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的国家结构与统治形式

265年，司马炎用曹魏代汉的办法，夺取曹魏政权称帝，建国号晋，定都洛阳，建元泰始，史称“西晋”。西晋统治者大封同姓诸侯王，促使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彼此举兵相向，酿成“八王之乱”（291～306），大大减弱了西晋政权的实力。北方少数民族乘机相继建立政权。建兴四年（316），匈奴贵族刘渊建立的“汉”政权灭亡了西晋王朝。次年，西晋宗室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重新建立了偏安一隅的晋政权，史称东晋，改元建武。元熙二年（420），东晋大将刘裕取代晋恭帝，东晋政权亡。

西晋之疆域范围，与三国全疆相当。东晋之疆域大约有今浙、闽、赣、湘、粤、桂、川、贵8省及苏、皖、鄂3省之南部、云之东北部，并越南东北部之地。[176]

两晋的国家结构与统治形式上承曹魏，且有创新，为以后王朝所承袭。

（一）中央政治制度

晋中央统治机构为八公、三省制度。

八公，是在曹魏的三公之外，又增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马、大将军，合称“八公”，多以诸王和世家大族任之。除了司徒有对州郡中正的选任权以及掌管州郡中正品评士人品第之权外，其他诸公几乎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力，所谓“特假以名号，不必尽知国政”，[177]但诸公皆可开府置署。

尚书省，由曹魏尚书台发展而来，权力甚重，“夫总齐机衡，允厘六职，朝政之本也”。[178]尚书令位高权重，总率百官。下设各曹，不同时期数目不一，或六曹，或五曹，[179]各曹设尚书，分管户籍、财政、外交、军事、司法、宫廷生活等，诸尚书之下又分掌34小曹，以郎中为长官。

中书省，亦为承曹魏之制，设中书令、中书监各1人，铨管诏命，参与军国大政的决策，逐渐取代尚书令，成为真正的宰相。

门下省，由曹魏侍中寺发展而来，最高长官为侍中，“东晋以后，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与之议政事”。[180]侍中权力日益膨胀，备位宰辅，专掌机要，还负有审查尚书省文案的权力，地位较尚书令、中书令更为重要。其下设有给事黄门侍郎，掌门下众事；散骑常侍，掌规谏；给事中，侍从左右，顾问应对；谏议大夫，掌谏让。

三省之下尚有九卿之设，九卿虽各有具体职掌，但职无常守，只是遵从皇命、执行政令而已。晋朝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基本上取代了两汉时的三公九卿，成为中央最高权力机构。

（二）地方政治制度

1.内地

（1）州郡县制度

西晋太康元年（280），晋武帝灭吴，统一全国，在原三国州郡建置之上，进行合并改置，将全国共分为 19 州：司隶、兖、豫、徐、青、荆、扬、交、广、益、梁、凉、并、幽、冀、雍、秦、宁、平。西晋初年，19州共领郡国 173个，县、邑、侯国、公国 1232个。[181]西晋末年全国共有21州。东晋政权偏安一隅，所辖扬、荆、江、宁、交、广、徐、豫8州，领郡80余。

州，分两类，国都所在的州，设司隶校尉管辖。一般诸州，长官皆为刺史。郡，亦分两类，京师所在地之长官称尹（西晋河南尹，东晋丹阳尹），一般诸郡长官称太守。县之长官大县称县令，小县称县长。刺史、太守、县令皆为6年一任。

两晋时期地方军民两政趋于制度化，在州郡之上设置都督区，西晋有8个都督区，东晋有9个都督区。[182]重要州的刺史不仅可以持节，也可以加督。[183]太康年间，晋武帝重新规定都督、刺史各理军事、民政，不再兼任。然而至惠帝末年，二者又转而合一，只是有些州单设刺史，不设都督。都督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变成高踞州之上的地方长官，逐渐发展成为独霸一方的割据政权。[184]

县下乡里组织，500户以上置1乡，3000户以上置2乡，5000户以上置3乡，万户以上置4乡，乡置啬夫。(www.xing528.com)

（2）分封王国制度

司马炎效仿古代分封制，封宗室子弟27人为王，并恢复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之制，相继分封500余国，所封户数几乎占全国户口的半数。以郡封王国者，长官称内史，掌太守之任；以县封诸侯国者，长官称相，掌县令（长）之任，皆具有专土领民之权；诸王国皆不置相仆。但当时封国面积大者不过1郡，领户多者不过2万，加上宗王不就国，不掌握地方财政，封国租调所入，宗王仅食1/3，财力也不雄厚。但晋武帝时，令宗王离京就国，并增加封国的户邑，允许封国置军，且以诸王出任都督，掌军政大权，专横跋扈，在地方坐大，对皇权造成极大威胁。于是，晋统治者又实行以亲制疏的政策，增加皇子王国的封邑，令皇子出任都督，以分宗王都督之权势。[185]此时，诸王国不仅可自置官吏，设置军队，具有相对独立的政权、军权与财权。而且出任都督势力较大的皇子王国往往一国领数郡，如成都王国领蜀郡、广汉、犍为、汶山4郡，从而造成尾大不掉之势，严重地削弱了中央集权。宗室王集团与皇子王集团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以致酿成“八王之乱”，导致西晋王朝的灭亡。

