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县经济区指中原王朝直接控制的行政区域(亦包括未设州县而属于直接统治的地区),在这广阔的土地上基本上是农耕区。隋朝之前,由于中国长期处于不统一状态,战乱频繁,田地大面积荒芜。隋唐统一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农牧业、手工业、商业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水平,盛唐时期成为古代世界经济强国。
(一)黄河流域经济区
隋朝前期,统治者在政治、经济上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改革,政治相对清明,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隋炀帝时各地府库充实,所储米粟多者达千万石之多,少者也有数百万石,洛阳和太原府库贮存布帛达几千万匹,“天下储积,可供五六十年”。[157]可见隋代农业发展之一斑。
隋末,炀帝穷兵黩武,消耗了不少国力。席卷全国的农民大起义使社会经济受到了严重的破坏,“隋末乱离,毒被海内,率土百姓,零落殆尽,州里萧条,十不存一”。[158]唐朝统治者鉴于此,在唐前期实行了休养生息的农业政策,到安史之乱前,大量荒地被开垦,人口迅速增长,唐朝经济进入鼎盛时期。
1.农业
隋唐时期,北方可以分为两个农业经济区:[159]一是关东区,即函谷关以东、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广大地区,这一地区农业繁荣,是隋及唐前期主要粮食供应基地。天宝八年(749),河北、河南道义仓粮食储量占全国义仓总储量的1/3强。[160]二是关陇地区,即关中农业区和陇右地区。安史之乱以前,关中地区农业繁荣一时,民间储粮丰富,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推行和籴于关中,得粮数百万斛。陇右是半农半牧区,当地居民“勤于稼穑,多畜牧”。[161]隋唐两代都在北部、西北部进行屯田,如隋开皇三年(583),为防突厥进扰,“长城以北,大兴屯田,以实塞下”。“事多克济,由是收获岁广,边戍无馈运之忧”。[162]屯田垦殖对发展边疆地区农业、减少内地负担,同时防止北方游牧民族寇边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方的主要粮食作物依然是粟、麦。唐代中原的农业生产技术有明显的提高,旱地农业已广泛实行栗、麦、豆、黍等多种作物的复种制。水稻种植在北方得到推广,北方出现的水稻移植法(插秧法)先进于同时期南方的直播法,高产水稻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桑麻种植在黄河下游比较发达,“河南、北,桑蚕倍多”。[163]陇右东部地区,也出现了“闾阎相望,桑麻翳野”的景象。[164]
农业发展离不开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隋代兴修的水利工程规模之大,项目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唐代更是农田水利大建设时期,300年中所兴建与修复的灌溉工程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远超过前代。北方以河北为例,自贞观年间至开元末年,河北道修筑了30余项水利工程,[165]这为唐代北方农业经济的繁荣发展打下了基础。
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破坏了安定繁荣的经济局面,“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丘墟”,北方农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摧残,人口锐减,关中“北至河曲,人户无几”。[166]许多水利设施被破坏,土地荒芜,农业生产几乎陷于停顿。虽然后来有所好转,但北方藩镇割据,横征暴敛愈演愈烈,随之而来的唐末农民战争使北方农业经济再次由于战乱而受到严重破坏。唐代后期农业经济重心已开始转向南方。
2.畜牧业
隋、唐官营牧业主要在西北甘陕地区,[167]这里的地理条件本来既适合农业也适合畜牧业,但西北州县边地处于农田与草原的结合部地带,北方游牧民族与隋唐王朝发生冲突时,经常南下掠夺,边地居民无法在这里正常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所以隋唐两代除在这里实行屯田外,还设立官营群牧,畜养有马群、牛群、羊群、驼群等,其中马群的数量最大,主要为军队提供战马。
唐代在京畿西部的歧州(今陕西凤翔)、邠州(今陕西彬县、旬邑地区)、宁州(今陕西宁县、正宁地区)、泾州(今甘肃泾川北)置8个马坊,饲养战马,“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168]此外,牛、羊、驼的牧养规模,从玄宗天宝十三年(754)陇右群牧都使的奏书中可得知,此时群牧拥有牛73115头,羊204134只,驼563头。[169]
