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文化区：隋唐时期的中国文化中心

隋唐时期中原地区的文化极为繁荣，学术、文学、艺术、宗教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较高成就，但各区域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关中地区是当时发展水平最高的文化区，江南与北方相比，文化上稍显落后，并呈现不同的风貌。

（一）北方文化区

隋唐时期中原北方文化区在地域上包括陕西、山西、河北、北京、天津、河南、山东，也就是唐朝的京畿道、都畿道、关内道、河东道、河南道。隋唐时期，由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科举制的实行，也使各地有识之士纷纷聚集京城，从而直接推动了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文化的繁荣和鼎盛，关中因此成为隋唐文化的重心区。关中周边的其它地区文化也都有所发展，并呈现一定的区域特征。

1.教育

隋唐王朝皆大力推崇并普及儒学，教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制，学校分官学、私学两大类。唐代的中央官学又称为“六学二馆”，六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二馆即弘文馆和崇文馆。六学二馆的教学内容都以儒学经典为主。此外，还有医学、乐学、历学、崇玄学等。高度发达的官学，使长安集中了一批著名的教育家，如颜师古、韩愈、柳宗元等，吸引了大量来自各地的优秀人才，科举考试更是激励士子汇集京城，促进了关中地区文化的发展。

隋唐时期，原本文化相对落后的幽燕地区，由于中央科举制度的实行，产生了诸如昌亭（今河北冀县）人刘焯、瀛州乐寿（今河北献县）人张士衡、冀州衡水（今河北衡水市）人孔颖达、魏州繁水（今河北南乐县）人马嘉运等大学者和教育家，他们在为官仕途之余，都纷纷在家乡聚众讲学，弘扬文化，对开启乡民教化、促进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

隋唐官藏图书非常兴盛。隋文帝时收集天下图书3万余卷，藏于宫中。炀帝迁都洛阳，观文殿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图书馆，内藏图书典籍多达37万卷。唐代官藏更甚，诸如秘书省、弘文馆、集贤书院、史馆、崇文馆等都是藏书所在。官藏之外，私藏也极为发达。两京是当时全国私藏事业的中心，长安私家藏书数量超过万卷者比比皆是，隋代有著名私藏家许善心、明克让、陆爽等；唐代有著名私藏家魏征、元行冲、李范、吴兢、韦述等。

2.史学

唐代著书之风盛行，史学得到长足的发展。长安设有史馆专门从事史书编纂。唐初，令狐德棻修《周书》，李百药修《北齐书》，姚思廉修《梁书》、《陈书》，魏征修《隋书》，房玄龄等21人修《晋书》、李延寿撰《南史》、《北史》，这8种纪传体史书，占二十四史的1/3。中唐时，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杜佑历时36年，撰《通典》200卷，开创典章制度专史先河。

3.文学

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鼎盛时期。据《全唐诗》记载，唐代知名诗人共有2300余人，其中如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维、杜牧、李商隐、李贺、元稹、王昌龄、岑参等，几乎无一不曾在京城驻留，从而直接推动了长安文化乃至中原文化的发展。初唐，宫廷诗人中以中州郏县（今河南郏县）人上官仪、洛阳（今河南洛阳）人长孙无忌较为著名，“文章四友”中的佼佼者杜审言也是中州人。盛唐时代，“诗圣”杜甫、“诗仙”李白更是把古典诗歌推向巅峰。中唐以后，中州（今河南一带）著名文人有河阳（今河南孟县）韩愈，洛阳元稹、刘禹锡，沁阳（今河南沁阳）李商隐，许昌（今河南许昌）王建，宜阳（今河南宜阳）李贺等。中原地区也是唐代文学革新运动的中心，如以韩愈、柳宗元为首倡导的“古文运动”，以及与之呼应的由白居易倡导的“新乐府运动”皆兴于此。

隋唐时期河北地区胡风浓重，诗歌自成一格，即所谓的“河北诗风”，多为慷慨激昂、苍劲悲壮、豪迈动人之作。隋代河北诗人有卢思道和李德林。唐代河北著名诗人有幽州范阳（今北京地区）卢照邻、赵州赞皇（今属河北）李峤、渤海（今河北景县）高适等人。高适的《营州歌》生动地描绘了河北营州之地汉人与契丹人杂居的生活状况和勇武精神。[273]此外，河北著名的散文家、小说家有苏味道、李华、韩愈。这些北方士人的诗文风格总体来看，刚健豪放，风骨遒劲，与江南诗风迥然不同。

