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郡县文化区-中国地方史纲

魏晋南北朝时期郡县文化区，先后处于三国鼎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对峙的状态中，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各民族出现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融合，并出现以中原汉文化为主流的文化交融局面。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文化在学术、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建树，文化重心区也由北向南转移。同时，佛教在中原地区的广泛传播，对中原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三国西晋时期文化区

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击败刘璋，占领益州地区。此时，曹操已基本统一北方，孙吴稳立江东，三国鼎立的局面基本形成，这使中原、西南、东南三个地区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随着经济的逐渐回升，文化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该时期的文化重心区在北方黄河流域，吴国其次，蜀国最为落后。各国的文化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西晋统一之后，社会生产得到一定的恢复，局势趋于安定，文化也因此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呈现出“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的繁荣景象。西晋文化发达地区的格局基本上延续了三国时期的分布状况。这一时期文化重心区仍在北方黄河流域；南方以吴、会、丹阳地区较为发达；而巴蜀地区的文化则呈衰落趋势。

1.中原文化区

从三国时期开始，降及整个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学术文化出现了一个显著特征，即“学在家族”。哪个地区的世家大族比较集中，哪个地区的文化就比较发达。中原地区士族最集中的地方即是文化较发达的地区，尽管世族所在的地区屡遭战祸，也仍能继续维持文化发达区的地位。[340]魏晋的文化重心区在关中平原、南阳盆地和司豫兖青徐地区。士人主要集中于这些地区。

曹魏时期，河东地区的文化有了显著的发展。东汉末年，建安十年（205），河东太守杜畿大力推行教育，“又开学宫，亲自执经教授，郡中化之”。杜畿重用河东大儒乐详“使教后进，于是河东学业大兴”。[341]曹魏一代，河东人物颇盛，聚集了很多天下名士。在河东的影响下，弘农、太原、河西一带的文化也有一定的进步。

西晋时期，士家大族较为集中的豫兖青徐司雍一带文化比较发达，这里经济较为繁荣，同时有悠久的人文传统，洛阳为都畿之地，汇集了大批的官僚、士族与学生，颖川、汝南素有多士之称，兖州士人而曼、阮孚、郗鉴、阮放、刘绥、胡毋辅之、卞壶、蔡谟有“兖州八伯”[342]之美誉。青徐二州的士人也较多，时人称之为“青徐儒雅”。河东大儒裴秀，被誉为“后进领袖”、“儒林丈人”；郭璞，“诗赋为中兴之冠”，“注释《尔雅》，别为《音义》、《图谱》。又注《三苍》、《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及《楚辞》、《子虚》、《上林赋》数十万言，皆传于世”。[343]

在魏晋时期，此前文化一直落后于豫兖青徐地区的河北文化区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曹魏政权曾在河北地区兴修水利及屯田，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曹魏时期以建安七子为首的大批士人，对河北地区的文化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344]并州太原一带的学术文化也逐渐繁荣起来，太原郡的人才与书籍相当兴盛。王氏、孙氏、温氏都是当地的知名士族。上党郡崔游、续咸都是当时的名儒。[345]

（1）玄学

“有晋中兴，玄风独振”，[346]玄学的崛起可以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独特的文化现象。玄学又称为“清谈”，清谈是对玄学的阐述和表达方式。玄学与两汉经学迥然不同，经学旨在构建社会的伦理纲常，而玄学则着眼于探求理想的人格。玄学从宇宙论转向本体论，不仅提高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思辨能力，而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与美学产生了内在的联系，成为魏晋美学的灵魂。魏晋时期兴起的清新自然的美学观念及山水诗、田园诗和山水画的流行，都与玄学有着内在的联系。