3.手工业
丝织业,隋朝与唐朝前期,全国的纺织中心在河南、河北地区。隋朝定州(今河北定州)、相州(今河南安阳)所产绫纹细布,非常精美。唐代定州是北方丝织业中心,这里有“家有绫机五百张”的纺织大户,[170]生产的绫有六种之多,上贡的丝织品数量居全国首位。
陶瓷业,隋代的制瓷技术在前代基础上有所突破,开始烧制白釉瓷器,白釉瓷器对瓷土选择和施釉技术要求较高,代表了隋代制瓷业的发展水平。今河南巩县和河北磁县发现了隋代青瓷窑址,生产的青瓷胎厚重,釉透明,是当时北方制瓷业的中心之一。此外,《隋书·何稠传》记载了何稠用制作青瓷的传统铅釉方法仿制硅酸盐的琉璃,而制造出光学玻璃即铅玻璃。[171]这种技术随之得到了推广,是中国陶瓷工艺史上的重大事件。
唐代陶瓷中最著名的唐三彩,是用铅黄、绿、青三色釉涂于陶器上烧制而成,样式繁多,有马、骆驼、双鱼瓶、人像等,是专门供宫廷和贵族官员赏玩或殉葬的器物。陶瓷品种主要为白瓷和青瓷两大类,有“南青北白”之说。白瓷胎质坚致,釉色洁白,以河北邢州的邢窑为代表,河南的巩县、汤阴、辉县、密县、登封等地的白瓷也很出名。
4.商业贸易
隋朝统一后,特别是由于大运河的开凿,陆路和水陆交通发达,商业日渐活跃。开皇年间,新铸五铢钱流通全国,下令不得私铸钱币,并规定以古尺1尺2寸为1尺,以古斗3升为1升,以古秤3斤为1斤。[172]货币与度量衡的统一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www.xing528.com)
隋唐时期商业城市首推洛阳、长安,东西二京不仅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且也是胡商云集的国际大都市。隋代长安有都会、利人两市。唐代长安分为东、西两市,东市内即有220行,西市比东市更为繁华。四面立有很多的邸店,这些邸店的经营者不仅有本地商人,也有来自中亚、波斯、大食等地的商人。隋代洛阳有丰都、大同和通远三市。通远市依通济渠,方圆6里,20门分路入市,商贾聚集,停泊在通济渠上的船只数以万计。丰都市周八里,通门12,市内有120行,3000余肆。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173]隋唐时期长安、洛阳这样繁华的都市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隋唐时期商业贸易相当兴盛。北方位于丝绸之路上的张掖、敦煌是交通中转站,隋代已成为较为繁荣的城市。唐朝通往边疆地区的主要交通路线有7条之多,其中5条在北方,一是由营州(今辽宁朝阳)通向东北边疆地区;二是由登州(今山东蓬莱)由海路通向高丽和渤海国;三是由夏州(今陕西靖边)通往山西北部;四是由受降城(今内蒙古包头)通往漠北回鹘汗国;五是由安西通往西域。[174]其中第五条路线也是隋唐王朝与西亚、欧洲、非洲交通的商业要道,在隋及唐前期发挥了沟通中西的作用。近年来在这条商路上发现了许多唐代纺织品,西安出土的唐邠王府窖藏文物中也发现有波斯银币和东罗马金币,由此可见当时这条商路的繁荣程度。
(二)长江流域经济区
隋唐时期江南经济延续了六朝以来的持续发展势头,和平安定的环境,为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安史之乱虽然波及到南方的一些地区,但是范围小,影响也不大。大量北方人口为了躲避战乱逃往南方,促进了南方经济的飞速发展,江南成为唐王朝新的经济支柱,古代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渐南移。
1.农业
南方可以分为三个农业区。[175]一是淮南、江南区,经六朝的发展,这里到隋唐时期已经接近北方农业经济水平,安史之乱以后其经济地位陡然重要起来,如唐宪宗所说:“天宝已后,戎事方殷,两河宿兵,户赋不入,军国费用,取资江淮。”[176]到唐后期更是“天下以江淮为国命”。[177]二是巴蜀西南区,成都平原“人富粟多”,[178]最为富庶。三是岭南区,六朝时期始开发沿海的小平原,到唐朝,深山绝壑,沿海滩涂,尽变耕田,农业生产已呈现起飞之势。
隋至唐初,江淮之间,爰及岭外,尚且土旷人稀,流寓者多,[179]农业发展水平远逊于北方黄河流域。唐代中后期,由于南方社会环境安定,大批北方人口南徙,不仅增加了南方的人口、劳动力,而且把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带到南方,带动了南方农业生产技术的革命与发展。水稻是南方经济区的主要粮食作物。陆龟蒙《耒耜经》记述的“江东犁”,是适应南方稻田整地作业而出现的铧犁,还有爬、礰礋和碌碡,耕而后耙,耙而后有砺礋、碌碡,起到“破块滓,溷泥涂”的作用。此外,当时人还创造了踏犁和铁搭这两种适合于无牛农户人力垦荒、耕地的工具,直至今日,南方部分地区的农民仍使用铁搭垦田。引水灌溉工具筒车、翻车等已普遍使用,同时又出现了机汲、水轮等新型灌溉工具。这些工具的出现,标志着传统的南方水田耕作技术体系的初步形成。北方水稻的移植法取代了南方原有的直播法。土地由以前的休耕制变为一年一作制,并逐渐推广,提高了耕地利用率。唐末江南还出现了稻麦复种技术,这种先进种植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对于提高粮食产量无疑具有革命性的意义。[180]