4.艺术

隋唐时期，画坛出现了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分立的新格局。京师长安画家群为当时画苑的中流砥柱，隋朝汝南（今属河南）人董伯仁工佛像、人物、楼台、车马，“台阁人物，旷绝今古”。初唐的阎立德、阎立本兄弟，雍州万年（今陕西省西安）人，阎立德以人物、树石、花鸟见长；阎立本尤其擅长人物画，能将人物的神情、性格刻画得细致入微，代表作有《步辇图》、《历代帝王图》、《萧翼赚兰图》等。盛唐时“画圣”吴道子，河南阳翟（今河南省禹城）人，其作品“天衣飞扬，满壁风动”，被誉为“吴带生风”，他的宗教题材画极为著名。此外，还有开创水墨山水画风的蒲州（今山西永济）人王维、擅长画马的京兆（今陕西西安）人韩干、擅长画仕女的长安（今西安）人周昉等。

隋唐是我国石窟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中原地区石窟多达数十个，其中以洛阳龙门石窟和大同云冈石窟最具代表性。龙门石窟从北魏开始一直到宋，陆续开凿400多年。现存洞窟1352个，佛龛785个，造像10万余尊，碑刻题记3680多块，佛塔39座，其中60%都是唐代的作品，主要有潜溪寺、奉先寺、看经寺、万佛洞等。不论是洞窟规模还是佛像的高大气魄，都远超前代。

隋唐时期中原地区的书法也多有建树。唐代帝王多爱好书法，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在书法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曾书写著名的《魏征碑》、《李勣碑》、《述圣纪碑》和《顺陵碑》等。此外还有很多名家碑刻，如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同州圣教序》，颜真卿的《多宝塔感应碑》、《颜氏家庙碑》、《颜勤礼碑》等。唐代山东地区，在章邱（今山东章丘西北）有欧阳询的八分书《徐州都督房彦谦碑》，益都（今山东青州）有李邕的行书《李北海残碑》。开封人孙过庭，是唐代杰出书法家、书法理论家，著有《书谱》，是流传后世的书学名著。

唐代官立音乐机构分中央和地方两个系统，中央有太常寺、太乐署掌管宫廷音乐，长安和洛阳设有教坊和梨园。隋唐音乐受西域影响较大，隋代宫廷音乐有“六部乐”，唐代有“十部乐”，其中大部分釆自西域。唐代流行的歌舞乐曲称“大曲”，其中著名的有《破阵乐》、《霓裳羽衣》等。当时长安还流行健舞、软舞、字舞、花舞、马舞。地方主要有州（府）县的“县内音声”和“衙前乐”，主要是表演当地的民间歌舞，地方特色浓郁。[274]

北方由于屡遭变乱，民歌风格与南方颇为不同。隋唐之初，黄河流域音乐吸收了西凉、龟兹、疏勒、高昌等少数民族音乐元素，表现出一定的西域音乐风格。山东之地由于长期动荡不安，因而不少民歌都反映了当地人民对统治者的不满，如《无向辽东浪死歌》、《贫穷实可怜》等。中唐时期，随着商业城市经济的繁荣，在中州地区出现了一种名为“洛下新声”的地方音乐。流传至今的《阳关三叠》就是在唐代北方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5.自然科学

隋唐时期中原地区的自然科技在此时期也有了一定发展。相州邺（今河南安阳）人傅奕，精通天文历法，于初唐时奉诏制“漏刻新法”，通行于全国。魏州昌乐县（今河南南乐）人僧一行，首次实测子午线，并且制定新的历法《大衍历》。地学的研究也于此际取得了一定成就，沧州南皮（今属河北）人贾耽，于贞元十四年（798）绘制了全国地图《九州图》，其后又按比例尺绘制了《海内华夷图》。

6.宗教

隋唐时期，道教十分盛行。唐皇室追尊道家鼻祖老子为祖宗，历代均有封赠，同时在三教并行中，先老、次孔、后释宗。由于受到统治者的推崇，道教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唐代两京均建有玄元皇帝庙。玄宗开元间，道教盛极。唐玄宗曾多次亲至长安的玄元皇帝庙拜谒，并尊老子之父为先天太皇，母为先天太后。将长安的玄元皇帝庙改称太清宫、洛阳的玄元皇帝庙改称太微宫，天下诸郡的玄元皇帝庙改为紫极宫。[275]至武宗兴道灭佛，道教地位更为尊崇。

