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汉人政权更替与民族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汉人大规模向南方发展的时期。自匈奴刘渊起兵建国，长安、洛阳相继失守，晋室南移，司马睿称帝建康，北方世家大族纷纷移居江南。此后，相继4个汉人王朝皆都于建康，于北朝对峙近170年。在此期间，尤其是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大批北方汉人陆续南迁，继而又有大批淮南、江北之众南渡长江，扩大了汉人的分布地域，促进了南方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对南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南方汉族政权与王朝的建立

1.三国的蜀、吴及东晋政权

221年，刘备在蜀称帝，国号汉，都成都，史称蜀。223年刘备死，子刘禅立，诸葛亮辅政，遣使与吴修好。同时向西南发展，征服了川康边界和云贵高原的蛮族，遂据有今四川、西康东南部、云南、贵州、陕西南部和甘肃南隅。诸葛亮死后，蜀国力量渐衰，宦官专权，朝政不修，难以对魏国构成大的威胁，双方实力差距进一步增加。263年，魏军三路伐蜀，钟会统大军入汉中，蜀将姜维坚守剑阁进行抵御。另一路魏军在邓艾统率下取道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山路，突袭入蜀，很快兵临成都。后主奉表出降，蜀亡。

229年，孙权称帝，国号吴，都建业（南京）。吴凭借长江险要，向南方努力扩充势力，其领地据有今长江中下游各省区和福建、两广，并远及越南北部。孙吴建国之初，在政治上对避乱南渡的北方士人尚有相当的依赖，以后则越来越多地倚重江南大族，特别是吴郡的顾、陆、朱、张四姓。孙吴政权为照顾大族利益，允许他们占有一定数量不承担官府赋役的“私属”佃客，称为“复客”。孙吴将领多世家大族，拥有私兵，称为“部曲”，父子兄弟自相传授，形成世袭领兵制。夷陵之战后吴国与蜀一直修好，主要精力用于对付“山越”和抗衡曹魏。孙吴与曹魏时战时和，双方主要争夺战场均在河南，特别是在蜀相诸葛亮去逝后，曹魏西线压力减轻，更加强了对吴国的进攻。吴神凤元年（252），孙权卒。吴国统治集团内部争斗频繁，国势渐衰。泰始五年（269），晋武帝命羊祜出镇襄阳，策划攻吴，王浚在蜀地筹建水军。咸宁五年（279）晋发兵五路南征吴国，王浚率水军自长江顺流而下。泰康元年（280），王浚攻入建业，末帝孙皓出降，吴亡。

八王之乱以后，北方陷于战乱之中，307年司马睿携王导渡江至建康。317年，司马睿依靠北方和江南大族建立东晋王朝。太兴元年（318）称帝，是为晋元帝。东晋政权以北方大族为基干，琅邪王氏掌握着军政大权，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语。东晋政权是建立在多种矛盾之上的，如南迁的北方士族之间、南北士族之间、士族与人民之间、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尤以后者为最。

东晋王朝初期北方大族刁协、刘隗等与王氏间的矛盾斗争尖锐，并爆发了“王敦之乱”。[68]成帝时，外戚庾亮代王导执政，祖约、苏峻又举兵反叛。穆帝时，桓温实力超过王氏，穆帝死后，桓温欲谋篡东晋，因谢安、王坦之两大族协力支持司马氏王朝才未能得逞。安帝时，地方军事首领王恭首起变乱，殷仲堪、桓玄、杨佺期等继起，割据长江中游，东晋王朝的政令只能行施于东方诸郡。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愈演愈烈之时，爆发了以孙恩为首的农民大起义。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将军刘裕的实力日益扩大，终于在420年篡夺了东晋政权。

2.南朝政权

南朝（420～589）包括先后建立的四个王朝：宋（420～479）、齐（479～502）、梁（502～557）、陈（557～589）。它们都建都于建康（今江苏南京），统治着南中国。南朝汉族政权与北中国的鲜卑族或鲜卑化的北朝政权，包括北魏、北齐和北周政权相对峙。