（3）侨置州郡制度

西晋永嘉之乱，北方陷入十六国混战状态，中原地区人民纷纷迁离旧土，大批南渡。东晋政权在北来之民聚居的地区设置侨州、侨郡、侨县进行管理。据统计共有10侨州（司、雍、秦、兖、徐、冀、青、幽、并、豫）和 62侨郡。有学者对东晋侨州郡县与总州郡县的比例做出统计，[186]在晋安帝义熙十四年（418），侨州数与总州数比为9∶23（39%）；侨郡数与总郡数比为93∶252（37%）；侨县数与总县数比为 321∶1236（26%）。

这些侨州郡县在设置之初只是虚幻的政区体系，以侨人集团为基础，侨州郡县的长官多为侨流人民所推举的领袖人物，可以世袭，并不是朝廷经过正常选举途径派遣的流官。因此，侨州郡县长官所统辖的只是侨民。侨民户籍称为“白籍”（当地人为“黄籍”），政府对他们实行赋役减免政策。由于侨置州郡的名称往往依北方旧名，出现了同名侨置郡县见于数州的现象。如沈约所言：“自戎狄内侮，有晋东迁，中土遗氓，播徙江外，……百郡千城，流寓比室，……莫不各树邦邑，思复旧井，……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昨属荆，豫，今隶司，兖，朝为零，桂之士，夕为庐，九之民，去来纷扰，无暂止息。”[187]

东晋时期，州郡县隶属关系表现为州、郡、县与侨州、侨郡、侨县混合在一起。关系如下：[188]

东晋中期开始实行土断政策，对侨置州郡进行合并废省，依界土断，取消侨民“白籍”，与当地人户籍划一，编入当地郡县内。但由于北方流民不断迁入，政府为安置他们，需要重新设置新的侨置州郡。侨置州郡一直处于废置无常的状态，伴随南北割据始终。

东晋时期还出现了双头州郡，即两州同一刺史，且两州同治一地；两郡同一太守，且两郡同治一地。[189]如巴西、梓潼二郡，治涪县（今四川绵阳）；晋孝武帝太元年间毛璩任谯、梁二郡内史。甚至还曾有三头郡的现象，如晋孝武年间毛穆任襄阳、义成、河南三郡太守。此种特殊的行政建置，是由于土地荒芜，民户寡少，或者是土地陷于敌手而未省并政区，于是合二郡为一太守，二州为一刺史。总体看，双头郡的建置较多，而双头州则较少。[190]

两晋，地方州一级的监察事宜由刺史负责，包括其辖境内的诸侯王国，具体监察事宜由刺史的属官部从事协助。郡一级的监察则由郡太守自行任命的督邮负责。县一级的监察官为廷掾。从中央到地方形成多重监察和多级监察的网络体系。然而，此时世家大族从上到下在各个领域把持国家朝政，监察官员的监察职责未能切实有效的执行。

2.边疆地区

西晋时期，前期以中央政府列曹尚书中的客曹“主护驾羌胡朝贺事”。[191]后裁撤客曹，设大鸿胪卿负责处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

地方管理边疆民族事务的机构主要有如下官署：

在东北设护东夷校尉府，治襄平（今辽宁辽阳），长官护东夷校尉一般由平州刺史来兼任，管理夫余、高句丽、挹娄等各族事务。护乌桓校尉府，治幽州（今北京），护乌桓校尉常以幽州刺史兼任，管理北方（包括东北西部）民族事务。在西晋王朝的有效管辖下，东北边疆地区“历世未附者二十余国，并遣使朝献。于是远夷宾服，四境无虞，频岁丰稔，士马强盛”。[192]

在西北设护羌校尉、西戎校尉、护匈奴、羌、戎中郎将管辖羌、匈奴各族。设戊己校尉驻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西域长史府驻海头（今新疆罗布泊西北楼兰遗址），共同负责西域各国的监护、屯田和军事，及传达中央政府的各项政令等。西域各地与中央政府保持密切的臣属关系，晋政府经常派特使巡视西域各国。各国或遣子弟入侍洛阳，或献汗血马，或贡方物，西晋政府对其授予官爵、印绶，给以丰厚的赏赐，如鄯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王都被封为“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193]

在南部，设有南蛮校尉，治襄阳（今湖北襄樊市）；西夷校尉，治汶山（今四川茂汶北）；南夷校尉，治宁州（今云南曲靖），是西晋统治南中少数民族的军政机构。[194]诸蛮夷校尉持节，统兵镇南中，主要负责管理辖区内58部蛮夷的军事、行政等各项事务，诸如领兵平叛、劝课农桑、宽刑省赋、内附臣属等皆归其管。还设有平越中郎将，治广州（今广东省广州市），多由广州刺史持节兼领，负责管理岭南越人。西晋中央政府为笼络各个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委任少数民族首领为该地区行政长官，封其为王、侯、将军等，代表中央政府管理当地少数民族。

东晋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岭南和西南的僚，岭南的俚，及云南的爨蛮。中央机构中的祠部尚书负责管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大鸿胪卿有事则置，无事则省。在地方设宁蛮府，治襄阳，长官宁蛮校尉由雍州刺史兼领，开府置佐，一如诸州。改南夷校尉为镇蛮校尉，还设有镇蛮护军，负责管理以西阳蛮为中心的东部蛮人。[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