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帝国国家结构与统治形式

581年北周重臣杨坚取代皇室宇文氏，建立隋王朝，定都长安，分裂了近400年之久的中国重新归于统一。隋朝之疆域，南至今越南中部，西达今新疆、青海，东南至海，北至今蒙古高原北部。

隋文帝在建国之初即着手建立、健全国家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在完成了统一南北的大业后，又进一步调整、统一、完善各种礼仪、制度，开创了中国古代王朝鼎盛时期的国家模式。

（一）中央政治制度

隋文帝时期，中央废除了北周的六官制，确立三省六部制。[1]参考北齐和南朝陈的制度，在中央设立了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及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其中尚书、门下、内史三省及六部源自北魏、北齐，而诸礼仪制度则是继承了南朝梁、陈之制。

三师、三公地位尊贵，但仅是优遇勋臣故旧的荣誉虚职，不置府僚，无具体职掌。

内史、门下、尚书三省是中央最高权力机关。内史省，后改为内书省，是决策机关，长官称内史令，掌军国政令，负责审理尚书省及百司的各种上行文书，同时根据皇帝旨意起草诏令及下行文书。门下省是审议机关，长官旧称侍中，隋初改为纳言，炀帝时又改为侍内，掌侍从左右、摈相威仪、尽规献纳、纠正违阙，同时对于内史省起草的诏令、下行文书进行审核。尚书省是行政机构，属于执行机关，事无不总，掌出纳王命、敷奏万机，同时负责执行经内侍省起草、门下省审议的各种诏令。尚书省长官设尚书令1人，尚书左右仆射各1人，下辖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后改称刑部）、度支（后改称户部）、工部六曹，每曹设尚书1人，每曹下又各辖4司，共24司，每司置侍郎1人或2人，六曹共置36侍郎。六曹24司分掌官吏、礼仪、军事、司法、户籍赋税、工程水利等各项行政事务。三省长官同为宰相（尚书令很少授人，因而以尚书仆射、纳言、内史令为宰相），权力各有专属，相互牵制，共同负责国家中枢政务，有力地加强了中央集权。此外，又有秘书省掌国之典籍图书。内侍省掌宫廷内部事务，并用宦者。二省与三省合称五省。

御史台负责监察。都水台负责水利。

此外，中央还设有11寺负责其他各项专门性的具体事务：国子寺负责教育，将作寺负责营造，太常寺掌陵庙群祀、礼乐仪制等，光禄寺掌膳食、帐幕器物、宫殿门户等，卫尉寺掌禁卫甲兵，宗正寺掌宗室属籍，太仆寺掌车辇、畜产，大理寺掌决正刑狱，鸿胪寺掌蕃客朝会、吉凶吊祭，司农寺掌仓市薪菜、园池果实，太府寺掌金帛府库、营造器物。

隋炀帝时改革官制，存三公废三师，改五省为尚书省、门下省、内史省、秘书省和殿内省（掌诸供奉）。在御史台之外，增谒者台、司隶台，并为三台，共掌监察。从太府寺中分出一部分为少府监，改都水台为都水监，内侍省为长秋监，国子寺为国子监，将作寺为将作监，合称五监。太府寺、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合称九寺。

隋朝为了管理边疆各少数民族和周边的属国，在中央设立了管理其事务的机构，即尚书省礼部所辖的主客司和鸿胪寺。

主客司，“掌诸蕃杂客等事”。[2]长官为侍郎，定员2人。隋炀帝大业年间改主客郎为司蕃郎。

鸿胪寺，“掌蕃室朝会”，文帝初年设置。开皇三年（583）罢鸿胪寺入太常寺，开皇十二年（892）重新恢复鸿胪寺，“统典客、司仪、崇玄三署，各置令。（2人，崇玄令则惟置1人）典客署又有掌客（10人），司仪有掌仪（20人）等员”。[3]隋炀帝时，典客署改为典蕃署，主掌入京朝贡的边疆少数民族和属国使臣的事宜。

隋朝在京师设有中央客馆以安置前来朝贡的四夷藩使，文帝时为鸿胪客馆，炀帝时置四方馆。四方馆内下设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方使者署，掌管边疆民族及外藩属国来使，以及互市事宜。各署之下机构完备，各种官职的分工细致，职掌明确。虽然炀帝时期，四方馆“后罢之，有事则置，名隶鸿胪寺，量事繁简，临时损益”。[4]但也可以反映出在隋王朝的天朝册封体系内，对边疆民族与周边属国的管理有序。

（二）地方政治制度(www.xing528.com)