从隋朝到唐武宗灭佛之前，佛教从复兴走向鼎盛。隋文帝笃信佛教，开皇二年（582）在西安修建大兴善寺，作为国寺，此后便开始逐步推行振兴佛教的政策。开皇三年（583），下令修复因北周废佛运动而荒废的寺院。次年下令每年国忌日设斋行道，还在相州（今河南安阳）建伽兰，为战死将士追福。开皇九年灭陈，统一霸业初成，进一步推行佛教治国的政策。隋文帝的佛教复兴政策，使佛教迅速走向繁荣，到隋炀帝时渐趋鼎盛。

唐代统治者虽然尊崇道教，但是奉行佛道并重的宗教政策。太宗时，中州人玄奘游学天竺，译经75部、1335卷，成为佛教界一大盛事，今西安大雁塔便是当初玄奘译经所在。武则天时，为打击李氏集团，开始举佛抑道，使佛教达到极盛。唐代统治集团除武宗一度排佛外，其他统治者多提倡和利用佛教，诏令全国大兴寺院，尤其是长安、洛阳寺院林立，著名高僧有玄奘、善导、杜顺、道宣、慧果、义净、窥基等，出现了法相、净土、华严、律宗等佛教宗派。(www.xing528.com)

净土宗正式形成于隋唐时期，创始人为善导。[276]净土宗主张人们只要不停地口诵“阿弥陀佛”或“南无阿弥陀佛”，死后就可以进入西方净土世界，永享极乐。由于这种成佛方式简单易行，净土宗很快就在全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并进一步传入日本。今陕西长安县的香积寺，是善导舍利塔所在地，不仅被视为净土宗的发源地，也被日本净土宗奉为祖庭。

（二）南方文化区

隋唐时期南方文化区主要包括江浙、江西、安徽、福建、巴蜀、两湖、两广地区，即相当于唐代的山南东道、山南西道、淮南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道、剑南道、岭南道等8道。隋唐时期，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文化也有较大发展，在教育、文学、艺术、宗教等方面都有较高成就。福建、岭南地区一改过去的落后状态，文化有了长足的进步。另一方面，由于海路交通发达，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广州通海夷道”，[277]沟通了当时亚、非两大洲，大批外国客商来到中国，将外域文化带到中国，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了南方地区的文化。总体而言，隋唐时期南方地区的江浙、巴蜀地区的文化较为发达，福建、岭南相对落后。

1.教育

隋唐时期，南方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政局稳定，教育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南方地区除了官办学校外，私学也比较兴盛，主要表现为书院的出现，如开元十一年（723），绍兴建立了丽正书院，寿昌（今浙江建德市寿昌镇）隐士翁洮建立了青山书院。岭南最早的书院设立于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相传是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时在此地设立的，由进士赵德主持。此外，还有福建莆田的欧阳詹草堂等。各种官、私学校或为私人读书之所、或为教授子弟之所、或为讲学授徒之所，既注重儒家经典的学习与讲授，也注重生徒道德修养的培养和提高，从而开启了民智，促进了当地文化的进步。

唐代，巴蜀是最早的刻书中心，当时有名可考的四川刻印有成都府樊赏家、龙池坊卞家、西川过家等，近年四川成都唐墓中出土的卞家刻印的梵文《陀罗尼经咒》，是现存最早的雕版印本。江浙一带也是当时刻书业较发达的地区，在唐代中期已刻有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

2.史学

隋唐两朝的政治文化重心在北方，因此南方地区的史学不如北方发达，但从纵向看，较之前代仍有一定进步。余姚（今浙江余姚）人虞世南的著作《帝王略论》，是较早的一部系统评价历代帝王得失功过的专著，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地方史学有所发展，福建地区黄璞的《闽川名士传》记载了唐神龙年间以来54位闽地名士的史事，林谞的《闽中记》，是一部地方史著作。岭南地区，隋代樊子盖撰《岭南地图》，唐代屈璆撰《地志》，可惜今都不存。此外，曾任职于该地的官员也撰有反映该地物产的志书，如段公路的《北户录》、刘恂的《岭表录异》等。