北方地区是玄学的中心，曹魏时期玄学的代表人物为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何晏著有《道德论》、《无名论》、《无为论》等，他认为天地万物，以“无为”为本，这种“贵无”理论是何晏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王弼著有《周易注》、《老子注》等，是正始玄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无”是宇宙万物的本体，“万物皆由道而生”；提出了“本末”、“体用”、“一多”、“动静”等一整套哲学概念，建立了比前代更为系统的“以无为本”的本体论。魏晋之际的“竹林七贤”指谯国嵇康、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内向秀、沛国刘伶、陈留阮咸、畤邪王戎。七人常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纵酒谈玄，后人因此称其为“竹林七贤”。在哲学上他们主要探讨有无、本末、动静、名教与自然等问题，而最高命题就是对于个体人生意义的思考。西晋时期代表人物是向秀和郭象。他们发展了王、何的“贵无”哲学，认为“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特别着重于否定客观规律、否定万物变化中物质条件的作用。

玄学的出现，使北方地区获得了一种新的文化力量，玄学不断地向周围地区传播，西晋时，吴地也接受了玄学与清谈之风。

（2）文学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在该时期，中国文学有了重要的发展。三国时期，魏国是当时的文学中心，建安文学继承了汉代乐府诗的现实主义传统，抒发了文人在社会大动乱背景下的情怀与感受，在风格上具有一种慷慨悲凉之美，在文学史上开创了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的传统。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曹操、曹植父子与“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场、刘桢）。曹操创作的乐府诗风格古朴自然，慷慨豪迈，代表作有《短歌行》、《观沧海》等。曹植是建安文学最为杰出的代表，有“建安之杰”之称，代表作有《白马篇》、《洛神赋》等，他的诗“骨气奇高，辞彩华茂，情兼雅怨，体备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347]

“建安七子”的诗作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荡不安，表达了他们建功立业的壮志雄心。王粲的《七哀诗》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是建安七子的代表作。此外，建安时期的女诗人蔡琰（字文姬）也是当时很有影响的诗人。蔡琰曾流落到南匈奴，嫁匈奴左贤王，后被曹操赎回中原。其代表作《悲愤诗》，痛诉了自己在汉末军阀混战中的悲惨遭遇，是传诵至今的名作。

魏正始年间玄学风气日盛，文学表现出超现实的、浪漫主义的特色，产生了一种迥异于建安文学的新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阮籍、嵇康，阮籍代表作《咏怀》82首，充满了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感慨和叹息。嵇康代表作《赠兄秀才入军》18首表达了诗人纵情自然、追求恬淡生活的理想。后人称其为“正始诗风”。

随着文学的繁荣，魏晋时期出现了一批文学评论著作，曹丕著《典论》是已知最早的一部文学评论著作，但书已佚，唯一完整保存下来一篇《论文》，涉及了文学批评中几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开风气的作用。

（3）佛教与道教

魏国流行的佛教系属小乘禅学系统，其重要经典有《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法镜经》、《六度集经》等，代表高僧是安世高、安玄、南阳韩林、颖川皮业、会稽陈慧等。

西晋时，佛教更加兴盛，尤其是与玄学相通的般若学发展迅速，产生了“格义佛教”，并形成了佛教流派“六家七宗”。所谓格义佛教，就是以老庄思想为媒介，用折衷老庄的思想来解释佛典。洛阳是北方佛教中心，这里聚集了许多西域僧侣，其中著名的有竺法护和竺叔兰。西晋时建寺180所，度僧3700人，翻译的佛教经典多不胜数。

从曹魏开始，道教逐渐分化为上层神仙道教和下层民间道教两个层次。曹丕称帝后，采取尊奉儒教、压制道教的政策，下诏禁止一切不合儒家礼教的民间祭祀。魏明帝青龙元年（233）再次下诏“诏诸郡国山川不在祠典者勿祠”。[348]西晋初，统治者延续了曹魏禁止民间道教“淫祀”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道教的发展，但民间的道教活动并没有因此而绝迹，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中，还能看到民间的巫师参与政事。该时期的五斗米道在教义上并没有取得太大的发展，而且组织涣散，科律废弛，十分混乱。

2.东南文化区

东汉末年，吴地文化已获得较大发展，到魏晋时已表现出与中原文化抗衡的局面。陆云曾说：“吴国初祚，雄俊尤盛，今日虽衰，未皆下华夏也。”[349]西晋后期，北方因战乱而出现人口大规模南迁的浪潮，“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350]到东晋时，东南地区已成为全国的文化重心区。