1.内地州（郡）县制

隋初地方建置依然是州、郡、县三级，三级各分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别，共将全国郡县分为九等，且职官设置依然为府官和州官两个系统。文帝即位时全国有州211、郡508、县1124，从总体上看，地方行政建置过多过滥，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的冗员现象十分严重，地方财政开支过于庞大，国家不堪重负。河南道行台兵部尚书杨尚希上表建言：“自秦并天下，罢侯置守，汉、魏及晋，邦邑屡改。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以众，资费日多，吏卒人倍，租调岁减。清干良才，百分无一，动须数万，如何可觅？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有更张之义，瑟无胶柱之理。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才，敢陈管见，伏听裁处。”[5]杨尚希的建言切中时弊，深得文帝赞赏，开皇三年（583）文帝下令并省前朝州县，对各地行政建置加以调整合并，悉罢诸郡为州，取消郡一级建置，由州直接统县，改地方政府的州、郡、县三级体制为州、县两级体制，州设刺史，县设县令，从而改变了北朝后期“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物”[6]的现象。开皇九年（589）隋灭亡南陈，得州30，全国共设州300。开皇十四年（594）废州县九等分级制，改分上、中、中下、下四等。

炀帝大业三年（607）进一步整顿地方建置，改州为郡，改刺史为太守，同时取消其领兵权，置都尉、副都尉主军事，太守掌民政，实行军民分治。大业五年（609），全国有郡190、县1255。[7]

此外，隋代地方尚有两类机构，一是文帝时仿北周之制，于地方诸州之上置总管府，以总管一州之政而兼督诸州军事，加使持节之号，全国共设有4个大总管：并、益、荆、扬。二是代表朝廷行尚书省事的机构——行台尚书省，全国共设5个：河北道行台尚书省（治并州，今山西太原）、河南道行台尚书省（治洛州，今河南洛阳城东）、西南道行台尚书省（治益州，今四川成都）、山南道行台尚书省（治襄州，今湖北襄樊）、淮南道行台尚书省（治寿春，今安徽寿县），总管其辖内各州县之军政大事，权力很大。炀帝即位后全部废除。

县之下的基层行政组织依然为乡里之制，100家为1里，5里为1乡，分别设里长、乡正主管。

隋代以前，地方最高长官拥有很大的权力，不仅掌握着地方的兵、刑、钱、谷诸政，而且还可以自任属官，极易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集权构成隐患。隋朝统治者鉴于前朝教训，首先将地方官吏的任免权收归中央，“大小之官，悉由吏部”。[8]将开科取士与州郡举人结合起来，州县不得自僻佐吏，凡九品以上地方官吏皆由吏部任免，并且由吏部每年考核一次。其次，对地方官的权力加以限制，死罪案件地方长官没有最高处决权，移送大理寺核复。规定地方最高长官尽量以外地人担任，任职期限为3年，佐官为4年。为了保证中央的赋税收入，实行“大索貌阅”政策，按年龄和容貌查对户口，加强地方户籍管理，从而抑制了地方豪强的势力，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统辖。

2.边疆羁縻统治制度

隋朝的边疆民族，北方和西北方有突厥；东北方有奚、契丹、室韦、靺鞨、百济、高丽等；南方有蛮、僚、俚等族。

隋朝管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地方机构，一是建置羁縻郡县，二是设立管理民族事务的机构，对边疆少数民族因俗而治。

在西北部边疆民族地区，设有伊吾郡、鄯善郡、且末郡等。伊吾郡，治伊吾（今新疆哈密），设伊吾司马一人管理该郡事务。鄯善郡，治鄯善城（即古楼兰城，今新疆若羌），破吐谷浑后所置。且末郡，治古且末城（今新疆且末）。此外，隋朝还置西域校尉，以应接西域各少数民族对隋王朝之朝贡，同时该官职也是隋王朝为准备统一西域而专门设置。[9]

在东北部边疆民族地区，在营州（今辽宁朝阳）一带，以内附的少数民族部落设置羁縻州县。辽西郡，以内附的靺鞨人突地稽为金紫光禄大夫、辽西太守，以其所领八部数千靺鞨人置辽西、怀远、泸河三羁縻县统辖之。[10]玄州，[11]以内附的契丹人建置。

在南部边疆民族地区，设有珠崖郡、儋耳郡、临振郡、宁越郡、合浦郡、永熙郡、高凉郡、南海郡、苍梧郡、郁林郡、龙川郡、义安郡、建安郡等。诸郡之下各统数目不等的县。郡守（州刺史）和县令多以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充任，如隋初裴矩奉诏巡抚岭南，“所绥集者二十余州，又承制署其渠帅为刺令、县令”。令狐熙任桂州总管掌领17州诸军事期间，隋廷“许以便宜从事，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补授”。[12]开皇九年（589），隋灭陈，统一岭南地区。隋册封当地冼夫人为谯国夫人，“开谯国夫人幕府，置长史以下官属，给印章，听发部落六州兵马，若有机急，便宜行事”。开皇末年，何稠奉令平复桂州俚帅李光仕叛乱后，“承制署首领为州县官而还，众皆悦服”。[13]隋政府以少数民族中的豪酋大姓充任郡守县令，体现了隋朝绥抚少数民族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