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族的发展与孕育-中国地方史纲

战国时期是华夏族的发展时期，也是汉民族的孕育时期。这一时期，诸侯国间的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大国之间彼此争战不已，同时不断吞并邻近的诸夏小国和夷狄小国、部落。在大国实力迅速增强的同时，彼此间的文化面貌日益趋同。春秋时期被视为戎狄的西方强国——秦国和被视为蛮夷的南方强国——楚国（吴越已并入楚），到战国中后期已经逐步融入了华夏族。秦、齐、楚、燕、魏、赵、韩七大国形成毗连之势。这样就成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新格局，基本改变了春秋以前华夷错居的状况。

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空前加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各国兴修的大型水利工程，秦国的郑国渠、秦国的都江堰、吴国的邗沟、魏国的鸿沟等等，都带动了受益地区的经济繁荣，促进并加强了各地区的经济联系。战国时期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贸易的繁荣，出现了“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2]各国商贾往来于诸市进行贸易，中原的市场可以看到北方的马、犬，南方的羽翮、齿革、曾青、丹干，东方的织物、鱼、盐，西方的皮革文旄。[3]北方与南方、中原与边地，各国与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加强，从而推动了各国与各地区华夏化进程。

战国时期各国文化交流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人才流动的随意性，齐人可以去魏，魏人可以入秦，燕人可以南下，楚人可以北上。秦国就招揽了卫国的商鞅、魏国的范雎、韩国的韩非、楚国的李斯等。孔孟两位圣人都是在这一时期周游了列国。齐国建的稷下学宫，让当时的才学之士可以自由的讲学，促进了各国的文化交流与融会。当时的学术氛围呈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兵家、名家、农家、杂家、纵横家、小说家、阴阳家各有一套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理论，他们往来不绝，辩难扬义，这既是对华夏传统的创新，又是对三代以来优秀文化的继承，翻开了华夏文化新的一页。(www.xing528.com)

战国时期各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推行郡县制，加强了地域性的观念。四方民族入居郡县地区，即变为郡县内的华夏人。郡县地区为华夏之地，郡县外地区为四海夷狄之地（华夏外的地区）。华夏族间的民族认同感加强，至战国晚期各诸侯国人形成了荀子所说的“四海之内若一家”[4]的心理素质。黄帝成为了各诸侯国统治者共同的始祖。张博泉先生认为：“华夏非源于一族，国亦非一族所建，共同的华夏就要影响到共同的民族心理状态的产生，其入居中原为华夏、为中国的各民族，都要找出一个同源的祖先来，这只能说明各族间共同心理状态的加强和民族意识的转化。”[5]

秦灭六国，秦始皇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在王朝的直辖地区实行郡县之制，而且在郡县地区“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6]吕思勉先生在《中国民族演进史》一书中说：“我以为‘中庸’里边‘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十二个字，是最表现得出我们民族形成的情形的。”虽然秦朝统一六国后仅存十几年，但是其后建立的汉王朝，继承了秦朝的大一统国家制度，西汉与东汉前后共存续了400余年，郡县内的原诸侯国人和夷狄国人混而为一，以华夏族为主体进入了一个新的民族发展阶段。