（1）学术

东汉末年由于北方战乱，大批北方士人的南下使吴地人才济济，仅《三国志·吴志》列传人物中的流寓士人就多达28位，他们多在孙吴政权中身居高位。陆机曾感叹“江东盖多士矣”。左思亦称赞江东“冠盖如阴”。孙吴时期文化重心在吴郡与会稽北部地区，吴郡“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351]孙吴定都建业后，不仅汇集了众多士族官僚，而且很多北方上层流寓士人落户丹阳，如豫章徐整、丹阳唐固皆是当时的大儒。

晋灭吴后，吴地的世族势力继续保持下来，如吴郡顾氏、陆氏，会稽虞氏、贺氏等，这使当地的学术文化保持着相对发达的状态。晋时吴地人才辈出，学术繁荣，“会稽杨彦明、谢行言皆服膺儒教，足为公望；贺生沈潜，青云之士；陶恭兄弟才干虽少，实事极佳，凡此诸人，皆南金也”。[352]《晋书》中收录的西晋士人书籍，丹阳、会稽、吴郡分别达41种、31种、24种，均在全国居于前列。[353]

（2）文学

西晋时期，文坛流行“太康体”诗。“太康”（280～289）为西晋武帝司马炎的年号，“太康体”就是指流行于这一时期的一种诗体。其诗特色在于比较注重形式的华美整饬，讲究辞藻华美和对偶工整，“缛旨星稠，繁文绮合”，[354]追求一种雍容华贵之美。

代表人物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陆机（261～303）和陆云兄弟二人，合称“二陆”。陆机的代表作有《君子行》、《长安有狭邪行》、《赴洛道中作》等，流传下来有104首诗。此外，陆机的《文赋》是一部用赋体来评论文学的开创之作，在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是第一篇系统的论述文学创作问题的著作。

（3）科技

东南地区天文学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吴人热衷于天文学的研究，早在东汉灵帝时，会稽东部都尉刘洪发明了《乾象历》。《乾象历》是一种较为精确的历法，确立了很多历法概念及历算方法，是中国古代历法体系最终形成的标志。三国时只有吴国一直采用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历法。[355]三国两晋时，王蕃以依据《乾象历》造仪像，著有《浑天象说》；太常姚信著有《昕天论》；会稽虞耸、虞昺著有《穹天论》。

（4）佛教

三国时期，由于北方长年战乱，大批僧侣南下，佛教在南方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同时由于南方海上交通发达，佛教经海路由林邑（今越南中南部）、扶南（今柬埔寨）传到广州、交州。东吴佛教系属大乘般若学系统，理论上与玄学相似，其重要经典有《道行般若经》、《首楞严经》、《维摩诘经》、《大明度无极经》等，代表高僧为支娄迦谶、支亮、支谦等。

3.西南文化区

魏晋时期，随着大批士人迁入蜀地，蜀地的文化呈发展趋势。但到西晋时期，蜀地文化却出现衰落现象。同时，五斗米道在巴蜀地区产生并发展。

（1）学术

东汉末年，大量关中与荆州的流民迁入蜀地，其中有不少士人。刘备入蜀，又带去了一大批士人。在《蜀士》列传士人中，土著有16人，客籍却达40人之多。在大量士人入蜀的基础上，蜀汉政权兴办太学与地方官学，蜀地文化呈现出发展态势。蜀地学者秦宓声称蜀地“五尺童子皆学”。广汉人王商曰：“今之益部，士美民丰。”[356]魏国钟会赞叹“巴蜀文武之士多矣”。蜀地文化以巴西郡（今四川绵阳）最为繁荣，蜀汉政权很多重要文职与学官都由巴西士人担任。巴西士人所著书籍可考者13部，占当时巴蜀出书总数的一半以上。此外，巴郡西部垫江、江州一带，文化也较为发达。[357]

