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西南经济繁荣，发现丰富陶瓷和明器

秦汉时期，居住在我国西南地区，包括今四川西南部，云南、贵州两省以及广西西部广大地区的诸少数民族，统称为“西南夷”。

《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这些是以农耕定居生活为主要经济形式的部族。此外又有以畜牧业为基本生产方式的部族，其社会形态较为原始，“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徒，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与内地的经济联系逐渐加强。

（一）农业

西南地区有的地方农业开发的比较早，农产丰饶，经济的发展水平接近内地。如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209]其地“河土平敞”，“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人俗豪忲，居官者皆富及累世”。[210]滇池地区稻作农业有悠久的发展历史。犍为汉安（今四川内江），是“土地虽迫，山水特美好，宜蚕桑，有盐井、鱼池以百数，家家有焉，一郡丰沃”[211]的地区。永昌哀牢人所居之地，“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212]从滇墓出土的青铜制农具来看，当时这一地区的农业尚处于锄耕农业阶段，直到西汉晚期，这里才出现了铁制的凹口锄和镰刀等农具。

在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加强之后，西南夷地区农业又有新的发展。《后汉书·西南夷传》载，王莽时“以广汉文齐为（益州）太守，造起陂池，开通溉灌，垦田二千余顷”。使滇池地区的水稻生产有所进步，《华阳国志·南中志》“朱提郡”条下说：“先有梓潼文齐，初为属国，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亦为立祠。”朱提，即今云南昭通。东汉水利灌溉技术在云贵地区得到推广，出现了牛耕，水稻种植技术也有所提高，[213]从而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有的地区粮产丰富，以致“米一斗八钱”。[214]

西南夷多数部族“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215]山川气候条件限制了农业的发展，汶山郡“土地刚卤，不宜五谷，惟种麦，而多冰寒”。[216]总的说来，其农耕经济普遍处于较为原始、落后的水平。即使在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生产形式与内地比较仍有一定的差距。

（二）畜牧业

西南夷的畜牧业比较兴盛，有些部族“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食肉衣皮，不见盐谷”。[217]如白马氏活动的地区虽“土地险阻”，然而亦“出名马、牛、羊”。冉駹夷活动的地区“土地刚卤，不生谷粟菽麻”，“而宜畜牧，有牦牛”，“出名马，有灵羊”。[218]西汉蜀郡西南部、东汉蜀郡属国有地名称“牦牛”（地在今四川汉源南），当是以出产物命名地方。

司马相如、韩说“初开”西南夷，即“得牛马羊属三十万”。[219]《汉书·昭帝纪》：始元四年（前83）冬，“遣大鸿胪田广明击益州，斩首捕虏三万余人，获畜产五万余头”。可见该地区牲畜之多，牧业之盛。滇池地区有“金银畜产之富”，在滇墓出土的青铜器上常见反映放牧牲畜的情景图像，其中牛的形象最为突出，可能是被滇人视为财富的标志。从有关文物资料看，滇人男子放牧、女子耕耘。当地出产的良马是西南夷向中原王朝进纳的贡物。[220](www.xing528.com)

后来诸葛亮平定南中，以其作为北伐的后方基地，“军资所出，国以富饶”。[221]所谓“军资”，据《华阳国志·南中志》的记载，“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以给军国之用”，包括牛、马等畜产。《三国志·蜀志·李恢传》还记述，西南夷复叛，李恢往讨，平定之后，“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征用的物资中也以牛、马为先。西南夷畜产之富，于此亦可想见。

（三）手工业

秦汉以前，西南地区的手工业已有相当的基础，秦汉时期由于西南与中原关系日益密切，中原对西南地区手工业制品需求也随之扩大，加之中原较先进的生产技术的传入，西南地区的手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矿冶业。西南地区矿产丰富，据《后汉书·郡国志》和《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汉代西南有矿10余处，出产金、银、铜、铁、锡、铅和宝石，为冶铸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汉代西南地区设置郡县以后，冶铁和制造铁器的技术也传入了西南夷地区。近年贵州地区曾出土西汉末年至东汉时期的铁器308件，比出土的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铁器多近两倍，反映了这一时期西南地区冶铁业的发展。[222]

陶瓷制造业。数十年来，在云南、贵州和川西南地区，发现了不少被称为“梁堆”的东汉墓葬，出土了大量模仿建筑、畜禽、生活用品和人物的陶制明器，以及盆、罐、碗、壶等形制的陶瓷生活用品。如发现于大理的一座东汉纪年墓中，出土陶瓷器34件，其中两件为青釉青瓷罐，其余陶器，有陶制的井、灯、池塘、干栏式房屋模型及马、牛、狗、鸡、鸭等动物模型，还有各种陶制生活用品和人俑。特别是其中的陶俑，面部特征刻画细致，生动传情。[223]由此可见西南地区陶瓷制造业水平还是相当高的。

纺织业。在汉朝设置均线以前，西南夷中部的居民已会以棉麻为原料进行纺织。自西汉中期起，中原纺织技术传入，这一地区的纺织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华阳国志·南中志》记永昌郡有“蚕桑、锦绢、釆帛、文绣”，“有梧桐木，其华柔如丝，民续以为布，幅广五尺以还，洁白不受污，俗名曰桐华布”，又“有兰干细布……织成文如绫锦”。《后汉书·西南夷传》记永昌郡太守郑纯与哀牢夷相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将衣服作为赋物，可见其纺织技术的发达。

（四）商业贸易

西南地区商业活动随着道路交通的开发修筑日益活跃起来，元光五年（前130）汉武帝派唐蒙率卒开始修“南夷道”，经僰道（治今四川宜宾），南广（治今四川筠连西南），到平夷（今贵州毕节），与牂牁江（今贵州西部珠江上游的北盘江）水路相接，从而与番禺（今广州）相通。后又开“博南道”，亦称“身毒道”，从邛都（今四川西昌）至不韦（今云南保山），此道向北延伸与“南夷道”汇合于今云南大理处，“南夷道”北边一段又与秦五尺道（从僰道向南进入今贵州北部）重合，由此进入关中地区。在交通状况改善[224]以后，西南夷与其他地区的商贸往来更加频繁。云贵地区产珍禽，如滇池的鹦鹉，孔雀等，是秦汉达官贵人们喜爱之物。中原的纺织品和铜镜等物也不断地输入西南地区。[225]西南地区与巴蜀及岭南地区很早就存在着贸易、文化往来，“博南道”开通后，不仅加强了西南与巴蜀的商贸往来，而且加强了汉王朝与东南亚、南亚等地的联系。东汉时期又开通了交州道，[226]从西南地区到今越南河内的水陆两道全线开通，促进了西南地区商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