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政权与中央政权的关系

唐初，在洱海周围地区分布着诸多的氏族部落，南诏原本是其中之一，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地方政权。在西南夷语中“诏”意为“王”。南诏地处蒙舍川（今云南巍山县南部），位于诸诏之南，故称为南诏，又称为蒙舍诏。南诏国主为蒙姓，649年南诏诏主细奴逻建立了大蒙政权。唐初在洱海地区设置羁縻府州时，以南诏之地设沙壹州，以南诏诏主盛逻皮为沙壹州刺史。此后南诏数代诏主接受唐朝封敕的官职，对唐朝朝贡不绝。

8世纪初，吐蕃南面向洱海地区扩张，对唐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造成了威胁。唐朝虽出兵讨伐却成效不大，于是唐朝转而实行扶持当地势力抗御吐蕃的政策，选择了势力较强并一向谨守臣礼的南诏。734年唐玄宗令剑南节都使王昱支持南诏诏主皮逻阁讨伐归降吐蕃的诸部，并赐名皮逻阁为“蒙归义”。在唐朝的支持下，南诏很快就统一了洱海地区的诸诏。738年唐王朝册封南诏诏主皮逻阁为“云南王”、“越国公”。[146]次年，皮逻阁迁居太和城，南诏政权的势力日渐强大，进而兼并了洱海以东爨氏白蛮地区。

南诏政权建立后始终与唐朝保持密切的臣属关系，唐朝的政治、文化对南诏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南诏政权制度为中央集权制，南诏王是最高统治者，自称“元”或“骠信”，官僚机构最高长官为清平官，共置6人，从中推选1人为内算官，“凡有文书，便代南诏判押处置”。武职最高长官为大军将，共设12人，地位略低于清平官。每日清平官、大军将与南诏王共同议军国事。又设外算官2人，由清平官或大军将兼领之，处理王廷日常事务。此外，还有酋望、正酋望、员外酋望、员外等官职。具体的行政机构为“九爽”与“三话”，九爽为幕爽主兵，琮爽主户籍，慈爽主礼，罚爽主刑，劝爽主官人，厥爽主工作，万爽主财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贾。三讬为乞讬主马，禄讬主牛，巨讬主仓廪。又置“都爽”总掌之。诸爽和三话之官均由清平官、酋望、大军将兼任。此外还设有“爽酋”、“弥勒”、“勤齐”掌赋税；“孺司”掌机密。地方制度分为两个系统，一是行政机构，设置府、州、郡、县。二是军事系统，在洱海一带腹心地区设置10赕，腹心以外地区设6节度，2都督府。[147]南诏政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种制度都可以看到唐制的影响，通过这套严密的统辖制度，强化了南诏王对各地区的统治，为南诏国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748年，皮逻阁卒，其子阁罗凤即位，唐册封阁罗凤继袭“云南王”。南诏在兼并东部爨氏白蛮地区以后，为防止南诏势力坐大，唐王朝对其由扶持转向抑制。《唐会要·南诏蛮》记载，阁罗凤时，“与（剑南）节都使鲜于仲通不相得，云南太守张虔陀复私其妻”。张虔陀改任越嶲都督后，间离南诏上层，培植南诏敌对势力，并秘密筹划攻打南诏，虽阁罗凤上表唐廷申诉，但仍“不蒙矜察”。[148]于是，750年阁罗凤派遣大军攻陷姚州都督府（今云南姚安），杀死张虔陀，攻占附近32个羁縻州。751年，唐朝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和安南都护王知进奉朝廷之命征讨南诏，阁罗凤遣使至鲜于仲通军前谢罪，并言：“愿还所虏，得自新，且城姚州。如不听，则归命吐蕃，恐云南非唐有。”[149]仲通怒，囚使者，大军直抵南诏白厓城，阁罗凤率军大败唐军，鲜于仲通军仅以身免。阁罗凤遂北臣吐蕃，吐蕃封阁罗凤为赞普钟（吐蕃谓弟为钟），给金印，号东帝。阁罗凤转投吐蕃并非情愿，曾揭碑国门，明不得已而叛。尝曰：“我上世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150]