到西晋时，蜀地的文化呈现出衰落趋势。在《晋书》列传人物中，巴蜀籍士人共有9人，蜀郡占4人。《三临辟雍碑》所收录的太学学籍人员中，巴蜀地区只有广汉郡1人。引起这种文化衰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连年征战，至使巴蜀经济残破，士人大批流散，导致了文化的衰落。另外蜀地没有高门世族，也影响了当地学术文化的发展。[358]

（2）文学

魏晋时期蜀地文学的代表性作品是蜀汉丞相诸葛亮的《出师表》和蜀汉郎官李密的《陈情表》。《出师表》文中有骈有散，有情有理，情真意切，为传世名篇。《陈情表》是李密为奉养祖母，不能奉西晋之召到朝中任官的上表，此文情辞恳切，感人肺腑，其中“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成为流传千古的佳句。(www.xing528.com)

（3）五斗米道

五斗米道源于巴蜀汉中的“米巫”，是在下层民众中流行的原始宗教，汉末，其首领张修发动起义，后来为地方军阀张鲁所杀，五斗米道的领导由此落入张鲁手中，五斗米道的教义也由此发生变化，开始趋向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一致。后来张鲁投降曹操，大批教众被迁到北方，五斗米道由此传到北方，并开始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在统治阶级上层传播，另一部分在下层民众中传播。

（二）东晋、十六国与南北朝时期文化区

1.北方文化区

西晋末年北方爆发“八王之乱”，自汉魏以来入居北方郡县地区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民族先后建立了自己的政权。439年北魏统一了北方，与南方王朝对峙近170年。在十六国与北朝统治期间，北方地区文化一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特征；另一方由于佛教的兴盛，表现出较浓重的佛教文化色彩。

（1）文学

十六国和北朝的文学，在散文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十六国时期，前凉的张骏和西凉的李高提倡文学，直到北魏初年，凉州都一直是北方文学比较繁荣的地区。北魏孝文帝大力提倡汉化，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北朝渐渐出现了一些文人如郑道昭、袁翻、祖莹、常景等。郦道元的《水经注》、北平（今河北定州市）人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人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是北朝时期散文的代表作。北朝后期，文学进入比较繁荣的阶段，东魏和北齐的首都邺城是北方文化的中心。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十分兴盛，在北方的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与南方诗歌的精致清绮相比，北方民歌显得质朴大气，刚劲豪放。北朝民歌主要收录于《乐府诗集》的“梁鼓角横吹曲”及“杂曲歌辞”中，共70首左右。与南方民歌相比，北朝民歌在内容上显得更加丰富多彩，其中最为脍炙人口当数《木兰辞》和《敕勒歌》。

（2）艺术

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的书法艺术也有一定的发展。北朝的书法作品以碑文为代表，各种石刻达数千种之多。北朝碑文多用楷书和隶书，风格接近汉隶，与南方书法有所不同，后人把北朝碑刻统称为“魏碑”。北方士族崔氏、卢氏中工于书法的人颇多，并世代相袭，是北方的书法世家。时有“魏初重崔卢之书”[359]之说。

十六国和北朝时期，“胡乐”流行于北方。前秦末年，龟兹乐传入中原，到北魏末年，风行中原，是西域音乐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种。北齐时，后主高纬对龟兹乐尤其青睐，“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盛。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360]龟兹乐的流行达到鼎盛时期。

又有西凉乐，“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361]西凉乐，北朝时称为“洛阳旧乐”，到隋唐时才正式称其为西凉乐。它既有秦汉旧乐的技巧，又糅合了西北少数民族音乐的声调，其乐器中既有中原传统的钟、磬，又有西来的箜篌、琵琶、筚篥等。

