提辖司达37个。据学者估计，共领契丹人约2.2万户、11万人。考古工作者在今河北、山西、北京等地发现的许多契丹族墓葬，也可以证明当时有许多契丹族人口迁入该地，而且在这里世代居住的历史事实。[191]
自发性迁徙主要是指在辽朝与北宋对峙时期，一是居住在边界地区的契丹官员、将士或一些部落越界投附北宋，被安置在宋地。例如，宋景德元年（1004），“契丹言埿族拔黄三百余帐内属”。[192]也有一部分契丹人，在与宋朝作战的过程中沦为战俘，留居宋地，如咸平五年（1002）与京城南置院安置契丹降人。[193]
（三）金代契丹人的迁徙
金代契丹族人口大规模迁徙主要有两次，一次是金初原辽朝皇室近亲耶律余睹叛金引起的契丹人自发性迁徙。天会十年（1132）九月，耶律余睹策划起兵反金，谋泄，出奔时被鞑靼人杀死。这一事件发生后，金令各地“诸将分捕余睹叛党，仍令诸路尽杀契丹，诸路大乱，月余方止。……诸契丹相温酋首率众蜂起，亡入夏国，及北奔沙漠”。[194]这次事件使大批契丹人西投夏国或北投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
另一次是在金世宗平定契丹牧民反战起义之后，政府有组织的迁徙契丹人口。金世宗为加强对契丹族的控制，将参加反战起义的契丹人分隶于女真猛安谋克。将原居住在西北草原地带的契丹人迁往女真内地上京路各地（今黑龙江省境内），使之“与女直人杂居，男婚女聘，渐化成俗，长久之策也”。[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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