宋（420～479），[69]开国者刘裕，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后流寓晋陵丹徒（今江苏丹徒）。刘裕起身于北府将领，后任扬州刺史、录尚书事，掌握了东晋的军政大权。420年，刘裕废东晋恭帝司马德文，自立为帝，国号宋，是为宋武帝。

刘裕执政期间，政治上集权于中央，主要依靠于北府兵将领和刘氏宗室参与中央朝政。诸如荆州、扬州及南徐州等政治经济中心与军事重镇，皆由宗室近戚出任。经济上，下令禁止士族豪强隐藏户口，增加政府赋税收入和徭役对象。此外，还采取严惩贪官污吏，招抚流亡农民从事生产等措施。

武帝之后，文帝刘义隆即位，改元元嘉，继续实行刘裕的政策，社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据史载，元嘉年间（424～453），“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70]史称“元嘉之治”。

正当刘宋国力逐渐发展之时，北魏于439年统一了北方，并不断向南进攻。450年，刘宋与北魏在滑台（今河南滑台）大战，宋军大败，魏军乘胜南下，渡过淮河，在江淮地区烧杀掠夺，“所过郡县，赤地无余”。[71]经过此次浩劫，刘宋国力大为削弱。476年，宋将薛安都以彭城降魏，与魏军联合击败宋军，宋失掉淮北四州及淮西之地。至此，北强南弱局面开始出现。

宋文帝以后，朝廷陷入骨肉相残、君臣猜忌的一片混乱之中。刘宋朝廷政治日益腐败，“征赋有增于往，天府尤贫于昔”，“小民嗷嗷，无乐生之色”。[72]各地不断爆发农民起义，在统治集团力量日益削弱的情况下，统帅禁军的中领军将军萧道成夺取了刘宋政权，登位称帝，改国号齐，史称南齐。

齐（479～502），开国者萧道成，原籍兰陵郡兰陵县（今山东峄县西北）人。东晋初，其祖南迁后，侨居于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萧道成出身“布衣素族”，道成父萧承之因军功累官至南泰山太守、右军将军，道成也以军功累官至南兖州刺史，其后以中领军将军掌握了刘宋的军政大权。

萧齐政权建立初期，一面下令减除宋末年的苛捐杂税，收买人心；一面扩大赋役征收范围，为此萧道成设置了校籍官，严令整顿户口，经检出的伪冒户籍，称为“却籍”，要被罚远戍。但在却籍过程中，由于贪官污吏作弊，反而导致更多的农民逃亡，485年爆发了唐寓之起义。唐寓之率众攻下钱塘后称帝，国号吴，江南一带却籍户纷纷响应，众至3万余人。起义后来虽被镇压，但南齐政权不得不对却籍户让步，停止检籍，允许戍边的却籍户返回原籍，并恢复以前的籍注，使许多诈入士流的却籍户获得了免役的权利。

南齐皇室内部同样不断爆发争权夺利的争斗，8年之内竟换了5个皇帝。由于大批宗室被杀，齐王朝统治实力削弱，地方集团势力乘机而起。501年，镇守襄阳的雍州刺史萧衍举兵攻入建康，第二年称帝，改国号为梁。

梁（502～557），开国者萧衍是齐武帝的族弟。502年4月，萧衍在建康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梁，是为梁武帝。武帝一面启用寒士典掌机要，一面广泛罗致世家旧族，作为政权的支持力量。他对皇族、官僚一味纵容，对百姓则行苛政严刑。趁北魏衰弱，梁武帝曾大举北伐，又欲立北魏宗室为傀儡皇帝，但都毫无结果。

在武帝的大力提倡下，梁朝佛教盛行，佛寺尼庵多达660多所，僧尼10余万人，僧收信徒，尼收养女，都不入户纳税，南方人口几乎隐没一半，负担全部转嫁在劳动人民身上。(www.xing528.com)

