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史纲：独尊儒术与共同文化心理的形成

秦统一诸国后，以秦国原有文字为标准字，取消了各国与之不同的文字。秦始皇先后两次规定以秦国小篆为标准（官方文书）文字，隶书作为日用文字。这不仅对我国文字发展是一次重大的改革，而且对推行法令、传播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对以后文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范文澜先生说：“‘汉时学僮十七已上始试……书或不正，辄举劾之’。这说明自秦汉起用以表达语言的字体全国完全一致，更不用说语法结构上的一致了。”[12]格·叶菲莫夫先生在阐述统一文字对形成民族共同语言的作用时说：“词汇和文法结构的共同性排斥了那种把方言当作个别语言的看法。地域方言从属于中国民族语言的时限，归根到底这些方言在民族语言中的溶合，都将以中国最终的经济与政治这两者的结合为转移，这一理论是一切语言所共同的。”[13]文字的统一是共同文化发展的前提。秦汉王朝不仅扩大了战国时期的疆域，而且增加了境内的人口，新融入的人口既有诸夏国人，也有原夷狄人，民族数量也明显增加。由于不同地区的人们在语言发音上有所不同，书面语言显得尤为重要。使用统一的文字，使各地人们在语法和词汇上取得一致，虽然各地口语的发音有些不同，却不妨碍彼此的交流。统一的汉字成为汉族思想、文化的载体，交流、传承思想和文化的工具，加强了汉民族内部的凝聚力。

秦汉时期一些有影响力的著作对汉族文化的发展也起着重大的作用。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春秋战国时期丰富的典籍存世已很少了。汉初，人们不断从秦火的灰烬中找到一些断简残篇，加上民间的一些收藏，各个学术流派又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汉武帝以前，诸子百家之说风靡一时。在汉武帝时，儒生董仲舒建议：“《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14]他釆用阴阳五行学说的思想，提出王权神授的理论，用儒家的纲常名教来维护统治，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关系。汉代的一切文化思想，都要依据这个思想标准来衡量，决定其生死。这就迎合了汉政府在政治上统一的需要，并对此起到了巩固的作用。此后，儒家学说从一般的学说中超升出来而被尊为“经”。儒家学说得到倡导后，获得广泛地传播，在设立“五经博士”以后，又设立了太学和郡学。太学和郡学成为了全国的大小文化中心，儒家的统治地位逐渐被巩固下来。以后，儒家文化不但逐步成为汉王朝乃至历代王朝治国的政治思想基础，而且内化为汉族社会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成为汉族共同文化心理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称谓上，先秦时期我国主体民族称为夏、华或华夏，同时又以朝代命名之，而春秋战国时又有周人、晋人、燕人、秦人等等的称呼，但以夏总称之，故为“诸夏”。统一于秦朝后，一般说来称为“秦人”，西域各国就有称华夏民族为“秦人”的习惯。汉建立后，汉这个名称就被广泛使用了，王朝强大的时候，对外交往中，其他民族称汉朝的军队为“汉军”，汉朝的使者为“汉使”，慢慢地“汉人”逐渐被称呼开来。在汉以后的朝代，这个族称则愈来愈固定和普遍地使用了。汉族的族称，虽源于汉朝，但一经形成就有了稳定性，以后就与朝代无关了。(www.xing528.com)

综上所述，华夏民族的大一统与汉民族形成，二者密不可分，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前提，后者是前者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