此外，北魏灭北燕，得高丽乐，通西域，又得疏勒乐、安国乐。西魏、北周时，高昌乐、康国乐也传入内地。周武帝时，龟兹人苏祗婆传入七调的乐律。

（3）佛教和道教

十六国时期，胡族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割据混战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后赵王石勒、石虎崇佛，龟兹高僧佛图澄广宣佛法，门徒近万，后赵境内有佛寺近900座。佛图澄的门人竺法雅和中山（今河北省定县）人康法朗都提倡格义佛教，竺法雅的弟子昙习继承了格义佛教，在华北有很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北方地区出现了很多高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道安和鸠摩罗什。道安为佛图澄的弟子，是中国佛教基础的奠基人。道安得到秦王苻坚的信任，有门人数千人。他在注释佛经、编纂经录、制定仪轨等方面有巨大的贡献。

后秦王姚兴时期华北又出现了佛教兴盛的局面。这一时期很多西域高僧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其中龟兹高僧鸠摩罗什，后秦“待以国师之礼，仍使入西明合及逍遥园，译出众经”。鸠摩罗什译经不仅重词义，而且重音韵，使译经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鸠摩罗什的译经工作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推动中国佛教从移植期进入了发展期。

北朝佛教的发展更为迅猛。北魏孝文帝太和元年（477）时，境内有寺庙6478所，僧尼7.2万余人。至东魏、北齐时，竟发展到寺庙3万余所，僧尼200余万人。随着佛教的兴盛，石窟寺艺术在十六国北朝时期达到鼎盛，我国北方几个最大的石窟群，如敦煌石窟、云岗石窟、麦积山石窟、龙门石窟、天龙山石窟等，均开凿于这一时期。其中云岗石窟昙曜五窟的大佛、龙门石窟古阳洞的佛龛群，代表了北魏时期的雕刻水平和风貌。

十六国和北朝时期，道教在北方的上层统治阶级中间和下层百姓中间都很流行，但各自崇信道教的目的不同。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既信佛也信道，置仙人博士，修建仙坊，煮炼丹药，乐此不疲。太武帝拓跋焘则专崇道教，压抑佛教，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灭佛运动。然而，北方汉人常利用道教，作为聚众起兵反对胡人统治的思想武器。

南北朝时，五斗米道发展成为“新天师道”，并形成南北两派。北天师道的代表人物是寇谦之（365～448），他改革了五斗米道的组织和教义，使五斗米道发展成为统治阶级乐于接受的宗教，并成为维护国家统治的工具。北齐时，道观遍布各地，“黄服之徒，数过于正户”。[362]天保六年（555）齐文宣帝下令取缔道教，令道士落发为沙门。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下令取缔佛道，道士同沙门一同还俗。到大象元年（579），北周始恢复佛道两教。

2.南方文化区

晋室南迁后，大量汉族士人从北方迁到南方，这使中国的文化重心随之从北方转移到南方，而且这种文化上的优势自东晋一直持续到南朝。在此期间南方地区在思想、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创造了显著的成就。同时，佛教和道教在南方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1）玄学

晋室南迁后，建康成为当时的玄学中心。东晋初年，玄学对佛教的影响越来越大，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佛玄合流的般若学思潮。当时的名士若不懂一点般若学，便会有失名士风度，高僧如不能说理谈玄，也有失高僧身分。高僧与名士、佛学与玄学紧密结合，大大促进了佛教在东晋的传播。

（2）文学

东晋时期文学领域受玄学影响，“理过其词，淡乎寡味”[363]的“玄言诗”开始盛行。直到晋末宋初陶渊明的出现，才扭转了这种文学颓势，给诗坛带来了一股清新气息。陶渊明擅长创作田园诗，代表作《桃花源诗》描绘了如诗如画的田园生活，表达了不甘流俗的情怀。宋齐以来，开始出现描写景物风光的山水诗，始创于谢灵运，成熟于谢朓，在诗歌中引入平、上、去、入四声，被后人称为永明体，这是中国诗歌走向格律化的开端，也是古体诗过渡到近体诗的桥梁。陈梁时期，宫体诗比较流行。代表诗人有梁帝萧纲、萧绎、陈后主陈叔宝，以及侍从文人等。从体裁上讲，五言诗体最为盛行，南朝齐梁间的文学评论家钟嵘著《诗品》，专以汉魏六朝的五言诗为品评对象。