南方水利设施的建设,六朝时主要在山地丘陵地区进行陂塘建设,唐代开始大力发展平原地区的水利工程,如调节太湖水流的防洪工程、抵御海潮海浪的海塘湖塘工程和排灌田水的灌溉工程。各种水利设施的修筑,有力地促进了江南荒地的开垦。原来地广人稀的湖南、湖北、江西等地迅速发展为粮食基地。一些经济作物,例如茶叶的种植也形成了规模,江南地区出现了园圃化种植茶叶的茶园,在此基础上,还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茶叶生产的专著——陆羽纂写的《茶经》。长江下游地区夏蚕饲养已比较普遍,产量超过了黄河流域。[181]江南道东部各州出产的精美丝织品,每年作为贡品输往京师。江淮、两浙、江西、荆湖的经济的崛起,使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格局发生深刻改变。[182]
2.手工业
纺织业,隋代江南苏州、南昌等地的纺织业已较为发达,“一年蚕四、五熟”,生产的“鸡鸣布”闻名天下。蜀郡的蜀锦闻名天下,“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183]唐代纺织业十分发达,丝织品名目繁多,有绢、絁、纱、縠、绫、罗、绮、锦、紬、缎等。[184]唐中期以后,淮南、浙西的纺织业逐渐赶超上来,广陵(今江苏高邮、如皋)的锦,丹阳(今江苏南京、丹阳)的京口绫衫段,晋陵(今江苏常州)折造官端绫绣,会稽(今浙江绍兴)的罗、吴绫、绛纱,吴郡(今江苏苏州)方文绫,皆闻名遐迩。[185]民间的麻纺织产品达二十余种,宣州(今安徽宣城)、润州(今江苏镇江)产的火麻,被列为全国一等品。在唐代印花染色的技术已经出现,“大抵以草木而成,有以花叶,有以茎实,有以根皮。出有方土,采以时月”[186]。政府的少府监中专设有染织署。
瓷器业,唐代陶瓷业呈现出南胜于北的特点,南方的青瓷胎质薄,瓷土细腻,釉色晶莹润泽,以浙江越州窑的产品为代表,湖南的鼎州、岳州、安徽的寿州、江西的洪州等地出产的也很著名。此外,江西景德镇,广州及四川大邑等地的白瓷亦很出名。除了青、白两大系之外,还有黑釉、白釉和具有小白斑点雪花釉。[187]瓷器不仅在唐代社会生活中占重要地位,而且也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远销到日本、印度、西亚、非洲等地。
造船业,隋朝的造船业在当时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杨素督造的“五牙”战船,共五层楼,长54.6米,高12.5米以上。[188]隋炀帝常游玩于江都,所乘船只种类繁多,样式各异,建造精良。民间造船业以江南吴、越之地最发达。唐朝扬州、泉州、广州都是造船业的中心。江苏如皋出土的唐代古船使用了横向舱壁和水密仓等先进技术,增加了船的稳定性,降低了船只触礁沉没的几率。德宗时,李皋发明了轮船,“常运心巧思为战舰,挟二轮蹈之,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189]
3.商业贸易
隋朝南方商业已很繁荣,吴郡(今江苏苏州)、会稽(今浙江绍兴)、余杭(今浙江杭州)等城,“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190]扬州繁华似锦,隋炀帝几次下江南,流连忘返。此外,南海、荆州、歧州、成都等皆是商贾云集的都市。
唐朝商业更加发达,富商巨贾逐渐增多,唐宪宗时出现了飞钱,又称“便换”,是中国最早的汇兑,方便商人进行异地贸易活动。扬州地处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的中心要道,“富商大贾,动逾百数”,[191]淮南的食盐,南方的茶叶、四川的蜀锦、江西的木材都汇集于此,因此商旅云集,雄富天下。王建《夜看扬州市》诗云:“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192]描绘了扬州夜市的繁荣景象。农村定期交易的集市称为“草市”,唐代赤壁、德州、汴州境内都有草市,其规模不断扩大,形成新的地方贸易中心。
南方对外贸易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是经由安南(今越南河内)通往印度,二是经广州由海路通往东南亚、波斯等地,后者又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实力大大削弱,西部吐蕃兴起,与唐朝角逐西域,西北陆路贸易受阻,代之而起的东南海上贸易逐渐兴盛起来。唐代对外贸易的城市有广州、交州、扬州、明州、泉州、潮州、楚州,其中,广州的对外贸易最为发达,当时东南亚各国如林邑、真腊、诃陵、室利佛逝,以至师子、波斯、阿拉伯等西方各国,都到广州进行贸易,“犀象玳瑁珠玑,奇异珍玮”,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唐政府在广州设市舶使以管理对外贸易,监督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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