梁武帝晚年接纳北朝东魏的降将侯景（鲜卑化的羯人）。侯景不久叛梁，548年兵围建康城，次年城破，纵兵杀掠，建康毁于兵火，梁武帝被软禁，老病饿死。于是，侯景操纵梁帝的废立，551年强迫梁帝禅位于己，国号汉。梁武帝七子萧绎时任荆州刺史，出兵击败侯景，552年，乘胜进军建康，侯景东逃，为部下原梁将所杀。侯景之乱是南朝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残暴的侯景在江南地区烧杀抢掠，繁华的建康城被烧掠一空，富庶的三吴地区也遭到惨重的破坏。

萧衍诸子孙为了称帝，分别以北朝政权为后盾，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南朝在长江下游以北的土地，尽为东魏所有。汉中及长江中游以北的土地，尽为西魏所有，北强南弱的局面最后形成。经过侯景之乱，南方的士族门阀受到毁灭性打击，557年，陈霸先自立为帝，国号陈。

陈（557～589），陈朝的建立者陈霸先，原籍颍川，其祖先在永嘉时南渡，居于吴兴（今浙江长兴），家世寒微。初仕为乡间里司，后至建康。从新喻侯萧映至广州，以镇压广州农民起义有功，累官至西江都护、高要郡（今广东高要）太守。侯景之乱爆发后，霸先在岭南起兵讨伐侯景，在破建康、灭侯景的战役中，霸先之功居多。其后，陈霸先又夺回北齐占领的江南之地。于557年登基称帝，国号陈，是为陈武帝。

陈是南朝最后一个政权，统辖区主要在长江以南，在南朝诸政权中疆域最小。文帝和宣帝时期，政治情况较梁末有所改善，较注意发展生产，整顿户籍，行“土断”，[73]江南经济逐渐得到了恢复。

573年，陈将吴明彻乘北齐大乱之机北伐，一度占有淮、泗之地。北周灭北齐后，吴明彻再次北伐，兵败被俘，陈军主力覆灭，南朝力量更弱。

583年，后主陈叔宝继位，不理政务，荒淫奢侈，大肆搜刮民财，“税江税市，征取百端”；[74]农户苦不堪言，“百姓流离，僵尸蔽野。货贿公行，帑藏损耗，神怒民怨，众叛亲离”。[75]此时隋王朝已在北中国建立其统治，589年隋军大举南下，攻入建康，俘后主，陈朝亡。

南朝自426年刘裕代晋建宋，至589年陈为隋所灭，历时170年。

（二）南方州郡各族的分布与民族融合

1.北方汉人的南徙及分布

从永嘉之乱以后，北方人口大规模向南方迁移，“洛京倾复，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76]此后北方汉族南迁浪潮持续了很长时间，对于南徙汉人的分布状况，葛剑雄认为：“移民迁入地可分为东西二区：东区包括长江下游及淮河流域，以接受黄河流域下游及今河北及河南东部的移民为主。西区包括长江流域上游及汉水流域，以接受今甘肃、陕西、山西及河南西部移民为主。”[77]据谭其骧统计，截至刘宋初年，南渡人口已达90万，占当时南方人口总数的1/6。[78]唐人张籍在《永嘉行》中说：“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

东晋和南朝侨置郡县以安置这些移民，即原为某州县迁来的移民仍以原州县之名管理之。若按今省区计算，这些侨民户口的分布大体如下：江苏最多，有26万；山东约21万；安徽约17万；四川约10万；湖北约6万；陕西约5万；河南约3万；江西、湖南各1万余。[79]应该指出的是，上述侨寓人口统计数字只是指政府的编户齐民而言，世家大族庄园下北来的佃客、部曲不包括在内，他们的人数也相当的多。据谭其骧统计，《南史》列传中（不计宗室、后妃、孝义等传）有人物728，北方籍者506人，南方籍者222人。这说明北方移民已在南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南方州郡地区少数民族的分布