754年，唐朝再次对南诏用兵，宰相杨国忠任李宓为剑南节度使率十万大军讨伐南诏。面对强大的唐朝军队，阁罗凤实行坚壁清野的战术，使唐军粮米罄尽，疾病流行，死之七八。当唐军准备撤退之时，南诏军队快速出击发起猛烈的攻击，李宓投江而死，唐军全军覆灭。据《南诏德化碑》记载了这次战争的惨状，“彼弓不暇张，刃不及发，白日晦景，红尘翳天，流血成川，积尸壅水”。[151]其后乘安史之乱，南诏积极向外拓展领地，逐渐控制了滇东北、滇东南和黔西地区。765年，南诏建拓东城（今云南昆明），镇抚滇东和东南地区。[152](www.xing528.com)

779年阁罗凤卒，其子早死，孙异牟寻继王位，迁都阳苴哶城（今云南大理）。自南诏叛唐，虽经常与吐蕃联军寇抄唐边地，但也遭到吐蕃的轻视和欺压。同年，吐蕃改封异牟寻为“日东王”，地位由兄弟之国下降为附属国。而且，“吐蕃责赋重，数悉夺其险，立营候，岁索兵助防，异牟寻稍苦之”。南诏清平官郑回（汉人）劝异牟寻弃吐蕃复归唐，异牟寻纳之，于是派人向唐剑南西川节都使韦皋请求内附。得到唐德宗的允许后，788年，南诏遣使入朝。794年，南诏大破吐蕃于神川，断铁桥溺死吐蕃兵以万计，并俘吐蕃五王，南诏王“遣弟凑罗栋、清平官尹仇宽等二十七人，入献地图、方物，请复号南诏”。795年，唐德宗“册异牟寻为南诏王”，“赐黄金印文曰‘贞元册南诏印’”。异牟寻受唐册印、服备物，曰：“开元天宝中其曾祖及祖皆蒙册袭王，自此五十年，贞元皇帝洗痕录功，复赐爵命，子子孙孙永为唐臣。”此后，岁岁入朝纳贡。[153]

816年，异牟寻孙劝龙晟在位时发生内乱，弄栋节都使王嵯巅杀劝龙晟，立其弟劝利为王，从此南诏大权旁落王嵯巅之手。王嵯巅擅权期间开始出现寇抄唐边地的现象。829年，南诏大举攻唐，王嵯巅率领的军队攻入成都，“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154]自此，南诏再次叛唐。859年，世隆继任南诏王以后，南诏攻掠唐边的战争不断升级，如唐僖宗时噁携等云：“自咸通（860）以来，蛮（南诏）两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征兵运粮，天下疲弊，逾十五年。”[155]战争不仅使唐朝国力疲敝，而且也大量消耗了南诏的人口和实力，双方都走向衰落。877年南诏王世隆卒，子隆舜继位，改变了与唐朝敌对的政策，南诏与唐朝的关系趋于和好。但南诏进入了衰亡时期，政权内乱不止，897年，隆舜被杀，子舜化贞立。902年，清平官郑买嗣杀舜化贞及王族800余口，建立大长和国，南诏亡。[156]

总而言之，隋唐王朝与边疆民族政权的关系是复杂多变的，其中有战争，也有和平。然而，无论在哪种状态下，边疆民族政权与隋唐王朝之间的关系从未割断过，而且受高度发展汉文化的熏陶，这些地方民族政权程度不同地表现出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社会制度或多或少表现出明显的华风。这与隋唐王朝在边疆实行册封朝贡体制的同时，大力推行羁縻府州的统治制度有密切关系。隋唐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经营，对发展和巩固隋唐王朝的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