3.文学

隋唐时期，南方地区的文学有一定发展，但与北方相比，仍显逊色。江南地区民歌出现了一种叫“竹枝词”的新形式民歌，歌词多为七言四句式结构。岭南地区的诗歌艺术有很大进步。岭南诗派开创者张九龄，与陈子昂共同倡导了诗歌革新运动，不仅推动了岭南诗歌的发展，而且对整个唐王朝的诗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晚唐时期，又出现两位较著名的岭南诗人邵谒和陈陶。

唐代巴蜀地区经济繁荣，吸引了大批文人墨客云集蜀中，如卢照邻、王勃、高适、岑参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杜甫，河南巩县人，在巴蜀地区生活了9年，这9年中的诗作数量超过了他一生诗作总量的一半，写于成都与夔州（今四川奉节）的271首“草堂诗”和“夔州诗”，是他一生中最成熟的作品，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

4.艺术

隋唐时期，南方地区出现了不少知名画家。唐代吴郡（今江苏吴县）人张璪，工书画，尤精于山水松石，唐人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称其“惟松树特出古今，能用笔法”。元稹在诗《画松》中写道“张璪画古松，往往得神骨”。[278]唐代山水画的代表人物是“二李”，即扬州李思训、李昭道父子。

唐代书法家很多，“初唐四大家”中欧阳询、虞世南和褚遂良都是江南人。欧阳询是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他的书法成就以楷书为最，笔力刚劲，结构独特，后人称为“欧体”。虞世南，师从王羲之七世孙智永，用笔圆润，气韵秀健。褚遂良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融会魏晋隶书和隋唐正楷，书风疏瘦劲炼，极富神采。

隋唐时期，江南地区的古琴艺术已自成一格，所谓“吴声清婉，若长江广流，绵延徐逝，有国土之风”。[279]巴蜀地区民间流行巴渝舞，杜甫在夔州时曾写道：“万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280]

5.自然科学

隋唐时期，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有了显著的提高。唐代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陆羽，对茶的植物学特性、种植、加工及饮用方法做了系统的考察，撰写了《茶经》一书，该书反映了唐代江南地区茶叶栽培和加工技术水平，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长洲（今江苏吴县）人陆龟蒙所著《耒耜经》是我国最早的农具专著，反映了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

唐代浙东人窦叔蒙所著《海涛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海洋潮汐学专著，对潮汐成因与变化规律作了科学的解释，对潮汐时间也有精确的定量分析。窦叔蒙创制了高低潮时推算图表示法，采用坐标法图示潮汐的循环规律，这是我国最早的高低潮时预报方法，比欧洲最早的“伦敦桥涨潮时间表”（1213）要早450年，窦叔蒙对坐标系统的使用也比司马光在《类编》“韵表”中的应用要早300多年。

6.宗教

隋唐时期，南方地区的各种宗教思想十分活跃，佛教、道教广为流行，伊斯兰教、景教也有传播，其中影响最广的是佛教。江南各地都建有佛寺，益州（今四川成都）的高僧共28人，其数目仅次于当时的长安和洛阳。四川什邡人道一，又称马祖，为佛教洪州宗开创者。西充（今四川西充县）人宗密，世称圭峰禅师，被后世尊为华严五祖之一。高僧玄奘也曾在成都学佛，在空慧寺受具足戒。

岭南地区兴建寺院之风颇盛，佛寺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为当时其他地区所少见，其中著名的寺院有潮州开元寺、韶州云门寺等。高僧义净、鉴真等曾来到岭南，在各地建造佛殿，登坛受戒，扩大了佛教在岭南的传播，促进了岭南“佛学热”的发展。[281]南海郡新州（今广东新兴）人惠能在曹溪宝林寺开创禅宗南宗，变天竺式的佛教为中国式的佛教，完成了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

南方的道教也有极大发展。巴蜀地区修建了许多宫观，唐皇室还确定了青城山在道教的统治地位，著名道士赵昱，曾被唐太宗封为神勇大将军，并在都江堰立庙。道士梅彪是都江堰本地人，于唐宪宗时著有《石药尔雅》，是为全世界第一部矿物学专著，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盛唐时期，伊斯兰教随着来华波斯使节和商人传入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地是最早传入伊斯兰教的地区之一。此外景教在岭南也颇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