三国时期，江南和岭南各族被称为“山越”，应是秦汉以来“百越”的后裔与南方土著融合后形成的。“越民依阻山险而居”，[80]生活在东及于海，西达湘水，北抵长江，南到交州（今广东、广西和海南岛的大部分地方）的广大地区。孙吴政权通过发兵征讨和招抚两种手段对其进行了长达30余年的经略。东安太守全琮招诱降附山越，“数年中，得万余人”。[81]丹阳太守诸葛恪屡伐山越得数万，“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82]迫使山越由山地进入平原，沦为国家的兵卒或豪门的部曲，[83]加速了南方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客观上促进了山越与汉族人民的交往和融合。

东晋南朝时期，南方境内的少数民族，通称为“蛮”，主要有蛮、僚、俚等几支，人口当在百万以上。如前所叙，这一时期有近100万的汉族人口南下，郡县地区不断扩展。尽管如此，对于东晋和南朝的统治者来说仍然感到人力缺乏，众多的南方少数民族人民成为其获取劳动力的重要来源。汉族统治者们釆取引诱南方各少数民族人口归降，采取敕封其首领和武力征讨等多种手段来获取这部分人口资源。

南朝时，在南豫州、司州、荆州、郢州、雍州、湘州、江州、益州共8州都有蛮人分布。《魏书·蛮传》记载：“在江淮之间，依托险阻，部落滋蔓，布于数州，东连寿春（今安徽寿县），西通上洛，北接汝颖（今安徽阜阳），往往有焉。”刘宋元嘉年间，沈庆之伐蛮，“前后所获蛮，并移京邑，以为营户”。[84]梁朝时，“遣将围广陵，楚城诸蛮，并为前驱”。[85]这些蛮人无论是编为营户还是成为私属、奴婢，基本上都未能返回故乡。被迁至平原、河谷地区的蛮人，与南迁的汉人杂居、接触和交流，使之逐渐汉化。南朝政府徙蛮的目的，主观上是想把蛮人从其世代聚居之地迁至汉人占多数的或是易于控制的地区，开发实边，以削弱蛮人的势力，巩固政权统治。这在客观上却促进了民族融合和社会生产的发展。至隋朝，蛮族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已与汉人融为一体。

两晋时期，益州有僚10余万落。[86]僚人分布在闭塞的山区，“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87]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漾水》云：成汉“李寿之时，獠自牂牁北入，所在诸郡，布满山谷”。梁李膺《益州记》也谈到：“李寿从牂牁引獠入蜀境，自象山北，尽为獠居。”南北朝后期，僚人几乎遍及今陕南、四川。如北魏曾经“立隆城镇（今四川阆中），所绾獠二十万户，彼谓北獠，岁输租布，又与外人交通贸易”。[88]僚人进入汉区后与汉人杂居，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变化，渐与汉人无别，大都成为国家编户。至隋时其“富室者颇参夏人为婚，衣服居处言语，殆与华不别”。[89]这部分僚人也大都融合于汉族之中。

广州、越州分布众多的俚人部落。早在东汉时期，已开始在俚人分布地区设置郡县，如《后汉书·南蛮传》记载：“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南朝时期，“广州诸山并俚、僚，种类繁炽”。[90]汉人地方官常将俚人掠卖到内地，《梁书·王僧儒传》载，南海太守两大财源之一便是“高凉生口”，即掠卖俚人为奴。尽管分布在州郡之内的俚人已经接触到汉人文化，但俚人仍保持着浓郁的民族特色。可见民族间的自然融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综上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汉族的政治中心南移，南方民族迁徙的主流是大量的汉族迁居到少数民族地区，造成了相当大范围的地区出现了各民族间的错居杂处，与汉人杂居的少数民族，转由州郡管辖，成为向地方政府服役、纳赋的编户齐民。各族加强了接触和联系，不仅有了共同的地域，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习俗方面日益增多了共同性，逐步地促进了他们之间的互相融合。在整个融合的过程中，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是少量的，少数民族汉化则是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