南方的乐府民歌主要有吴声、西曲两大类。吴声主要流行于建康（今南京）一带，西曲则流行于荆、郢、樊、邓地区，两者大多出自于商贩、船户等贫民阶层，内容主要以恋歌为主。两者多为五言四句，短小清新，富于想象。

东晋南朝时期，随着宗教的流行和神不灭论思想的传播，记述怪异传闻和文人轶事的志怪小说也逐渐兴盛起来。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数干宝的《搜神记》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3.艺术

绘画艺术在东晋南朝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人物画和山水画，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南齐谢赫著的《古画品录》，共收画家27人，其中最为知名的当数“六朝三杰”顾恺之、陆探微和张僧繇。由于佛教的流行与发展，东晋很多画家同时也是杰出的雕塑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戴逵、戴顒父子，他们首创夹苧造像，精通大型佛像的比例关系。戴逵雕造的无量寿佛木像，高丈六，费时3年。

东晋南朝时期，书法名家辈出，王羲之（321～379）被后人尊为“书圣”，他的字秀美灵动、丰神逸韵，一改汉魏以来淳厚质朴的新风格。王献之被后人称为“小圣”。受“二王”书法的影响，[364]南帖宜于行书和草书，书法婉丽风流，多用圆笔，长于使转。南帖与北碑成为南北朝时书法的南北两大派。

南方的音乐形式，有江南传统的“吴声”（建业附近的辞曲）、“西曲”（长江中游一带的辞曲），又有在晋室南迁之后，以北方的相和歌和江南的“吴声”、“西曲”相结合形成“清商乐”，以“清商乐”的影响最大。

4.佛教与道教

南朝时期，佛教在江南已经根基稳固，社会各个阶层趋之若鹜，全国广修佛寺，僧尼数量倍增。东晋时，建康和会稽成为佛教的两个中心，汉译佛典《般若经》和《维摩经》在南方十分流行。东晋中期形成了以襄阳为中心的道安教团，后期又形成以庐山为活动中心的慧远教团，这两个著名的教团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安与弟子慧远等400余人在襄阳宣传佛法，后来道安为前秦苻坚所得，进入长安传教。慧远与弟子数十人在庐山东林寺传法，因其提倡的净土信仰简约朴实，弟子甚众，声名日盛。元兴元年（402）慧远与百余名僧俗弟子在庐山建斋立社，史称“白莲社”。慧远穷其毕生精力倡导的净土宗因白莲社之故，又称为莲宗，是我国佛教的重要宗派之一。

刘宋朝译经活动达到了高峰，译经共计465部，717卷，其中重要经典有《华严经》、《大般泥洹经》、《胜鬘经》和《楞伽经》等。梁、陈时又出现了一位经史上的大师，即外来的僧人真谛，他共译经49部、142卷，并自作义疏19部、134卷。南朝各代帝王大多笃信佛教，梁武帝萧衍曾4次舍身入寺，修建了大批佛寺，亲自主持讲经；陈武帝陈霸先也曾舍身庄严寺。

由于南北方思想和社会环境的差异，南方和北方的佛教宗派、僧侣和信徒都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大体上讲南方偏重义理，重视对理论的辨析和理解，北方则注重禅修，喜欢在山间水畔开窟造像，禅思自律。

魏晋时，五斗米道在南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尤其是在三吴及沿海地区，同样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流行于民间以孙恩、卢循为代表；一部分则向上层发展以葛洪（283～363）为代表。南北朝时，五斗米道发展成为“新天师道”，并形成南北两大宗派，南天师道的代表人物有二，一是陆修静，其代表作为《道藏》；二是陶弘景，其代表作为《真诰》、《真灵位世图》。新天师道的创立，标志着道教已经形成比较完备的体系。

综上所述，在魏晋南北朝动荡的400年中，外来文化与中原文化、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儒学与玄学、佛教与道教激烈地碰撞交流，在魏晋南北朝开放的文化氛围中，呈现出一种多元文化竞相发展的景观。魏晋南北朝文化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